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以杭州为中心.pdf

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 以杭州为中心王庆国内容提要 火灾是城市生活的重大安全隐患，近代杭州火灾频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火患的频发，虽有自然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近代城市在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人口、房屋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导致城市空间密度增大，加上居民仍保持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缺乏城市生活所应具备的消防意识。为应对火灾，官、民两种消防组织应运而生，共同参与到防火、救火之中，双方各有不足，互为补充，呈现出多维互动、动态共生的特点，成为延续与重构城市消防组织的重要载体，两者在近代城市转型中维护了杭州城的稳定与繁荣。关键词 近代城市转型 火灾 杭州 城市消防近年来随着城市社会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如城市菜场新式公共空间创建，下水道在城市排水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城市道路和城市生态转型中的关系，从传染病医院窥视近代城市的特征，警察与近代城市治安管理的关系，城市娱乐业发展的特征和影响等，都是对近代城市问题研究的新成果。然而，对城市56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变与不变：民国时期杭州城市民办消防事业研究”（Y202044424）的阶段性成果。张卫良、王刚：杭州新式公共空间的创建：以菜场为中心的考察（1908 1937），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郭世强：西安城市排水生态系统的近代转型 以民国西安下水道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6 年第 4 期；陈琍：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 以晚清上海道路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转型中火灾防控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有关近代杭州城市火灾和应对机制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从档案、报刊、地方志等资料出发，以晚清民国时期杭州的火灾情况为个案，探讨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一传统向近代转型中的城市火灾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 签订后，杭州开埠通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各类社会公共问题日渐凸显，火灾便是其中之一。近代杭城火患连年不断，异常频繁，甚至一夜发生火灾两三起，一周之内发生火灾四五起。报刊中常见对于火灾的报道。如 1927 年 1月，杭州一夜之间连发两起火灾，火势异常猛烈，蔓延迅速，共延烧30 余家，房屋 80 余间。1931 年，联桥大街五味和茶食栈突然发生火警，经各义龙到场施救，始告熄灭，“因连次遭火，迁移南首，此次又遭第六次火患”。再如，“杭州自入春以来，天气炎热，气候亢旱，火警频闻，昨晚今晨一日夜之间，竟发生火警六起”。据资料初步统计，“1928年到 1936 年，杭州共发生火灾 1090 起，平均每年 121 起”，1932 年和1933 年两年间国内主要城市火灾发生次数，汉口 135 起，天津 105 起，青岛 148 起，广州 136 起，济南 85 起，长沙 77 起，而宁波在 1912 1937662007 年第 3 期；熊亚平、任吉东：从传染病医院看近代中国城市转型 以 1901 1937 年间的天津传染病医院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1 期；李自典：警察与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 以 1901 1937 年为中心的考察，北京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4 期；何王芳、姜文楠：民国杭州城市娱乐业发展的特征和影响（1911 1937），民国档案 2021 年第 2 期。一夜之间两大火灾，新闻报 1927 年 1 月 3 日，第 10 版。五味和栈六次火警，申报 1931 年 11 月 1 日，第 12 版。一昼夜间火警六起，申报 1935 年 3 月 11 日，第 9 版。杭州市民国十七年火灾次数逐月比较表，市政月刊（杭州）第 2 卷第 10 期，1929年，第 38 39 页。胡启扬：民国时期的汉口火灾与城市消防（1927 1937），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 25 年内仅发生火灾 217 起，平均每年发生火灾不到 9 起。由此可见，近代杭州火灾发生的频率之高，在浙江省内绝无仅有，即使放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随着时间推移，近代杭州火灾发生频率有增长趋势，1931 年杭州发生火灾 81 起，1932 年 108 起，1933 年 87 起，1934 年158 起，1935 年128 起，1936 年101 起，这6 年中，前三年发生火灾 276 起，后三年发生火灾 387 起，增加 111 起，增幅为 40%。频繁的火灾，已严重危害到近代杭州城市公共安全，阻碍了近代杭州的城市发展，具体表现如下。第一，频繁火灾造成了较大人口伤亡。火灾无情，一旦发生必然造成人口伤亡。杭州市政季刊 1937 年特刊刊载了 1931 1936 年杭州火灾导致的死伤人数，分别为：1931 年7 人，1932 年15 人，1933 年13 人，1934年 29 人，1935 年 27 人，1936 年 23 人。其中 1934 年杭州发生火灾 158起，死伤人数亦最多。此外，一些火灾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如 1933 年11 月，杭州水师前周衙弄五号张阿标家夜里发生大火，张阿标及其七旬老母、九岁侄子、五岁侄女和五岁儿子均被严重烧伤，大火殃及邻居尹未氏家，致使其四岁甥女惨遭焚毙，张阿标五岁侄女后因伤势较重不治身亡，此次火灾造成两死四伤的惨剧。1935 年 1 月，东街路石板巷口，郭社林家因遗火失慎，时处深夜，郭一家均在梦中，至消防救火队闻警赶到施救，火已左右延烧。此次大火“共焚去房屋十九间，损失二万余元，郭某之妻俞氏、儿子松泉、女儿顺金，均不及逃出葬身火窟，郭本人头部灼伤甚重”。一月之后，新民路金鸡岭与永宁桥间也突发大火，“烧死两男两女，叶春祥全家葬身火窟”。第二，突来的火灾，致使大量房屋被毁，受灾民众生计愈加困顿不堪，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杭州火灾所损毁的财物中，以房屋最多。据有关统计，1934 年杭州共发生各类火警 158 次，火灾延烧 504 户，被烧66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华明月：1912 1937 年宁波火灾与城市消防探析 以 申报 记载为例，浙江档案 2018 年第 5 期。近年来杭州市火灾损失比较表，杭州市政季刊（特刊），1937 年，第 1 页。近年来杭州市火灾损失比较表，杭州市政季刊（特刊），1937 年，第 1 页。水师前大火焚毙两命，申报 1933 年 11 月 20 日，第 7 版。深夜大火焚毙三命，申报 1935 年 1 月 6 日，第 10 版。新民路金鸡岭口大火，之江日报 1935 年 3 月 2 日，第 6 版。房屋共859 间，起火房屋种类多为住宅，158 次中有106 次，占67%。火灾造成平民百姓大量的财产损失，多年积蓄毁于一旦，灾后往往一贫如洗。1930 年 11 月 26 日，孩儿巷口鞋店，“又肇火警，延烧及拆毁房屋三十八间，损失数万元”。火灾之后，受灾民众中“最可怜者小住宅小店，经此浩劫，衣食住堪虑”。1949 年松木场发生火灾，“被灾住户多为从事竹器及茶店业，贫民占半数，铜元路被焚茅屋十间，难民十二户，均为摊贩、小工、车夫等，生活均甚贫困”。第三，火灾导致大量商铺被焚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冲击城市工商业。杭州是近代重要城市之一，住房林立，商业也极为繁华，突如其来的大火在焚烧了大量住宅的同时，对商业发展也造成了巨大冲击。1922 年11 月 14 日，杭州火车站附近的一场大火，“延烧商铺约六十余家，延及杭州城最为繁盛之部分”；寿安路忽遭火警，“延烧路坊巷衖共计八处，焚去商店一百八十八户，被灾住户共一百十三家”，“全部损失约达六百数十万元”；教仁路大火，“历时三小时始熄，计焚去大街店铺住户三十九家，房屋五十间，附近粮道山东廊庙亦被波及十余家”；1926 年 8 月 10 日凌晨二时许，“庆春门外某姓家失慎，三时许肃仪巷某商号又兆焚如，延烧忠清巷口四拐角，共焚商号五十余家，计市房百余间”；1930 年，同春坊孩儿巷不慎发生火灾，“大火燃烧四小时，焚毁殷实商店四十号，计二十七店家，损失已在四十万元以上”；1934 年杭藩司前教仁路，“十六日晨零时半起大火，延烧两边店屋多至五十余家，经急救后，直烧至晨三时后始渐熄”。10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甚至不少原本繁华的街区，历经火灾之后也一蹶不振或化为灰烬。如1917 年1 月11 日，“拱宸桥大马路火灾共烧房屋百二十三幢，损失约数十万金。该埠自省垣新市场羊市街开辟市场8610杭州火灾统计，警光周刊 第 2 卷第 7 期，1935 年，第 9 11 页。杭州孩儿巷口大火，时报 1930 年 11 月 26 日，第 4 版。杭州板儿巷大火纪详，申报 1928 年 1 月 6 日，第 9 版。两处火灾贫户，市府办理急赈，杭州市政季刊 第2 卷第2/3/4 期，1949 年，第27 页。杭州车站火灾，新闻报 1922 年 11 月 14 日，第 3 版。杭市空前之巨火灾，申报 1929 年 5 月 7 日，第 9 版。教仁路空前大火，申报 1934 年 11 月 17 日，第 9 版。此间亢旱干燥火警频仍，申报 1926 年 8 月 10 日，第 7 版。杭州大火之浩劫，申报 1930 年 11 月 27 日，第 8 版。杭市大火，申报 1934 年 11 月 17 日，第 8 版。以后，商业骤衰，年不如年，今番一炬，难图恢复”。再如，1932 年 1 月4 日，“杭城适逢元旦佳节，异常干燥，义民巷口之火腿公司，突发火警，因天气燥烈，一经延烧，火势异常猛烈，适值东北风急，一时火烈风猛，大小商店，尽化灰烬”。此外，一些原本颇为繁盛的企业因遭火灾而陷入困境。如 1934 年青年路大火，“浙江印刷公司全部被焚，损失十余万，许多托印有价值文件均被毁”。第四，杭州有着悠久历史，名胜古迹保留不少，频繁火灾还破坏了杭州古建筑，造成古迹文物损失重大。如西湖风景区著名的灵隐寺，1936 年11 月 13 日午后二时许，惨遭火灾，罗汉堂被悉数焚毁，“堂内泥塑的五百尊罗汉，每尊各具神态，系明末清初塑像名手所塑造，距今已三百年以上，颇称名贵。今不幸悉数焚如，实为该寺无法补偿之损失”。由上可知，随着近代杭州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火灾事故不仅发生频繁，而且造成巨大危害。二火灾发生的内因：近代城市转型的困境火灾之所以如此频繁发生，与近代杭州城市的转型密不可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晚清至民国时期，杭州处于中西交会、新旧转型的过渡期，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致使城市建筑过于紧密，而房屋所用材料却基本没有改变，民房建筑仍多以木材为主要材料，加上人口居住密集，屋宇连绵，从而导致一旦发生火灾，很难扑灭，甚至房屋连片受损。“居民皆编竹为壁，久则干燥，易于发火，又有用板壁者，夫竹木皆酿火之具，而周回无墙垣之隔，宜乎比屋延烧，势不可止。”晶报1929 年 8 月的一篇报道详细叙述了杭州房屋建筑材料与发生火灾之间的联系：96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杭州快信，时报 1917 年 1 月 11 日，第 3 版。元旦火警四起，益世报 1932 年 1 月 4 日，第 2 版。杭青年路大火，申报 1934 年 8 月 2 日，第 9 版。杭州灵隐寺火灾，佛学半月刊 第 140 期，1936 年，第 19 页。沈兰彧：火灾私诫，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 卷 101 火灾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 年影印本。这几个月来，杭州时常闹着失火，一烧就是好几十家，损失达数十万，这是杭州的消防队办的不好吗？据他们杭州人说，所造的房子，却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向来的老法子，所砌的墙头，都是老泥墙。他们贴近墙头，都用贴壁板，这贴壁板易于惹火，因此每遇失火，动辄延烧至数十家，至于巨宅广厦，他们的隔离，全靠着所谓风火山墙，有高的风火山墙，那火就烧不过去，但是他们那些铺面房屋，栉比鳞次，一连数百家，都没有一垛风火山墙。加上街道建设缺乏合理规划，狭窄紧促，了无间隙，发生火灾，救火设施无法及时有效进入火场，致使火灾迅速蔓延。临平镇东大街漱芳茶园大火，即因“临平商业繁华，人口稠密，街道狭窄，取水困难，无法扑灭”。其二，城市人口不断增加，民众在涌入城市生活的同时，却没有树立起近代防火救灾的消防观念，在生产生活中经常误引火灾。如 1934 年 4 月10 日，里龙舌嘴五十六号，“忽因午炊失慎，致肇焚如，经消防队闻警驰往灌救，历一时半始熄；藩司前一百卅二号的元润酱园，于九日晨零时二十分，因电灯走电失火，延及张顺兴柴店等房屋共三间，损失二千余元”；同年 7 月，王天祜家“因晚炊不慎，致兆焚如，一时火光烛天，不堪收拾”。许多居民因缺乏防火意识，乱丢烟头或倾覆油灯，从而引发火灾。1918 年，“望江门直街上板儿巷口，信仁昌南货店因伙友误将火油灯泼翻，喊救不及，致肇焚如”。1935 年 3 月，袁家塘沈文魁家突遭焚如，火光四射，经查“因厕所内烟蒂遗火失慎，邻居闻警惊醒，火势猛烈，秩序大乱”；同年 4 月，下板儿巷长发南货店，“因煤油灯打翻起火，顿时烈焰飞腾，火势极为猛烈”。此外，酒醉误事，火烛乱抛，也往往误08杭州易引火灾之原因，晶报 1929 年 8 月 6 日，第 2 版。临平镇大火，申报 1933 年 5 月 26 日，第 8 版。一日间火警两起，申报 1934 年 4 月 10 日，第 9 版。湖墅小河大火，申报 1934 年 7 月 7 日，第 11 版。火灾类志，申报 1918 年 3 月 22 日，第 7 版。厕所烟蒂，酿成火灾，之江日报 1935 年 3 月 9 日，第 6 版。下板儿巷昨晨大火，申报 1935 年 4 月 23 日，第 8 版。发火灾。武林门外丁连昌家，“因煎酒不慎，突然起火”。其三，江南地区多敬祀鬼神，封建迷信盛行，很多人家虽居城市，但还保留着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家中安置佛堂，燃烧冥纸，燃香点灯，有的甚至将终年不灭的香烛供于堂前，这成为诱发火灾的重要因素。“十九日上午三时半，杭城贯桥直街二十号篾作店内，因燃点香烛敬神，夜间狂风大起，烟火吹入篾篓器内，一时烈焰飞腾，延烧左右邻居九十八家。”另外，杭城庙宇众多，佛事兴旺，火烛管理不慎，也经常引发火灾。“十三日为普南房值日，值管僧九成，不慎将烛火置于床铺的稻草堆上。起火后，该僧没有及时呼人灌救，导致火穿屋顶，始为寺中职僧察见，及报警来救，已只能防护佛殿，及毗连之报本堂，而整个罗汉殿遂化为灰烬。”笔者整理了 1931 年到 1936 年杭州火灾发生的原因（见表 1）。六年间杭州共发生火警 662 起，其中居民烹调饮食是造成火灾次数最多、最常见的因素，共引起火灾 236 起，约占火灾总数的 36%；其次为吸烟，计引发火灾 128 起，约占 19%；其他不知名的原因计引起火灾 152 起，约占23%。除上述原因之外，夏季夜间蚊香失火、房屋电线漏电、灰堆余火复燃等均为诱发火灾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导致的火灾，大多与居民缺乏日常防火意识相关。表 1 1931 1936 年杭州市火灾原因统计单位：起年份烹调饮食倾覆油灯走电敬神吸烟烤火其他总计193132674122188119324366118132107193331911112419871934551011338162515819354748434823128193628455141035101总计23639481812841152662 资料来源：近年来杭州市火灾原因统计表，杭州市政季刊（特刊），1937 年，第 1 页。18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一日间火警三起，申报 1934 年 3 月 22 日，第 9 版。杭州贯桥大火，申报 1929 年 7 月 20 日，第 10 版。杭州灵隐寺罗汉堂火灾，微妙声 第 2 期，1936 年，第 94 页。其四，城市发展的同时，消防事业却发展滞后，导致救火不及时。杭州开埠后，城内店铺林立，商业兴旺，城市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外国的租界带来了一些西方的都市文明，诸如宽敞精致的马路、洋式建筑、医疗卫生、排水系统、电灯、电话、自来水、救火设备，以及市政管理技术等”。但杭州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近代都市消防设施和消防服务却发展缓慢，没有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低质量的住宅与棚户区随意搭建，杂乱无章，防火间距不足，缺乏消防设施，一旦火灾发生，火势便迅速蔓延。如三元坊大火，“为空前之浩劫，是皆由于消防设备不全，致有星火燎原之患”。杭州第五公所也曾报告：“本区火患频仍，每患即不易扑灭，顿成巨灾，考其蔓延之由，消防龙头缺乏，取水不易，确系主要之点。”由此可见，近代杭州频繁发生火灾是城市发展与转型中出现的困境，其作为近代城市转型中的典型问题，必然也要在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三政府多元应对火灾机制的建立火灾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城市居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埋下了极大隐患。面对频发、多变、严重的火灾，杭州民众积极应对，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相互配合，采取防范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有效的火灾应对机制。“杭州市区之负消防之责者，厥维两大巨头，其他多为旧式之义龙，自卑卑不足道。所谓两大巨头，一即省会公安局所办之消防总队，一为商界所办之各界救火联合会。”（一）建立城市消防机构开埠前，杭城没有设置专门的救火兵丁，消防工作基本沿袭前朝做28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 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1，第 96 页。杭州市自来水厂，杭州市政季刊 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第 49 页。拨本市第五区公所呈请添设消防龙头等情令仰遵办由，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L0025-001-0095-044。杭州消防界之大波动，上海报 1936 年 5 月 10 日，第 2 版。法，救火任务主要由当地驻军承担。从守城部队中挑选身强力壮、行为敏捷者组成救火队，平时出操训练，有火警发生时承担救火工作，并配有专门的救火器材。光绪十三年（1887），杭州织造署购置洋式水龙车一架，雇用夫役 50 余名，用来救护衙署火灾，“杭州府署新制水龙两架，洋龙一架，运水人夫二十余起，云梯、杠索、长钩、短斧一律俱全。择于上月二十二日祭龙，排列旗灯，大游行街市，颇壮观瞻，有备无患于此见之”。杭州开埠通商后，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传统市政设施以及消防管理相对落后，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显得心余力绌，由此催生了要求革新市政建设的声音。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杭州府署组建消防队；光绪三十二年（1906），浙江省城保甲总局改组为省城警察总局（后改称巡警总局），开始裁撤绿营官牟兵马，将腾出的薪粮转作巡警之用。1913 年 4 月，浙江省会警察厅设立消防科和消防队，救火兵丁承担的救火职责，由警察总局下设的消防队负责。消防队驻輓鼓桥，分成 4 队，分别驻扎太平坊、龙吟巷、贡院前和湖墅左家桥。由此，初具现代化的专业消防队伍取代了传统的救火兵丁承担起杭州城的消防任务。1927 年杭州建市，市公安局下设消防科。1929 年 1 月，市长周象贤鉴于杭州缺少精良的救火车装备，曾委派市工务局向上海怡和机器公司购定大号透明的泵浦救火车，并配有多种新式火龙灭火器。同年 5 月，杭州市公安局改组，撤销消防科，将其职能归入行政科，设置消防队，下分 6个分队。到 1930 年，消防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即有长警（消防队队员）一百二十人，救火车三辆，洋龙四架”。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城消防成员分散，消防事业陷于停顿，救火机已完全散失，省会警察局成立时，“仅有各界救火会拨用的帮浦一具，队员十余人”。为保证杭州公共安全起见，省会警察局积极扩充消防设备。此外，为防火患于未然，杭州市政38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新置水龙，申报 1893 年 10 月 10 日，第 2 版。光绪 杭州府志 卷 175 巡警。市政府购办救火车，时报 1929 年 1 月 6 日，第 4 版；杭州快信，申报 1929年 1 月 7 日，第 9 版。浙江省通志馆编 重修浙江通志稿 卷 14 民族，1983 年复印本，第 57 页。省会警察局扩充消防设备，杭州新报 1939 年 1 月 27 日，第 3 版。府恢复成立消防队组织，消防队设队员十余人，并委任黄浩川为队长，在火灾扑救中统一指挥和协调救火工作。（二）建立火灾预防制度火灾的防控，预防是第一位，而提高民众的防火意识在火灾预防机制中居首位。为有效预防火灾发生，政府组织民众进行防火宣传，夜晚更夫在街头巷尾敲更以提醒居民防范火灾。民国肇始，“现代国家的管理职能开始发挥作用，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人士出任城市的管理人员，采取西方城市的管理方法”。国民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消防管理的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火灾预防机制。1931 年杭州市政府专文刊发救火与预防火患的文章，对城市房屋建筑条例的制定和执行、房屋建筑材料的使用、房屋用途的限制进行了规定，并开展防火教育。1935 年浙江省会公安局以杭州近来火患频仍，事关人民切身利害，特地统计 1 月和 2 月的火灾情况，布告民众预为防范。“本局长思患预防，特将一、二两月火灾统计，印发布告，供人观览，庶几触目惊心，免致焦头烂额，事关切身利害，当不待谆谆告诫也，此布。”此外，浙江省民政厅也根据杭州各市县火灾报表统计出起火多为炉灶设置或者使用不当，以及棚户搭建没有限制，特饬令各县，“嗣后店户炉灶之设，应依照本省市县建筑规则，平时尤须劝令妥慎使用，至棚户之间，或棚户与普通家屋商铺毗连搭建，最易燎原，均所不许”。对易燃易爆品的管控，也是预防火灾的有效举措。1915 年 9 月，浙江省会警察厅颁布 管理煤油、火柴营业规则，加强对煤油、火药、硝磺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1929 年，杭州市公安局下发 省会消防整顿设施具体办法，规定“应将火灾惨状、防火要则、救火办法或绘图或作标语，定期运动广为宣传，唤起民众自知警惕，随时注意预防”。同时规定建筑48杭州市消防设施力谋充实，杭州新报 1939 年 5 月 15 日，第 3 版。张卫良、王刚：杭州新式公共空间的创建：以菜场为中心的考察（1908 1937），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W.B.Munro：救火与预防火患（续），顾彭年译，市政月刊（杭州）第 4 卷第 10期，1931 年，第 1 6 页。火头的是扫帚星，之江日报 1935 年 3 月 17 日，第 6 版。民政厅令各县防止火患妥拟办法，之江日报 1935 年 6 月 25 日，第 5 版。房屋必须使用不燃材料，房屋之间必须建有风火墙，房间内壁一律使用砖墙，“杭州市政府工务局对于新建筑的房子，加以取缔，使之不用泥墙而用砖牍，并少用贴壁板引火之物，且即铺面房屋，每隔五家，必有一垛风火山墙”。杭州市建筑须知 则明确，“凡起造地面或地下各种房屋及其他关于市容或公共安全之各项工程，变更建筑物用途及储藏易燃物料，建造轻质材料临时茅屋棚厂及雨篷，均须向市政府工务局申请许可证，相邻房屋间应筑实叠砖防火墙等”，进一步严格对市区建筑的防火管理。针对杭城部分杂货店兼售煤油、火药等危险品，店铺缺乏相应的消防设备，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状况，1934 年 11 月 23 日，杭州市政府第 144 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管理煤油营业规则，规定凡在杭州售卖煤油，无论专业、兼业还是零售、整售，均须于开业十日前声请该管警署查明，呈由公安局核转市政府核准，给予营业执照，方准营业。此外，该规则还要求堆栈地点不得设在街市繁盛的地方，存油堆栈以及售卖煤油各商铺内必须置备消防器具及清灰、沙土等物以备不测；存放煤油场所须随时检查，不得于煤油附近堆放火柴、纸张等易于引火之物；等等。在城市繁荣地带增设消防设备，以备火灾发生后能够及时、有效防控。随着杭州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商场、仓房、茶室等公共场所迅速增加，杭州自来水厂联合市消防队在繁盛街市，择要设置平面和竖柱两种消防龙头，并逐年增加，“共安装平面消防龙头 140 余处，竖柱消防龙头 130余处，合计 280 余处”。为预防火灾发生，杭州市政府派员加大对消防设备的检查力度，年久失修不能使用的及时更换，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中正街 318 号第三仓库，对于消防方面应时加留意，应装设消防龙头一具，以策安全。”杭州统一码头因消防设备缺乏，发生大火，造成巨大损失。为防止火灾再次发生，杭州洽大祥绸布庄向市消防队申请安装消58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杭州易引火灾之原因，晶报 1929 年 8 月 6 日，第 2 版。杭州市档案馆编 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史料汇编（1927 1949），杭州档案馆，1990，第 128 页。杭州市管理煤油营业规则，杭州市政季刊（特刊），1935 年，第 12 页。本厂函送本市消防机关消防龙头地点表，杭州市政季刊 第 2 卷第 3 期，1935 年，第 15 页。为第三仓库拟装消防龙头具请洽知所需费用俾资办理由，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L025-001-0085-049。防龙头，“处此将属冬防之际，为慎重计，拟装置消防龙头一具，以臻有备无患之效”。娱乐经营场所，人员拥挤，演出不分昼夜，经常人满为患，在夏季风干物燥时，极易引发火警，“究竟各该场所内部消防有无设备，既有设备是否完善，为保证观众安全起见，似有检讨之必要，以防患于未然”。（三）火灾扑救及灾后救助对火灾的及时扑救和灾后救助也是防控火灾危害的重要一步。地方政府还在城内各处设立固定的防隅官屋或瞭望楼，实行“分隅任责”制度。对在火灾中扑救尽力者，“支给犒赏”，实行奖惩；对扑救不尽力或延误者，则依军法论罪。接到火警后，杭城消防队即刻出动，遇有扑救任务，百司官员俱整队伍，急行奔驰驻扎遗漏地方，听行调遣。1914 年 10 月，艮山门外吊桥畔延德堂药店，不戒于火，延烧左右邻居及吊桥四拐角，湖墅消防队及下城消防队接警后及时到场，竭力灌救。1934 年 7 月，杭州湖墅、大关小河打铁弄发生火灾，“经救火会队长唐锦齐驾驶帮浦车等相继赶到，竭力灌救，最终扑灭”。1935 年 3 月，太平门外火灾，“经消防队救火会赶到救熄”。金衙庄两浙盐务稽核所卫兵室，“忽因漏电失慎，火势大炽，经消防队各界救火会驰往灌救，旋告熄灭”。棚桥园子巷失火，警察署闻讯后，当即率领巡官长警，跑步前往起火地点，除了维持火场秩序外，还亲率长警协同灌救，使得火势迅速扑灭，未酿成火灾。在扑灭火灾中，消防队员恪尽职守，英勇无畏，以大局为重，有的甚至以身殉职。杭市太平桥直街三阳泰南货店扶梯边起火，“经消防队闻警赶至，竭力灌救，有一分队警汪荣奋不顾身，冒火冲入施救，被烧68杭州洽大祥绸布庄拟装消防龙头，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L025-001-0085-049。呈请转饬工务局会同本会查勘娱乐场所消防设备当否祈示遵由，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L006-001-0127-010。艮山门外之火灾，申报 1914 年 10 月 7 日，第 7 版。湖墅小河大火，申报 1934 年 7 月 7 日，第 11 版。太平门外大火，申报 1935 年 3 月 19 日，第 8 版。盐务稽核所火警，申报 1935 年 4 月 9 日，第 8 版。棚桥园子巷，火警未成灾，杭州新报 1939 年 1 月 5 日，第 4 版。毁梁柱倒下，压伤甚重，经救出送医院施治”。湖墅德胜场震号消防组救火员朱蔼达，在小河垣坊火灾中奋勇救火，因公殒命。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西方的新式保险业务传入中国通商口岸及大中型城市，中国人的保险观念和意识也渐趋增强。为减少受灾民众损失，杭州市政府鼓励商户提前购买商业保险，“火险者，以一人所负担之火灾损失，移转于众人所负担之会政策也。保险者，防患也，患有所防，则人事之变迁何所忧，水火之遭劫不足虑”。杭州的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设立，从事保险业务的经理人更是如恒河沙数。至 1937 年，杭州开设的各类保险公司共有 40 多家，从业员及各类掮客达两三千人之多。1916 年 3 月，杭城菜市桥头发巷忽遭火警，一时风助火威，延烧 60 余户，计共 115 家，由于被灾各店户“保有火险者十居五六，虽遭焚毁，尚不至不可收拾”。1926 年 5 月，杭州发生火灾，数百户商民损失惨重，财货损失总额逾百万元，为杭州近年来未有之浩劫。杭州市政府为减轻商民损失，稳定社会秩序，“请饬各保险行及经理处迅速赔款以利建筑，俾便商民早日复业”。保佑坊大火，延烧楼屋两幢，损失 14000 元，“大丰绸缎布庄保有火险二千八百元，何兴隆保有火险一千元”。此外，杭州市警察局第八分局还特地对杭州怡生煤油颜料杂货号在太平保险公司投保货品火灾保险准予登记批复，并向省警察厅备文呈请。为了保护商户利益不受更大损失，市政府通告灾地各房主“建造房屋后仍照原租，不得抬高租价，令租户无力重开，且须尽先由旧租户承租”。近代保险制度的实行，为受灾商户减少损失、灾后恢复生产提供了有效保障。68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太平桥大火焚毙两命，申报 1934 年 6 月 17 日，第 10 版。朱蔼达义士昨日举殡，之江日报 1935 年 3 月 4 日，第 6 版。火灾损失之处理（附表），商学研究（杭州）第 2 期，1935 年，第 21 26 页。杭州的保险业，金刚钻 1937 年 3 月 8 日，第 1 版。菜市大火记，申报 1916 年 3 月 8 日，第 7 版。杭州市政府指令社字第四四三号，市政月刊（杭州）第 2 卷第 6 期，1929 年，第 29 页。保佑坊前晨大火，之江日报 1935 年 3 月 14 日，第 6 版。杭州市警察局第八分局对杭州怡生煤油颜料杂货号在太平保险公司投保货品火灾保险准予登记的批示，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L012-008-0001-120。杭州市政府指令社字第四四三号，市政月刊（杭州）第 2 卷第 6 期，1929 年，第 29 页。四杭州民间消防组织的积极参与由于官方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有限，大多地方事务需要依靠社会力量来治理，地方社会秩序的维系以及公益事业一般由地方乡绅来承担。1905 年科举废除之后，近代中国社会力量发生了权势转移，边缘知识分子组成的绅商群体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商会，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马敏教授将绅商定义为“官商之间”，“他们集绅与商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的中介、城市与乡村的桥梁，对近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近代杭州商业发达，绅商及商会力量强大，他们在防火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官办消防组织相比，杭城的民间消防组织历来较为发达，在火灾扑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初，鉴于杭城官方救火兵丁人数有限，无法独自承担救火职责，民间自发成立水龙局，扩充救火队伍。道光年间创办的“天一集”是杭城最早的民间义龙会救火组织，龙会的组织性质为民办商助，经费由地方商贾资助，各大商行店铺自愿认捐，会员以店员、店主为主体。这类“义民”组织的登场，与地方消防能力不足有一定的关系。会员绝大多数为义务加入，没有任何津贴补助，被称为“义民救灾”。救火义民，内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司龙、司筹、司苗和司烛的划分。在救火过程中，司龙负责管理水龙；司苗“立于龙上，认明方向”，负责对火苗喷射；司筹负责给担水救火义民发放竹签，事后凭签给钱；司烛则负责管理本坊的标识，白天和晚上分别举旗和掌灯，以便一望而知。此外，城市基础消防设施建设与方式上，基本上采用大工程由官府组织兴建，小工程由地方官吏或绅士捐资兴办的方式。杭州各街各坊，均设有义务救火兵，每次发生火灾，群相扑救。“杭州各里各段，均有救火兵。88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 392 页。马敏：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6 年第 3 期。邹怡：清代城市社会公共事业的运作 以杭州城消防事业为中心，清史研究 2003年第 4 期。陈琍：上海城市生态的近代转型 以晚清上海道路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 年第 3 期。或以庙名为衔，或以地名为衔，制备水龙各一架，或二架，其余水桶、吊桶、铜锣、行号、大纛旗、各小旗、梯子、挠钩、刀锯、斧凿、杠索、灯笼、号衣、号帽等项，以救火灾。”近代以降，杭州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商会及商人群体力量增强，开始参与到消防事业中并发挥重要作用。第一，实行消防预防举措。光绪十八年（1892），杭州城佑圣观内严聚兴制造了消防水龙。民间救火会由商会统一筹款添置龙具，修建龙房，引进外地钢铁铸造的人力掀龙，义龙各集消防队员均配备统一的防火帽。商会还劝导市民仿照北平商市防灾办法，设置太平水缸或水桶及水枪、水斗等物，并将防灾各种方法撰拟简明布告，广为宣传，且组织临时消防工程队以为之备。民国初年，杭州商会会员潘赤文出资在吴山建筑火警瞭望台，昼夜派人值班瞭望。发现火灾即撞击瞭望台中悬挂的铁钟，各龙会闻钟声集合。近代上海也曾成立“集合团体”，来研究防火救火办法，并建立“警钟楼”，严密监视火情，一有火灾即鸣钟，及时施救。1916 年 3 月 29 日，太庙巷发生火警，霎时火穿屋顶，不可向迩，“其时瞭望台警钟乱鸣，消防队及各集义龙闻警纷纷到场灌救”。第二，成立自治的城市消防组织，统筹民间消防事业，购买消防设备。1909 年，杭州绅商发起，在省城商务总会成立浙江救火联合会，设会长 1 名，副会长 2 名，总干事 1 名。1919 年，杭城商会改组救火联合会，统一管理杭城民办的救火机构，雇专职救火员，负责管理和实施救火组织工作。1928 年，杭州商会会员针对官巷口火灾，由商会出面筹款购置开达拉克救火汽车 1 辆。1930 年 11 月，杭州市自治火灾消防组联合会召开临时委员会议，决议由联合会赶速筹募款项，购办大号帮浦机车一架、小号一架，并商定由98近代城市转型中的火灾及其应对机制范祖述：杭俗遗风，王国平主编 西湖文献集成 第 19 册，杭州出版社，2004，第57 58 页。呈复奉令拟振济官巷口一带火灾案内贫苦灾民并拟具火灾善后办法具报由，市政月刊（杭州）第 2 卷第 9 期，1929 年，第 73 页。梁波：市民社会团体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探析，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2年第 3 期。太庙巷之火警，申报 1916 年 3 月 29 日，第 7 版。各集昌司劝告住户商号，谨慎火烛。1931 年 11 月，杭州市自治火灾消防组联合会邀集各业公会领袖、各村里长副、各义龙代表及地方士绅开会讨论地方消防事宜，计划增加消防会计划书的年度预算，并对联合会进行改组。同年 12 月，杭州市各界火灾消防会在市商会召开成立大会，商会各界人士 300 余人参加，会议讨论火灾消防会会章等，选出执行委员 25 人，监察11 人，调查员7 人等。至1934 年，杭州全市共建有43 个消防集组，拥有抬龙 31 支，拖龙 23 台，汽车洋龙 1 辆，43 个龙会分属全市 5 个区的消防分会，为杭城龙会的全盛时期，并陆续添置橡胶雨衣、长筒雨靴及金属头帽等消防设备，提高了救火效率。然而，杭州市自治救火组织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发生因经费不足，影响消防设备添置和救火事宜进行，进而导致无法开展工作，甚至救火会委员辞职的情况。1935 年 6 月，杭州各界救火会第一届新任委员就以经费支绌、办事棘手为由，全体请辞。为此，同年 7 月 7 日，各界火灾消防会商定 7 月 12 日在市商会重新选举，进行改组，加增人数，并联合各区公所，各区义龙、热心人士积极参与选举。改选结果，金润泉、王五权等5 人为执委，韩绍荣、邵力更等15 人为监委，经多次讨论，决定“向各商店住户征收房捐百分之二，由房屋房客各付半数，作为消防会经常费用”。这就保证了消防经费的充足、稳定，即使到了全面抗战时期，杭城民办消防集组虽有所减少，但仍一直运作。1939 年 8 月，浙江省会警察局派员对杭州市民办消防组织情况进行调查，这一时期杭城共有“各类消防集组 24 个，各式水龙 23 架，救护人 300 余人”，承担全市大量救火任务，成为杭州城市消防的重要保障。第三，成立义民救火组织，参与火灾施救。为进行救火，杭州地方社会还成立了义民救火团体。义民多为自发组织救火，并写有志愿书和保证书 “自愿加入杭州市中区救火分会，救火员自当服从指挥，遵守规09火灾消防联会开会纪，新闻报 1930 年 11 月 27 日，第 9 版。火灾消联会将扩充，新闻报 1931 年 11 月 27 日，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