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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困局、意义与尝试吴梦晗（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241002）【摘要】传播学本土化尚未完成的大背景以及国内媒介伦理研究拘泥于世界普遍问题的视角，让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陷入困局，而这一困局正指明其本土化标准，即研究本土特色媒介伦理问题，以及从传统文化出发运用本土范式研究。本土化转向带来的意义，一是研究范式和媒介素养的自觉，二是为中国创造与世界学科对话的机会，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致力于摆脱西方发展传播学话语的桎梏。利用本土化的研究方法尝试对本土已有的媒介活动进行诠释，可以发现在文化语境中其存在的合理性；对本土尚未兴起的媒介实践如被遗忘权进行分析，可以窥见其在本土文化中的不适应性；对全球性行业转变下的媒介伦理如新闻业数字转型中的媒介责任进行解读，可以探寻媒体在时代的必然要求下如何做出本土应然的努力。【关键词】媒介伦理；本土化；文化自觉；传播学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04（2023）03-0108-10收稿日期：2022-01-03作者简介：吴梦晗（1998），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媒介伦理研究。一、问题的提出“人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是哲学的核心问题。”1伦理研究想要解答的正是这个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一种人类活动都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媒介伦理在人类赖以生存的传播活动中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其研究却起步稍晚。20世纪60年代西方才形成独立的媒介伦理学科，我国更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传播学的引进，才开始出现系统的传媒伦理研究，“但传媒伦理学学科建构却迟至二十世纪九十Vol.42 No.32023年5月第42卷第3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May 2023DOI:10.19493/ki.issn16738004.2023.03.009108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年代中后期才起步，且至今尚未完成这一工作”2。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西学东渐的诸多学科和概念都在尝试进行本土化的突破，欲寻求实现“认识中国，改造中国”311的文化自觉目标的路径，尤以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讨论为盛。或许是因为媒介伦理在中国短暂的学术历史注定其发展的迟缓，抑或是传播学的本土化意识尚处于探索的阶段，国内关于媒介伦理的研究似乎仍然在固有视角中徘徊，还未能建构尝试抵达在地性的研究转向。“全球媒介伦理”的提出旨在构建一个对全人类普适的媒介伦理规范条目。克里斯琴斯所概括的“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是从全球各个文明地域的思想史中汲取的具有共性的“原生规范”4。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热烈的讨论。然而，在对全球性规范的关注热潮中，理论“球土化”的依存性让媒介伦理的本土化研究倾向愈发显现出来：共性的规范固然存在，那么针对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言，其特别的媒介活动必然有其独特的伦理解答。虽然本土化与全球化从来不是对立的概念，“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不是另创一套游戏规则，拒斥与世界学术对话”5，但恰恰是在这种全球化视野的观照之下，我们不禁要思考：中国的本土化研究可以为世界的文化补充做出什么贡献？当下媒介伦理研究的现状和本土化转向的困局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本土化的媒介伦理研究？如何进行尝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讨论。当前学界关于媒介伦理在中国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第一，诸如郭镇之对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环境中所面临的困境的讨论6，柯泽对我国社会结构以及传媒体制下形成的媒介伦理的分析7等，都聚焦于我国本土媒介实践中产生的伦理问题；而以陈绚论如何建立中国新闻伦理规范体系8以及重庆大学主办的“中国媒介法治与新闻伦理规范高端论坛”9为代表的研究和讨论，均是为如何规范本土媒介伦理提出对策。第二，在世界局势波动不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媒体如何进行跨文化报道实践亦成为学者的研究旨趣，例如唐佳梅提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要从实践和理论层面践行适合文化多样性的新闻伦理原则10；而江作苏等则认为，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中国传播伦理肩负了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11。第三，这些研究有赵瑜对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以及趋向的讨论12，季为民对数字媒体新闻伦理研究相关观点以及问题的解读13，还有林爱琣等对新中国新闻伦理研究70年来学科发展的关注14。这些都是对媒介伦理研究的总结与展望。通过对现有研究的综述可以发现，虽然已经有诸多学者讨论本土媒介伦理在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并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少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出发，关注媒介伦理的论题如何在本土化过程中建构新的研究理论和新的研究路径。本文尝试涉足这一领域，从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的困局和意义入手，冀为以后媒介伦理在学界的讨论提供新的思路，而以上所归纳的已有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得以开展的基础。二、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的困局（一）传播学本土化发展迟滞的大背景事实上，自传播学引进国内之时，关于其本土化的讨论就已经有了苗头。1982年，陪同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访华的余也鲁就在演讲中提及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倡导，认为“中国的历史里面有很好的传播学在里面,应该可以用来研究”15。在1982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以及迄今为止的十几次会议，几乎每一场都将传播学中国化的议题设为会议重要的109讨论部分之一。在这些会议所营造的学术研究氛围之中，这40年间，众多学者都就本土化议题展开讨论，并涌现出部分如“华夏传播学”等具有本土化色彩的学术尝试。可以看出，学界渴求摆脱西方话语，建设本土化传播学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然而，从目前国内学者对传播学的态度，以及学界研究的大方向上来看，这样的努力似乎还未能让本土化建设掀起足够大的学术思潮。这种不成功可能归因于两方面。第一，对于“传播学本土化的标准是什么”这样的首要问题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还是“中国范式的确立”，有学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本土化话语显得比较暧昧”16。因此，这尚处于争议之中，毕竟“化”与“不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学科是否有自主性的问题，如若一门学科还无法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在范式转型中仍然有其他外在的条件所左右，那么势必只能徘徊于现有的区域，维持固有的视角。但是从目前看来，因为种种因素的干扰，传播学在本土的内生性养分不足，不能扎根。第二，正是因为主体意识的失位，“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在面对外来研究范式时，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是主体的话能否胜任？是客体的话能否甘心？”17长期以来，本土化探讨虽然热火朝天，本土化应用却始终未能突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诸如沉默的螺旋、信息茧房等外来理论仍然是用来解答中国问题的局限选择。然而，这种二元框架正在让学术研究失去灵活性：如果所有问题都能套在特定的理论下进行解释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可能变得古板而普适。正是在传播学本土化尚在进行、还未完成的大背景下，如媒介伦理之类的传播学子命题研究才未能有方法论上的指导，这是其本土化转向的困局之一。（二）媒介伦理研究议题单一的狭窄视角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又因为对这些子命题本身的本土化研究被忽视，才没有能积微成著，为总的传播学学科做出贡献。媒介伦理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在前述传播学科本土化的标准下来看，其当前研究基础甚至让其还没有讨论本土化转向的资格。第一，伦理作为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产物，本身并没“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界定，只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之分，国内从伦理的角度对媒介中的失范现象进行批判以及进行对策研究时，也大多是选择在全球媒介伦理的指导下，使用普遍的伦理共识解读。第二，虽然研究的确实是“中国问题”，但纵观学界对媒介伦理的研究取向可以发现，尽管对媒介伦理史论、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目前热门的议题如媒介自由以及社会责任、媒体职业伦理以及新媒体技术伦理等，还是局限在全球共有问题中。另外，关于媒介伦理涉及的案例，“批判性研究多，而建构性的研究则偏少”14。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一些从西方而来的媒介伦理相关理论在我国的适配性，如提出“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媒介伦理是否能够在我国发挥纠偏除弊的积极作用，并促进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和政府媒介关系的健康发展”6等问题并给出解答，但如果只局限于对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还是处于一种以西方为主体来观照我国的桎梏中。媒介伦理研究本身的狭窄视角是其本土化转向的困局之二。既然媒介伦理研究看上去并无传播学“西方理论，中国问题”二元框架的束缚，那么对其本土化转向的探讨是否是个伪命题？其实不然，反而恰恰是因为没有这个框架，媒介伦理当前与西方研究的同质性让我们对本土化标准有了大致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从全球问题转向中国特色媒介伦理问题，以及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出发用中国理论研究特色问题，“本土化的探索必吴梦晗.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困局、意义与尝试110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然不能止步于西学的接受，如果说本土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是眼前利益，那么本土理论资源的挖掘则是长久之计了，可以为研究提供持久动力、提升续航能力”18。这或许是“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这一议题得以破题和持续的可行路径之一。在界定了本土化标准之后，其“为何”和“何为”的价值论和方法论，自然也随之进入探讨的视野中。三、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的意义（一）研究范式与实践素养的文化自觉诚如费孝通所言，“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被冲刷得太厉害了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还没有形成”3195这“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文化的断续”正在一外一内地紧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因此，“文化自觉”的诉求正合时宜且刻不容缓。这种自觉带来的成果前有如费孝通“差序格局”的提出，近有如翟学伟关于“面子”的探讨19，这些概念都是学者们在聚焦中国现实，深入中国历史后挖掘、总结和创造出来的，一经提出就一直在国内学界受到持续讨论和补充，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说明它们能够经住本土实践的检验，这种本土化研究路径是可以尝试的。“华夏传播学”的目标也是意在“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20，虽然仍在不断探索的路上，但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所体现出的文化自觉观念也深刻根植于传播学界的基因之中。文化自觉带来本土化的转变，而在本土化的研究中又带来范式和实践上的自觉，从文化中找寻新的研究视角和生活方式，本就是在本土化的桥梁作用下相辅相成的。媒介伦理的本土化能带来的自然是对我国传统伦理的自觉。第一，按梁漱溟所说，我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国家，伦理在我国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地位被看待和讨论，自然与西方大有不同。有学者总结，西方秉持的是“哲学反思的伦理观，即认为伦理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人的行为方式（而）对中国伦理更为合理、科学的解释方法是文化道德观即是一种以文化视角来看待道德的理论观点”21。因为对我国的文化语境来说，伦理是人们行为的准则，它不在话语中表达，而是在实践中显现，这才是知行合一思想的体现。由此看来，从文化中探索本土媒介伦理发展和嬗变的根源才更符合中国范式，而西方将伦理对象化式的研究路径并不契合我国的哲学传统。以此种界定来观察当下学界关于媒介伦理的研究视角，可以发现情况正是如此。大多研究都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分析媒体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少有研究能够以文化的视角诠释媒介活动在本土语境中的正当性，既然伦理体现在生活方式中，那么更应该回溯历史，在历史的累积中窥见文化得以塑造和形成的历程。这种范式的创新是文化自觉带来的意义之一。第二，除了理论研究的自觉需要媒介伦理的本土化转向，同时在实践中，对媒体职业伦理和用户媒介素养的纠偏让本土化的诉求同样急迫。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缺位，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人人皆媒”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国内传播伦理受到巨大冲击，尤以公众在媒介的使用中表现出的失范和对媒体的偏见最为显著，对前述有关学者研究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认识和态度就是一个典例。源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媒介伦理有强烈的111个人主义色彩，从新闻专业主义最初被提出时的“自由”号召，再到过度放纵后提出媒介伦理的“自律”反思，美国新闻界不仅作为媒体本身，同时还兼具制定媒体行业规则者的身份6。这种自己给自己划定游戏规则以及约束范围的做法，无疑是自由主义的现实体现。其实，新闻专业主义中包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确实是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要求，但在西方的实践中造成媒介权力过度膨胀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这种纯粹。诚然，新闻专业主义以其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恰恰是作为全球媒介伦理的典例之一，因此这样的普适性规范能在全球得以运用。然而，在其引入我国的“理论旅行”过程中，不仅带来了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在新闻生产中的实践传入国内，成为越来越多公众对于媒体的想象。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像西方民众一样，以民主之名追求自由，以人文主义诉诸平等，想要创造一个与西方类似的传媒界。当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独立自媒体的发声筒时，舆论横行、谣言泛滥的传播乱象便已然在国内的网络社会弥散。我们应当知道，西方的人文主义以神学为基础，东方的集体主义不是柏拉图人文主义所鄙夷的那样不关切普通人的权益，它也有其特有的人文主义关怀。不仅如此，这样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神学价值观，它更有以人为本、从人出发的人情味。本土化研究便是要回溯中国文化中的这种人文主义，为本土媒介伦理实践找寻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归属，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实践中去，用以指导如何提高从业者和受众的素养。这些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问题，也是文化自觉带来的意义之二。（二）本土理论与范式的学术贡献借用李泽厚的问题，“在今天是否可以有一个中国的伦理学？它有中国特色但又具有世界普遍意义”22。我们也能类似地提出，是否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媒介伦理学？当然，“真实的媒介伦理并非存在于媒介组织出版的媒介伦理手册之中，而是存在于社会深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结构之中，存在于深层次的传媒体制和传媒运行机制中”7。由于各个国家的体制和文化的差异，全球普适性的要求只能归于想象，但我们仍旧需要这种本土化尝试，它除了能够激发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以外，还有给世界带来更多贡献的可能性。第一，中国特色的媒介伦理学研究有希望为当前全球同质化严重的媒介伦理学科做出多样性的补充，事实上这样的理念一直在我国的传媒实践中体现。不难想象的是，虽然传播学科是从西方而来，但从古至今我们赖以生存的传播行为却是实实在在地具有独特的在地性，传播伦理也必然要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如此看来，生搬西方的媒介伦理学套用在本土传播实践中来，除了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捷径之外，实在没有多大价值。中国文化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完全有能力建立起一套我们自己的研究体系，但若无法整理和运用本土的范式去归纳总结，其终将不能成为一个学科系统的完全体。第二，发展传播学作为一种包含文化霸权和文化入侵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却一直以来能占据主流学术地位，成为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传播发展的范式。这种美国中心主义的视角深刻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挖掘，虽然没有逻辑上的普适性，却在实践中被当作全球真理，很大原因是没有能够打破西方框架的自主。而文化在传播学中很大程度上深深植根于媒介伦理的表达中，本土化研究或许能为更多地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一些西方理论并不适用的特色传播活动，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解答；或是在本土化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后，给予其他国家文化自觉的鼓励。这当然不是“文化霸权”，而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挖掘人类文化的多样吴梦晗.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困局、意义与尝试112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性的共同进步，并通过这种自觉和自主重新回归理论自信。四、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的尝试从上述对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转向的可能路径的探讨出发，可以尝试对相关案例进行讨论，对尚未在本土传播场景中扎根的新的媒介实践活动做出其是否可行的伦理分析，以及对全球性行业转变下的本土媒体应如何应对以坚守媒介责任进行解读。需要强调的是，如将这些媒介实践进行简单的归类，把伦理狭义地理解成政治伦理，在诠释和分析时固然不失为一条捷径，但也许会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教条主义的窠臼，即把原本作为生活方式的伦理道德，窄化为作为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当然，这其中确实不乏体制对它的规制和影响，但政治制度的确立同样离不开文化的建构作用。伦理规范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而是存在于一个民族历史的积累之中。这种传承古今的脉络为我们提供了正本溯源的路径，只有回到文化本身，才能真正理解本土传播活动中独特的伦理所在，这是媒介伦理研究真正回归其文化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行范式。以下分别选取中国媒体审核制度、被遗忘权的媒介实践以及新闻业的数字转型作为案例，进行如前所述本土化研究范式下的尝试。（一）关于媒体审核制度的伦理诠释诸如对影视、文艺作品以及对社交平台等的审核制度，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尤其是处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在与西方的对比中，这样的本土媒介活动更是无法得到完全接受和理解。其实，回溯我国的伦理思想，审核制度存在的正当性亦有迹可循。争议点无疑是公众使用媒体的个人利益因社会公共利益的制度化保护而受到侵犯，而关于“义利”的争辩正是贯穿中国伦理思想的核心议题。儒家从来强调在义与利的抉择中首先考虑义。孔子论语 阳货载：“君子义以为上。”2363孟子在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中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43回答梁惠王之问，并提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243来进一步表明义应当先于利的思想。荀子在荀子大略中亦用“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25611的表述表现出对义利的等级区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其余诸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所提“不谋其利”26也都是包含了舍利取义的价值判断。墨家不谈义利之区别，墨子于墨子非命上中更是直接以“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27302提倡以公利，即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评判治国理论的标准。可以发现，中国自古以来的伦理思想就是以重公利而轻私利的集体主义为显学，并一直体现在源远流长的历史演变中直至今日。而集体主义就真的是相对来说在媒体管理中更符合本土的指导思想了吗？可以借鉴墨子墨子鲁问所云“合其志功而观”27487作为检验伦理规范是否合理的标准，志即动机，功即效果。运用审核制度的目的。第一，当然是面对鱼龙混杂、真假难辨的信息流，作为把关者对信息进行必要的筛选以保护公众。媒介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典例之一，我们生活在由媒介塑造的世界里，文艺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对青少年道德观念的形成举足轻重，尤其是经济水平与电子技术的并行发展，让新一代青年甚至少年接触媒介的时间点越来越早。“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和性等不宜内容一旦被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和承纳,就极有可能诱发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28这种出于保护的动机正契合我国古已有之的人文主义。“孔子的人113文关怀思想是从人类的生命存在、生命价值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途径等展开的,具有现实意义。”29不同于西方自由旗帜高举的人文主义，中国的人文关怀正是在对人的价值观塑造和帮助人发现生命的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媒体是传播信息的中介，自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第二，审核制度不仅对内能够保护公众，也是对外防御糟粕文化的举措之一。众所周知，西方以文化入侵为手段传播价值观影响他国公众，如果没有审核的机制，不能轻易判断是非的人很有可能在无意中成为西方文化霸权得以成功的共谋者。国家安全才是每个个体安全的前提，所以这当然是关乎对公共利益的保障。第三，关于审核制度达到的效果，可以在对比中得到答案。纵观当前国内的传播环境，虽然仍有舆论和谣言的乱象发生，但与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反观西方的传媒界，在“自由”的带领下上演狂欢的戏码，本是诉诸客观真实的专业主义已然成为扩张媒介权力的工具。不仅如此，防火墙措施让本土媒介活动愈发丰富、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公众在使用本土媒体和参与媒介文化活动中找回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综上讨论，从动机和效果来看，媒体审查制度都没有违背道德的地方，重要的是，能够从本土传统文化里找到它的合理性。（二）关于被遗忘权在中国的适应性分析“被遗忘权是指数据主体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关于其个人数据的权利。”302010年世界被遗忘权第一案在欧盟以权利主体，即原告胜诉告终。虽然被遗忘权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界定它需要法律学科的知识背景，但因为其义务主体，即应权利主体要求履行删除义务的主体，是大数据的控制者，也就是媒体，所以它自然关系着媒介应当承担哪些社会功能的问题。如此，它也就能进入媒介伦理的范畴，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在中国的适应性。第一，对于个体因曾经违反法律而造成的“案底”类数据，在已经接受了惩罚之后提出删除，这是否合适？不排除个体因媒体公开数据而遭遇排斥的可能，这种欲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意志当然是自由的，如论语微子所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2365。但是如果依照荀子乐论所言“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25439，人的欲望总是要受到伦理道德的节制，何况如果已经冲破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即法理的原则底线，那么媒介中的数据作为监督就的确是必要的。第二，对于如个体因年少无知、心智尚未成熟时在网络上发言而留下的记录，于法理上并未有禁止删除的限制。个体是历史和当下共同作用的产物，正是媒介的记忆力让这些记录保留，成为个体思想从过去形塑发展到现在的证明。孔子一生都致力于思考社会治理问题的终极答案，而历史的得失正是他的思想得以形塑的源泉。倘若史料中只留下了“得”而过滤了“失”，那么对改造现世的借鉴作用将大大削弱。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也就成为儒家的标志性治学准则之一，“为往圣继绝学”的宏伟目标也许正源于此。不仅儒家，“在社会历史观上，先秦法家比较进步，认为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总的趋势是今胜于古。在认识论上，先秦法家都是唯物主义的”31。这种尊重历史、以史鉴今的唯物史观在我国自古以来就被重视。第三，若太多不必要的删除诉求利用被遗忘权得以实现，那将极大地增大媒体的负担，造成资源的浪费。中庸之道，贵在节制。这不仅是儒家文化中对人成长的教诲，更体现出对资源利用的态度，只有做到了节制的“中和”，自然万物才能达到“位育”的状态。我国的自然观讲求因时制宜。比如，管子 八观载：“山林虽近，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32这个“时”不只是春夏秋冬四吴梦晗.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困局、意义与尝试114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时，更是传达一种要在适宜的、必要的时机利用资源，而减少非必要滥用的思想。如此看来，在本土文化语境中，无论是于情、于理，或是于我国的历史观、自然观，都没有找到适合被遗忘权移植的土壤，媒介亦无须承担发挥此项功能的责任和义务。（三）关于新闻业数字转型中媒介伦理的本土解读传统纸媒的更新换代已是大势所趋，西方基于技术的应用速度之快，在新闻业数字转型的进程中先走一步。中国也不例外，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潮流中紧跟其后。近年来，数字新闻学作为新闻学研究中新的热点，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关于这个议题，学界尚处于总结东西方共性的阶段，未有找寻本土个性的激情。能够预见的是，类似新闻业数字转型的媒介实践活动，必然在各个国家是有其各自不同的表征的。从文化语境赋予的媒介责任切入，也许能够解读一些数字新闻发展在我国出现的独特现象。这不仅是本土数字新闻学研究能够涉足的、有别于全球研究的领域，更是媒介伦理研究本土化在现实议题中应该进行的尝试。第一，在数字转型完成之前，毋庸置疑，“媒介即讯息”的忠告仍然启示着，媒介之间不单单是形式的区别，不同的媒介必然有其独特的语法和取向。传统纸媒所拥有的深度、准确等理念，在面对新兴数字媒体的挑战时必然要受到影响，媒体在媒介的转变过程之中也必定需要寻求新的定位。数字媒体天然带有追求短、快、新的市场导向，而这种导向在我国媒体的转型实践中又有何改变？有学者以媒体改版之时刊发的宣言为对象，总结出“内容为王”33是媒体广泛认可的转型基础，这当然与市场导向的数媒特征背道而驰。“内容为王”的宗旨体现了本土媒体对新闻报道真实、深度理念的坚守，这必然要求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做好新闻筛选以及把关。任何新闻媒体都要在新闻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专注内容、专注新闻本身，而尽可能地减少新媒体时代让新闻业转向“市场为王”的比重。第二，在数字转型完成之后，技术赋权新闻生产的新方式也给媒介伦理带来了冲击。数字时代有别于纸媒时代的显著特征便在于，由于没有纸媒体量的限制，信息量便较之前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因此，在面对高效率的新闻生产诉求时，“机器人新闻”的全新形式让新媒体的时效性优势愈发凸显。区别于传统新闻采、编、发的迟滞，标准化的写作模板让新闻生产的技术门槛和时间成本大大降低，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要求我们考虑其潜在的新闻伦理风险。这也是技术在应用于人类活动的过程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同质化的新闻写作模式，让新闻失去生动的人文色彩，而只作为生硬的信息来源。不可否认的是，“新闻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是文学现实主义的创造者和推动者”34。新闻与文学的关系可谓密切，数字技术在无限放大新闻的时效性的同时，必然要挣脱其文学性的一面。新闻归根结底属于用文字表达的重要载体，读者阅读新闻不只是要接收信息，更是一种与文字背后创造艺术的人之间的交流。“文以载道”，文字的使用和阅读必然要带来高于文字本身的真理传达和艺术追求，这与前述新闻业“内容为王”的宗旨遥相呼应。文学性让新闻从业者保证了新闻的深度和生命，而这些又正是在实践中对新闻从业者“脑力”和“笔力”的要求。媒介责任是媒介伦理研究重要的议题之一，这让在数字时代重新审视它成为必要。数字转型毫无疑问容易触动新闻媒体的纯粹和初衷，其作为当今时代全球性的新闻业生态特征，我国虽然无法也不能落后于时代，但“内容为王”和“文以载道”的精神，彰显了本土化为规避115人工智能的数字媒体带来的风险而可以做出的努力。五、结语媒介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并不仅仅是针对学界而言，只是从学界出发，学者探索新的研究议题和视角，运用本土的文化理论诠释和分析，最终落实在引导从业者和用户建立良好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提高媒介素养上，归根结底是要回归文化本身。正如孟子 告子上所言：“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24149这或许能够在此有新的外延。对自己的文化保有恭敬的态度，对外来的文化要分得清是非，才能称得上有礼有智。媒介伦理的优势还在于，它不仅是传播学中的议题，更是本土文化在整个传播活动中的体现，从媒介伦理研究这一相对较小的子命题开始，或许能为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种下希望的种子。当然，本土化研究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玩自己的，它终归是要迈向全球化。囿于篇幅所限，上述对本土案例的研究只是一次初步的尝试，仅仅提供了一种媒介伦理研究的新视角，其中未竟的目的还是要找回本土文化在学术研究中的必要性。文化不是没有国界的，它根植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鲜明的在地性，所以永远不能做到文化输出后完全被理解。全球化的目标也不是建立自己的范式向世界输出以成为学科中心，步西方的后尘，而是在本土研究质量并优、足够丰富时获得在世界舞台上与其他国家对话的机会。这是每个学者肩负的使命。参考文献：1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0.2郑根成.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6.3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4甘丽华，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全球媒介伦理及技术化时代的挑战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学术访谈J.新闻记者，2015（7）：4-14.5许纪霖.学术的本土化与世界化J.读书，1995（3）：65-67.6郭镇之.公民参与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与媒介伦理：中国的问题J.国际新闻界，2014（6）：6-15.7柯泽.中国本土媒介伦理形成的理论与个案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0（5）：182-186.8陈绚.论如何建立中国新闻伦理规范体系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63-71.9梁辰曦，董天策.推动媒介法治，规范新闻伦理“中国媒介法治与新闻伦理规范高端论坛”综述J.新闻界，2015（12）：52-54.10 唐佳梅.全球新闻伦理的跨文化问题与重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68-74.11 江作苏，孙志鹏.伦理的彷徨：逆全球化思潮与媒介伦理情绪化语境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1）：42-49.12 赵瑜.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及其趋向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100-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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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the creation of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engage in dialogue with the worlds disciplines and,together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towork towards freeing itself from the shackles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The use oflocalized research methods to try to interpret the distinctive local media activities that already exist,such as mediacensorship,can reveal the rationality of their existenc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the analysis of local media practicesthat have not yet emerged,such as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can provide a glimpse of their inappropriateness in thelocal culture;the interpretation of media ethics under the global industry shift,such as media responsibility in the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will explore how the media can make local efforts in response to the inevitabledemands of the times.Key words:media ethics;localization;cultural self-awareness;communication studies17 蒋锐.主体意识的找寻兼论传播学本土化的困境J.新闻界，2016（3）：27-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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