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doc

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看国民性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历史的车轮幽幽的转着，却也只是在走一个轮回，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盛世过渡到乱世再到一个新的王朝的建立，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换了一个姓而已，天地君亲师没有变，工农商也没有变，然而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而这种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细数中国的近代史，以思想上的潮流为例，交替涌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西方社会绵延数百年的思潮在中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陆续涌现了出来，，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在变为内在，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的推陈出新，而更加复杂的是，舞台上并不只有一个角色，舞刀弄剑的总是有好几拨人，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近代社会是中国所有社会中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它同时将多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层次复杂地融合在一起，有旧与新的矛盾，也有新与新之间的矛盾，它的变化程度，激烈程度，变革力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这种新陈代谢也是不平衡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畸形发展。
中国近代史上的新陈代谢，在我看来，它并不是肉眼不可见的——像细胞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氧气这样，因为它不同于西方，西方的近代史的运转是发自内部的，可以说是一种自主的进化。中国的近代史更像是临产的孕妇，它要孕育出一个焕然一新的生命，这过程是鲜血淋漓、不忍直视的，而更有可能死于难产的可能性。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它的曲折，我们以为武装了洋人的枪炮，就可以抵御外人的欺侮，但我们失败了。我们又以为建立了自己的民国，就可以恢复中华，但我们又失败了。那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让自己的祖国重新强大起来，走到最后迎来的却是失败，一次次地爆发又一次次的归于沉寂，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变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走了过来，这使我坚信，一个伟大的民族是能够承受苦难的。
但为什么我们的斗争总是失败？很多斗争的失败在于民众并不是完全的理解和支持，更有起初拥护而后却一同喊打的闹剧。巨变中民族的劣根性，譬如不自知和任他人驱使始终不能让我释怀，正如同鲁迅小说药中描写的那样，夏瑜为了革命血洒刑场，却被人用作人血馒头来治痨病。说到这点我不得不提到书中的庚子与辛丑，秋瑾曾在《精卫石》弹词中说：“（义和团）闯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她省略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因，却说出了这两个历史事件在递接中的联系。在这次耻辱的历史事件中，奴性展露无遗，而这不仅仅体现在民众身上，也体现在其他社会阶层甚至统治者身上。
我们都知道，慈禧曾经是积极支持义和团攻击外国侵略者的，甚至在进攻领事馆这八国联军侵华的导火索一事上，更是起了主导作用，然而其后却忙不迭得要剿灭义和团，唯恐西方列强不高兴，1902年2月日的 《泰晤士报》报道过西太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咽的说进攻使馆区是极大的错误，她后悔莫及。后悔莫及成了她深切的反思，更由此产生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奴颜媚态。而这种奴颜媚态并不是一种个人现象。联军入京之时，京官朝贵中众多人“相率户前挂某某国顺民旗”，“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据时人记载：在德军驻守的顺治门外一带，“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有曰‘德长丰’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亦强以德字冠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这鲜活地刻画出了以道德自命的士大夫阶层在国难临头时的道德沦丧。有人曾对北方下层社会比较而论之：“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其痛恨洋物如此，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意，嗟吾此民，是岂知人世有羞耻事耶。”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到过民国初年北京的一个包车夫，曾是一个义和团，但其时则已成为热心的天主教徒，房子里供有耶稣和玛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时很是虔诚。问他为什么改信宗教？回答说：“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不灵。”这只是那时现象的一个缩影，往大的来说，这种心理造就了很多墙头草类型的人，谁更强势，我便站到谁的那一边，而不是真正为了这个民族，为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国家。中国人的这点圆滑或者说小聪明现在也还是见得着，很多人平时是压根不信佛的，要办事或是出了事之后才晓得去寺庙敬上香火以保平安，难怪有一句俗语说临时抱佛脚。这种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正如同这种为某个当权者效力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效力，究其源头只是为了保全自己，即所谓“明哲保身”。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林语堂在他的散文中写到，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所以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么多麻木不仁的伪军，日本人烧杀抢掠，不仅可以忍，甚至于甘心做走狗。
与这种奴性形成强烈反差的便是此之前的极端保守和盲目自大，许多事情从今天看来是荒谬至极令人瞠目结舌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想了许久，觉得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统治者身上，而清朝的统治者则尤为甚，就从君臣关系的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君臣关系的变化趋势是君权逐渐加强，而臣的奴性也就愈来愈滋长，从坐而论道、颔首直立、伏地跪拜到最后满清的三跪九叩。儒家有几句话，体现的是君臣相对平等的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然而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变得更像是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工具，比如后来明代朱熹理学的出现等等，已然偏离了初衷。于是变味了的孔子成为了中国思想传统的最大权威，而皇帝则是中国权力的最大权威，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所以历代君主都借儒学来巩固自身的君权。而清朝的统治者满族人是从关外打进来的，他们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于是他们就更需要强化儒学中的三纲五常，来确保汉人的绝对服从。然而他们的不自信还是可以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引发的文字狱中窥得。
讽刺的是，清朝的君主十分清楚的认识到了儒学对于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曲解了儒学经典，一方面又极度的维护它。正如史纲课的时候，老师提到，闭关锁国是因为统治者担心中国的正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而在统治者看来，这所谓的中国正统文化已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了，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遏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中国君臣，虽然并不欢迎渡海而来的西方人，但似乎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紧张和心机缜密的戒备。因此嘉靖以后，私人海上贸易能够穿过法网的罅隙而急速发展，这些私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有贸易关系。而与此同时，东来的传教士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了宫廷和士大夫群。利玛窦能在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时人与之诗文赠答，多推重之词。而清代开国不久，即厉行海禁，严酷的刑律使中国同西方沿海的贸易濒于断绝，在很久的一段时间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对外的唯一孔道就只有广州。其肇始，还是满族人小心翼翼的不自信。有人会歌颂这种封闭大环境下的繁荣昌盛，然而在我眼中，正如作者所说的，如果汉唐盛世是阳春天气的话，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一个不开放的国家是不会进步的。
回归现实，再说说我的几点感想。当代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完成了腾飞，不在是以前那个闭关锁国的狭隘的大国，我们在经济上走了出去，也将要从文化上走出去，而儒学则要剥去它的那些为封建势力所用的外衣，还他一个淳朴本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学在其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但也不是全部。现在我们在文化上还总是不够自信，真正强大而有生命力的文化应该像水一样，温和而又绵延不断，过分的自夸只是显示出了内在的浅薄和无力，这和清朝的虚骄自大是一个道理。陈旭麓老先生原计划要写一百一十年，但天不假年，只留下了前八十年的讲稿。后三十年，他也发表过文章，有过很多独到的见解，但未能形成系统的讲稿，这是遗憾的事。但我觉得更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中国的日益强大，在近代史中走来，在血与火中走向了新生。而令我高兴的是，随着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对于自身文化认同感的加强，我相信国民的劣根性也会成为过去式，中国的明天也必将更加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