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的价值与反思.doc

. 赵氏孤儿的价值与反思摘要：元著名杂剧家纪君祥据史实改编撰写的赵氏孤儿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大悲剧.剧作家通过对史料中人物和重要情节的巧妙改写,使得故事的矛盾更加尖锐,主题也更加鲜明,（忠）、（信）、（仁）、（义）的正义宣泄使得中国仁义至上的儒家仁人思想得到了体现和颂扬,大团圆的故事结局更是反映了中国悲剧宣称的（为非作歹的邪恶势力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无法逃脱正义的惩罚）的审美特点。2013年阎建钢导演执导的赵氏孤儿案给了我们新一轮的视觉冲击，剧中淡化了元杂剧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更多地着眼于表现小人物的人性情怀，以期更为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当(存孤弃子)的壮举不再对应（赵氏孤儿大报仇），程婴的大义凛然似乎黯然失色了，其命运多舛的一生可谓（因悲而成义，因义而更悲）。关键词：赵氏孤儿、程婴之悲、仇恨重审如果说（人最高限度的感受、享受生命从而产生一种生命的崇高感），是纪君祥版的赵氏孤儿赋予我们的视觉震撼。那么（悲剧即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就成为了阎建钢导演执导的赵氏孤儿案施舍给我们的精神救赎。一、赵氏孤儿价值解构 “赵氏孤儿”的故事取材于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宫廷政变，最早见于左传，经过历代文人无数次的演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纪君祥据史实改编创作的赵氏孤儿更是被人广为传颂，纪君祥从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取材,并据历代流传的程婴存孤弃子的故事,进行加工创造，写成了这部壮烈的悲剧。剧作讲述的是春秋时晋国鉴奸戾重臣屠岸贾谋害忠直大臣赵盾，使赵家300余口满门抄斩,只余赵盾之孙襁褓中婴儿被门客程婴所救而幸免一死。但是当屠岸贾发现有人偷偷救出孤儿后，竟发布榜文勒令交出赵氏孤儿否则将杀死国内所有一月以上半岁以下幼儿。程婴为保全孤儿和全国幼儿，在几番剧烈的思想挣扎后毅然决定献出自己的老来子冒顶孤儿，其至友公孙杵臼也为此献出了生命。寂寞成功后,程婴小心翼翼的将赵氏孤儿赵武抚养成人，20年后告诉其灭族的真相，赵武手擒屠岸贾，大仇最终得报。整部剧作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生动,戏剧冲突跌宕起伏,气氛激越慷慨，鞭挞了屠岸贾等人阴险残暴的利己行为，歌颂了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舍身取义的崇高精神。赵氏孤儿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至今还活跃于舞台,而且在18世纪译成几种外文风行于欧洲,也是最早被介绍到外国的久享盛誉的古典名剧。”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是称其“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部作品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蕴含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其中所彰显的主要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忠义”观，这是传统文人受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构筑的社会秩序的体现。我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从左传开始到元代流传千年，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较之于前代都会有所更移，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这一故事宣扬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直是其最为核心的价值观。而在朝代变迁，蒙古族入主中原、汉人受异族统治的时代背景下，纪君祥选择这个题材来创作杂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个人的政治、思想倾向。在表现出一定反元复宋、怀念汉室江山思想的基础上，基本不拘泥于历史的改动，反而进一步突出了“忠义”与“复仇”的主题。由此可以看出其期望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秩序复归的强烈诉求是无可置疑的，当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看这部作品，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统治者统治不当而民众群起而攻之的最直接表现。当回归到传统道德评判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儒家的那种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忠义观”的指引下，赵氏孤儿中的人性评判呈现出非善即恶、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屠岸贾大奸大恶的形象深入人心，他的作恶多端也直接指向其人生结局的凄惨。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的忠贞、信义被展现的淋漓尽致，所谓（好人）坎坷波折的一生在（赵氏孤儿大报仇）的壮举中让人看到了（舍生取义）的希望和价值。这种单一片面的叙事性呈现出的这种非善即恶的人性观念和善必胜恶的复仇观念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它显示出传统文艺作品对人性复杂性探讨的缺失。尚且不评判剧作本身的好坏，但就这一点来看，就好像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抗日题材剧，给人一种亘古不变的盲目复仇性。二、程婴悲壮、忠义的化身程婴是贯穿全剧的一个最关键人物，灭孤势力的由强而弱和救孤势力的由弱而强，以及整部戏剧矛盾冲突的发展转化，都是通过程婴这一人物形象来实现的，从最初无奈救孤出宫到倾其所有助孤报仇，他都有参加而且还是不能缺少的主要人物，他的性格也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不断发展并逐渐臻于完善的。作者并役有把他单一的描写成一个完美无缺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相反作者对他的刻画是最为丰富的，当他被迫无奈救孤出宫时，他有过犹豫甚至退缩；当他拷打公孙杵臼看到公孙支持不住时，他焦虑又痛苦，而当他看着尚不满月的亲儿被剁成三段时，禁不住惊痛掩泪；就连在帮助赵武报仇之后还念念不忘大呼：“小主人，你今日报了冤仇，复了本性，则可怜老汉一家儿无所靠也!”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他身上有着和常人一样对亲情、友情的渴望，当然更强烈地体现了他磅礴、高昂的正义精神。作者对程婴形象塑造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将其刻画成忠义的化身，更胜在对程婴社会身份的刻画。程婴原本是个民间医生，投奔在晋国驸马赵朔门下作门客，因感恩赵朔的赏识之情，所以在奸臣屠岸贾奉君命将赵家满门抄斩，只留身怀六甲的公主禁在府中时，还坚持每天给公主端茶送饭。他忠实、善良，但同时也有些胆小，当他得知公主生下一个小男孩，而灭绝人性的屠岸贾还要待其满月后用钢刀铡死时，也只有扼腕喟叹。公主唤他进宫，托他将孤儿带出去，他还是顾虑重重：“屠岸贾贼臣闻知你产下赵氏孤儿，四城门张挂榜文，但有掩藏孤儿的，全家处斩，九族不留，我怎么掩藏得他出去?”公主以死相托，他才被迫把婴儿放进药箱，慌慌张张地抱着出来。守门的韩厥将军不愿意将孤儿“献出去图荣华”，毅然放走了程婴和孤儿，并自刎而死取信于程婴。韩将军的刚烈正直激励了程婴，促使他下定了救孤的决心。于是，程婴就这样贸贸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以一个平常的草泽医生身份存孤弃子，忍辱负重了20余年演绎了千古的不朽传奇。那么又是什么促使程婴舍子救孤的呢？难道仅仅是为了报恩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肯定“知恩报恩”是其救孤的初衷，但支持他一如既往20余年的必然是他骨子里生生不息的凛然大义。当其听说屠岸贾发觉赵氏孤儿被偷带出宫，便要将晋国半岁之下一月以上的婴儿全都拘到元帅府中，“一个个亲手剁作三段”，以绝赵家之时，激起他的无比义愤，进而挥刀向邪恶势力进军。与此同时，他救孤的信念也从最初的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上升到“救晋国小儿之命”的思想高度。程婴在与屠岸贾等人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完善着性格，当屠岸贾将其认作尊贵门客时，他不得不违心地做着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表面上还要装得不动声色，把痛苦噎回肚里。经过感情上的强烈撕扯和斗争，练就了其隐忍而坚定的理智，诠释出他（因悲而成义、因义而更悲）的漫长而又悲壮坎坷的一生。 三、赵武仇恨重审众所周知在纪君祥的版本中，赵武在得知屠岸贾是杀父仇人后毅然决然查明一切为父平反并在一切明了后将其杀害为父报仇，接受了主公的封赏又入朝为官为国效力。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义士也得到了相应的赐名、奖赏。可谓善恶到头终有报，20余载的积愤终于得到了发泄，也是在这样一片拍手称快中这个剧本走向了终结。我暂且不用现在的严格悲剧眼光评价其好坏，但我想这个结尾终究是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都说时势造英雄，我觉得这个说法用到文学作品中也是一样的，程婴的大义凛然在当时赢得一片喝彩，但在现代人眼里似乎就行不通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不认同更不相信会有像程婴这样的所谓（傻瓜），为了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执念而舍弃自己生命的延续。人们更不理解赵武怎能为了所谓的血亲而忘却20余年的养育之恩，现在的读者大多有着理想的个人主义而很少有人具备报效祖国的崇高理念。所以，理所当然的另类（大团圆结局）应运而生。与大团团结局截然不同的电视剧版赵氏孤儿案，在演绎中淡化了（报仇雪恨）的观念，赵武在得知养育自己20余年的义父屠岸贾是灭族仇人时，几经思想挣扎后放下了仇恨，选择了原谅。这个大胆的改写一瞬间就吸引了一大批读者的眼球，这个改写充分考虑到现代读者的心里接受，试想我们怎么能残忍到忽略20几年的相处和养育之恩，而为了那早已随风远去的仇恨给生活涂抹幽怨的黑色，那这和20年前的大奸臣屠岸贾有什么区别，倒不如把那些过往交给时间评判。因为历史是不会被改写的。对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谁都无可厚非，它只是作者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绝对不能忽视的是当坚持了20几年的信念灰飞烟灭时，赵武尚且还有亲舅舅，有为国之心，但是程婴有什么呢？人到暮年的悲凉？思亲之情的哀痛？抑或是不管程婴怎么继续以后的生活，不能否定的是他用人生最美好年华为之筑造的忠义之塔坍塌了。公孙、韩厥等人年轻而高尚的生命就这样陨殁了，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最起码没有达到期望的高度。摘 要 与元代以来的传统剧情相比，电影赵氏孤儿的核心剧情存在诸多漏洞，片中主要人物形象塑造也呈现出整体性的混乱与失败。影片在叙事方面的问题来源于影片刻意回避主人公程婴的严肃道德选择，从而解构了影片中牺牲的崇高道德意义。而在解构了这一经典故事的价值核心之后，影片的叙事失去了意义的支撑点，变得破碎不堪。影片在解构道德价值与讲述道德正剧之间的犹疑与徘徊，撕裂了影片的叙事，也从侧面见证了当代中国的道德信仰危机。关键词 赵氏孤儿； 陈凯歌； 叙事失败； 价值解构顾彬说当代中国作家只会讲故事，但我们的当代电影，却似乎具有相反倾向：不会讲故事。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是最新的一个例证，在观影时，我明显感到了叙事的失败。一、细节的失真与情节的缺陷影片叙事方面的失败最外在地体现在故事的细节、环境的不真实上。中国先秦时代的军队竟然用上了马蹬；作为率大军坐阵的一国权臣，屠岸贾去营救干儿子时竟单骑前往，赶跑了所有敌兵抛开这些细节上的失真，更重要的是，电影似乎缺乏将故事讲圆的能力。这在一个关键情节上表现很突出：心狠手辣的屠岸贾竟然会轻易放过一个他曾怀疑是赵孤的婴儿。如剧中人物公孙杵臼所说，屠岸贾根本不需要判断到底哪个孩子才是赵孤，他只要把两个孩子一起杀了，就可保万无一失。在剧中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屠岸贾会具有这种同情心，更看不出，屠岸贾为何会把一个与自己有杀母之仇的孩子放在身边作干儿子来培养，甚至当他看出孩子就是赵孤后，他还会亲自上阵去把他救下来，并且给他机会来向自己复仇。对屠岸贾这个人物的这种处理显得没有道理。从元代纪君祥以来，这个关键情节在中国无数的戏剧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来处理的：程婴与公孙杵臼事先谋划，程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公孙家，然后程婴装作一个见利忘义的告密者去向屠岸贾告发公孙藏匿赵孤，公孙和代替赵孤的程婴之子死后，程婴因告发有功获得屠的信任，然后屠才可能把假冒程婴之子的赵孤收为养子，并因此可能有后面借外力而复仇的故事。这明显是一个更可信、更巧妙地处理方式，而相比之下，陈导影片的这种处理要更加不合情理。陈导为何放着现成的更可信的情节不用，而自创一种更不可信的剧情呢？二、 陈凯歌在回避什么陈凯歌对传统剧情的改编动机来自哪里呢？在接受采访时，陈凯歌反复强调要用常识反对高调，呼吁“别让那些高调继续毒害我们的观众”；他说自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想让这个经典故事变得“可信”，并且“回到常识中”，因为他认为原先故事里程婴作为“义士”无法说服现代的观众了；他表示 “能让人信的才是英雄”。在所有这些地方，陈凯歌所说的正是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最让他纠结的问题：原来的故事不合现在人的“常识”，“怎样说服现代观众相信一个人可以为了别人的孩子献出自己的孩子。一个人会不会主动牺牲自己的孩子？程婴主动献出自己的孩子，今天的人能相信吗？”因此，“让今天的人相信”是电影改编传统剧情的主要原则。原来的情节里，程婴受人之托，为了忠信仁义决定牺牲自己的孩子以救赵孤和其他孩子，也就是说，献出自己的孩子是自己主动做出的抉择。但这种情节的最大的问题是“今天的人能相信吗”。这里还不光是不信的问题，更严重的是，现代的观众多半不能接受这样狠心的父母作为一个正面英雄人物。剧中程婴与韩厥的一场对话，佐证了这种疑虑。韩厥说，“前面的事儿都好说，勃儿要是问你那个替他死的孩子是谁，你怎么说？”程婴说，“是我的儿子。”韩厥说，“他信吗？在他眼里，你是这样的人吗？”连片中的一号反派屠岸贾也说“一个出卖自己亲生儿子的父亲，多可怕啊”！这些对白说的其实反映了陈凯歌在拍这部电影时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为解读可信性问题，导演的处理方式是：竭力回避表现主人公程婴对死的主动选择。为此，原来戏剧情节中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程婴主动献出自己孩子的情节。于是在电影中，献出并牺牲自己的孩子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及形势所迫、被逼之下所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从一开始程就不太愿意接受庄姬的托孤请求，只是韩厥恰巧踩在程婴来时放在门口的鱼上摔了一跤，把药箱失手抛入了程婴的怀里。这一跤对于电影非常之关键，它让程婴和韩厥在一阵慌乱中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如何选择，等他们缓过神来，庄姬已经自杀了，程婴已经没有机会拒绝庄姬的救孤请求。此后的种种事件，似乎都是由这偶然的鱼和偶然的一跤引起的，原本悲壮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因回避主动、严肃的选择而变为由两条鱼引发的血案。如程婴在剧中不止一次所说，“这一切都是命”。后面的情节也不断证明这一点：他直接把孩子送到公孙府上也就行了，偏偏他把“祸害”带到了自己家；等他去告知公孙家人的当儿，追捕的兵士又到各家去搜孩子时阴差阳错地把赵孤当作程婴的孩子给收走了；为避免公孙的责备，程婴以自己的孩子冒充赵孤，并让妻子与公孙一起出城；但公孙等人意外地出城失败，程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屠请到公孙家，导致公孙大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全部毙命。片中程婴的种种牺牲都不是主动选择的后果，而是带着侥幸心理，又出乎意料、己方或对方的失误及自己的轻信而造成的牺牲。这样，片中程婴看起来更像是“被英雄”的人。如陈导自己所承认的，“什么叫牺牲，凡是被他人推动或者说策动的都不叫牺牲，自主选择才叫牺牲。”但电影情节设置却恰恰证明了片中并没有真正的牺牲。影片为了符合当代观众的道德观念而变得“可信”，而想在避开所有严肃的道德抉择的情况下讲述一个道德正剧，情节与人物设计要不“拧巴”是很难的。三、人物形象的混乱与失败一个没有核心道德意义支撑点的道德正剧，不可能不纠结：影片不但情节多有不合理之外，主要人物的性格与动机的矛盾也随处可见。比如程婴报仇的方式，他自称杀屠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他要叫屠生不如死。方法是，让屠亲手把赵孤养大，然后，他再告诉孩子真相，再让孩子杀了他。说实话，这里面蕴藏的智慧与意义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杀一国权臣真的如你程婴说的那样“很容易”吗？你收养赵孤难道就是为了当你的复仇工具吗？你有这个权利吗？你让屠与赵孤培养感情，到时候孩子能下得去手吗？这不是让孩子也生不如死吗？他即使下得去手，他打得过屠吗？他在长大之前不会出意外吗？导演通过剧中人物把这些问题都问了一遍，但他却又掩耳盗铃地以为，这些问题问过之后它们也就算解决了。再看程婴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15年中都想着要不惜一切(包括把赵孤当工具)报仇，但到最后的时候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不但为了孩子违心地救了屠，还要带赵孤逃走去过平民的生活。这一个转变显得很突兀，但更突兀的是，不知为何就又带着孩子去屠府“报仇”或“送死”去了。最后，他用自己的“牺牲”，让赵孤杀死了屠，完成了复仇。但如果这都是为了孩子，这孩子杀了屠自己还能活吗？他到底是救了孩子，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让孩子给自己当了报仇的工具呢？在接受采访时陈凯歌不断强调，程婴开始是想让孩子作为自己报仇的工具，但后来善良占据了上风，不想用仇恨绑架孩子。但这种说法却被另外一个情节所揭穿：当8岁的赵孤得知干爹就是杀母仇人时想离开干爹，但程婴却劝他说要继续跟着干爹学武，这样以后才能打得过干爹。这怎么能说是没有用仇恨绑架孩子呢？因此，对程婴这一人物的塑造完全是混乱与矛盾的。再看片中的赵孤，他从小受到两个父亲的疼爱。他从小就知道“亲爹”与韩厥在商量于他干爹不利的事，但他却一直都没有告诉对他如此亲近的干爹。在知道了自己母亲是被屠大人的兵杀死以后，他还能与屠以父子相称，继续跟他学武，为的是以后能打过他报仇。这个8岁孩子的心机得有多深才能承受这样的心理分裂？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还能在15岁时还那么阳光，并且与干爹关系那么融洽？他把仇全忘了吗？而当得知自己的身世，他又突然想起了报仇，并在与相伴15年的干爹的战斗中似乎没有任何不忍之心，这怎么可能？如果可能，这又是一个如何冷血的人啊！（原作者：贺玉高）片中最失败的可能是韩厥这个角色。在史记或元杂剧的处理中，韩厥因为忠义不能两全，以自杀结局。但在影片中，他作为屠的家将不但背叛了屠，将程婴和赵孤放走，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内疚。相反，他因为主人砍了他一刀就而变成了一个急切地要向前主人复仇的人。这样一个人，要是对比一下赵盾拼死护主的家将，情何以堪！这种心里没有任何忠诚观念的人，实在是让一般中国人不能接受。并且这个角色在后来的情节中通过语言上对复仇的不断谈论，实际上减弱了复仇的张力，打断了电影应有的节奏，没有起到一点好的作用。从各方面来说，这个角色都在渎职，放了程婴、赵孤之后应该死掉，但电影却让他成为片中活得最长的一个人。加上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屠岸贾形象的不合理之处，我们看到，片中的这些重要人物全都呈现一种令人困惑的道德、情感与智力状态，这说明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失败是整体性的。四、什么力量撕裂了叙事这种混乱和失败与上文所分析的核心意义的消解和缺失无疑有密切关系。叙事，特别是一个道德剧的叙事背后是需要意义作为支撑的，消解了主动性的“牺牲”不足以支撑一个传统道德故事的叙事框架。从史记到纪君祥的冤报冤赵氏孤儿，他们都通过一些核心价值(比如忠、义、信)而使叙事情节完整合理、人物性格统一。但在电影中，导演却陷入纠结：高调的道德不但会被观众抵制，也不符合导演自己一贯的人本主义风格，但完全颠覆原故事的价值同样会导致不正确。他想把原来的道德高调拉回到一个当代人能理解的普通好人的高度，但是，一旦开辟了这种向观众的“常识”妥协的口子，一切便无法控制了。有人评论，陈凯歌从早期坚持的人文主义的启蒙的高度一步步走向“谦卑”，梅兰芳是如此，赵氏孤儿则更胜一筹。在理想主义破灭的大背景下，赵氏孤儿里表现的只是观众们自我投射的自私与现实。陈导是个有自己人文理想的人，在商业化转型过程中也不能彻底摆脱。他不想讲肉麻的大道理，但是又身不由己地想要讨好观众(其实是票房)，正是这种骑墙的态度使他的故事支离破碎。导演在曾经的人文主义理想与迎合当代观众之间徘徊，古老的故事也在传统忠义价值观与当代价值观之间被撕扯，要讲好一个道德的正剧，真的很难。于是，电影在巨大的撕裂性力量之下，形成了一个个无法弥合的叙事伤口，它们是如此触目惊心，见证着这个时代对传统道德神话的矛盾心理。 程婴，是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程婴原是个民间医生，一向在晋国驸马赵朔门下，因赵朔待他甚厚，所以在奸臣屠岸贾矫君命将赵家满门抄斩，只留得身怀六甲的公主禁在府中时，还每天给公主传茶送饭。他忠实、善良，但有些胆小，当他得知公主生下一个小男孩，而灭绝人性的屠岸贾还要待其满月后用钢刀铡死时。也只有扼腕喟叹。公主唤他进宫，托他将孤儿带出去，他还是顾虑重重：“屠岸贾贼臣闻知你产下赵氏孤儿，四城门张挂榜文，但有掩藏孤儿的，全家处斩，九族不留，我怎么掩藏得他出去?”公主以死相托，他才把婴儿放进药箱，慌慌张张地抱着出来。守门的韩厥将军不愿意将孤儿“献出去图荣进”，“利自己损别人”，放走了程婴和孤儿，并自刎而死取信于程婴。韩将军的刚烈正直激励了程婴，促使他下定了救孤的决心。 程婴的善良本性驱使他接受托孤，“知恩报恩”是他救孤的初衷。他听说屠岸贾发觉赵氏孤儿被偷带出宫，便要将晋国半岁之下一月以上的婴儿全都拘到元帅府中，“一个个亲手剁作三段”，以绝赵家之时，激起他的无比义愤，起而与邪恶势刀抗争，他救孤的信念便从报赵驸马“平日优待之恩”上升到“救晋国小儿之命”，决定把自己的孩子扮作赵氏孤儿，并要求公孙杵臼出首告他，以父子之死来救孤儿。 与屠岸贾奸党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磨砺着程婴的性格，使之进发出智慧的火花。在紧急的形势下，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铤而走险，走这一步险棋。面对屠岸贾气势逼人的诘问，程婴机智的回答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终于使他得以解脱出险境。 屠岸贾带着士卒来到公孙杵臼及“孤儿”所在的太平庄。灭孤和救孤两股势力正面交锋，把程婴深深地带入到矛盾的漩涡中，程婴在理智与感情的尖锐矛盾中受着痛苦的折磨。程婴不仅要眼看着白发苍苍七旬有余的公孙杵臼惨遭毒打，还要被迫受命行杖。屠岸贾这一手，程婴完全没有料到。他先是推搪不打，继而选用小棍，最后又专选大棍，这说明了程婴内心的极度矛盾。让他来拷打公孙杵臼，比让他自己去死还要难受，他是很难下手的；但屠岸贾在一旁虎视眈眈，如果不打，又露出了“告假状”的马脚，怎能不打下去。终于，他还是按照屠岸贾的要求打去，一边打，一边煞有介事地喝道：“快招了者!”他知道，棍子下得不毒，则不足以取信于屠贼，他的吆喝，是做样子给屠岸贾看，更是用以掩盖内心的极度紧张。及至看见搜出了“孤儿”，程婴的心情就更为复杂。有了“孤儿”，消除了屠岸贾对自己的怀疑，赵氏孤儿得救了，晋国的婴孩得救了。但这搜出的婴儿，正是他“四十有五”才生的“未经满月”的亲生骨肉。眼看儿子遭杀戮，他不能言语，“心似热油浇，泪珠儿不敢对人抛，背地里揾了”而屠岸贾认为程婴告发了公孙杵臼有功，把他认作自己的门客，又认程婴的“儿子”为义子。程婴刚把赵氏孤儿救出虎口，却又被屠岸贾将自己与孤儿一起拉回了狼窝，不仅没有脱险，反而进入了一个随时有可能被直接杀害的凶险境地。他不得不违心地做着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表面上还要装得不动声色，把痛苦硬是噎回肚子里。经过感情上的强烈震动和磨炼，练就了健全而又坚定的理智，强烈地表现出他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品质。在漫长的二十年里，程婴小心翼翼、忍辱负重地将赵氏孤儿托养成人，文武双全，甚有机谋，最后杀了屠贼，报仇雪恨。 程婴是一个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灭孤势力的由强而弱，救孤势力的由弱而强，戏剧矛盾冲突的发展转化，都是通过程婴来实现的，从救孤出宫到助孤报仇，都有他参加，而且他是关键人物，他的性格也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不断发展臻于完善的。作者并役有把他描写成一个完美无缺、无情无义的英雄。当他救孤出宫时，他有过犹豫；当他拷打公孙杵臼看到公孙支持不住时，也又急又怕，特别是看着亲儿被剁成三段时，禁不住惊痛掩泪；就是在助孤报仇之后还念念不忘：“小主人，你今日报了冤仇，复了本性，则可怜老汉一家儿无所靠也!”但从他身上，仍然体现了磅礴、高昂的正义精神，使他成为震古铄金、闪耀灿烂光芒的艺术形象。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历史上的程婴和公孙杵臼“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在纪君祥的杂剧中，作者把“他人婴儿”写成是程婴的自家骨肉，并让程婴“割舍的亲生骨肉吃三刀”，这一细节的改变，透彻地刻画出程婴和屠岸贾面对面斗争的心情，从而通过程婴在精神上忍受难以承受的痛苦折磨展示他的崇高品质，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杂剧是元代纪君祥在故事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大悲剧.剧作家通过对史料中人物和重要情节的巧妙改写,使得故事的矛盾更加尖锐,主题也更加鲜明,使得中国仁义至上的优良传统道德得到了体现和颂扬,大团圆的故事结局也反映了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点.陈凯歌导演的最新力作赵氏孤儿主要依据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所改编，影片中倾注了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对当下社会的关照，它弱化了元杂剧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更多地着眼于表现小人物的人性情怀，从而也解构了传统的善恶二元论，以期更为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但影片在解构传统的同时却因为形象塑造上的一些偏离而未能达到人性重构的目的，从而陷入了一种善恶不分的道德虚无主义。本文从分析传统叙事的人性观入手，进而指出影片对传统的解构与反思的成功之处，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人性重构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关键词 ?赵氏孤儿；人性；重构；得与失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它是人的问题的基础与核心。“中国性论有一特点，即以善恶论性；关于性的主要争点，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1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中，人是非善即恶、非奸即忠的，这是判断一个人品质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通过一系列永恒的原则规范和价值目标来制约人的行为，以人所特有的理性力量来控制乃至抑制人的欲望。道德始终被视为人的外在约束力量，视为社会的统治工具。”2道德与人性，这对蕴含各异又相互依赖的范畴，自古以来都是文艺评论所关注的对象。陈凯歌导演的新片赵氏孤儿主要依据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所改编，它顺承了陈凯歌电影中一贯的人文思索与历史反思，在解构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力图建构起一套符合时代潮流与当下价值观念的人性观。它弱化了元杂剧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更多地着眼于表现小人物的人性情怀，从而也解构了传统的善恶二元论，以期更为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但影片在解构传统的同时却因为形象塑造上的一些偏离而未能达到人性重构的目的，造成了人性的善恶不分与道德的虚无，陷入到一种价值观的迷失之中。本文从分析传统叙事的人性观入手，进而指出影片对传统的解构与反思的成功之处，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人性重构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一、 舍生取义：传统叙事中的人性取向“赵氏孤儿”的故事取材于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宫廷政变，最早见于左传，经过历代文人无数次的演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叙事。“赵氏孤儿这部大悲剧,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至今还活跃于舞台,而且在18世纪译成几种外文风行于欧洲,是最早被介绍到外国的久享盛誉的古典名剧。”3陈凯歌的同名影片主要取材于元代纪君祥所作的杂剧，这是一部富有民族内涵的悲剧作品，王国维称其“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这部作品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蕴蓄有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其中所彰显的主要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忠义”观，这是传统文人受儒家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构筑的社会秩序的体现。虽然“赵氏孤儿”的故事从左传开始到元代流传千年，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较之于前代都会有所更移，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这一故事宣扬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直是其价值观的核心。而在朝代更迭，蒙古族入主中原、汉人受异族统治的时代语境下，纪君祥选择这个题材来创作杂剧，在表现出一定反元复宋、怀念汉室江山思想的基础上，其不拘泥于历史的改动，反而进一步突出了“忠义”与“复仇”的主题。其期望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秩序复归的强烈诉求是无可置疑的。而在传统道德评判标准的熏陶下，在儒家这种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忠义观”的指引下，赵氏孤儿中的人性评判呈现出非善即恶、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来。传统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呈现出的这种非善即恶的人性观、善必胜恶的复仇观念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它显示出高高在上的道德话语压制人性追求的现象，显示出传统文艺作品对人性复杂性探讨的缺失，而在影片赵氏孤儿中，导演陈凯歌对这种传统的人性观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构，这种解构有其成功之处。二、化圣为凡：影片对传统人性观的解构作为一个不断被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广泛流传、感人至深的崇高的悲剧故事，传统“赵氏孤儿”故事以其戏剧性的强度、其情感的冲击力、其内涵的丰富性、其道德的悲壮感和经过众多传统戏曲千锤百炼后的艺术成熟度，都为后来的改编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凯歌也是看到了其深刻的民族内涵与广泛的受众基础才选择将这部影片搬上银幕。然而在对其艺术加工的同时，改编者不得不面对价值观念上的对立与冲突。作为一个向来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著称的导演，陈凯歌也在影片中进行了他自己的人性重构，并使影片呈现出与传统故事不同的神采来，这种重构是有其成功之处的。影片改写传统叙事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将程婴从崇高的道德圣坛上拉下来，给了他一个平凡的世俗的境界和外表，也为他的救孤行为赋予了一种完全平民的动机和过程。这种对英雄性的消解，试图创造的是一种更加人性或者说更加世俗的人性阐释。影片的这种出发点是好的，它充分体现出陈凯歌对传统道德的一种反思与对当下价值观的一种关照。他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曾说：“我16岁去农村，18岁当了兵，后来做工人，都是在民间混。那时候文革，家里出事，一个小孩绝对撑不住，绝望得不得了。我的成长全仗着民间百姓给我营养，我是在人家对你的关心下，一点一点长起来的。所以，如果有一股力在中国，它在民间。”4这体现出陈凯歌坚持的民间立场。他认为程婴“就是一个隔壁大叔，有事你说钥匙您替我拿着啊，我太太一会儿来您这取，他答：哎，行，你交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再普通、再平凡不过，但是他能感动我”5。他强调道：“我拍赵氏孤儿的态度就是：尊重每一个生命。”4陈凯歌的这些言语中充分体现出他对传统的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的一种颠覆与坚持普通人、从小人物入手去表现历史故事的人性关怀。例如，在元杂剧的故事情节中，程婴是主动向屠岸贾交出亲生儿子的，而影片则将这一情节改编为程婴迫不得已承担起救孤的责任。“元杂剧中把一个草泽?（平民）医生用亲生儿子替代皇亲国戚的孤儿被杀，刻画成天经地义的选择，实际上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之表现。现代社会中，对生命的尊重是现代人应具有的基本人格要求。因而陈凯歌将救孤的行为处理成在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下，勉力救护赵氏孤儿。这样的人物形象定位更符合情理、更具有人性的关怀。”6这一改变表现了影片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诉求。 另外，在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中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程婴妻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就颇为深刻与合情合理。程婴妻子形象的出现为救孤的行动增添了可信度，也使情节的展开更加跌宕起伏，她对孩子所表现出的亲情与屠岸贾的残忍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孩子被摔死，妻子被杀害的情节架构，也为程婴忍辱负重、一心复仇的人生信念提供了足够的内在驱动力。总而言之，这是影片中刻画得相当成功的一个角色。三、虚无主义：人性重构中的偏离在影片赵氏孤儿中，导演陈凯歌将影片主角从神圣的道德话语中解放出来，还给他们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这使得影片具备了平民化的视角与世俗化的人性阐释。然而在对人性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因为叙事的断裂，人物行为动机的不明显等原因，人物形象的塑造变得缺乏可信度，从而使影片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善恶不分的人性论与道德的虚无主义之中，价值观呈现出一种迷失的状态，没有更好地完成人性重构的目的。（原作者：刘玄）影片前半部分故事紧凑、线索明晰，一场宫廷喋血政变，拍得惊奇突兀却又有条不紊，充分显示出陈凯歌深厚的导演功力。而进入后半段，影片在节奏上开始变得缓慢无比，风格也变得十分不统一。影片叙事上的断裂造成了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前后不一。例如影片中的屠岸贾，对他的形象定位有拔高之嫌。影片力图开掘屠岸贾身上人性的一面，使其性格更为多面和复杂，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前半部分他还是一个谋害国君、屠杀同僚家族、伤残部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专横跋扈之人，后半部分收了一个干儿子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温和、宽厚的父亲，影片没有对这种性格上的转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前后的性格转变太过突兀。影片一味地想要堆积人性的复杂性，希望能够从屠岸贾身上体现出更为全面、更为正常的复杂人性，然而这种诉求却在影片中变成了对人性的面目进行简单化地、平面化地处理。影片中程勃的形象塑造也存在着性格上前后不一的现象。当程婴和韩厥告诉他真相时，这个15岁的孩子表现出惊人的弱智。他可以不信韩厥，如何会不信父亲并固执己见，把如此重大的信息当成父亲编制的谎言。这与六七岁时他听闻屠岸贾的兵杀死母亲后的成熟形成鲜明对比，逻辑严重不统一。他在用程婴给的药救活屠岸贾之后，却又相信了程婴所说的话，反过来与程婴一同走上复仇的道路，从而彻底沦为复仇的工具。陈凯歌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他在抚养赵孤期间，不鸡贼、不拧巴，还是老老实实地过普通百姓的日子，他与屠岸贾有血海深仇，但依然平和地面对所经历的一切，没有把赵孤当成复仇的利器。”7然而影片中体现出来的却是他带着程勃投奔屠岸贾，最终在明知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带着程勃走上复仇之路。人物性格呈现出严重的不统一。这种人物性格上的不统一造成的结果就是影片在价值观上的迷失。影片力图从平民立场出发，表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表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却又在不知不觉间陷入了善恶不分的道德虚无主义之中。“善恶的标准既是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据，又是建立道德规范体系的基础。因此，确定善恶的标准，就成了伦理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8而影片中体现出的善恶不分的道德虚无主义则体现出了陈凯歌在人性重构上的力不从心，由此来说，影片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人性重构的目的。四、结 语陈凯歌导演向来以影片中其浓厚的人文关怀与深邃的哲理思辨著称，在赵氏孤儿中他也试图进行一次人性上的重构。他将影片的主角从崇高的道德圣坛上拉下来，给了他们平凡的世俗的境界和外表，并在影片中对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种对英雄性的消解，试图创造的是一种更加人性或者说更加世俗的人性阐释。这种力图使历史故事平民化、普世化的叙事视野和内在情怀是在当下中国电影中较为缺乏的，是极为可贵的。然而在重构的过程之中，影片因为叙事上的断裂、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偏离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价值观的迷失中，没有很好地完成重构的任务。可以说，陈凯歌在影片中解构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时候，却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没有重构起一套新的价值体系，这是影片的一大遗憾。元人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作为中国悲剧的一种类型，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悲剧文化精神。1912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指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离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对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在中国悲剧发展史上的地位把握得相当准确。而话剧赵氏孤儿则从根本上颠覆和瓦解了这个中国悲剧存在的基础。 元代杂剧赵氏孤儿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悲剧那种前赴后继、不屈不饶地同邪恶势.杂剧是元代纪君祥在故事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大悲剧.剧作家通过对史料中人物和重要情节的巧妙改写,使得故事的矛盾更加尖锐,主题也更加鲜明,使得中国仁义至上的优良传统道德得到了体现和颂扬,大团圆的故事结局也反映了中国古典悲剧的审美特点.赵氏孤儿的故事本身也有不少令人反思之处。这个故事向来大快人心，可我的疑问便来了，到底是为伸张正义而欢呼，还是因杀人的热闹而狂欢？屠岸贾灭赵氏，赵武反过来又灭屠岸氏，纵然在传统观念上有善恶之分，但无疑都是残酷的杀戮，而善恶纵然势同冰炭，人们却往往忽略，冰和炭本来就同生于天地。我有两个假设，如果假设成立，这个故事将失去原有宣扬正义的大快人心，反而变得荒谬之极。假设一，屠岸贾不是奸臣，而是忠臣。赵家一直被视为忠良，赵朔之父赵盾也是确是正直之人，晋灵公刺客鉏麑还因叹服赵盾的品格而甘愿撞树而死，但同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权臣。晋襄公死后，太子夷皋年幼，朝中都想另立年长者为君，赵盾欲立襄公弟文公庶子公子雍，另一位权臣贾季（即狐射姑，晋文公舅舅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