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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党课讲稿5篇汇编

第一篇：百年大党的纪律建设历程及其启示
同志们：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党不断推动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向前发展的重要法宝。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一定意义上说，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纪律建设史。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积极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实践，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制度利器，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创造了基础条件，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可靠保证，成为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党在长期纪律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留下了宝贵启示。下面，根据“七一”党支部工作计划和党纪学习教育具体安排，由我为大家作一堂党课报告，与同志们共同交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求生存、图发展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必须严明纪律以确保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因此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第一，把各项纪律规范立起来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加强纪律规范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纪律规范主要体现在党章中。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有多条涉及纪律的内容，其中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将“纪律”单独列出，并明确了九条纪律要求。经过党的三大、党的四大修改后，这些条文更加细化全面。党的五大党章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另一方面，在我们党通过的各种“议决案”中，也有关于纪律的规定。比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此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等重要会议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颁布的各种文件，都有就党的纪律问题展开探讨，有助于党的纪律制度化建设更好发展，为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重视纪律教育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纪律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要求加强党纪教育。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将纪律教育视为重要一环。具言之，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文件，同时将《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相关文献列入必读目录，组织全党学习。在军队方面，毛泽东同志强调，“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这种对纪律教育的重视成为赢得革命胜利的坚实保障。
第三，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出现的新情况及时建立和调整纪律检查机构。我们党成立之初的纪律审查工作，主要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级党部承担。1925年春，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个党内监察机构。党的六大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设立了中央审查委员会，但它并非真正的党内专门监督机构。193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1938年，我们党决定在解放区设立党内监察机构，推动了党的基层纪律检查机构的设置与完善。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专设“党的监察机关”部分，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和工作方式等作了规定。此外，我们党还指导解放区人民政府建立了行政监察机构，为后续实践积累了经验。
第四，通过严格纪律执行保障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不仅看重党纪规范的制定，而且强调落实。建党之初，蔡和森同志就曾提出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将严肃党内纪律视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强调“决不能使党的铁的纪律有丝毫的松懈”。1927年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错误执行党中央决策的机关及个人予以处分，彰显了党的严格执纪。1931年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将严格执行党纪明确为当前工作的重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黄克功、刘力功等人的严肃处理树立了党纪威严。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实行党的法纪。基于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党的七大着重强调了政治纪律。党的七大党章将“四个服从”确立为党的组织纪律，提出了有利于强化执纪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对纪律建设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
一是根据全面执政条件下的新形势及时制定纪律规范。我们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纪律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党的纪律建设的法规制度，奠定了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纪律建设的制度基础。比如，为了加强组织纪律建设，我们党颁布了《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等；为了加强廉洁纪律建设，我们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等；为了解决党内各种违法乱纪问题，我们党颁布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等；针对党内分裂活动，我们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等。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确立了延续至今的纪律处分体系，并对党的执纪机构作出新规定。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制度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但也曾遭受冲击，比如党的九大党章、党的十大党章取消了“纪律”专章。
二是根据全面执政后历史方位的新变化更加重视纪律教育。我们党将纪律教育明确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强调其重要性。1950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有效增强了全党的纪律观念。在此基础上，《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强调要对党员开展普遍教育，使其强化纪律意识。党的八大党章规定，对于犯错的党员要“把他们留在党内加以教育”，这里的教育包括且应当以纪律教育为主。1963年至1966年，我们党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涵盖纪律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我们党还不断推动干部纪律教育的正规化。
三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新任务全面加强纪检机构建设。1949年11月，《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出台。此后，我们党相继颁布工作细则等各种规定，为其履职尽责提供了制度保障。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专设了“党的监察机关”部分，使各级监察委员会发挥了更大作用。1962年9月，我们党首次提出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加强对同级国家机关的党员的监督工作”，并对其派驻权作了明确规定，构成派驻纪检组的雏形。1969年4月，中央监察委员会撤销。此外，我们党对执纪机构也进行了改革，提出纪律检查机关推行双重领导体制，还决定设立各级监察委员。
四是以严格的纪律执行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推进。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的角色定位使得我们党需要接受各方监督，党的纪律建设要求也由此提高，因而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更加强调纪律的有效执行，以保障各项事业顺利推进。这一时期，我们党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大案和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捍卫了党纪权威。得益于1950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以及之后开展的整党运动、“三反运动”等，党的纪律性显著增强。党的八大把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视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这些论述标识了纪律建设的地位作用，指引着这一时期纪律建设的实践方向。
第一，根据改革开放新形势推进纪律规范化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后，党的纪律制度化建设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以党的十二大党章为标志，“党的纪律”专章的重设预示着党纪处分制度开始走向系统化新阶段。此后，党中央拟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1997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是我们党在执行纪律方面的首部条例。2003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将党的纪律分为组织、人事、廉洁自律及财经等方面内容。党中央、中央纪委还先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经过长期努力，党的纪律建设法规制度逐渐形成涵盖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等不同效力位阶的成熟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形成反腐倡廉制度体系。2012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就党内法规制定规范问题作了详细说明，成为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根本遵循。
第二，根据改革开放新任务深化纪律教育。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经常对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1983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党的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懂得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是发挥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关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这些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对纪律教育的重视。简言之，这一时期党的纪律教育主要围绕政治、组织、人事、群众、财经、生活、保密等内容展开，将戏曲、说唱等作为载体，丰富了党的纪律教育形式。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纪律教育日益规范化、制度化，党的纪律教育的实效性稳步提升，其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也日益成熟。
第三，适应改革开放新要求恢复纪检机构和优化纪检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得到恢复与重建，同时，党中央进一步理顺了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优化了纪律检查机关的运行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对纪检机构建设起到了指导和助推作用。党的十二大党章专门增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一章，对纪检机关的产生、领导体制、任务与职权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党章还规定，中央纪委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为派驻监督提供了制度依据。党的十三大党章规定，中央纪委应以“书记、副书记”体制取代原本的“第一书记”体制。1993年，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新时期党政监督体制的重大改革，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这一时期，我们党还注重建立派驻机构，实施派驻监督。为确保派驻机构的独立性，中央计划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并于2005年底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第四，以严格的纪律执行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以“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的魄力狠抓执纪落实。1984年10月，陈云同志在对《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反党的纪律，都必须给以应有的处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党的十六大党章增加了“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等内容，丰富了纪检工作的内涵。总之，我们党在本时期特别强调遵守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加强纪律建设视为治本之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体现了党对纪律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指导这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党的纪律规范在新时代得到全方位系统性强化优化细化。《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新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文件相继出台，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更加完善的配套保障。我们党于2015年、2018年、2023年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新时代纪律建设的新鲜经验总结提升为明确要求，使党纪更加科学规范，且符合当前实际。此外，我们党新制定或修订了系列党内法规和纪律条例，确保党员干部有规可依、有纪必执，对于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根据新时代新任务扎实推进纪律教育常态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加强学习宣传教育。”“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党在这一时期进行纪律教育的力度持续加大、水平不断提高、效果更加显著，且十分重视纪律教育的针对性和持续性，不断改善方式方法。具体来看，一方面，我们党在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的各种机构的培训课程中，设立了党纪学习专题。另一方面，我们党将经常性和短时期、集中式的纪律教育有机结合，推进了纪律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此外，我们党还特别注重把纪律教育融入各种主题教育中，丰富了纪律教育的开展方式。总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部署开展了六次党内集中教育，每一次都包含纪律的内容，筑牢了党员干部遵纪的思想基础。
三是根据新时代新要求持续纵深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为完善纪检机关领导体制而不懈探索，确保纪检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更加科学规范。为强化派驻监督，我们党进一步强化中央纪委对派驻机构的直接领导，为派驻监督创造了条件。党的十九大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定位。此外，我们党还创造性地推进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明确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201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要求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相统一，确保一切公权力的行使都在阳光之下。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之后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保障。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其作用在于通过强化约束来防止执纪权力的滥用。
四是以严格的纪律执行保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顺利推进。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到严格执纪。其一，落实“两个责任”。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厘清了两者在管党治党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有利于厘清权责与形成合力，保障纪律的有效执行。其二，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我们党深刻把握形势变化的现实要求，不断推进巡视工作创新，赋予巡视以新的活力，充分发挥了其应有作用。其三，贯彻依法执纪的“四种形态”。“四种形态”体现了严管和厚爱相结合，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反映了我们党对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认识深化和实践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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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切实将《条例》刻印于心、见之于行 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干事创业实绩实效
同志们：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这次党中央在全党开展的集中性纪律教育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机会，抓住机会，主动对标党纪学习教育目标要求，通过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在筑牢思想防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一、聚焦“忠诚”这一根本点，在“学”上下功夫，力求学深一层、多悟一分
严明的纪律是共产党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密码”，加强纪律建设贯穿建党、兴党、强党的全过程。我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重大要求的首先提出地，党员干部要有更强烈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真正把学纪这项基本功锤炼好。
带着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的深刻认识上好“政治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事实雄辩地证明，“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是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在党纪学习教育中，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地把“两个确立”真正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新征程上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带着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思考上好“必修课”。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三次修订《条例》，释放了从严治党越来越严、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这次党纪学习教育，学习的一个重点就是《条例》，要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结合实际学，原原本本学，以案说法学，深入领会新修订《条例》的重点内容和着力方向，紧扣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学习思考，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切实把他律要求转化成内在追求，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
带着抓好贯彻落实的高度自觉上好“实践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学习党纪不仅在于“知”，更在于“行”。**一直以来走在全国发展前列，作为先发地区，面对的挑战更多，压力更大，责任也更重。要把党纪学习教育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贯通起来，与贯彻落实“四个走在前”“四个新”和“4+1”重大任务结合起来，在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时，经常性用党纪这把“戒尺”测一测、量一量，自觉在约束中工作，在监督下干事，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
二、聚焦“干净”这一着力点，在“守”上下功夫，切实守住底线、守牢红线
党员干部并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党纪党规为我们划出了红线，标明了底线。要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增强“检身若不及”的自觉，多看“前车之鉴”，多读“悔恨之言”，多思“失节之患”，提高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始终慎独慎初。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私底下、无人时，正是衡量党性观念强弱的试金石。要严以律己、高度自律，把正德修身作为终身课题，强化对纪律的敬畏和戒惧，以党纪党规“自检”，与先进典型“看齐”，用反面典型“警醒”，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做人做事尺度，系好第一颗纽扣，把好第一个关口，守住第一道防线，永葆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
始终慎小慎微。事物的发展总是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一步步积累和演变而成的。党员干部身上的大问题、大错误往往也是由小问题、小毛病而引发的，在小事小节上就要防微杜渐，拒毫末之错于千里之外。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问题的温床，要持续用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下大力气为基层减负，防止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文山会海等突出问题，及时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防止问题由小变大，由风及腐。
始终慎权慎欲。党员领导干部手中都握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权力，如果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就会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围猎的对象。要始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廉洁用权、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在权力、金钱等欲望面前砌起“防火墙”，架起“高压线”，安上“廉洁锁”。当前，还要落实党中央要求，党政机关坚持“过紧日子”，把更多的财力和资金用在基层“三保”刀刃上，把更多的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谋划推进上。
始终慎言慎行。俗话说，“慎言以养其德，节食以养其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党员干部身份特殊，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要慎言慎行，三思而行，管严自己的“嘴”，不该说的话不说，管好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始终慎友慎情。党员干部的身边未必都是“诤友”“益友”，甚至不乏“损友”，选择“朋友圈”务必慎之又慎，把握好交往尺度，明确交往规则和界限，特别是政商交往要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为。家庭是廉洁从政的重要屏障，要增强廉洁齐家意识，管好生活圈，管住家里人，管好枕边人，以好家风涵养好作风，促进好党风，带动好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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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共筑良好社会风气
同志们：
站在勇于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于2022年2月颁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这一系列举措和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扎实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要着力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正本清源，不断强化“不想腐”的思想自觉，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提供强大思想保证与精神支撑。
一、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遵循“明体达用”的生成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有着坚实的生成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源流，是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综合考量。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以“理论—实践—文化”三维模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体三翼”的叙事体系，滋养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气派。
（一）逻辑支撑：坚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谋划文化领域工作，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构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第二个结合”所拓展的文化空间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马克思主义“魂脉”，形成了对文化自信自强的新彰显与文化价值体系的新阐述，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与思想引领，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进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教育为核心内容，以教育培根和润心化人为重要手段，不断进行党建理论创新和文化实践创新，为塑造廉洁政党形象、营造清廉社会氛围、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彰显出我们党坚定的文化自信与高度的文化自觉。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文化创新创造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激发全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新气象、新作为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二）逻辑根基：汲取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思想的真理智慧
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对“廉洁文化”进行直接论述，但却在一系列文本中提供了“何以倡廉”的深邃智慧。一是在制度法规建设方面，强调以严格的纪律和纲领制约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政党的纪律建设。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要想保证革命胜利，“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避免党组织沦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列宁清醒地认识到政党走向腐化变质的危害，在其推动下苏俄相继出台了《关于贿赂行为》《关于肃清贿赂行为》《关于消灭拖拉现象》等一系列遏制腐败的制度法规，有效剔除了“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二是在官员政德建设方面，强调公共权力的“不可收买”。马克思认为任何权利的产生和运作，都以利益为依归，他强烈反对共产党的执政干部将公共权力用作交易，认为“不可收买是最高的政治美德”。立足权力的人民属性，马克思对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创建了由人民掌权的“廉价政府”，认为“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真正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变为了社会公仆。三是在主体建设方面，强调人民导向的价值锚定。列宁主张发动广大群众来惩治和预防腐败，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更为可贵的是，列宁注意到了群众文化素质对廉洁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社会层面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扫盲工作，极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的文化素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诸多有关廉洁文化建设的方法遵循，对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和借鉴价值。
（三）逻辑血脉：厚植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文明基因
廉洁文化是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精神基因。中国古圣先贤在追求自我价值中形成了对廉洁观念的系统思考与文化凝结。一是律己守廉，以主体自觉实现清廉自律。例如，儒家经典《大学》中讲“三纲八目”，将明德修身的自我锻造与入世济民的政治抱负有机贯通；西汉杨震“四知”拒金的佳话是先贤清正廉洁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修齐治平”的政纲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宝贵文化资源。二是制度保廉，以德法并举实现善治。用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始终是廉洁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例如，汉武帝高度重视官员的孝悌廉洁品质，将孝廉列为察举制最主要的科目之一；隋唐时兴起的科举制将选官制度与教育制度结合起来，使统治者能够从不同阶层民众中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同时，历代统治者为整饬吏治不断发展传统监察制度。比如，秦朝始创官吏监察机构，设置御史大夫和监御史来纠察不法；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贪，编纂《大明律》推行严刑峻法，实现了吏治澄清。三是家风助廉，注重家族品德的传承延续。中国古代清官廉吏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以严格的家规家训鞭策子孙修道立德。例如，北宋著名廉吏包拯留有《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在此家风垂照下，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一生清廉自守，为后人称道。还有《朱子家训》《郑氏规范》《曾国藩家书》等诸多古籍以谆谆教诲育人立人，诠释着古代中国崇廉尚俭的家风道德。
（四）逻辑主线：赓续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型构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进路，催发了中国人民勇毅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救国之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对腐败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始终把廉洁文化建设置于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位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竞赛、设立干部培训学校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党内思想的空前团结，使清明政治蔚然成风，为今后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立国之需。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资产阶级投机分子处心积虑的糖衣炮弹下，中国共产党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居功自傲、贪污腐化的苗头。中共中央全面开展了“三反”运动，有力遏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对社会风气的侵蚀。其后，中国共产党又针对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展了大规模的“五反”运动。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转变，为鼓舞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精神信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兴国之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把握国际话语主动权、传播我国价值观念成为迫切需要。邓小平同志围绕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性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方针，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范式。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反腐倡廉新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完善党的反腐倡廉方针，形成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廉洁建设新思路。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为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建设服务，有效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效益和社会文明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顺应强国之需。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提高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以严的基调狠抓作风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以钉钉子的精神将反腐败斗争一抓到底，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零容忍”的态度祛除一切损害党健康肌体的病毒，建立健全了促进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长效机制。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践行“体用贯通”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建设是“体用贯通”的辩证统一，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增强廉洁文化建设引领力，彰显政治“大优势”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坚定文化建设前进方向，为深化廉洁文化建设、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一是用好思想建设的锐利武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党的历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政治基因、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追求，是激励全党坚定信念、不懈奋斗的生动教材。习近平以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多次强调党史资政育人、砥砺品格的重要价值，使党史学习成为全体党员的必修课。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持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制度化常态化，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挖掘红色基因、传承优良传统，从党的奋斗历程中“获得思想的启迪、知识的武装，提高工作本领”，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信心和文化底气，并将党史学习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全社会掀起了党史学习热潮，为廉洁文化建设打牢了思想之基。
二是筑牢组织建设的战斗堡垒，提升选人用人标准。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善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适应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明确好干部标准与培养路径，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细化干部“四德”考核要求，做到公道对待、公平评价、公正使用领导干部，使真正清正廉洁、踏实干事的好干部被重用起来。立足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习近平同志将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品格同“高素质”并列起来，明确了干部队伍任人唯贤的选拔原则，为建立良好政治生态、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打牢了组织之基。
三是增强制度建设的保障功能，健全反腐制度法规。进一步健全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预防和惩治腐败滋生蔓延的根本举措，推动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协调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依法反腐、制度反腐，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扎紧制度篱笆防范“牛栏关猫”，使法规制度的高压震慑作用日益彰显。适应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需要，党中央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制定并完善了多项党内廉洁规范性法规制度，依纪依规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使党纪更好发挥“抓早抓小”的预防作用，成为反腐败斗争第一道防线。在“纪法贯通”的治理思维下，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推动着法治化国家建设进程，为廉洁文化建设打牢了法治之基。
（二）提升廉洁文化建设渗透力，关注社风“晴雨表”
以廉洁文化涵养时代新风，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不断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是立足教育层，发挥凝心聚力的价值导向功能。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塑造和引领新时代公民的思想道德、行为习惯，直接关系到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着我国主流价值观念，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廉洁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新时代以来，廉洁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功能，以坚定群众文化信仰、提升群众文明道德素质为指向，将清正廉洁观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通过文艺演出、知识竞赛、影视广播等文化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群众文化生活，不断深化全社会廉洁文化认同，促进清廉文化建设共同行动，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形成了崇德尚廉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夯实规范层，发挥塑造形象的渗透影响功能。廉洁文化要渗透到社会的基本细胞，需要推动传统廉洁文化在每个家庭落地生根，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着力推动清廉家风建设。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家风对涵养文化的重要性，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一方面，教育党员干部要有严于律己的修身观念，在家庭成员中以言传身教的主体示范充分发挥好“头雁效应”；另一方面，教育党员干部要管好身边人，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防范以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式腐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将家风建设分别纳入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规章制度中，不断创新领导干部家风建设考核机制，并充分发挥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形成了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三是优化服务层，发挥创新创造的熏陶教育功能。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有效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大众文化普及。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文化建设导向，不断加强廉洁文化公共设施建设、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建设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廉洁文化资源统筹，创新机制、拓展内容，以清正廉洁为思想内涵，以各种文艺表现形式为载体，将廉洁教育寓于戏剧、影视、书画、文学作品等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中，通过廉洁公益广告、廉洁小品、廉洁漫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使受众在艺术享受与活泼气氛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熏陶。
（三）增强廉洁文化建设辐射力，不断扩大“廉洁圈”
公正、清廉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对话场域与交流平台，彰显着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责任担当。
一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提升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让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得以走向世界、使中国声音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理解与认同。进入新时代，我国不断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将“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充分挖掘不同时期廉洁文化资源，将古代的包拯、海瑞等清官事迹同当代焦裕禄精神及新时代反腐工作有机融通，不断提升讲好中国故事的技能与本领，“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展现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培养越来越多中国故事的倾听者、爱好者、研究者。在廉洁故事载体上，我国充分发挥新兴媒体作用，构建起全媒体文化传播格局，通过文学、影视、音乐等多种廉洁文艺作品不断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舆论关注度。
二是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实施以来，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同志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的观点。在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础上，我国不断加强廉洁文化宣传力度和海外腐败预防能力，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倡导各方坚持廉洁理念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文交流，将“民相亲、心相通”的民间外交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不断夯实各国间的人文基础和民意基础，为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结牢情感纽带，涵养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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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基础
（约11700字）
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