异质文化交融下的敦煌舞蹈文化基础研究.docx

异质文化交融下的敦煌舞蹈文化基础研究 韩 晶（西北民族大学 舞蹈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摘要】敦煌舞作为中国古典舞体系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支，充满多元民族文化元素相互共生的文化特色，一直都是其享誉世界的主要因素之一。敦煌舞蹈的形成，是历史上不同民族文化跨空间、跨时间交流的结果，多民族的异质文化的深度交融是其生命和艺术精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动力。借助于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多元民族异质文化的深度交融，敦煌舞蹈才得以不断的发展、创新和传承。【关键词】异质文化；名族文化；敦煌舞蹈作为一个比较晚才出现的专有名词，“敦煌舞”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文献上是没有任何记录的。但是随着敦煌壁画考古事业的不断推进，敦煌壁画上那些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被发现了，吸引了众多舞蹈艺术家的关注，为相关学者和舞蹈学家门在研究我国古典舞的起源，探究其历史渊源，文化基因，甚至现代舞蹈的创新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灵感。虽然现代社会对敦煌舞蹈的认识已经很深入，人们对敦煌舞蹈的艺术审美有极大的提高，也深深被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所感染。但是，人们对敦煌舞蹈的文化基因，对其历史基础都没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正是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文化要素的融合交流的框架下来分析促进敦煌舞蹈形成、发展和创新的那些已经暗含在敦煌舞的文化历史长河里的文化要素，通过分析这些文化本体，揭示敦煌舞所蕴含的悠久的、民族的、世界的文化魅力。一、敦煌舞蹈文化的日常生活基础多元民族的多样生活踪迹没有日常生活的积淀，文化就无从谈起，也会丧失其生命价值。敦煌舞蹈的诞生、发展和创新，离不开深厚的日常生活。敦煌地理位置特殊，地处河西走廊的西段部分，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生活。根据历史记载，最早在敦煌进行生产活动的是三苗人。三苗人后裔中的羌族、戎族继续在敦煌地区生活，都以狩猎和农耕为主。但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他们所使用的青铜器和铜器就慢慢多了起来。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向更广的地方诸如甘肃、陕西、青海，甚至黄河流域扩展。历史资料显示，生活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羌族的文明程度已经接近中原的关中地区，他们所制作的彩陶、斧头、刀具、毛布等，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随着他们向着河西走廊的西段迁移，对敦煌舞形成所需要的日常生活基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在漫长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当时的人们对敦煌壁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创作灵感。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族群种类不断增多，比如月氏、乌孙、匈奴等，但当这些少数民族族群的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土地、领地、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发生战争的次数越来越多。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遣霍去病打败了匈奴，从此汉朝的版图就包括了今天的河西地区，这样，作为四郡之一的敦煌，在政治权力统一的框架内很方便地进行着与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国外文化的交流。随着国内外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增强，敦煌舞蹈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汉代之后，敦煌地区的族群的数量就更多了，先后有柔然、鲜卑、退浑（吐浑、吐谷浑、阿柴）、粟特（昭武九姓）、吐蕃、嗢末、苏毗（孙波）等族群在敦煌地区生活过。这些不同的族群为敦煌地区的多元灿烂的文化发展样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敦煌舞蹈就是在吸收不同民族文化的文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公元840年之后，回纥、南山、仲云、鞑靼、党项、蒙古及黄头回纥等民族跃马挥鞭于敦煌地区。这些不同的民族共生与敦煌地区，既有利益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作用下友好共处的和谐关系，从而构筑了以多元民族和谐共生的民族关系。这些不同民族，操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同一的土地上进行着多边的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艺术的多个面向的交流，从而为敦煌壁画的创作提供了深厚和全面的文化基础。二、敦煌舞蹈文化的多个面向异质文化的相互交融从历史资料来看，跨地区、跨国家的来自www.lW5u.Com异质文化的深度交融发展一直都是敦煌地区文化存在的基本特征，这也是敦煌舞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在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量的佛教经书、刺绣、法器、社会文书等跨越4-11世纪的宝贵文物。在这些发现的文化物品中，汉文的文物是最多的，其次是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其他古代民族文字的文书，这就说明历史上敦煌地区的多元民族文化交流极具盛况的。这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敦煌地区表达过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这种多元民族文化的交融现象在敦煌舞蹈文化的多个面向得以深刻的呈现。（一）希腊和印度文化融合下的敦煌舞蹈犍陀罗艺术敦煌壁画的创作艺术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佛像的塑造的犍陀罗艺术的使用。犍陀罗，即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其主要族群有月氏人、柔然人、哒哒人，这些不同族群的人把其民族文化带入到敦煌地区，所以就有了犍陀罗艺术在敦煌地区的生根发芽。犍陀罗艺术的特点是把佛人性化和人物化，把佛置入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这样佛就不像其他宗教那样以菩提树和佛塔呈现。但是希腊和印度艺术风格在犍陀罗艺术里得到体现，可以说是二者的融合体。犍陀罗艺术在敦煌壁画的体现是这样的：佛像脸部呈椭圆形，眼睛深凹，高鼻梁，头发作波浪形，有发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形体健壮，身材粗短，姿态有力，犹如武士。随着后来佛教向东传播速度的加快，犍陀罗艺术促进了中原佛教文化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从东到西，佛教石窟都具有犍陀罗艺术的特征，比如克孜尔石窟、吐峪沟石窟、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中，都带有深刻的犍陀罗艺术的表现特点。（二）波斯文化影响下的敦煌舞蹈中的纹饰和乐器文化在世界民族体系中，波斯族群是一个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族群，他们的版图层级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在最强盛的时候，波斯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在萨珊王朝，这个时期也是丝绸之路开通的时候，中原与波斯之间的商贸活动很频繁，从而带动了文化与艺术的双向交流。敦煌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中原文化和外国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区，所以波斯文化在敦煌壁画里留下浓重的一笔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根据对敦煌壁画中的图像的构图变化进行分析，并且结合敦煌壁画中联珠纹的判断，发现波斯联珠纹与敦煌壁画有某种比较悠久的历史关系。敦煌壁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就受到了波斯文化的影响，这些壁画的联珠纹呈尖状扇形纹样，与萨珊波斯的塔基布斯坦的库斯鲁二世浮雕狩猎图中的装饰极为相似。（三）景教文化影响下的敦煌舞蹈及其赞美诗的印记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对敦煌舞蹈的文化基础的夯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公元431年，“由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Nestorian）的主张与罗马教廷相左，故被以弗所（Ephesos）判为异端。从那以后，景教就离开罗马教廷，远走他乡，来到了中亚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大概在7世纪左右，景教就传到了东方，从塔什库尔干传到了长安”，在这个过程中，敦煌地区是景教进入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敦煌发掘的经卷来看，大约在7、8世纪左右，景教就已经在敦煌地区比较来自www.L流行了。这个时候也恰好是唐朝经济繁荣的时代，唐朝和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比较频繁。敦煌地位作为中央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键之地，融合了外国文化比如景教的生根发芽。今天看到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可以发现景教的赞美诗的艺术特点有所体现，表达了景教广吸沿途各个民族的文化信息，对那些美好的事物和信念进行了高度的赞美，所以我们看到敦煌舞蹈的舞姿有时候是飘逸、清爽和逸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刻内涵。三、中印佛教文化的交融印度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敦煌乐舞印度佛教在1000多年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当它传到中国的时候，其佛教文化的汉化特征就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所以在敦煌的乐舞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创作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都吸收了印度佛教的大量文化因素。在印度教的民间信仰、宗教仪式等都影响到了敦煌乐舞的艺术塑造。所以，敦煌乐舞很好地吸收了印度佛教的乐舞文化，在神祇、肢体造型有很多的文化吸收特征，其以生动的舞姿和祭神的表达方式深深地吸收了广大人们的心声。（一）印度佛教乐舞和敦煌乐舞的渊源关系印度佛教乐舞和敦煌乐舞的关系是非常悠久的，交融的程度也很高，可以说敦煌莫高窟是印度佛教和乐舞在东方极具生命力的最好例证。在敦煌乐舞表现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佛教的业报、化身、五戒、轮回等天人感应的思想和理念在敦煌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在敦煌地区的佛教徒中，印度佛教的神祇也受到深度的膜拜。所以，在敦煌乐舞壁画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造型和姿态都和印度佛教的乐舞有着很强的关系，“神人一体”的艺术表现非常明显。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敦煌乐舞除了受到印度佛教乐舞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多元文化的综合影响。所以，敦煌乐舞吸收了印度佛教的乐舞的文化基因，还吸收和整合了敦煌地区、民族的文化，从而使得敦煌舞蹈集成了多元文化要素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所以，有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才使得敦煌乐舞具有强大的历史生命和深厚的艺术表现力。（二）敦煌乐舞中“虚实相生”的艺术创作佛教文化中的“虚”是基于佛经的艺术构思，其具有很多夸张、虚构的艺术成分，它描述的对象是佛经中的极乐世界，而极乐世界是与现实中的各种苦难、生老病死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实”是艺术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是对实际生活的表现和叙述。所以，敦煌乐舞“虚实相生”的艺术创作理念，就很好的集成了佛经极乐世界的虚叙述和现实生活中的实叙述，是理念和实际的相结合，表达了人们对自由思想和现世的共同兼顾。（三）敦煌乐舞集成了真实性和写意性敦煌乐舞的真实性，是其舞姿的表演者、舞姿含义、舞姿表演、乐器伴奏等等，都是来源于生活的实际的，诉说的也是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典故和实例。虽然敦煌乐舞有很多是对佛教经典的故事叙述，但是从美学的审美变化来看，其反映的还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美的价值判断的演变，反映了民族迁移、政治变迁等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客观性存在。而敦煌乐舞的写意性，就是中国绘画中的艺术表现方式的一种体现，它是运用形体、色彩、线条等表现性语言来进行视觉传到和形象的塑造。艺术家通过写意性的艺术创作方法的使用，敦煌乐舞所表达的意境、美学价值都得到了表达，所以它更能表现深邃的艺术境界，并且给人们带来宽广的艺术想象的拓展空间，是现实生活和佛教极乐世界的双重体验。（三）敦煌乐舞融汇了多元文化要素从敦煌壁画的早期作品来看，敦煌舞蹈的舞姿和舞蹈服饰都具有了印度的文化风韵，但是又表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那种强悍、爽直的精神。而隋唐时代的敦煌壁画，多民族的文化因素就更多了，但是大唐的舞蹈风格居于重要地位，比如飞天、伎乐天，她们身披这长巾带，以长绸来表现翱翔的翅膀，变化多端、轻盈舞动的曼妙舞姿艺术体现得非常深刻。四、多元文化融合下的敦煌乐舞形象以金刚力士为例敦煌舞蹈是极具视觉和形象冲击力的，从文化角度来看，这是和敦煌舞蹈的历史形象离不开的。作为煌壁画乐伎中伎乐天一类，金刚力士是佛和佛法的守护神。金刚力士和天王一样，在敦煌图像中他们一般是以塑像和绘画的形式出现。“金刚力士是天王的部下，他们不能像天王一样借助战袍铠甲装饰来显示威武雄健，只能依靠男性健美的体魄和隆起的筋骨、肌肉来表现大力士的英雄气概。同时，在塑像的排列位置上，也是排在天王的旁边，比天王更远离佛，历代工匠对佛国世界的描绘，脱离不了凡人现实的印记，我们可以从壁画中的构图排序看到严格的等级秩序，体现了明显的阶级意识。”作为佛的护法，金刚力士乐伎有别于飞天乐伎，他们在佛典中都是以男性化形象示人，在壁画中的舞姿雄伟刚健、豪迈奔放，动作造型充满力量，具有典型的男性美。（一）敦煌壁画金刚力士形象受古希腊和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在佛教造像艺术里，“金刚力士形象与佛陀几乎也是形影不离。在世界各地的佛教造像艺术遗存里，千姿百态的金刚力士，成为佛教造像艺术中鲜明的形象之一。他们最早出现在犍陀罗艺术中，随后，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西域龟兹，最后，传入敦煌、中原等地。”霍旭初先生认为西域龟兹佛教造像艺术受到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他认为龟兹金刚力士的造型来源于罗马英雄 “赫拉克勒斯”，这一形象先从贵霜王朝的银币上出现，之后在佛教造像中，当成金刚力士侍奉在佛陀的身边。（二）敦煌壁画金刚力士形象与中原傩文化相融合傩舞又叫“大傩”“、跳傩”，俗称“鬼戏”或“跳鬼脸”。“源于上古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信仰，以后发展成原始巫教中的一种仪式，到商代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用以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并且具有固定内容和功能目的，到周代称为傩。”佛教传入我国后，佛教乐舞与中原傩舞相结合，使佛教逐渐本土化。梁朝的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逐疫，就是驱傩，也就是傩舞的仪式活动。胡头和金刚力士，都是西域佛教特点，腊八也是佛教节日。可见，这是一种佛教与江南“荆楚”傩舞结合而成的驱傩活动。这种傩仪在我国流传了很长时间。如民国版的寿春岁时纪中记载“：各乡人击鼓扮神。神曰金刚力士，舞流星以逐疫论语曰乡人傩。此盖傩之流派也。”（三）中原民间舞蹈中的金刚力士在敦煌壁画中的体现金刚力士还与中原民间资源相关。“金刚力士夸张变形的成分较多，很接近于汉地民间门神钟馗的形象，因为金刚力士在佛教中也具有驱鬼护门的职能。可见钟馗形象与金刚力士造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金刚作为佛和佛法的护卫神，其威力很大，民间百姓都有所祈求。”例如在西宁地区早期社火中有个舞蹈叫“观音与护航八大金刚”。1943 年春节，为庆祝国民党任命马步芳为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当局组织了青海文化界赵永鉴、王洛宾、周宜达等人，在西宁罗家湾兵营，利用军队人员集中的便利条件，编排社火节目。他们将社火舞蹈“观音与护航八大金刚”改编成民间歌舞八大光棍，把观音改扮为“船姑娘”，护航的八大金刚改为“光棍”。所谓“光棍”，当地方言是指风流倜傥的青年男子。1957 年初，章民新先生根据八大光棍编排舞蹈少年与花儿，使民间歌舞焕发新的生命力。注 释 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付玉峰：敦煌壁画中“树”的造型研究，郑州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郭茜：从敦煌飞天的流源看中国画的造型观飞天艺术研究之一，艺术评论2011年第3期。 郑汝中：敦煌壁画乐舞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郭思言：敦煌壁画“飞天”的音乐性与舞蹈性，社科纵横2012年第5期。 李佳：浅谈敦煌舞蹈中的文化因素，知识经济2010年第15期。 李新萍：浅析唐代敦煌飞天的艺术特色，艺术与设计（理论）2012年第9期。 侯霄爽，张星：敦煌飞天形象的艺术之美，艺术教育2012年第10期。贺燕云：对敦煌舞体系的认识，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李村：敦煌壁画中的横卧类弹弦乐器，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11马丽娜：论敦煌舞对敦煌壁画乐舞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丝绸之路2014年第2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