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因素与翻译文学史研究.docx

译者因素与翻译文学史研究 张为为摘 要：中国翻译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是目前比较文学译介学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译者的个性因素对翻译文学的影响是目前翻译文学史研究几乎被忽略掉的内容。而译者自身的因素决定了翻译文学的形态和内容特征。对翻译文学中译者个性因素进行深入挖掘，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中外文化文学的碰撞和冲击过程中，本土文化是如何对翻译文学进行操纵，以及翻译文学是如何接受本土文化文学因素的。关键词：译者；翻译目的；翻译文学一、译者的翻译目的对翻译文学的影响外国作品的选择固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纵有关，但也包含着很大的个人因素在内。从翻译的题材和外国作家作品的选择情况可以看出，近代早期的翻译较少受社会政治的影响，而更多于个人化的选择。影响作品选择和翻译的译者个人因素，首先表现在翻译目的上。比如说，在近代翻译史上，梁启超倡导翻译政治小说，他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小说，是翻译文学，不如说是政治，是改良群治，是宣传西方先进思想的一种手段。严复的翻译也具有明确目的，对他来说，翻译是他直面国情的最佳手段，也是他参与社会政治的最佳手段。因此，翻译必须结合本国的社会实际谨慎选择，例如，他翻译社会通诠，就是与晚清政治文化潮流的一种有机互动，这与他对晚清现实政治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晚清社会政治人物的种种联系，以及实际所担负的职务有关。严复的翻译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把翻译作为一种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的武器，而不是个人谋生或消遣的手段。从严复的翻译作品来看，他对要翻译的作品都有很深的研究，通过筛选，基本收录了代表西方学术成就的著作。并且，为了借译作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他在翻译中加了大量的按语，以对译文作适当的纠正或者说明，他对政治社会的主张也几乎是全部从按语中来表达的。现代翻译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茅盾在1920年起草过一篇宣言，主张“介绍新派小说”，必须“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这一点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阐述得非常清楚。再如鲁迅，他的翻译在翻译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从动机到实践都是政治性的，他同其他左翼翻译家一样，都认为翻译具有重要的政治使命。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介绍了俄国、北欧等国家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为翻译界开创了新局面，奠定了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基础。他之所以致力于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着眼于革命文艺，是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是与他救国救民的目标分不开的。翻译的政治或思想上的目的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直接产生了影响，译者个人因素在此发挥了直接作用。文学杂志和文学社团的翻译活动也值得特别的关注。由于大部分社团都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政治目的，它们的翻译也都集中在某一个领域。社团的文学目标决定着社团整体的翻译选择，这也值得我们重视。比如说1918年新青年就推出了“易卜生号”，有目的、有计划、比较全面地系统译介了一个外国作家的生平思想和主要作品。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推动当时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开展。出于介绍外国新文学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服务和介绍外国新思潮为中国革命服务这两个目的，文学研究会在译介外国文学时特别注意作品的选择，要求即要顾及思想性，又要顾及艺术性，并从译作在中国现实中可能会引起的影响和作用着眼，特别注意译介“为人生”的作品。这都可以看出翻译目的对翻译文学的影响。二、译者个性化的审美追求与翻译文学随着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兴起，翻译的内容和题材都逐渐发生了变化，翻译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翻译家在选择作品时，政治需要并不是唯一的，他们在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往往也注重个性，在选择作品上也能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化的审美追求，如穆旦的诗歌翻译。穆旦一生翻译了大量的浪漫主义诗歌，如普希金、雪莱、拜伦、济慈、布莱克等人的作品。他对诗歌翻译的选择是当时意识形态所允许并且是鼓励的范畴之内的，穆旦对这些诗人作品的翻译选择体现了他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穆旦背离了他自己的审美原则。只要分析穆旦的翻译选择便可以看出，穆旦在具体选择上还是体现了他的审美趣味。译者个性化的审美追求还表现在对译作的审美追求上。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在此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艺，使译作像原作一样成为一件艺术精品，这其中就必然有着自身的审美要求。成仿吾在“理想的译诗”中认为：“译诗应当也是诗，这是我们最不能忘记的诗歌大略可以分为内容、情绪与诗行三部分来讨论。理想的译诗，第一，它应当自己也是诗；第二，它应当传原诗的情绪；第三，它应当传原诗的内容；第四，它应当取原诗的形式。”可以看出，成仿吾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译诗艺术性的审美追求。这种对翻译文学艺术性的强调是近现代翻译家们的普遍追求。对艺术语言的翻译而言，原文文本只是译文文本的一纸蓝图。艺术创作是蓝图的显现，翻译也不例外。从众多名家一诗多译的现象中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对翻译文学的艺术性有着不同的理解。要研究他们艺术审美追求的不同之处，莫过于研究他们的翻译风格。笔者在此无意评价这些译本的优劣，只是想借此评论说明，译者对自己的翻译作品是有自己的美学原则的，他们都是试图在译作中体现出自己对艺术性的追求。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赵萝蕤译的荒原。她在该译本的“后记”中谈到，她曾就采用何种题材形式设计了几种方案，以便更好地传达原作的风格。译者个人风格是翻译文学研究所特有的内容之一，我们在写作翻译文学史时，就应该把译者的个人艺术风格作为翻译文学史所特有的部分进行分析，并作为重要内容体现在著作中。三、译者的文学创作与翻译文学德斯塔尔认为，翻译能够帮助各民族丰富自己的文学，翻译具有激发新的文化创造形式的能力。这个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到了极好的证实。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翻译文学与各个时期的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许多译者本身也是本国文学的作者，有的作家甚至是在翻译外国作品的过程中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徐志摩、卞之琳等众多的现代文学大师，都是集翻译家与作家/诗人于一身，他们不仅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中扩大了视野，更通过翻译吸收和接受了外國文学的影响，丰富了自己的创作。endprint翻译文学不但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更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创作的源泉。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的影响来看，许多中国作家所受的影响和得到的创作灵感更多的是来自外国作家作品。翻译与创作的互动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作家通过模仿和吸收外国作家的手法完成了最早的新文学创作，从而打破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模仿也是翻译文学影响研究的一个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影响研究显然主要是研究那些经过吸收、消化之后，与自己的作品水乳交融的外来影响，但它也不排斥那些有意的模仿和借鉴，也不排斥那些痕迹比较明显的影响。”例如，穆旦的詩歌创作，就化用、甚至直接借用了奥登诗歌中的许多艺术手法和意象。鲁迅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小说创作“大约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另外，从沈从文的乡村小说和抒情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村姑小姐的影子，从洪深的赵阎王、曹禺的原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与奥尼尔琼斯皇之间的渊源关系。而在徐志摩的西窗一诗中，更是直言“模仿T.S.艾略特”，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也与艾略特的荒原有着惊人的相似。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对个别译者的创作（如取材、语言、结构等方面）发生影响，一个名家、一部名著的翻译，往往会带来流派性的影响，甚至是带来文学潮流的变化。这种影响才是内在的、深远的，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影响和接受。比如说，“智性化”诗歌是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审美追求，它有两个内涵：一是相对情感和理性而言，强调理性；二是相对于主体和客体而言，偏重于客体。也就是说，“将哲理顿悟熔化于象征中，寻找感情与理智的平衡”。我国的现代派诗人接受了T.S.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和“智性化”的诗歌理念，结合新诗自身的发展需要，创造出了具有民族文化意蕴的“新智慧诗”。翻译文学对译者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借助翻译文学，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们在重新反思本土文学传统时有了新的感悟。翻译文学为他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思想和方法，提供了审视社会和自我的哲学观和人生观，他们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翻译文学加以回应，对外国文学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方法到情节结构、文学素材等进行吸纳整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在此基础上创作的新文学不是简单的中西结合，而是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碰撞和融合生成的具有新特质的东西。四、结语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发挥着微妙而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译者的翻译目的、审美趣味、语言艺术风格，以及译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对翻译文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翻译文学又会改变译者的文学创作风格，甚至会在新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催生新的艺术流派的诞生。因此，译者作为创作翻译文学的主体之一，必须要在翻译文学史著作中彰显其主体性。翻译文学史在描述翻译文学的特征和翻译文学的演变和影响时，非但不应回避与译者相关的各种因素，而应该把这部分内容作为研究的重点在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参考文献：1陈敦，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0.2陈琳.译者与翻译文化身份J.湖南社会科学，2004，（4）.endprint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