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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学者从政”研究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在国难危机的刺激和国民党当局的号召下兴起的“学者从政”潮流，广大学者群体弃学从政，为抗战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国民党政府政治改革等做出了努力，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争议。在政学关系、国民党内权力斗争和蒋介石集权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下，进入国民党政权中的学者虽部分改良了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态，但并未从根本上挽救国民党的颓势，最终多数沦为“书生误国”的典型。关键词：学者从政；政治参与；政学关系；国民党政权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438（2023）05-0097-05（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00）近代以来，随着西式教育的传入和留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断扩大。北洋政府时期大量归国留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显示出了新型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由于民国初期政权变动频繁，学术远离政治的观念急剧蔓延，出现了如胡适、吴宓等一大批主张“不入党，不仁主笔，不涉足政界”1的新式学者。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遭受生活困境与北洋政府政治迫害的部分学者受邀进入国民党党政权，出现了“学者从政”的浪潮。代表人物有王世杰、朱家骅、罗家伦、蒋梦麟、谢冠生、钱天鹤等人。但这种浪潮并未持续多久，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和“劳动大学停办”风波被迫重回北大，1928年8月罗家伦任清华校长，王世杰于1929年5月任武汉大学校长，朱家骅也在1930年11月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多数学者又重回教育界任职任教，“学者从政”潮流归于沉寂，直到抗战时期又重新兴起。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外战争中取得最大胜利的正义之战，它的取胜离不开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学者群体，也在这场国难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学者群体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关心、关注国家命运，以学术先驱之身进入政界助力抗战。本文主要探讨抗战时期“学者从政”问题，以求教于方家。一、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学者从政”的兴起（一）战时“学者从政”兴起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舆论中有关国家政治问题的讨论不断增多。1932年，“国难会议”召开，大会宣言明确指出：“深愿全国国民不分党派阶级，精诚团结，牺牲一切成见，共图抵抗之方策。”2（P2）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大量学者从政的现象，而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学者们对国家前途和自身责任有了更多的思考。“国难危机成为促使思想界主题由学术思想转向政治问题的关键”3，舆论界出现了“学者参政”“专家治国”的呼声。从参与论政的群体看，“独立评论 学人群”主要撰稿人如翁文灏、胡适等人为清华、北大教授，多数是留学欧美的知名专家，探讨的核心内容是“专家政治”的实践方案；时代公论 学人群多为中央大学教授，讨论的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国民代表大会和宪法草案”等问题，代表的是国民党党员群体中“教授派”的政治方案；再生 学人群是“国家社会党”的机关刊物，主要人员如张君劢、张东荪等多为大学教授，主张国家本位主义、修正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代表了“第三势力”中专家群体的部分政治见解。此外，大公报 和 国闻周报 作为专家教授论政的阵地，参与讨论了如“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国家统一、行政效率、国际形势等问题”，还有 申报 月刊 上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系列讨论、乡村建设关于“乡村运动”的讨论等。从讨论的议题看，“内容的广泛性和观点的差异性”是明显特征，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众多问题。仅就政治方面而言，思想界就有“专制与独裁、国家统蒋迪赵伟 第43卷第5期绥 化 学 院 学 报2023年5月Vol.43No.5Journal of Suihua UniversityMay.2023收稿日期：2022-12-07作者简介：蒋迪（1997-），男，河南商丘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赵伟，男，江苏丹阳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企业史。项目基金：2021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抗日战争时期“学者从政”研究（KYCX21-2994）。97一的途径、党治与民治、行政问题等”多种论战与交锋。总体言之，“专家论政”体现出了知识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方案的设计是结合国情与自身所学的务实探索。这场1930年代以“专家学者”为主要参与者的“政治问题大讨论”，一方面唤起了民众关心国家事务的意识，一方面也给政府当局提供了政治改革的选择。同时，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刺激了学者政治站位的分化，激起了学者投身政治活动的热情，为“学者从政”潮流的出现积淀了人才基础。其二，在“国难”危机的刺激以及国民党党内政治生态日益颓废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期望引入人才以革新政治，同时为自己争取党内政争的优势。抗战前，蒋介石就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内的贪腐问题，“各部内容腐败，反不如北京政府，殊可伤心！靡费之多冗员之繁，为主官者毫不经意。”4“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更感许多党员做官不做事，“骄奢淫逸不知百姓疾苦。”5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期望通过招引人才净化党内颓废之态，同时为日常政务工作提供帮助。派系之争也是国民党内自创立起就一直伴随的棘手问题。虽然“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党内政争激烈。国民党政要们普遍谈及党内政争问题，蒋介石认为“老党员所谓西山会议派，自称元老者，只知争夺权利以抗日招牌阻碍抗日，以不抗日罪名倒逼中央，使其为所欲为。”6汪派中的陈公博在担任实业部长时，指出蒋系控制的“资源委员会专门和实业部为难。”7胡汉民认为“蒋介石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8蒋介石“二次下野”后反思，“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不太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又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9反思之下，在钱昌照的建议下，于1932年10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加快对党外人才的争夺。汪精卫在顾孟余、王世杰、陶希圣等人的帮助下，也通过各种方式博得了学界的好感。蒋汪二人都有举措延揽学界人才，对人才的争夺与控制加剧了政治冲突。例如，蒋介石通过对资源委员会的控制，逐步扩大与加强了自己的经济权力，与汪精卫任院长的“行政院”所属的经济部门产生冲突，蒋介石在对人才的争夺中更具优势，这也为蒋介石在蒋汪之争中胜利奠定了基础。其三，私人关系的作用也是推动“学者从政”兴起的重要原因。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但官僚的选任仍受私人关系影响。何廉曾说，“每人或至少“行政院”的那些高级成员们，之所以能出任“行政院”中各项职务，多少都是和“行政院”中某些官员有个人关系。”10（P85）作为学术造诣高深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国内某一学科门类的专家，既具备高超的专业水平，也拥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在国民政府内知名人士的引荐和多种私人关系的作用下，许多学者进入统治者的视线内，进而出任要职。在钱昌照的推荐下，翁文灏前往庐山为蒋介石讲学，翁的才识和与蒋介石同乡关系博得了蒋的赞许。翁文灏进入政界后，通过他的私人关系又间接带动了一批学者弃学从政，如何廉、蒋廷黻、吴景超等。1939年初，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浦薛凤进入政界。浦薛凤“反复考量”，觉得“只在学校过粉笔生涯，与事实人情，相离疏远”11，但最终赴渝从政。在众多私人关系的引荐下，大批学者得以进入到政界出任要职。其四，薪资水平和生活环境也是影响学者转投政治的重要因素。作为等级最高的教职员，学者们的职业选择面更广，他们的职业变动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联系。从北京大学1935年2月所发薪俸看，多数教授月薪500元左右，副教授300元左右，助教大约100元12，清华大学1935年教职员工资水平大体与北京大学相当，可见“华北事变”前，北京高校学者的工资仍处于较高阶段。但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军费考虑为先的情况下，高校教师薪给改为减成发放，即以50元为基数，余额按七至八成发放。13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重订了 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此标准基本沿用到1949年，就工资金额与大学教师相比，“教授薪俸与司局长、厅长级别相当，副教授则与处级公务员之薪俸相当。”14因此，抗战期间能有大量教授学者从政，与公务员和教授学者工资标准相差不大，甚至比大学教授待遇更好的原因是分不开的。另外，由于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剧使北方的生存环境恶化，北方高校大量教授开始另谋他职。在南开大学任教的何廉就曾直言，“由于日军的军事侵略，政治情况大为恶化，当时我更倾向于在国内其他地区另找工作。”10（P78）1937年2月19日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指出，“当兹积极抗日之际，更应无偏无颇，容纳全国人才，悉令效力于政府之下，务便人尽其才，贤能并举”15，直接为各界人才加入政府提供了政策支持。全面抗战后，国民政府各项工作向战时体制过渡，各部院对人才的需求增加，而大学教授由于其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较强的因素受到国家的青睐，成为政府选调的主要对象。（二）战时“学者从政”主要概况。抗日战争爆发后学者弃学从政的规模广大，涉及了“行政院”、教育部、外交部、经济部等众多机构。对其梳理发现，共有以下人员为“学者从政”的代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部院中“学者从政”主要人物年份19321933193419351936193719381939194019411942194319441945人员翁文灏、张慰慈、邱昌渭、颜任光、高宗武、张平群、吴颂皋、李圣五、彭学沛、许仕廉、张似旭、李崇年、伍叔傥、沈宗翰董冠贤、王凤喈端木恺、谭伯羽蒋廷黻、吴景超、邵毓麟、何凤山、张锐、涂允檀、谢家声何廉、时昭瀛、周诒春、蔡可选、段茂澜、李惟果、沈惟泰、陈礼江、杨兆龙、陶葆楷张纯明、周炳琳、卢郁文陈之迈、张忠绂、顾毓琇、朱契、胡适、陶希圣、燕树棠、吴俊昇、刘季洪、章益、朱玉仑、寿勉成、余肇池浦薛凤、王化成、邱椿吴文藻、张彭春、江一平、欧元怀叶公超、卢峻、曾炳钧徐淑希、董霖、厉德寅李卓敏、郭斌嘉、凌其翰、陈钦仁、常道直杭立武、张贻惠吴其玉、贺师俊注：本表格整理统计参照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周棉主编：中国留学生大辞98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寿林等主编：民国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等。“据初步估算，抗战期间直接从政的名教授，至少在百人。”16可见抗战时期属于“学者从政”的人员在政府中具有不小的规模。二、“学者从政”与国民党政治（一）从政治风气看，引入学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效率，刷新了国民党内的腐败气息，改善了国民党当局在社会层面的传统政治形象，但并未彻底革新国民党的吏治系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其行政效率和腐败问题便受到各界的批评，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政治现状也越发不满，“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的心倾向国民党，这四五年来（国民党）又渐渐失去了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17大量学者进入政权后，对国民党内的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问题有所认识。如翁文灏认为，如不裁汰冗员，“其贻害于行政效率者，实至深且巨。”18对此他推行了经济部内的行政改革，精简机构、核减经费、裁汰冗员等办法改善了内部的臃肿状况。同时指令“各司凡办理公司登记、工业奖助及专利、矿权给照等事，务须秉公处理不得过从苛细，从速办理不得故为留难，依法依事执行不得私用授受”19，另借助工作午餐的形式，“召集经济部的次长、各司司长、主任秘书等对重要公务当面洽商，防止互相扯皮的情况，避免不必要的公文旅行。”20经过一系列改进措施，经济部各部属机关行政效率明显改善。与一般传统官员不同，学者型官僚作为部门主管时，既注重对自身腐败行为的警醒约束，又将政治廉洁政治风气建设贯彻到工作中。以翁文灏为例，他自身被各界赞为清廉之士，主管经济部后训令部属人员，“办事人员既与各项事业接触较多，持躬必须清廉，治事务求公正，切不可贪图私利，或袒护亲故，致使人民受不良影响。本部对贪污人员素极痛恨，如有凭借地位营私舞弊情事当予严惩不贷。”21翁文灏主管下的经济部，“凡是有贪污案件揭发的，必定处理，经调查属实，就予以撤职。”22在民族危机等多种原因下，从政前对国民政府有过批评态度的学者，参与到了政府行政事务，引发了社会各界不小的震动。时论认为，“顾孟馀、王世杰二氏，本为教育名流，此次新任行政院秘书长之翁文灏氏，及政务处长蒋廷黻氏，皆海内公认之学界权威，是以就中央新局面而观，实质上精神上，皆的表现某种程度的举国一致之色彩。”23国民政府当局俯下身来邀请学界专家进入政府之举，博得了社会各界对国民政府重视人才的赞许，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知识阶层与国民党的紧张关系，社会各界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有所好转。（二）从派系格局看，蒋介石、汪精卫竞相招揽学者扩充个人势力，加剧了国民党高层的派系之争，加快了国民党核心决策层的演化与重塑。汪精卫通过顾孟余、唐有壬等人延揽人才；蒋介石利用陈布雷、钱昌照等人向学界示好，将翁文灏、蒋廷黻、何廉等学界名人招至麾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因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蒋介石兼任了行政院长，实现了党政军权力的集中”24，同时将“行政院”中原被汪派把持的外交、交通、实业等部部长替换为有学界背景的张群、吴鼎昌、张嘉璈等人，以翁文灏接任汪派褚民谊的行政院秘书长，以蒋廷黻接任汪派彭学沛的政务处长。至此，国民政府权力中心真正集中到了蒋介石身上，从政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真正实权所在，始终是围绕着委员长转的。”10（P93）原先汪派的学人如顾孟余、王世杰、张平群、彭学沛等人也逐渐转投蒋介石，进一步为巩固蒋的统治地位积淀了人才基础。作为国民政府中的新力量，加入国民党政府时就受派系影响的学者，进入政界后难以摆脱派系问题的干扰，实际上壮大了“政学系”的力量，与CC系、朱家骅派、孔宋豪门等形成了国民党政府执行层的竞争格局。“国民党的派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权力网络”25，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政学系”并未形成，但纵使松散的“学者从政政”派依旧与各派势力有纷杂的纠葛。在权力争斗中，翁文灏并没有置身之外，他在遭到国民党内人物攻击和排挤时，多次联合傅斯年商讨对策，或直接请求蒋介石的支持。翁文灏所领导的经济部就与孔祥熙所掌握的财政系统之间有权力争斗，经济部在权力争夺失败后，统辖的农林、水利等业务被分割，“实际裁撤附属单位49个，裁撤附属机构人数1680人”26，直接导致经济部事权缩减。（三）从民主政治建设看，学者加入国民党政府政治运作，是国民党相对开放政权的表现，缓解了知识阶层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营造了尊重人才的表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国民党在用人上基本秉持“非党员不用”的原则，直到1931年才有大的松动，即“行政院”各部长人选，不必限于国民党员”27，对于专家学者来讲，大多数从政后担任国民党省部级官员，这种制度上的松动实际上为大量学者从政提供了条件。为了将大量从政的学者纳入国民党党员系统中，1930年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3次会议通过了修正的 特许入党办法案，规定“由省市以上党部委员之介绍在中央及各省市中优秀分子入党”28，其中入党对象就包括“学术界实业界之知名人士”“简任以上官员”29，学者从政后入党的人员即属此列。“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民族主义思想更加高涨，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强烈期盼，国民党极力推行的“党治”遭到全面抨击。在国民党党内党外多数人的共同诉求下，国民党政府当局决定，“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各本救国之城，共谋自卫之道，一心一德济此艰危”2（P5-6），邀请知识界和职业界知名人士参加“国难会议”。“国难会议”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当局应对党内党外“民治”呼吁的产物，缓解了各界舆论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党外人才进入政府的通道，开启了政学两界互动的通道，对民主政治建设而言是一种推动。但实质上学者从政后逐渐认识到权力的核心所在，笼络的学者沦为蒋介石加强个人独裁的工具。翁文灏、何廉皆靠蒋介石的赏识而位居高位，蒋为提拔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修改了 行政院组织法，将秘书长提升为“行政院”办事机构的最高长官，开创了行政院秘书长特任的先例。在这种权力运行机制下，从政学者们实际上成了私家的幕僚或是蒋介石个人意志深入下层部院的代理人。进入国民党政治格局中的大部分学者并未真正融入国民党信仰体系内，反而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坚实力量，为知识阶层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埋下了必然的种子。99三、“学者从政”运动的反思（一）学者个人能力的缺陷。经济部成立之初，翁文灏阐述经济建设方针时指出，“从内地中心做起，为国防、民生而建设，工矿并举，农工并重。”30（P207）实际上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工矿业”方面，对农业等方面基本并未过问。由于对战时经济缺乏全面的认识，以至于抗战两年后还未将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纳入战时管制体系，对“农本局事件”的发生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从何廉来讲，有学者指出“平抑物价需要当地势力的配合，但何廉与重庆市长吴国桢关系并不融洽，导致工作很难开展。”31（P117）诚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何廉本人提到，“在组织之外，我在同政府银行打交道时有点出手过高，并且与传统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10（P172）但从何廉承担的岗位来说，他担任农本局总经理兼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1940年又兼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副局长，彼时在全国农业尤其粮业方面没有比他更熟悉粮务之人。业务能力和岗位职责都要求他在存储粮食方面统筹全局，对全国粮价、物价、粮食产出情况有所把握。纵使难以有具体情况报告，但对整体行情有所把握，上报政府早做打算却是可为之事。在行政院例会上，何廉“不得不连续地站起来说明负责的单位做了什么，缓和一下与会成员的愤怒指责。”10（P162）可见，面对连续不断的工作压力，他也没有多少办法处理，个人能力已不足以应对繁重复杂的工作。（二）政治环境与个人理想的冲突。“学者从政派”组织松散，翁文灏、何廉等学者党内无根，在派系萦绕的国民党中被打压，频频出现无力招架的情况。作为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与次长徐堪多次向农本局发难，这点从翁、何二人的回忆中便可证实，“他（孔祥熙）支持他的次长徐堪对我们施加压力，削减对我们的拨款”10（P166），“徐堪存心与若干人为难，以彼著名污吏乃竟大胆胜凌正人，当局竟受其蒙蔽，可叹莫过于此。”30（P606）从翁日记中看，“平价大案”发生后，“访张公权，公权言曾于十二月卅一日函呈蒋（代为求情）”30（P605），访傅孟真、张群、陈布雷等人并未有提到帮助措施，可见他所能求助之人寥寥无几，且多数并不能提供实质性帮助。从事件的处理结果看，翁文灏提请“分别以办理不善和营私舞弊（处理），后者宜认真处分，前者应劝辞职或改良办法，不可冤枉得过分害人”30（P612），最后处理与翁文灏所提差别不大，案件草草了事。经此一案，1942年2月1日，成立了统辖农本局、平价购销处和燃料管理处的物资局，由孔祥熙亲信穆藕初担任副局长。但“穆藕初直接秉承孔祥熙的意志办事，翁文灏、何浩若（物资局局长）都不在他眼中”32，原先由经济部人员控制的农本局多被孔派所占，仅一年不到，物资局被裁撤，农本局改为花纱布专卖局，隶属于孔祥熙掌握的财政部。面对孔祥熙、曾养甫等人的打压，翁文灏“对于经济部所辖区经济管制及物资管制事不愿再过问，而多致力于工矿建设事业”33，无奈之情跃然纸上。（三）政学关系：学理层面的矛盾。在帝制时代，为学和从政二者之间并无冲突，“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4是读书人的追求和分内责任。但从抗战期间“学者从政”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学者型”官僚和职业官僚之间有很大的认知不同。马克思 韦伯指出，“将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为政治而活；另一是：靠 政治而活。”35这些弃学从政的学者既不是专门的政治家，也不是靠政治而活的人。政治与学术是两种不同的思想逻辑。学术贵在求真，而政治旨在追求权力与统治。学术研究注重的是人的思考能力，而政治实践强调的是行动力，是对学术之外世界的认知与改变。优秀的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有着极强的控制力，对学理的探讨在逻辑上要求其并不能妥协，妥协有违学术的本质。这种学术研究的潜意识促使“学者从政后，虽然貌似清高，但在权力关系上反而不能与人合作，对权力的要求更高于一般政客。”31（P108）从工作对象上看，学术研究学理问题，政治解决社会问题，学术强调思考能力，政治强调执行能力。何廉在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直言自己“对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和教育部等在干些什么，表示了极大的兴趣”10（P89），而对军政府、海军部则不想了解。从学术层面上讲，何廉是研究经济的大学教授，内政部的人口统计和土地政策等与其学术研究有相关性，这种工作取舍是合适的。但从政务处长职责上出发，“行政院”所有部门都应是其工作范围，不应有所区分。这种学术逻辑带到政治工作中来，必然难以做好政治职责，导致工作失责招致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知识人用学术逻辑“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的这个事实”36，政治中复杂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等也是一门繁杂多变的“学问”，不是用学术研究就可以探究把握的。从学者从政后的工作看，即使在“专业性极强、专业较对口的领域”，他们的“从政实践也难称理想”37。近代社会管理的复杂化需要更多专门人才参与社会治理，“书生论政”“书生议政”在抗战期间也确实发挥了启发民智等作用。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学者参与的维度多仅限于“思”的层面，致力于“行”却是另一番命运了。结语在“专家治国”理论与民族危机影响下，学者秉持着读书人的责任意识，在民族危机的触动下放弃建设中国“学术社会”的理想进入政界为官。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给国民党政权带进了新风气，但未能进入国民政府政权的“核心层”，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国民党的政权属性，最终多数以“书生误国”黯淡收场。在学术与政治的隔阂、初心里想与现实作为的差距、政治环境与政治参与的错位等因素影响下，学者们逐渐对国民党政权有了清晰的认识，促使他们放弃了对国民党政权支持，站到了人民阵营的一边。变局下的中国学者，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着艰难的转型、分化，直到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建立时，才算真正完成了重生。注释：汪主持的国防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蒋贯彻自己100政治理念与意志的机构平台。参见段智峰的 蒋汪合作研究（1931-1938），（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202页。对“农本局事件”的过程和结果的研究，主要有：黄娟娟的 民国时期农本局研究（1936-1941），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姚顺东的 南京国民政府农本局概况，江汉论坛 2008年第8期；傅亮的 抗战时期的“平价大案”始末：以农本局改组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 2015年第1期等。抗战时期的学者进入政界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遭受若干批评指责。以“农本局事件”为例，从中就能看出影响学者从政的深层次问题。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解决物价高涨的问题，以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等部门负责粮食、日用品等平价工作，在各种原因的诱使下，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平价大案”，最后以章元善等人被处置，农本局改组的方式结束。对于“平价大案”的过程和结果研究，学界已有相关论述4，此处不再详谈，这里主要分析该事件体现的抗战时期“学者从政”的一些问题。参考文献：1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45.2沈云龙.国难会议记录G/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3冯峰.“国难”之际的思想界:19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23.4周琇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7G.台北:“国史馆”,2006:438.5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M.王建朗，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9-81.6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34G.台北:“国史馆”,2009:572.7陈公博.苦笑录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227.8胡汉民.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J.三民主义月刊,1934,4(5):134-137.9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G.台北:“国史馆”,2006:440.10何廉著.何廉回忆录M.朱佑慈,杨大宁,胡隆昶,王文钧,俞振基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11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173.12王学珍，郭建荣.国立北京大学核发薪金清册M/.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02-513.13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J.南京师大学报,1999(3):53-59.14陈育红.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薪俸状况考察J.史学月刊,2013(2):63-73.15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446.16刘超.民国知识界的转向:从国难会议到庐山谈话会兼论平津学人的议政、参政和从政J.兰州学刊,2018(1):49-70.17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J.独立评论,1932(18):7-12.18翁文灏就各机关冗员情况及限制冗滥办法的签呈S/陈谦平.翁文灏与抗战档案史料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7.19经济部增进行政效率J.经济动员,1938(1):62-63.20李学通.学人本色:翁文灏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231.21翁文灏戒部属清廉公正J.建国月刊,1940(1):152.22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83.23政府改造之时局的意义J.蒙藏月报,1935(3):24-26.24刘大禹.蒋介石与中国集权政治研究:1931-1937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99.25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259.26行政院各部会署机构人员裁减办法登记表:1943-1945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2(1)-5081.27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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