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难赏析.doc

. 一个法家践行者的人格魅力说难(shu nn)：游说进言的困难(与应对策略)。说：游说，进言；难：困难。作者韩非认为，游说的真正困难在于所要游说的对象（即主君）的主观好恶，即“知所说之心”，指出为了游说的成功，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韩非子共有五十五篇，说难是他后期的作品。游说对象对于名利态度的复杂性，决定了游说者与其打交道时的难度。加之游说对象本人乃是手握重权的君主，处于生杀予夺的绝对优势地位，使游说者时刻面临一言不合即遭灭顶之灾的极大可能，更由于诸如商鞅车裂、吴起肢解等法术之士的历史教训，伴君如伴虎的残酷现实，使得游说者必须认真对待。因此，韩非子在本篇连续用了七个“如此者身危”来衬托游说者稍有不慎、动辄得咎的危险处境，由此凸显了解君主在想什么、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以及如何干等主观好恶在游说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主张人微言轻的游说者应该谨言慎行、察言观色，力图避免触及君主不愿他人知晓的隐私以及做出令君主不喜欢的事情，应该首先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问题，否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梁启雄先生认为：“韩非子指出游说之士发言之难，及其遭遇之险，是一篇反映出人情世故和君主心理的作品。”（韩子浅解，第89页。）由此，韩非子主张游说的核心问题在于“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对于君主引以为荣的事情或喜欢的东西，游说者应极力加以粉饰以取悦于君主，对于君主感到耻辱的事情，应该尽力为其掩饰以免让他人知晓。总之，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努力讨好君主，避免惹怒他，让他最终对你产生信任感。并且，在此过程中，作为游说对象的君主完全是一个由个人意志和主观情欲主宰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政治信念，也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只知追求名利，只知满足个人意愿，因此游说者为了博取这种人的信任和好感，就应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暂时抛却是非善恶观念，一意讨好君主，哪怕违背韩非子一贯追求的公平、公正价值，也在所不惜。 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无不数数然于用世，周游各国诸侯，宣传自己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既然要搞宣传游说，就必然要研究宣传游说的实践，总结宣传游说的理论，例如孔子虽然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但又不能不承认“有德者必有言”。而在实践上更是坐着牛车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为了兜售自己的主张，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至于墨子，更是公开主张要搞宣传，他上说下教，热衷宣传到了“美女自炫”的程度。著名的“三表法”就是墨家指导宣传游说的理论。春秋以降，百家争鸣，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宣传战更加激化。但是在先秦诸子之中真正对宣传游说进行严肃思考研究的，还应该说是孟子、荀子和韩非。孟子实践着“不扣则鸣”的方针，荀子讲究“期、命、辨、说”的理论，二人姑且不论；至于韩非对宣传游说的研究，不仅是广泛的、深刻的，而且是成体系的。说难便是代表作之一。说难是从分析宣传游说的对象人主的心理反应入手（按：对上的宣传，这是古代宣传与现代宣传的一大区别），而备言宣传游说的危难（按：旧注本篇备论“谏说”；谏说也就是对上的宣传游说）。但是韩非并没有在危难面前却步 他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法家本来是顺应战国时势而产生发展的政治理论学派。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法家离开宣传游说人主以外便一无所用其技。相反，研究宣传游说人主的理论和技术，倒是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那末，韩非在游说人主方面究竟研究出些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呢？若按说难文，其大旨可归之于三句话，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文章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备言说难，后半部分细言说成。讲说难，第二大段的内容和文采尤堪注意。“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以下，一连排举了七条“如此者身危”，即因宣传游说失当而招致身首异处的危险，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七危”之外，还有“八难”。其中四难是来自于宣传游说涉及的人事不妥而遇到的，四难是由于方法和辞语不当而遇到的。整大段文章中的七危八难全用排比句段，条分缕析而切中肌理，其表现艺术不禁使我们想到韩非另一篇亡征。按韩非的说法，“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然后用一连串言简意明的排句，一口气列出了一个国家可能灭亡的四十八条“可亡也”弊端即“亡征”。郭沫若曾把这些排比亡征的语段，比做顽强冲击海岸的排浪，好像必欲吞纳一切阻碍而后息似的。而说难七危八难的表达手法，则和亡征一文具有相似的艺术效果。在内容上，七危八难又使我们想起韩非另一篇文章难言。难言可视为说难的姊妹篇，现录其首段以为比照：2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