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日本的云冈石窟——以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为中心_周阅.pdf

第 60 卷 第 4 期2023 年 7 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Vol60，No4Jul 2023文 化 交 流 与 传 播活在日本的云冈石窟 以木下杢太郎 云冈日录 为中心周阅(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3)摘要:木下杢太郎以其 1920 年在大同的云冈石窟考察日记为基础出版了 云冈日录，该书既是集文字描绘、文献印证、照片素描、内壁拓片为一体的全方位综合实录，又是客观且带有温度的旅行日志。它令更多的日本读者了解云冈石窟，也在众多日本在华游记中独具风格，同时在云冈石窟的早期研究谱系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木下杢太郎在日本对华踏查以及旅行书写甚嚣尘上之时，保持着独自的立场。云冈石窟在日本的浮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影，一部 云冈日录 也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关键词: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中国踏查;旅行书写中图分类号:G 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4-0082-09“可以毫无忌惮地断言说，仅仅这张面孔就是令人惊异的!并且，随着朝夕晨昏阳光与空气透视法以及视点的移动变化，其外观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除了虔诚跪拜以外，我无法以其他心绪来仰视这尊佛像。”这是日本明治末年知识分子木下杢太郎在看到中国云冈石窟第九窟的佛像时发出的感慨。木下杢太郎(，18851945)本名太田正雄，曾用笔名堀花村、地下一尺生、葱南等，主业是皮肤科医生，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教授，同时也是画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美术史家和宗教学者。他是日本“南蛮文学”的创始人，被称为日本近代继森鸥外之后“和魂洋才”的代表。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涉猎广泛的人物，在 20 世纪初期曾经对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展开过详细的实地考察，他关于云冈石窟的记录和研究，对后继的日本云冈石窟研究以及中国自身的云冈石窟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离开如此膜拜的云冈石窟之后，他却再也没有踏足此地，也未曾再继续意犹未尽的石佛研究。他的踏查与离去背后，都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因素。一、文字与图像的全方位记录1916 年，木下杢太郎来到中国，担任奉天南满医学堂教授兼奉天医院皮肤科部长，后辞去职务游历各地古都。1920 年 9 月 1016 日，木下杢太郎与画家、随笔作家木村庄八(18931958)一起前往大同，考察云冈石窟的石刻佛像。他们在大同共计滞留 17 天，每日写生，复制拓本，绘制平面图，还详细记录收稿日期:20230110作者简介:周阅，女，四川成都人，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基金项目:本项目受北京语言大学一流学科团队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3YGF02)。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4 页。皮肤科中的“太田母斑”就是以木下杢太郎的本姓“太田”命名的，指以眼周区域青褐色斑痣为特点的色素性胎记。日本明治以后出现的想象南方异国情调的文学，尤其是 18 世纪欧洲文学中的南方异国想象通过翻译进入日本后，在诗歌领域有突出的表现。参见杉山二郎:木下杢太郎系譜，東京:平凡社，1974。第 4 期周阅:活在日本的云冈石窟83了每天的工作情况。1922 年，两人把大同之行的文字记录整理出来，以 云冈日录 为题，由日本中央美术社出版。遗憾的是，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发生了里氏 7.9 级的东京大地震，原本印数很少的云冈日录 有一半毁于大地震中。1938 年，座右宝刊行会以大同石佛寺 为题进行了再版(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 云冈日录)。云冈日录 虽然付梓于一个图像记录十分稀缺的时代，但却堪称完美地实现了图文并茂。该书在初版刊行时，配有摄影师山本讃七郎(18551943)拍摄的 30 幅石佛寺照片。山本讃七郎早在 20 世纪初就在北京开始了摄影业务，他于 1901 年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霞公府街开设“山本照相馆”，为清廷皇族、王公大臣以及很多在华外国人拍摄照片，缘此与他们交往甚笃。云冈日录 初版中的 30 幅照片，就是木下杢太郎凭借私交从山本照相馆购买的。1910 年，山本与四名日本人一起沿京绥铁路从北京到大同，拍摄了大量云冈石窟的照片。木下杢太郎自己并不熟悉摄影技术，虽然在他画家的视角看来，眼睛的欣赏与镜头的捕捉不尽相同，但同时也认为“相机也有它独到的功劳，因为它拍摄下了许多尊我们无意中曾忽略了其精美之处的、原本美轮美奂的佛像”。后来，当木下杢太郎为是否要整理再版 云冈日录 而犹豫再三时，促使他最终同意的，也正是那些实地照片 山本讃七郎欣然应允将一百余幅摄影作品插入书中，在木下杢太郎看来，这就相当于为文字“增加了图谱说明”。当初，木下杢太郎第一次亲眼看到云冈石窟时，曾记下这样的文字:在黑暗的房间里，自然而然地，我反复回味起了今天下午看到那些石窟后所得出的印象，内心交错着几欲跪地膜拜的爱慕之情和忍不住想冲向随便一个什么人立刻大打出手的满腔怒火。前者，是缘于古代美术不朽的美丽带给我的惊喜;后者，则是出于对那些最近对佛像进行的粗劣修复所生出的反感。他认为自然风化对佛像带来的破坏实属无奈，但后人敷以泥巴等拙劣的修复所造成的损毁则难以容忍。而山本的不少照片在唯美地展现石刻艺术的同时，也恰好记录下了粗劣随意的傅彩敷泥之“惨状”。如今，这些照片都成为云冈石窟百余年前真实样态的珍贵记录。此外，云冈日录 还配有木下杢太郎手绘的六十余幅素描插图。其中有些是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根据目测或在步测丈量基础上绘制的平面图，有些是对洞窟外观、佛像整体或细部的临摹。部分写生画，是他在夜晚借着油灯的光亮完成的。不仅如此，木下杢太郎还亲自拓制了洞窟内部拓本，这些也都作为插图穿插于文字中。除了围绕石佛本身的图文记录之外，云冈日录 对当地的人情风物也有很多描述，这些文字滤去了臭虫的滋扰和奇寒的侵袭，充满了一个画家和文人的艺术体认。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代日本人的在华游记相比，木下杢太郎并未戴着鄙视中国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现状。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1921 年抵达上海时，曾在 上海游记 中这样记述道:“上海被称为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罪恶之都。单就我的见闻来说，这里的风纪的确不好。”“中国的车夫，说其不洁本身就毫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如果“不洁”尚算是客观记录的话，那么全员“长相古怪”就不能不说是芥川的主观感受了。无独有偶，中野孤山这样记述上海:“道路狭窄，路面疏于修缮，常有雨水一名山本明，他拍摄过大量北京的民俗风物和建筑景观，编辑出版了 清国北京皇城写真贴。1921 年东京文求堂与山本写真馆出版 云冈石窟，1924 年出版 震旦旧迹图汇第一篇云冈石窟。后移至王府井大街 26 号，由其子继续经营。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再版序言第 3 页。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再版序言第 2 页。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第 53 页。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 之 上海游记罪恶，秦刚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5 页。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 之 上海游记第一瞥(上)，秦刚译，第 5 页。8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积成水坑，粪便混在其中，臭气刺鼻，使嗅觉器官麻痹。这些令我等外国人不堪忍受。”他笔下的宜昌同样是“肮脏凌乱，非言语所能描述粪水横流，臭气熏天。苍蝇蚊虫聚集在小店的食物上，市民对此习以为常，见惯不惊”。同为大都市，天津则被曾根俊虎(18471910)描述为:“行走在路上，便会觉得臭气冲鼻，一堆堆污秽的垃圾让你见了眼睛生疾。道路极为狭窄，凹凸不平，两侧高而中央低，恰如枯水干泥的肮脏河道。”著名中国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甚至将北京称为一个“大茅厕”。这些旅华日人将中国的脏乱作为一种落后文明的象征符号提取出来，大书特书。但是同为旅行记，云冈日录 虽也记述了条件的简陋和旅途的艰苦，却以诗人的笔触，描绘了河川丘陵、城墙望楼、夕阳灯笼、高粱大豆以及毛驴羊群;作者以平等的心态书写着聪明机灵的中国跑堂、带有乡野之气的纯真孩童和热情送水的农户人家;看到岩石的褶皱，他会想起芥子园图谱 中的折带、乱麻等皴法;看到石窟外面的植物，他会细致介绍叶子的形状、花卉的色泽以及所归的种属。这在当时日本的社会思潮中并非主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经历了晚清至民国的历史巨变，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人的中国观乃至东西方认识也都发生了巨大转折。1905 年 11 月 2 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 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收紧了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管理，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集体罢课等抗议活动。日本媒体则利用这一事件贬损中国的国民性，如 东京朝日新闻 使用了“清国人所特有的放纵卑劣”这样的措辞。这种事实的背后，是日本民族主义迅速而强烈的膨胀。在木下杢太郎来到中国的前两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欧洲列强分身乏术，难以在华投入更多精力。此时，日美两国趁欧洲势力无暇东顾之际加紧扩张本国在华势力。日本方面，大隈重信内阁不但借机派兵占领山东半岛，而且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在这种国际局势下，日本探险家大谷光瑞(18761948)于 1917 年提出“亚细亚主义”论，他在中央公论 上发表帝国之危机 一文，认为日本当前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亚细亚主义是治理外患的妙方，它既可以增进亚洲人的和平与福祉，还可以防御别国欲对亚洲实施的侵凌暴虐之举。这是日本民族的天职，也是使命。如果不能推行，则我民族将不复存在。”必须注意到，当“亚细亚主义从理念变成实践之时，也由国际主义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作为诞生于这种时代风云中的考察记，云冈日录 可谓独特的存在:它既是一部集文字描绘、文献印证、照片素描、内壁拓片为一体的全方位综合实录，又是一部客观且带有温度的旅行日志。作者木下杢太郎，作为医学家知道实情记录的重要;作为文学家了解文字描写的功用;作为美术史家更明白图像保存的意义。这一切，都使得云冈日录 不同于其他旅行日记体裁的出版物，一方面，它在日本美术界以及佛教研究等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也令更多的日本读者第一次知晓云冈石窟这座佛教艺术宝库的璀璨与神奇;另一方面，它在众多日本在华游记中独具风格，体现出对中国的审美眼光而非政治觊觎。中野孤山:上海港 ，横跨中国大陆 游蜀杂俎，郭举昆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9 页。中野孤山:宜昌市概观 ，横跨中国大陆 游蜀杂俎，郭举昆译，第 49 页。曾根俊虎:天津总说 ，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范建明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6 页。内藤湖南:一大茅厕 ，燕山楚水，吴卫峰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50 页。木下杢太郎曾绘制 百花谱，是他在本草学、植物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实物临摹，画法写实，均为其亲眼所见的亚洲植物，包括一些日本特有物种。百花谱 在日本曾出版多种版本。原文为“清国人特有性放縦卑劣”，東京朝日新聞 1905 年 12 月 7 日朝刊第 2 版。大谷光瑞:帝国之危機 ，中央公論 1917 年三月号，第 23 頁。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42 页。第 4 期周阅:活在日本的云冈石窟85二、唤醒石佛生命的桥梁实际上，对于云冈石窟的“重新发现”，木下杢太郎并不是第一人。在他前往云冈石窟之前的 1902年 6 月18 日，伊东忠太(18671954)率调查队到达山西大同，开启了日本人考察云冈的先河。不过，根据伊东的调查日记，他们在云冈石窟仅仅停留了一天时间，这短暂的停留却在云冈考察史上留下了久远的痕迹。1906 年，建筑杂志 第 106 号登载了伊东的云冈旅行记，文章指出石窟造像与日本法隆寺存在诸多相似，这是近代世界学术界对云冈石窟最早的报道。同年，美术杂志 国华 的 197、198 号上刊登了伊东忠太的 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 。国华 于 1889 年 10 月由日本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和思想家冈仓天心(18631913)与高桥健三(18551898)共同创办，至今连续出刊百余年，仍是日本最权威的美术研究刊物之一。伊东关于云冈石窟的文章借助这一平台获得了广泛的认知。文章分为“石窟寺之年代”“石窟寺之现状”“石窟寺之建筑的手工”“石窟寺之花纹”“石窟寺之佛像”以及“结论”六个部分，简述了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现存状况、艺术渊源以及造像与拓跋氏历代帝王的关系，并附有伊东自己绘制的 8 座洞窟的平面图。此后，日本著名美术史学者大村西崖(18671927)、佛教学者松本文三郎(18691944)也相继在他们的著作中介绍了云冈石窟。在中国，虽然金代即有曹衍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清初朱彝尊又有 云冈石佛记，但均难以称其为研究，真正学术意义的研究，则是近百年之事。而最初半个世纪的云冈研究，是日本学者居多。中国近代以降的学者中，直到 1918 年，陈垣才辗转来到云冈，游览之后写成短文 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发表在 1919 年的东方杂志 第十六卷第二、三号上。今日重读不难发现，一百年前的陈垣已经查找到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云冈石窟为数不多的记载，并且按照时代顺序编成了简略的云冈石窟编年史和北魏佛教发展史。同时，陈垣也指出了“远处塞外，交通不便，故好游之士，鲜探其奇”这一被历史尘封的样态。木下杢太郎去往云冈并非简单的“好游”，亦不似伊东那样的偶然踏足，他在出发之前刻意收集了上述在当时难以入手且十分罕见的文献，包括“伊东博士的一部旅行记、松本博士的一本中国佛教遗物、沙畹及大村西崖二人各自绘制的图谱和陈垣先生的考证资料等”。其中，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著作北中国考古图录(Mission archologique dans laChine septentrionale，1909)，木下杢太郎一直未能买到，于是专门从法国驻日公使馆的藏书中逐一查阅并进行了概略的抄写。在当时的旅行条件下，他一路将这些资料带到了云冈石窟，并在实地将文献中记载的信息与实物逐一对照研究。因此，木下杢太郎的云冈之行，不是旅游式的参观，而是研究式的考察。伊东曾在 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 中强调，云冈石窟的“发现”是他的中国考察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而云冈石窟已经矗立 1500 年，伊东的所谓“发现”，当然是指他于无意之中进入破败的石佛寺，才得以看到云冈石窟，但同时也是相对于当地人的熟视无睹，相对于全世界的闻所未闻而言。木下杢太郎在 云冈日录 中，对这种缺少保护的现状则有了更加具体生动的记述。如有些洞窟已经成为当地居民院落的一部分，整座洞窟都被土墙包围，而且一旦有外人接近，就有猛犬狂吠。还有些洞窟被砖墙分隔为几个部分，入口处放着石碾，内部被当成了厨房和存放稻草的仓库。这也是造成洞窟长久以来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正是源于木下杢太郎的深度踏访，他也才得以“发现”此前的考察和研究所没有关注到相关信息参见于春、卢继文:云冈石窟沉浮史 纪念云冈石窟学术发现120 周年 ，大众考古 2021 年第11期，第 2038 页。参见云冈石窟官方网站:https:/wwwyungangorg/dzb/detail/2423html。检索日期 20230315。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东方杂志 1919 年第 16 卷第 2 号，第 129 页。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再版序言第 2 页。8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的部分，如西方第十五窟，“无论是在沙畹的图片里还是在大村先生或者其他先行研究者所制的图片里都没能看到这座石窟内部雕刻的复制品”。然而，就是这沉寂于尘埃之中，淹没于鸡犬之声的佛像，却有着独具特色的美学价值。“其中的坐像面容无比美妙端庄，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第二十六幅插图所展示的是其中之一，圆脸庞、高鼻梁，双眼及嘴角浮现出难以言表的娇美神情，展示了我们尽可能想象得到的高贵神韵。”石佛的存在不仅经由这些记录被转播，石佛的生命也在这些文字中被唤醒。继日本之后，西方也有了更多的学者纷纷关注云冈石窟。最著名的是瑞典学者喜龙仁(OsvaldSirn，18791966)，他于 1925 年在伦敦出版了四卷本的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Chinese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ies)，对云冈石窟的雕塑艺术做了介绍。该书汇集了 66 幅珂罗版的云冈图片，通过分析佛教造像的服式和衣纹风格，指出云冈造像兼具印汉两地样式，即早期的通肩或袒右肩式的印度风格和晚期的褒衣博带的汉化风格。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云冈石窟时间跨度最长的考察还是日本人进行的。19381944年，以水野清一(19051971)和长广敏雄为首的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调查队先后对云冈石窟展开了七次调查，累计二百多天，对洞窟进行了清理、测绘。并在此基础上于 20 世纪 50 年代陆续出版了十六卷本(计 32 册)的调查报告 云冈石窟 公元五世纪中国北方佛教寺院之考古报告，成为现代研究云冈石窟的重要文献。民国二十七年(1938)，晋北自治政府民生厅发布的 大同云冈石窟寺古迹详志 中记录:“关于云冈石窟，日人研究甚详，著书甚多。”木下杢太郎的 云冈日录 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从上述研究谱系可以看出，该书在日本的云冈石窟研究，甚至在世界范围的云冈石窟研究中，都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三、世界考古重心的东移与日本的国策日本人对云冈石窟的考察如此集中地出现在 20 世纪上半叶，有其世界范围的大背景，即 19 世纪末以来全球考古踏查重心的逐渐东移。随着欧美各国在亚洲殖民活动的逐步扩大，西欧各国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世界范围的“边境探险”，其核心地带除了美洲腹地外，就是中亚的“西域”地区。俄、英、德、法的各种调查团和探险队络绎不绝地奔向西域。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从 1870 年开始直到去世，四次到中国西部探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自 1895 年始先后五次考察中国新疆及西藏地区，发现了楼兰古城。柯兹洛夫(，1863 1935)探险队于 1908 年在阿拉善沙漠发现了“死城哈拉浩特”，随后掠取了黑城的大量珍宝。奥登堡(，18631934)于 19091910 年和 19141915 年，两度率领俄国中亚考察队踏查中国新疆和敦煌，掠取了大量新疆文物和敦煌文献。在这样的世界局势下，日本“对于东亚探险考古活动大都由欧美学者主持，中国学者几乎无关，日本学者贡献也极少的状况”，“感到十分遗憾”。于是也不甘落后，开始假学术考察之名进行对华调查，而且势头日进。考古探险和考察旅行自然成为便于配合暗中涌动的对外扩张战略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日本风气由欧化转为东方主义，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解释与表现”。在明治时代，日本此段引文均见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第 168 页。该书共计有图片 900 多张，其中第一卷除文字论述外，还有 168 页的图版，第二至四卷共收录 623 幅图片。吕登瀛:大同云冈石窟寺古迹详志，晋北自治政府民生厅民国二十七年(1938)，第 1 页。桑兵: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张明杰主编: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 35 页。桑兵: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张明杰主编: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第 35 页。第 4 期周阅:活在日本的云冈石窟87的现代化道路是以全盘西化为表征的，这个过程几乎影响了从法律、医学到文学、哲学等所有学问和艺术门类。如创立于 1887 年的东京音乐学校即“西化”之代表 作为日本现代音乐教育的肇始，该校却并不接纳东洋音乐。但此后冈仓天心创办的东京美术学校，则空前地重视弘扬日本传统。冈仓天心甚至将中国和印度美术分别视作日本美术的经纬，试图借助美术史的叙述来向世界展现以日本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从而贡献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在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之后，“高效促成的国家意识在连续相继的对外战胜和帝国膨胀下不断地得到加强。实为自我情感投射的日本帝国的这种膨胀自然地作为自我?的扩张得到了狂热的支持”。日本的旅行公司也在这种扩张国策下应运而生，其代表是 1912 年 3 月以铁道院为首，由日本邮船、东洋汽船、“满铁”等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日本旅行社(JTB)，而“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正是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从俄国手中接收的在华权益。大正中期以后，日本相继出版了大量观光指南，如大正八年(1919)，日本铁道院编辑出版的朝鲜满洲中国指南。木下杢太郎从东北南下北京再前往大同，也部分参考了该指南推荐的路线和信息。不仅在旅游方面，日本的“自我情感”和“狂热扩张”迅速蔓延到各个领域: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以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支那必死论”和“西方列强分割论”，认为西方列强必然要分割中国，中国必然亡国，日本应该“保全”中国，“保全”的实质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附属国;如果中国灭亡，那也只有日本才最有资格来独占中国的“遗产”，西方列强无权染指。此种思潮在文化领域也有充分的表现。如关野贞(18671935)在 中国的建筑与艺术 中呼吁，日本的博物馆应该利用中国无力保护古代文物的机会进行大力收集。1918 年 10 月 8 日，关野贞在上海“学士”会上发言时，先是指出中国南北方的文化遗存或荒废衰微或自然毁灭，不适宜长期保存;接着立即陈述:“日本文物保存较多的地方是山城、大和、河内、播磨、近江、甲斐、会津等地，这些地方空气皆干燥”;继而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文物是研究东亚文化的基础性资料，故其保护不单是中国一国的事情，而是文明各国都要详加注意的大事。”尽管当时中国文物保护不力的情况属实，但关野贞带有导向性的言辞，已明显超出了单纯的研究、保护中国文物的目的，暗含着倡导掠夺包括文书、器物、佛像、壁画等在内的中国文物的主观意图，而客观上也确实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18701931)曾指出，日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方面，有时似乎是特意挖掘中国文化中的负面成分，大书特书”。这种情况在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并不少见。综上可见，世界考古重心的东移与东方主义在日本的回潮以及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相结合，使得20 世纪前 30 年的日本学者对华实地调查进入繁盛期，到了战争年代则达于顶峰。也正因如此，日人在华考察多由日本政府支持，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其为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性质。如前述冈仓天心就是奉文部省之命作为政府官员开始其中国旅行的。内藤湖南 1905 年对中国东北的踏查，也是受命参见 印度美術談 、岡倉天心全集 第三巻、東京:平凡社 1979 年版、第 262263 頁。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160 页。原文的“自我”一词有着重号。参见刘建辉:魔都上海 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 第五章，甘慧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王向远: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 ，北京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1 期，第 78 页。参见关野贞:支那建築芸術，京都:岩波書店，昭和十三年(1938)。关野贞:中国古代建筑与艺术，胡稹、于姗姗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84 页。转引自张明杰:桑原骘藏在华考察及其成果 考史游记 ，张明杰主编: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第 165 页。参见张明杰主编: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前言第 2 页。88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于日本政府并从外务省领取俸禄而进行的，其调查成果又帮助了日本政府制定“满洲”政策，调查与国策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此后日本在华的古物发掘和古迹考察，则多由外务省或关东厅提供资金，包括大量派遣官员、知识人乃至留学生都到中国境内进行了考察、发掘。在这种学术考察的名目下，日本成立一系列配合国策的调查机构，如 1900 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涉及各省区、各领域的实地调查;1907 年成立的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8 年成立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等等。其中，1907 年成立于大连的“满铁”调查部(1908 年改为调查课)，后来发展成日本重要的在华情报机构。1921 年成立的“满洲考古学会”，则是假考古之名酝酿对中国东北的侵占。1925 年成立的东亚考古学会，其经济等各方面的后援就是来自日本的军政两界。近代日本人的涉华学术考察，几乎都与日本侵略扩张的国策并行不悖，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秘而已。有些完全是打着学术旗号的国策调查，有些则是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越境活动，甚至那些标榜纯宗教目的的探险或学术考察，也都与国家的扩张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必须承认，木下杢太郎对云冈石窟展开考察，是其个人兴趣与时代风潮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同时也必须看到，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其一，木下杢太郎考察云冈的出发点与大谷光瑞等其他很多踏查者不同。大谷光瑞曾两次来华，三次向西域派遣探险队，他并不仅仅以求学考察为目的，更是以盗宝扩张为追求，从敦煌、吐鲁番、楼兰、西藏等地盗取了大量中国文物。木下杢太郎则在云冈日录 初版序言中明确言及他展开考察的动因是:“在中国，这些雕像在清朝曾多次进行过修复。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尚未看到它们被视为杰出的美术作品以及文明史上的宝贵遗产，并从这个角度上得到过真正的爱惜。”可见，他是希望云冈石窟能够在人类文明史上得到认可，能够作为全世界的艺术遗产被认知。其二，木下杢太郎所得出的考察结论与前人不同。如前所述，木下杢太郎是带着收集来的伊东、松本、大村等人的研究成果前往云冈的，并且在实地考察中进行了对照研究。他指出:“最初，伊东忠太博士似乎认为大同美术大概是属于犍陀罗美术系统，换言之，是属于希腊印度系统的艺术作品，并把日本的推古时代和奈良时代的艺术品看作是其支流。我们长期以来也一直相信了这一说法。”针对松本的观点，木下杢太郎将云冈雕刻中的纹样与印度犍陀罗美术进行了比较，对这一曾经具有权威性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来，云冈美术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恐怕不一定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的，但和印度的原型加以比较，又明显经历了中国化的变革。”“印度的蓝本被带到国土迥异的大同后，与当地自古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融汇在一起，由此而第一次诞生的新鲜韵味在艺术上对我们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刺激。”显然，木下杢太郎认为云冈艺术并不从属于犍陀罗美术，而是一种汇聚了本土要素的全新艺术。与伊东的观点接近，松本文三郎在中国佛教遗物 中，也认为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完全源自印度笈多王朝。大村西崖则认为，这一北魏雕刻既不是印度风格，也不是中国风格，而是拓跋民族的独创。针对上述观点，木下杢太郎认为:“究竟是汉人造的，还是北魏人造的，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从广义上讲，仅仅是断定那些佛像是已经被中国化了的作品我们也应该感到满足。”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为数众多的工匠中，肯定多数还是中国人(姑且不问有无拓跋族和汉族的区别)，所以，那些印度式原始的佛像典型被中国化这一现象也非常自然。我想，对这些史实通过云冈实物似乎也可以得到证明。”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中国 工匠是中国人，佛像是中国风格，艺术表达则被中国化。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木下杢太郎认为云冈石窟的创作主体无论是拓跋族还是汉族，都是中该机构 1900 年创设于南京，最初名为“南京同文书院”，1901 年移至上海，改名为“东亚同文书院”。1925 年秋，东亚考古学会完成了组织架构，但尚未正式宣布成立，到 1927 年 3 月 27 日才在东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张明杰: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及其文献 ，国际汉学 2016 年第 1 期，第 180 页。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初版序言第 5 页。第 4 期周阅:活在日本的云冈石窟89国人，而且他反复强调:“的确，那是相当中国化(不是 汉化 之意)的作品。”毫无疑问，他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完全不同于以冈仓天心为开端的“南北中国论”等消解中国的论点。由此可见，在木下杢太郎眼中，云冈石窟就是中国的艺术，这一观点与同时代其他日本人存在诸多差异。其三，木下杢太郎最终放弃对云冈石窟的进一步考察，并非仅仅如他所言是要前往欧洲，因为他在1925 年就已经从欧洲归来了，如果想要再次展开对华踏查，绝非不可，何况彼时日本政府正极力鼓动在华旅行。而且就在木下杢太郎回日本的前一年，日本旅行文化协会成立，并创办了机关杂志旅，在创刊号上印着醒目的宣传口号:“去朝鲜!去满洲!去中国!”旅华之风正盛。缘此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木下杢太郎的放弃实际上正有着同样的社会历史背景。木下杢太郎“离开日本独自过着内省的生活”，他在中国开始从“异域”的视角反观日本，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故国观念。在南满医学堂任职期间，木下杢太郎就已经觉察到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正走向侵略，他看到了日本政府“侵入主权内部进行殖民”的企图，并将此视为“古今未曾有过的事实”。在 1916 年 12 月 23 日写给和辻哲郎(18891960)的信中，他承认日本侵犯“他国主权”推进“殖民”这一“大事实”，同时也坦承自己无法直视这一事实。他的内心深处既有对时局的清醒认识，也有难以摆脱的纠结和彷徨。因此，木下杢太郎的云冈石窟踏查，从出发点到记述立场、考察结论直至最终的放弃，都与同时代其他踏查者及在华旅行书写者不尽相同，而这种差异实际上也表征着近代日本复杂的中国认识及日本认识。四、失落与放弃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中论及拉丁美洲的现代性时说道:20 世纪最初几十年，常被视为现代性在拉丁美洲自身巩固之时。由于政治参与的民主化，伴随着消费市场、工业化、日常生活技术改造，以及包括工会制度、女性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内的现代政治运动，城市中产阶级应运而生。独立国家常常依赖可怕的战争稳固边界，并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和文化机构着手建设强大、世俗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日本亦是如此。1921 年 9 月 14 日的日记中，木下杢太郎是如此兴奋地记述着他当天考察的石窟，从第四窟到第九窟，直写到凌晨 2 点，他无怨无悔地“舍弃了诸如每日沐浴、每晚更衣这一类生活习惯”，“忘却了世俗间的诸般欲望”，由衷地慨叹道:“我想，在我的一生中，这或许是最美好、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愿我这满心满怀的幸福感也能同样传递给你!”但是，到了 1938 年 11 月 6 日，木下杢太郎已是这样记录自己听闻的云冈变化:“读三上次男先生的 从张家口到云冈 中的纪行文，得知在云冈一带出现了中国方面的军营和病房，而在紧邻石窟古寺的地方又建造了旧山西军的骑兵司令的别墅。”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多年以来对云冈石窟的惦念并未消散，同时更流露出他对云冈面临战火的担忧。为了表现云冈的风木下杢太郎:大同美术中的犍陀罗要素 ，云冈日录，赵晖译，第 192、204、195、196、194 页。1910 年寺内正毅代表日本与当时的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签订 日韩合并条约，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并开始了长达 36 年的殖民统治。1916 年 10 月寺内出任日本第 18 任首相。参见石川巧 木下杢太郎 支那 通信 支那学 成立 、九州大学学術情報，第 5775 頁。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方杰、方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99 页。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第 115 页。木下杢太郎:云冈日录，赵晖译，第 260 页。9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云变幻，他特意在此处插入了一张 17 年前俯瞰云冈石窟时亲手绘制的风景画。在云冈日录跋 的最后，他发出了另一种感叹:“也罢，还是就此搁笔吧。”简短一句，充满了言之不尽的无奈。这句话写于 1938 年，正是京都大学对云冈石窟展开大规模考察之始，还是这一年，日本美术院和青龙社都举办了展览会，会上都有以大同石佛为题的绘画作品参展。在木下杢太郎宣布“就此搁笔”之后，“满铁”却发行了 大同云冈的石佛(大同雲崗石佛)明信片，同时大量军事明信片如游览大同石佛寺(大同石佛寺遊)等也纷纷开始发行。而1938 年这个时间节点，恰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翌年，其中的呼应关系不言而喻，耐人寻味。木下杢太郎的“也罢”充满了压抑，他没有直接地反抗，面对中日两国的现状，他只能忍受心绪复杂的愤懑。尽管旅行书写(travelog)是对“异域”和“他者”认知的文化表达，但同时也具有“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特点，它可以被利用为一种对内民族建构的工具，甚至是对外文化殖民的手段。木下杢太郎的旅行书写没有成为自我扩张的手段，而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记录，在异域反省故国的记录。在日本对华踏查以及旅行书写的风潮甚嚣尘上之时，木下杢太郎却在时代裹挟中保持着独自的立场。他的 云冈日录 极具个人特色:是文学的、感悟的，同时也是美学的、宗教的，更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云冈石窟在日本的浮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影，一部 云冈日录 也充满了历史的复杂性。Yungang GrottoesInfluence in Jap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ngang Diary by Mokutaro KinoshitaZhou Yue(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Abstract:Mokutaro Kinoshita(木下杢太郎)published his book entitled Yungang Diary(云冈日录)onthe basis of his daily journals about his field research in the 1920 s on the Yungang Grottoes(云冈石窟)inDatong(大同)This book is a comprehensive record combining literal descriptions，verifications of relatedliteratures，photos，sketches，and rubbings of the inner walls of the grottoes Meanwhile，it is also an objectivetravelog with vivid details This book helps more Japanese reader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Yungang Grottoes，and extinguishes itself from many other China travel books written by Japanese authors withits unique style What s more，this book plays a role to bridge the gap in the pedigree of the earlier studies onthe Yungang Grottoes Mokutaro Kinoshita kept his independent position in the hype of field researches andtravelogs about China by Japanese scholars in that era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study on the YungangGrottoes in Japan reflects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in modern times，and this book fully shows the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in that periodKey words:Moku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