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案例.doc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案例

案例1：强权与生命被蹂躏的缩影
鸦片，学名罂粟，最早在唐朝中期作为药材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由于它有镇痛、止泻、催眠的功效，自明代以来，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但每箱需纳税3万美元左右。但鸦片又是一种毒品，久吸易成瘾。“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奢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至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长期吸食鸦片上瘾之人，形容枯槁，奄奄若病，“如睡魔，如死尸，倾家荡产，败德伤人”。
鸦片进入东北，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海路，由东南沿海至天津和奉天各海口。二是陆路，由天津经山海关至奉天。1832年，英船北上，闯入连云岛海口，登岸入城，这是西方殖民者首次从海路登陆，侵入我国东北，试图贩卖鸦片。1838年，英国贩卖烟土的地点主要有：锦城的天桥厂，海城的没沟营、田庄台，盖平的连云岛，金州的貔子窝，岫岩厅的大孤山等。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商船也贩卖鸦片。
早在19世纪下半期，清政府就先后颁布多条禁烟令，明令禁止在中国走私鸦片，不过鸦片走私仍蔓延到清政府“封禁”的“龙兴之地”——东北。据统计，自1839年6月-1840年5月，盛京将军耆英在奉天等地查获的烟土共2400余两，烟具180多件，缴获烟土、烟膏454两。拿获烟贩40余名，这在全国禁烟运动中也算是轰轰烈烈的一项成果。
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使英国的鸦片贸易受到很大打击，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和迫使中国开放商品市场，于1840年6月正式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对辽东半岛进行了数次侵扰。清政府曾命盛京将军派兵巡查沿岸各港口，防止英军舰队北窜。同时，颁布敕谕，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如果英军舰队驶入盛京沿海，不要在海面上与他们交战，要根据情况堵住各登陆地点，防止英军登陆；如果他们已经登岸，就要尽全力予以剿除。
在清政府的眼里，盛京被认为是清王朝兴起的“根本重地”，能否保证盛京的安全，是能否保证整个“龙兴之地”安危的关键。在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对东北的局势十分关注。首先，敕谕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根据局势派往山海关、锦州及省城的关隘要处，适当减少省内驻兵，或以换防等方式充实海防。同时，组织沿海村民，修筑土堡，放哨瞭望，一旦出现敌情，兵民配合作战。对商人、绅士、市民等捐资修建城堡的，给予奖励。其次，在旅顺口等地安置大炮，除在已有的大炮中挑选大而又准的运送盛京海岸各隘外，还采办铁料铸造新炮十余门(二千斤以上的大炮，都命名为“巩定将军”；一千斤和一千五百斤的大炮，都命名为“振武”。)，这些大炮全部安置在复州、金州等海口，防御英军入侵。另外，还制造枪支与火药，以供官兵操练和保证发射大炮之需。其三，及时给盛京将军下达作战指示，通报南方各地的战况，以作好应战准备。1841年2月5日，英船驶至山海关、秦皇岛一带，一部分英军登岸，被耆英布置的官军全部歼灭。这样的战斗虽然不多，但却给英军以一定的打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1860年春，英法联军分别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渤海湾，为进一步进攻天津和北京做准备。
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旅大民众极大愤慨。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同英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金州海口的居民组织团练，坚决不给英军任何接济，对“暗向各处村屯井内下药”的奸细，严拿严办。各商铺都把货物藏起来，坚决不与英军交易。
1860年7月，英国的一艘兵舰驶入旅顺口，四艘兵舰驶入羊头洼，停泊之后，纵兵登岸，抢掠粮食，这两个地方的乡民聚集了二三千人，手举刀枪棍棒喊杀追逐，英军吓得狼狈不堪，逃回船上，掉头驶出口外，不敢停留。就连当时的盛京将军也承认：“洋人尚有畏惧百姓之心”。在人民的打击下，英军不久便撤出了旅大。

案例2日益开放的视野：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洋务运动后期激进派的代表人物。
他早年潜心于传统的“经世之学”，后盘桓于曾国藩和李鸿章麾下，为他们筹办洋务多方赞襄策划。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1888年任湖南安察使，次年以钦差大臣(公使)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一，是“西学中源”思想：西学中的制作因于《考工》，测算昉于《周髀》。唐一行铜轮之转，效之为车船；无驸马火器之遗，演之为枪炮。由是智创巧述，日异月新。《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第13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第15卷《旗帜》一篇，西人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之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则所见大，景亦大；远中，则所见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镜、显微镜者，皆不出此言范围。《庄子·外物》云：“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此电学、化学之权舆也。《吕氏春秋·似顺论》云：“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乾。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此化学之所自出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二，是充分肯定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以及工业化在商业发展中所居的基础地位：“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价廉”。“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 。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三，是强调文明演变的综合平衡系统性，他借用一位出使随员的笔，将西国富强之源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通民气：设议院，遇事昌言无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设法以更张之。二是保民生：人身家田产器，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三是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认字；稍长，教以文义；量其材质，分习算绘气化各学，或专一事一艺。四是养民耻：西国无残忍之刑，但国人皆知畏刑，是为养耻之效。五是阜民财：尽地力，讲水利、种植、气化之学；尽人力，各擅专门，通工易事，济以机器，时省工倍；尽财力，设公司银号，蜘蛛之积，入股生息，汇成大工大贾。上述内容显示，此时的薛福成，其思维视野已经超越了现代化的器物层面，而深入至作为“内在文明”的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时，他对技术的审视也开始置于社会大背景下，从而使其技术观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有此五端，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也”。
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四，是澄清中国能否使用机器问题。当时，中国有论者认为，“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议者谓：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机器为养民之法，中国当以屏除机器为养民之法”。对此，薛福成据理力争、加以驳斥：屏除机器只能导致“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中国“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西人之货以自供其用”。因此，“故守不用机器、调剂贫民之说者，此中古以前闭关独治之时势，而非所施于今日也”。
讨论题：
如何评价“西学中源”思想？
洋务运动后期的激进派思想是否偏离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范式？

案例3：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天朝田亩制度》和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具有纲领性的文献。颁布于1853年的《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土地分配上,主张“耕者有其田”。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均得一全份，十五岁以下的减其半。又规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以及“丰荒相通”，互相赈济。其目标是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在副业生产和收入分配上，实施圣库制度。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其分配原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
在军政合一、寓兵于农的军事系统中，建立了乡官制度。规定：“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帅、旅帅兼摄。当其任者掌其事，不当其事者亦赞其事。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详监军，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其后来归从者，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
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由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所著，其内容分为 “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四个部分。
在“用人察失类”中，洪仁玕提出要“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他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坏风气。指出：不要“甘居鞑妖之下”，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
在“风风类”中，洪仁玕提出要除掉旧习俗，如女子缠足、养鸟斗蟀、戒箍手镯等，主张兴办医院、学馆、四民院等。他特别强调指出：“火船、火车、钟镖、电火表”等，是“有用之物”，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者也”。
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列举的内容较广泛。兴车马之利，制造火轮车，准许专利。兴舟楫之利，制造火船气船。开银行、兴保险，并准许“富民”设立银行。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开采矿藏，“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建立邮政事业，兴邮亭，设书信馆，不仅国家设立邮亭，而且准许“富民”察明设立。建立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兴乡官，兴乡兵。准许富者雇工，但不得用奴。除九流，禁止游手好闲，人人都要劳动，包括“富贵”的人在内。在“法法类”中，洪仁玕再次强调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建议用“新闻篇或暗柜”来揭露“弄弊者”。洪仁玕主张向外国学习，与外通商，并列举了世界各国的兴衰情况，作为借鉴。
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指出要“善待轻犯”，死罪用绞刑，不用斩首、分尸、点天灯等酷刑。他主张教育为先，反对“不教而杀”。在“刑刑类”中，洪仁玕提出了“与番人并雄之法”，反对“拘拘不与人交接”的做法，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
讨论题：
1．《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有哪些不同点？这些不同点说明什么？
2．《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历史局限性和意义有哪些？

案例4：洋务运动时期的变革范式——体用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体用论”。该思想出台的前提，是认可中国的“体”和西方的“用”，恰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凝结着几代知识和政治精英的思想。1861年，道光进士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是“体用论”雏形。1895年，沈毓桂发表文章《救时策》，首次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术语。1898年，张之洞发表文章《劝学篇》，对“体用论”进行系统阐发，强调用洋器维护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此外，王韬和郑观应等人，也于19世纪末期对“体用论”有所表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在践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过程中所选择的应对外来冲击与挑战的文化变革与融合机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包含着对“夷”这一同一对象既“师”又“制”的矛盾。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实践中，必然导致中西的交汇和碰撞。在此进程中，中学和西学如何定位？这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要回答的。“体”与“用”的关系，还被表述为“道”与“器”、“本”与“末”、“主”与“辅”的关系。
针对“体用论”的功能与意义，美国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于20世纪末期在其用汉语撰写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辩解说”，即“当一个文化单元或民族对峙于现代化时,其知识分子经常感到一种为其向现代化国家做文化引借辩解的必要……19世纪的中国‘体’、‘用’——精髓与功用,实质与技术——之辩是用来为向西方引借辩解的最适用方式”。
甲午战败，洋务派“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弊端暴露无遗。幻想的破灭催生了民族的觉醒，中国朝野终于“知旧法之不足恃”，从而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现代化倡行者突破“体用论”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先导。随着戊戌变法、清末预备立宪和辛亥革命向制度现代化的转向，尤其是20世纪初“全盘西化论”的出台,“中体西用论”随之终结，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也实现了“由用到体”、“自器及道”的转型。
讨论题：
结合案例，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进行评价。

案例5 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病逝，翁同龢权利增加，康有为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分别代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均倾向维新）拟折，敦促光绪帝进行变法，两折于6月1日和8日先后呈送给光绪帝，光绪帝顺水推舟，立即将徐折送颐和园“恭呈慈览”，同时通过庆亲王奕劻要求慈禧太后给他变法的权力，并对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听到此话“怒甚”，说：“他不愿坐此位，我已早不愿他坐之。”经奕劻“力劝”，慈禧才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御史奕劻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光绪帝得讯后仍不放心，6月9日亲自到颐和园“请安”，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定国是、实行变法的要求。次日，光绪帝令翁同龢草拟诏定国是上谕呈慈禧审阅。11日光绪帝还宫，召集军机大臣会议，颁发《明定国是》诏。诏书首先指出：“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实务，多主自强变法”，但遭到所谓“老成忧国”者的阻挠，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接着宣布：“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在诏书的最后，提出要设立京师大学堂，培养人才。
《明定国是》诏书明确规定变法维新为“国是”（基本国策），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终于见到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在光绪帝循例问了康有为的年岁和出身后，君臣之间编就变法事宜展开了对话。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对话大致如下：
康有为：“现在列强交迫，分割在即，中国已到生死关头了。”
光绪帝：“这都是那班守旧的人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就可对症下药了。既知守旧导致今日之祸，则非尽变旧法实行维新不能自强。”
光绪帝：“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讲求变法，但都是少变而不是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所以没有成效，就好比一座已经破败宫殿，如果只是小修小补，暴风雨一来还是要倒的，必须将它拆掉，重新设计、重新建造才行。数十年诸臣所说的变法，都是略变其一端，而未曾筹及全体，而且，所谓‘变法’，必须是从制度法律变起，否则，只能算‘变事’，不是‘变法’。臣请皇上变法，一定要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其中应该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西方讲求300年，日本施行30年，均致富强，以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3年就可自立，以后更会蒸蒸日上。”“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康有为：“皇上既见及此，为何迟迟不行动而坐看走向危亡呢？”
光绪帝斜视了一下帘外，叹了口气说：“有人掣肘，叫我怎么办？”
康有为：“皇上可以就现有的权力做能做到的事，虽然不能尽变，但能抓住重要的事做几件，也足以救中国。只是现今的大臣都老迈守旧，不明世界大势，要想依靠他们，就如缘木求鱼。”
康有为又转变话题说：“今日之患，在我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之故，在于八股取士。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却可以至高官。现在群臣济济，却没有能担大事者。皆由八股取士造成。”
光绪帝：“是这样，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我们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召见康有为后，光绪帝大为感奋，本想给他一个较高的职衔予以重用，但是在刚毅、荣禄的阻挠下，只传旨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样的官职是没有资格见皇帝的。作为弥补，光绪帝准许康有为专折奏事。自此，康有为利用这一权力，频频上书，将他的办法主张一项项具体化，还与梁启超等人指导光绪帝推行变法。
光绪帝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书。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的短短103天内，光绪帝发布了184件新政上谕，平均每天1.7件，其中9月12日这一天，颁布了11件新政诏书。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的中央机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光禄寺等机构，地方上裁撤广东、湖北、云南巡抚。裁撤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以及其他庸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除了以上这些经过诏令颁布推行者外，在这期间，康有为还曾几度奏请“开国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政治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
变法运动遭到了封建守旧分子等人的抵制和反对。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大学士徐桐甚至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李鸿章、奕劻等人也相随附和。在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绅等守旧势力，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多数人反对，不执行改革的各项谕旨。一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二是置若罔闻，不予理采。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非。”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怕；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八股考试废除后没有后续措施，导致“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对裁撤闲衙后冗员之安置事先未作妥善考虑，加之在裁撤中采取了一些强行封查的办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员顿时失业，无法度日。“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数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 裁撤绿营和让旗人自谋生计，以致使这些为数众多的营兵和旗人感到恐慌，诅咒新政。
　　还在6月15日，慈禧强迫光绪帝下谕，免去“帝党”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驱逐回江苏原籍。剪除了维新派在朝廷上的一大支柱，切断了康、梁等人和光绪帝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对光绪帝和康有为是致命的一击，光绪帝吓得“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同一天，慈禧又迫使光绪帝下谕，今后凡新任二品以上大员要具折到慈禧处谢恩，把用人大权紧紧抓到她自己手里。这天，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甘军（董福祥）、武毅军（聂士诚）、新建陆军（袁世凯）“三军”。这是慈禧控制军权，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
守旧党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人认为，要扼杀维新变法，“必先求得慈禧之助，更须与荣禄联合。”慈禧在发动政变前，命令怀塔布、杨崇伊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密商，预定十月间（10月19日，即农历九月初五日），慈禧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弃光绪帝。维新派也知道这是“废立之举”，但毫无准备，深感大祸临头。9月18日，康有为接到光绪的密诏，“今联位几不保”，要他们“设法相救”。可康有为等人无兵无民，只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国的支持，以挽救败局。但是，当时由于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缺乏认识，甚至还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
9月19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带着极端危险的侥幸心去到袁世凯的寓所。谭嗣同曾先说了几句试探的话，问袁世凯是否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说了出来。要袁世凯带兵杀荣禄，即调一万人星夜入颐和园，捉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等人入刑部监狱，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救皇上，向那拉氏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谭嗣同以为策划已经成功，便满意地告辞了袁。9月20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署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密报，立即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告慈禧，维新派被出卖了。慈禧感到自己有被劫持危险，当即决计提前下毒手。
21日凌晨，慈禧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慈禧即以光绪帝名义下一谕旨，“言帝得病甚重”，对外则诡称光绪帝“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光绪帝病重，按照慈禧的意旨派出心腹太监十余人昼夜“监视（光绪帝）行状，于是帝始不能自由”，成为阶下囚。
政变后第三天，慈禧开始 “临朝训政”，又恢复了她的“一统天下”。任命她的亲信戴漪、荣禄、启秀等为军机大臣。接着，她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屠杀维新派人士。9月28日，不经审讯，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刘光帝、林旭、杨秀深、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时号为“戊戌六君子”。 那时，“天天抓人，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北京城内缇骑四出，风声鹤唳，可以说是“鸡飞蛋打，连根拔净，”大有将与维新有关的“帝党”分子一网打尽的趋向。
　　维新派首领康、梁等，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护持下，逃往国外。慈禧“密令各省严拿治罪”。后来又派刘学询、庆宽两人以“考察商务”为名去日本，谋乘间刺死梁启超，但无隙可乘，不成而返。　1900年初，慈禧又派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并令查抄康、梁两人“家产，逮捕家属，铲除坟墓，”又悬赏十万金捉拿康、梁。在英、日等国严密庇护下，终无所得。李鸿章将此情况报告慈禧，慈禧大怒，随手取玉壶砸碎，愤愤地说：“此仇必报。”
慈禧发动政变成功后，即下令推翻新政，恢复旧制。1898年9月26日，恢复了已被裁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六个闲散衙门，取消士民上书的诏令，除已办的大学堂和中小学堂外停止开办新式学堂。10月9日，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制，设京城的农工商总局予以裁撤，还下令查禁全国所有报纸并捉拿各报主笔。11日，下令禁止成立会社。经过一番“整顿”，百日维新期间所颁行的新政，除大学堂外，尽废无余。“一切新政悉行罢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然而，官复原职的守旧官僚，对慈禧却感激涕零。他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而又有点害怕地说：“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至此，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就如昙花一现一般迅速地夭折了。中国又回到了死气沉沉没有生机的“尘天粪地”之中。

案例6：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死于北京的贤良寺。他离开这个世界不过50天，梁启超就写出一本《李鸿章传》，对李鸿章从事的洋务运动别有一番介绍和评价，值得借鉴。
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在洋务上的功绩主要在于他的认识和眼光比较敏锐，看到了时局的变化，才主张搞洋务，并具有忠君爱国思想，具体表现在：李鸿章具有世界眼光，已经看到世界大势的变化，要求改变成法。1872年，他上奏清廷，指出中国目前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来要求与中国立约通商，聚集于中国。倘若再苟安下去，忘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疮痛，中国就很难再独立、富强起来。l875年。他又指出，现在东南沿海一万多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并深入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计。”而西方科技、交通发达，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更是中国数千年未遇之强敌。因此，他援引《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古训，要求“力破成见，以求实际”。
从与西方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深感受到西方船坚炮利，而中国军队“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方今强邻环逼，藩属倾危，岂可稍存侥幸无事之心，顿忘厝火积薪之诫”？尤其是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狡焉思呈”，一旦侵略中国，其危害“更甚于西洋诸国”。李鸿章之所以大力筹办海防，兴办北洋水师不遗余力，“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除了军事之外，李鸿章办的洋务还有商务，同样是为了独立自强。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李鸿章认为，与其听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不如中国自行仿办，既可以“权自我操”，又可以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
李鸿章重视培养人才，他指出“人才难得”，要兴办海军，必须同时培养人才；若没有人才，北洋水师就会如同“画饼”，无法实现。因此，在甲午战争前，他曾经三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并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医学堂，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如严复、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等，都为中国的海军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李鸿章开展的洋务活动虽然有声有色，但这场洋务运动依然失败了，并没有达到使中国独立富强的目的。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办的洋务林林总总，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军事，二为商务，因为李鸿章的眼光有限，“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
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上的过错也非常明显。李鸿章既不知国务，也没有真正懂得洋务。李鸿章鼠目寸光，相信“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办洋务只要学一点西方船、炮、铁路、机器就够了，却对“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正由于李鸿章不知国务，不了解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所以他办的洋务只是小修小补，“仅摭拾泰西皮毛”，“弥缝补苴”，当然达不到使国家富强的目的。李鸿章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力量，进行应有的工作。梁启超认为，李鸿章虽然意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局，知道不可以苟安，却私心过重，又不学无术，在行动上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不肯真正为洋务运动付出全部力量。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之所以失利，是由于执行了“官督商办主义”造成的。对此，梁启超没有具体的说明。当时，清朝的国家机器已经腐朽，李鸿章办的企业动辄规定要“官督商办”，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于李鸿章，梁启超有三句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正因为梁启超过于同情李鸿章之所“遇”，因而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将李鸿章描绘成一位具有变法维新思想的爱国者，对李鸿章的许多过失则所恕太多，所责却显得不够。
梁启超为什么会那样同情和宽恕李鸿章的过失？这不能不和他的阶级局限性有联系。首先，梁氏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具有软弱性，这种软弱也反映在梁氏对李鸿章的评价上。其次，梁氏本人是从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从小就受到很深的封建伦理的教育，因而他对李鸿章的“忠”和“犬马恋主之诚”加以肯定，进而对李鸿章在办外交活动中的奉命妥协、退让给予过分的同情和宽恕。
讨论题：
1．结合本案例，分析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2．如何正确评价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功过得失？

案例7： “弱国无外交”的真实写照
——《马关条约》和三国干涉还辽

从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宣战到平壤、黄海战役之前，由于战争胜败尚未定局，慈禧太后等人暂时不敢公开进行求和活动，列强也暂时中止了“调解”。但随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清军的接连溃败，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又急切起来。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起用中法战争期间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负责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俄两国共同调停中日战争，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形势危急。清政府又转请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出面调停，还召集美、英、法、德、俄等国公使会谈，要求他们的政府参与干涉。由于美国政府认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的时机已到，加之美国又想单独操纵中日和谈，所以表示愿意居间“调停”。11月6日，根据本国政府的训令，美国驻日公使谭恩通知日本政府：战争要适可而止，“如果把中国打垮，英、法、俄等强国将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11月21日，田贝见日军攻占旅顺已成定局，便正式向总理衙门表示：愿以“传言人”身份为中日两国斡旋。由于害怕日军乘胜进犯京津，慈禧太后求和心切。她不顾光绪皇帝等人的反对，支持奕委托田贝秘密向日本疏通。1895年1月14日，清政府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
当时，日军正进攻威海卫，日本政府不愿立即休战议和，便借口张荫桓、邵友濂“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前往。日军占领威海卫后，气焰更加嚣张。已成惊弓之鸟的慈禧太后，决定解除对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办理交涉事宜。李鸿章深知，这次议和的最大难题是割地问题。奉召到京后，他首先拜访列强驻京公使，请求美、俄、英、法等国出面干涉，以促使日本放弃割地要求。对此，英美等国公使表示拒绝。俄国公使表面上虚与周旋，暗地里却企图乘机和日本进行分赃，并暗示日本：若能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周围地区的特权，俄国将支持日本割占台湾。日本探明俄国的真实意图后，进一步坚定了割占台湾的决心。
争取外国斡旋的活动到处碰壁后，李鸿章只得不惜一切代价向日本求和。为了不承担割地的罪责，他表示只有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后才能赴日。慈禧太后称病不出，传话李鸿章，要他“一切遵上旨”。光绪皇帝既不敢与慈禧太后公开决裂，又盼望湘军能在辽东扭转败局，所以一直犹豫不决。3月初，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为形势所迫，光绪皇帝终于让恭亲王奕代传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20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及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等人从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横态度，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24日，在回寓所途中李鸿章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4月1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苛刻媾和条款，诸如中国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军费白银三亿两等。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4月10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4月17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
《马关条约》签订后，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充当急先锋。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策划将该路穿越中国东北北部，从而控制这一地区。1895年初，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竟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清政府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政府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不能听任所为。财政大臣维特还强调说：“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原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那一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愿意参与干涉，并借机向清政府邀功索赏。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渴望在远东地区夺取殖民地。尽管它在欧洲长期与俄、法为敌，但这次却欣然同意与俄、法两国在远东合作，其目的有二：一是借此机会与俄国接近，设法松动和离间俄、法在欧洲的同盟关系；二是把俄国的视线转移到东方，减轻其对德国东方边境的威胁；三是希望得到中国的感激，实现从中国割占一个海军基地的夙愿。俄、法、德三国各有打算，互相利用，促成了以俄国为主轴的“三国干涉还辽”。
1895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出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也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大有顷刻兵戎相见之势。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然而，英美两国既不愿意冒此风险，也害怕日本在华势力过分膨胀，都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作“赎辽费”。“三国干涉还辽”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
讨论题：1.以《马关条约》的内容为楔入点，分析该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2.“三国干涉还辽”说明了什么？

案例8：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康有为的系列上书

1888-1898年，康有为先后给光绪皇帝上书七次，大声呼吁变法，即1888年12 月的《上清帝第一书》，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上清帝第三书》，1895年6月的《上清帝第四书》，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从这七次上书中，可清晰地寻绎康有为制度变革思想的嬗变轨迹：《上清帝第一书》为第一阶段，是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萌芽时期；《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为第二阶段，是他的基本政治纲领——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时期；《第六书》、《第七书》为第三阶段，是其思想渐趋保守的时期。
在《上清帝第一书》中，康有为指出西方列强步步入侵——“比者日谋高丽，而伺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并提出了“变成法”的建议。不过，这里的“法”,指的是笼统的治国之道，并非专指政治制度。而且，这次上书的侧重点在于劝皇帝下决心“变法”，而不在于劝皇帝怎样变法。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也没有考虑成熟，只是含糊地建议“增设训议之官，
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表现出朦胧的学习西方议会制度的愿望。
甲午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越来越深重，康有为对中国和对西方的认识都加深了，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的制度变革的思想。他认为，导致中国贫弱的根源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而此前的洋务运动，只是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非尽弃旧心，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