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来作家研究：思路与方法.docx

香港南来作家研究思路与方法 侯桂新本文所称香港南来作家，是指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由中国大陆南下香港的中国现代作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作家南下香港是一个持续不断而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形成较大规模的共分五批，分别集中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文革中及以后，以及香港“九七”回归前后。本文的论述对象是前两批、也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两批南来作家。由于抗日战争及紧接而来的两次大规模国共内战的爆发，先后有超过两百位知名作家来到香港，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本文试图提出南来作家研究可以遵循的一些方法论原则，并具体选取文化空间、文学生产、话语实践的角度，从总体上对南来作家进行了几点初步考察。一、香港文化与文学想象尽管在南来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归属、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的关系等问题上见仁见智，但学者们一致承认，三四十年代的香港为南来作家提供了远比内地更为宽松的言论空间，而这影响了作家的写作。有什么样的文化空间，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想象和文学生产。19371949年间的香港文化空间特点何在?从纵向、历时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文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受战争文化影响最大的。香港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段没有卷入战争，然而却无法自外于战争文化：一方面，香港处于中、日、英之间，随时存在战争威胁和阴影；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战乱，带来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家们也才远离故土，大量进入香港，从事他们的文学文化实践。他们的到来，同时输入了抗战文化和各种因应战争而起的文化实践。从横向、共时的角度看，香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殊地位在于它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内地任何城市的文化空间。如果为当时的全中国绘制一幅政治文化地形图，便能明了香港是和上海、延安、重庆、桂林等相并立的一个重镇。但香港和这些城市不同，除了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被日本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里的言说空间比以上各地都大。尤其是在国共内战后期，香港是中共建国设想中的新文化建设这种建设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一大前提的重要演习场所。如果画一个坐标，纵轴是文学史，横轴是三四十年代不同的地域文化空间，香港南来作家就在两轴的交汇处，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香港的文化空间较为宽松和多元，这一方面源于它天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使它成为东方与西方、内地与海外经济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同时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历史上已经形成鲜明的文化混杂性。在香港成为文化中心后，这种中转站的特点与功能在文学生产和传播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从生产角度看，如文艺阵地的稿件来源地、编辑地和印刷地各不相同，香港作为它的前期编辑地，起到的作用类似于来料加工。从传播角度看，以香港为桥梁，这里的文学产品向四面八方传播，由于战争的影响，大多以港澳及东南亚华侨读者为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特点。大致说来，英国当局在中日、国共关系上采取近似中立的立场，各方意志能够得到较大限度的表达，造就了这一时期香港文化空问的多元和芜杂。在具体的移民、文化等政策方面，也有利于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空间：例如，当时香港实行自由出入境政策，保证了作家们能够方便地进出这一空间；在出版管制方面，规定只要缴纳押金两千元，有人担保，即可创办报刊。不过，空间的多元不代表和平，而是时时兴起话语纷争，因为其中的每一“元”基本都是背后某种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代表。这一小小的空间充满了各方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博弈：中日、中英、日英、国共相互之间，都要考虑如何使本方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因此“文化战争”是免不了的。对于南来作家而言，香港作为英国在中国的一块殖民地，是租借出去的时空，与母国若即若离，而这正像他们和香港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志不在此，有浓郁的“过客”心态，表意的指向在于中国(“北方”、“中原”)，因此种种言说都是外来和外向的。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说既然客观上发生于此，自然就得接受这一文化空间的某些规定性，乃至主观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言说的方式。部分作家居港既久，也会渐渐对香港“本地”多一些关注。正是这种若即若离、“在”而不“属于”的位置关系，决定了他们文学想象的内容和方式。南来作家文学想象的中心内容，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指向。不管是像邵荃麟这样激进的共产党员作家，像茅盾这样的“进步作家”，像萧乾这样的“中间”派，还是像胡春冰等国民党作家，像穆时英等逐渐走向汪派的原“现代派”作家，他们各自的头脑中，都有对于“新中国”的不同想象。透过他们的作品，可以重新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多种声音、多种发展的向度和可能。二、现代传媒与文学生产南来作家居港期间，充分利用殖民文化空间下相对自由的表达权利，从事各种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文化实践，其中与文学生产相关的主要有三种：一是组建文艺团体，举办各种座谈会、集会和纪念活动，传播文艺思想，组织文艺论争。最重要的两个文艺团体都成立于1939年，分别是由许地山、戴望舒等筹建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和由国民党文人简又文等依照国民党高层指示创建的中国文化协进会。两会存在矛盾，南来作家的许多论争都由它们策划出来。二是创办或渗入文艺报刊、出版机构，从事文学创作和出版活动。三是创办达德学院、南方学院等民主教育机构，在其中设立文学学科建制。这三类文学实践都值得深入研究。此处选取第二类，以19371949年间香港与新文学有关的报刊和书籍为对象，讨论现代传媒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一)文艺副刊香港此期的报纸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少，大大小小也有二三十份，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却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新文学副刊。南来作家纷纷而至，有的为了开辟宣传阵地，有的为了生计需要寻求发表园地，短时期内，在港岛和九龙创办和引进了一批报章，上面基本都辟有文艺副刊，著名的如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茅盾主编的立报言林、萧乾和杨刚先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夏衍和陆浮先后主编的华商报灯塔等。这些副刊的主体内容与风格在很大程度上由编辑直接决定。例如，资深作家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以名家阵容强大著称，共产党员杨刚在主编大公报文艺期间(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大力引进延安文学，以致后人戏言，如果将此期的大公报-文艺报头遮去，看上去更像是一份延安出版的报纸。编辑对版面的这种高度操控权力，是实现“文人办报”理念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二)文学期刊据现有研究，19371949年7月，香港共创刊文学期刊45种，在全国各大城市和地区中仅次于上海(527种)、重庆(155种)、北京(142种)、成都(92种)、广州(85种)、桂林(79种)等地，位居第11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抗战时期茅盾和楼适夷先后主编的文艺阵地、杨奇等编辑的文艺青年、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林默涵等编辑的群众周刊，国共内战时期茅盾等编辑的小说月刊、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邵荃麟等编辑的大众文艺丛刊等。各刊的编辑方针和主编有关，同时反映各自代表的团体利益。例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着重宣扬抗战文化，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华威先生等作品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影响很大，而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则在刊物广告上自称“全港唯一巨型文学杂志”，和其他期刊大都理论性较强相比，更重视刊发原创文学作品。(三)文学书籍相对于报刊，文学书籍可能对新文学发展影响更为深远。据笔者初步统计，此期香港一共初版文学书籍四百余种，当中由南来作家创作和引进的占90以上。拿这些数据和同期全国以及部分重点地区的出版情况相比照，可以得知当时香港文学书籍的生产在全国占有7左右的份额，仅仅和上海、重庆有较大差距，而与桂林等地大致处于同一水平。这应是当时香港作为文化中心之一地位的一个侧面的比较客观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籍的出版常常采取“丛书”的形式。四百多种文学书籍中，大约有一半被列入各种丛书。重要的丛书包括周而复主编的“北方文丛”、“万人丛书”，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选集”，以及人间书屋出版的“人间文丛”、“人间诗丛”、“人间译丛”等。丛书的编者，同时身为作家和编辑家，在编辑过程中自有独特眼光。其中“北方文丛”共40种，在香港印行的有30种，被学者誉为“解放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丛书”和“中国现代文学最后一套大型丛书”。该丛书将当时解放区出版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引进到香港，依靠这里的发行网络传播到国统区和海外，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对奠定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甚大。总体而言，此期香港的文学生产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体制化，这主要由它与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政党政治的关系决定。以左翼文学生产为例，不仅文学生产的物质基础(资金来源、传媒机构、发行网络等)主要由组织解决，而且生产者和生产内容直接由党组织及其文化领导者决定。夏衍是香港左翼文学生产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一些报纸的版面和内容设计、编辑人员的确定等，很多时候由他作出各种“指示”。估举一例，1949年2月29日晚，萧乾收到一条新华社的电讯消息：“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并发表社论，题为我们不要大公报这个臭名字。”萧乾愕然之下，难于确定是否将该消息和社论在香港版大公报刊登，于是去征求夏衍的意见。夏衍事先并不知情，沉吟了好一阵子后，让萧乾“一字不改地照发”。于是，“香港大公报次晨就在世界新闻史上开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在自己的报纸上登出痛骂自己的社论”。对于作品的具体形态，夏衍也会提出建议，例如黄谷柳的虾球传就是遵照他的意见改写成适合于连载的结构。二是文学生产者和读者的关系面临新情况。因受客观环境限制，香港的报刊书籍很难发行到内地即使能够，也只限于广州、昆明等少数几个城市，而只能主要在香港本地和南洋销售。新文学作家们面临目标读者和实际读者相分离的难题。在此情况下，香港文委订立了“立足香港，面对东南亚，特别是南洋一带开展文化文艺工作”的方针，让作家们为了新的想象的读者而写作。一般情况下，收效甚微，例如茅盾就承认在立报言林连载的长篇你往哪里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失败了。倒是南来作家引进的内地作品，有的更合新的读者口味。据当事人回忆，北方文丛“在港澳和南洋一带销路不错”，“反映强烈”，赢得了当地华侨的大量经济、道义支援，甚至引发部分华侨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三、南来作家的话语实践对绝大部分南来作家而言，香港文化空间给予他们表达的便利，而自身所属政治文化集团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生产的体制化又对其表达形成一定限制。他们的文学想象就在二者的张力之间展开，主要通过两种话语的实践来实现，一种是民族主义话语，另一种是阶级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从20世纪初期以来不断翻新，而在这一时期得到最强烈的表述。南来作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呈现出不同的层面和方式。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仅以对“土地”的理解而言，就有多种处理方式。(一)萧红等作家常在作品中设置一个乡土的大背景，他们一般很少正面描写战争，其战争叙事以乡土为重点，并有两种基本叙事模式：一是对故乡生活的回忆，从侧面反映战争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戕害；一是对旅途(逃难)生活的描述，展现战争背景下的众生相，探讨战争与人性的主题，伴随着文学对地理的“发现”。从风格上说，前者较为抒情(如呼兰河传)，后者则带讽刺笔调(如马伯乐)。(二)共产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们常把国土区分为国统区大后方和解放区根据地，以此确定书写内容和立场态度。茅盾、袁水拍等的作品常常描写发生于前者的种种“怪现状”，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如腐蚀等小说、马凡陀的山歌等诗歌。而南来作家引进的延安文学(如赵树理的作品)则较多地反映解放区生活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以“进步”为准绳，二者具有不同的价值等级，而当延安文学被作为一种“文艺的新方向”成为规范作家的模板时，作家本人也像他们书写的内容一样被判定了不同的价值等级。(三)诗人们常常表现家乡和故土，他们的文学想象、情感与理念更加水乳交融。戴望舒在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有过牢狱之灾，受过日本人的毒刑，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名篇，但“香港”在这些诗作中是缺席的。诗人想象故国，诗中突出的一点是对抒情主人公个人和人民关系的重构。“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狱中题壁)“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待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等待(二)在这些作品中，“我”、“你们”、“他”等人称代词的频繁转换，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归属集体的生命价值观。尽管诗人的献身意识与乐观精神和中国诗歌传统上的爱国主义不无渊源关系，而由“雨巷”时期踽踽独行的现代派个人发展到“你们之中的一个”和“耳目”，这种诗人身份意识的转变是现代文学才有的突出现象。(四)部分作家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一地一国，同时投向了海外，作品中充满了异域想象。陈残云风砂的城等作品写的是发生在“别处”(南洋)的革命，革命者原和作者一样同为炎黄子孙。可见，民族主义并非只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也是跨疆界的文化认同。南来作家以香港为立足点，在作品中呈现出对于故土、本地(香港)和异域的不同想象，三者相合，才是一幅比较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化地形图。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发生于抗战前中期的文学的“民族形式”论争和兴起于国共内战时期的方言文学讨论，与南来作家的民族主义想象息息相关。这两次论争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期，但在某一方面的内容上一脉相承，且以大众化为其共同追求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两次论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很好地体现了民族国家想象和地方性想象的关系。“民族形式”论争于19381942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是抗战期间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次文艺论争，与其他地区相比，香港的论者较多地注意到方言土语与“民族形式”的关系，并明确地提倡以此作为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重要来源。李南桌在关于“文艺大众化”一文中提出：“利用活着的民间作品，用他们的语言来写作。”黄药眠在中国化和大众化里强调：“必须从方言土语中去吸取新的字汇。”“此外我们也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杜埃的民族形式创造诸问题、黄绳民族形式和语言问题等文也有类似说法。1947年以后发生的方言文学讨论继续了这一话题，参与讨论的主要是一批广东作家，他们明确倡导方言文学，得到郭沫若、茅盾、冯乃超、邵荃麟等的肯定，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了更多成果，出现了丹木所作潮州话叙事诗暹罗救济米、楼栖所作客家方言长诗鸳鸯子等作品。两次论争都以大众化为追求，对方言土语的强调，目的在于动员民众参与“革命”，通过文学“普及”，培养更多的具有民族国家认同的个体。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里所论证的，在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方言变迁之间有着深刻联系。在中国，文言、白话与方言都不只是单纯的书写语言，而在建构民族主义想象方面各有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以上以南来作家部分文学创作和文学论争为例，展示其民族主义话语实践的或一方面。当然，应当看到，这些创作和论争文本中也含有阶级革命话语的因素。阶级革命话语最集中的体现，就是1948年创刊的大众文艺丛刊。南来作家利用香港的文化空间，以大众文艺丛刊为主要场所(小说月刊等积极配合)，上演隔山打牛的好戏，以国统区的萧乾、沈从文、胡风、路翎、姚雪垠等不同派别的作家为假想敌，通过连续不断的批判运动，有力地实践了“讲话”蕴含的阶级革命话语，让其放射出巨大威力。这是一次文艺界的意识形态大清理，萧乾、沈从文等“反动文艺”作家自然是被排除在新中国文艺界之外，而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胡风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则被要求进行长期而艰苦的思想改造，以具备劳动人民必有的“思想和情绪”。从时间上说，这可谓一场迟来的批判，但从效果和波及的范围上看，则甚至还要超出此前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有更直接的推动作用。现代民族国家与知识分子“个体”自我意识的关系，是南来作家民族国家想象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作家们，其身份意识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嬗变：从“五四”时的启蒙者民众的导师，到20世纪30年代革命的参与者，再到20世纪40年代“群众的学生”，成为需要自我改造的可疑的个体，其地位持续下降。当知识分子只有以按某种特定标准改造过的个体身份才能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中来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丧失了独立的自我。大众文艺丛刊里不少批评文章的作者在文章开头往往替读者预约一个“崭新的时代”，后来发生的历史则证明，一个新的时代确实即将诞生，但却正在偏离文学想象者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原初的想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