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中国应对.pdf

39CHINA OPENING JOURNAL开放导报2023年10月第5期 总第230期October 2023No.5 Total No.230【本期论题】经济全球化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较长的上升期，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上升期正式宣告结束。在此时期内，支撑资本主义世界积极推动全球化贸易进程的重要动力在于，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中持续性地获得正向收益。同时，中国正是通过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进而也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形成了席卷全球的贸易自由化浪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及深处其间的中国都进入了复杂的调整阶段。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出现大幅波动，逆全球化思潮在世界各地兴起，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频频出现，已经对全球贸易发展和国际分工体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中国应对 佟家栋，鞠 欣（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调整，以及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各个领域设置的针对性壁垒及各种挑战，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一系列措施来积极应对。一、基于中国视角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分析作为深度嵌入世界经济格局，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主要力量，中国自身的发展及改革也会对全球经贸活动产生巨大牵引力。因此，从中国视角出发总结和梳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全球化当前的主要变化动因，也可以更直观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密切关联。整体上看，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系统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摘要 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进入深度调整的历史性阶段，受到了全球意识形态转向及大国博弈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世界大国，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面临制度包容性转型、产业链转移、关键技术封锁等多种挑战。在这种发展环境中，中国当前需要加快制度型开放，全面推进立法工作和标准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秩序改革，并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助力自身实现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地位攀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包容性发展 大国博弈 中国应对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3）05-0039-07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研究（20ZDA052）。作者简介 佟家栋，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鞠欣，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401.国际政治经济学主导的意识形态转变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全球化前景的主导思想。近年来，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进程背后的资源配置、利益分配、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等问题的思考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经济学领域，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国际政治思想。这一趋势形成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段时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及其所包含的很多政策理念逐渐对中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突出特征是在各国经济政策发展中大政府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主权利益和安全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回归。虽然二战以来国际经贸活动的基本秩序在不断演变中已经为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国际实践，但主权原则以及其背后支撑这一原则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不仅一直存在，并在近年来不断得以强化。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主权和安全的关注从来都不曾消退。很多国家基于主权原则，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时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并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自身利益还会存在分歧，进而产生冲突（徐秀军，2019）。当前，面临全球经济波动的形势，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加剧，同时这种强调主权利益和安全利益，且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不断交织、相互影响的思潮已经对国家与市场、地区与全球等重要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成功在政府政策方面促成了一种发展态势，即持续性的扩张，其不同于经济收缩或扩张这种经济周期性问题，这种扩张态势在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从包括疫情、地缘政治、资源分配、俄乌冲突等近年来一系列主要的全球性热点来看，各国政府的选择都是扩张性政策，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未曾有过的表现。比如美国的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在原理上一般都会认为会出现通胀、缩表或紧缩等情况，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俄乌冲突，美国的通胀并不会导致金融危机。在具体操作上，美国这一政策是有限度的、有时期选择的无限量化宽松。但在俄乌冲突后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是资源型的或结构性的，这是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其并不是纯粹因经济政策而出现，而是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共同导致的。与此同时，欧盟诸国当前采取的措施与美国类似，或者说在主要的应对方案方面，美欧双方对俄乌冲突及全球经济波动，其基于国际关系的政策制定及实施，均包含了应对俄罗斯等大国挑战的战略思考。总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到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面对日益撕裂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交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而由此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介入及以之为基础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也作为思想因素，日益影响着各主权国家在处理经济全球化中国家利益与全球安全治理关系时的政策选择，这也成为中国在当前中美激烈竞争形势下必须要面对的地缘现实和策略环境。2.中国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持续转型基于中国视角来看，主要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从工具型包容走向制度型包容。本文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视角选择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意义。首先，现实基础就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甚至是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内部市场经济改革会深刻影响中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着力方向和行为轨迹，进而影响很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既有利益。因此，这些年来中国自身的制度变革吸引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是由中国自身的巨大经济体量决定的，因而选择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视角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其次，在理论意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是具有典型特征的经济实践，可以为现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及相关经济学理论提供中国经验，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即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的包容性发展历程。在理论层面，这种包容性实践将会扩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其所对应的特征就是对其他理论的借鉴、吸收和融合（周颖刚 等，2017）。基于这一思考，在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的时期，回顾中国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进程的实质即是以市场经济制度为核心的包容性拓展，而拓展的过程是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相互影响之下不断向前推进的，其中的关键路径即是从工具型包容向制度型包容不断演进，从而最终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具体而言，面对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阶段的现实，探究中国从工具型包容向制度型包容转型的历41史动因，需要总结过往几十年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经验及教训。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基于中国的视角如何看待整个经济的市场化，是将民营经济视为市场化的必要部分，还是仅仅作为工具？这一问题涉及到一个核心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及围绕其中的一系列经济机制是工具型包容还是制度型包容。当前，西方世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基本是认为中国仅仅是将市场经济制度视为一种发展工具来进行包容，而不是将其视为制度来进行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西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制度是工具型包容而不是制度型包容，那其所期盼的中国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就很难出现缓和的转机，而如果是制度型包容，则有可能出现关系缓和。当前，西方世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因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内容和性质上对市场经济是制度型包容，但在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的是工具型包容的特征，这就导致中美乃至中西方之间在中国经济制度整体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出现判断的偏差，这种偏差在当前的中美双边关系及中西方关系中的影响非常重大，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对于中国而言，当前需要在思想及制度层面对工具型包容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型包容的市场经济进行再确认。而事实上，如果不是真正的制度型包容的市场经济，就会经常出现政策及实践层面的冲突和矛盾，特别是在民营经济的发展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就会出现反复，或者因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出现重要的调整等，这些都会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实际上是工具理性的体现，不是制度型的包容发展模式。从过去40多年的发展来看，中国当前还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实现更深度的制度型包容方面进行再认识和再探索。3.以中美“脱钩”为标志的大国关系转变及历史沿革这方面主要指的是美国选择性战略“脱钩”的策略行为。当前，关于中美“脱钩”问题，虽然美国国内传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但从产业链方面的动向来看，美国对中国的“脱钩”行动不仅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还会继续推进下去。从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至今，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脱钩”行动不断朝着精准化的方向演变，即要在确保基于美国利益与中国必要的经贸活动继续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对中国整个产业链中的关键技术节点进行遏制，从而使得中国无法继续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部分前进。我们认为，这种策略行动的突出特点是选择性战略“脱钩”，具体而言，即是从关键技术、关键产业、关键领域入手，不断在激化矛盾的过程中扩展中美“脱钩”的覆盖范围，如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与专利密集型行业相关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普遍受到了较大冲击（渠慎宁和杨丹辉，2021）。这种选择性战略“脱钩”是正在实施的、必然会带来严重影响的行动，中国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和竞争力准备，并积极进行全方位应对。而在应对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关于美国“脱钩”行动的讨论在近百年来的大国关系历史中，是有着充分的现实案例可以作为参考的。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初期美日两国之间的脱钩行动，这一历史事件是美国在二战爆发之前采取的一系列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研究中美之间高度竞争关系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在上世纪初期，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签署的重要背景是美国面临英国的制裁和打压。面对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选择与两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发展经贸关系，即德国和日本，这使得美国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发展十分迅速，从外部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支撑。但随着德国及日本的不断发展，美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市场不足等问题，这是导致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这场世界大战严重消耗曾经占据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英国，这对美国而言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在英国被严重消耗的同时，如果德国和日本通过战争而不断崛起，也会对美国形成巨大挑战及军事威胁。因此，美国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来介入战争获取最大收益，而这个选择的过程事实上就是持续不断的、非一次性的脱钩过程。其中涉及的贸易产品包括废旧钢铁在内的一系列美国提供给日本的原材料和战略物资等，而当时美国对日本的依赖主要是丝绸等对战争影响较小的产品，这就为美国脱钩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面对美国选择性的持续脱钩战略，日本过于乐观，其认为美国不会放弃巨大市场需求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脱钩的可能性不大。但在美国政府的战略中，国42家战略利益比企业利益的权重更大，因而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手段来鼓动美国企业选择与日本市场脱钩。其所采取的办法即是选择性地开展产业禁运，其结果使得日本彻底认识到美国已经成为自身国家发展的战略敌对方，进而出现了偷袭珍珠港这样的军事行动，为美国发动对日战争提供了契机。美国在德国、日本及英国都受到巨大消耗的时候选择参战，这为其确立自身的强势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显然，在这一地位巩固的过程中，选择性脱钩战略的贡献十分巨大，该战略在19371939年间制定并开始实施，到1945年实现战略胜利，这期间持续性消耗了上述这些国家，并且在之后美国不断获得了货币霸权、经济霸权及军事霸权。通过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时至今日在乌克兰危机、台海危机等问题上，美国依然在采取同样的战略思路，即借助各种手段来离间当事国家及利益主体，进而实现最终的“脱钩”。总之，基于中国视角来看，在中美大国博弈已经进入激烈竞争的历史性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趋势受到两个巨量经济体经贸关系的深刻影响。无论是意识形态冲突，还是两大国各自的策略行为交锋，都为现有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提供了至少在中长期都会非常显著的演变路径，这其中来自中国自身的制度变革，尤其是包容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当今世界的经济治理体系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一直倡导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这为经济全球化在新形势下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来自中国经验的理论指导。同时，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压力也使得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面临强力的地缘政治干扰，而在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持续密切交织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大国博弈的当事主体，并且还在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度嵌入了经济全球化体系，必然会在很多领域面临巨大的涉及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挑战，这就需要进行通盘考量，制定良好的应对方案来促成自身战略目标的顺利完成。二、经济全球化持续演进下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在进入新时代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处理和应对的问题已经跨越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界限，并且在意识形态冲突和地缘政治博弈的交织中，对中国实现自身“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形成了系统性挑战。具体而言，立足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中国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包容性制度体系的持续完善面临存量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挑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为包容性制度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政策前提。纵观过往40多年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改革历程，其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无疑是包容性制度建设的核心路径。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制度改革经验，形成了非常多的制度成果，比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政策，到后来在全国不断扩散的包括各类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等在内的政策平台，都体现了对计划经济之外的市场经济要素和规律的包容，这种包容性制度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不断提升而走向了更为开阔的发展阶段。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世界诸多转型经济体在发展中出现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各级政府干预的自我强化问题在很多领域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二是各类特殊政策平台形成的洼地效应对当前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这两个问题的出现，表明在过往的包容性制度体系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部分关键性的存量制度要件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进行转变的当下，这些问题表现出来的负面影响被持续放大。其中，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都需要对已有的包容性制度进行更深入的改革，这不仅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还关系到各类政策指导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总之，这些方面的挑战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包容性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压力。2.完成制度包容性的转型面临提升增量制度改革质量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特别是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从高水平向更高水平迈进的目标，各级政府在统一领导下先后实施了很多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经济发展战43略。其中，以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为主的对外开放政策平台和以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平台，成为当前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吸收高质量国外经济发展要素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于实现工具型包容向制度型包容的转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以这一平台为代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有关对接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要求的增量制度改革，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即制度创新的质量不高，存在同质化、重复化、碎片化的现象（赵家章 等，2022）。事实上，很多增量制度改革欠缺原创性和突破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创新主体和创新权限受到制约。其中创新主体局限在政府部门，且这些一线管理机构往往还缺乏足够的行政权力和高层级的创新权限，进而造成制度协调成本增加，容错机制的实施范围和力度不够，最终使得真正的痛点和难点未能得到解决，旧有的存量制度依然发挥着巨大的牵引作用，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制度包容性的转型无法实现更高水平的突破，也不利于宏观层面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3.在当前全球分工体系的调整中面临产业链转移与关键技术突破受限的风险企业按照经济规律在全球寻求合适的产地，是国际贸易的通行做法，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基础所在。中国历经数十年的加工贸易发展，已经占据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逐步向中高端领域迈进时也会面临产业转移问题。市场主体会按照寻求更高的利润率和开拓更大市场空间的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地区选择，尤其是那些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的企业，普遍会考虑向更具有经济性的地区输入产能，对于经济主体而言，这无疑是符合利益导向的做法。但当前中国与美国之间发生的贸易摩擦和科技竞争，使得这种经济理性行为的动机构成中增加了很多的政治因素，比如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等，这其中的关键点即是美国利用自身在高端产业中的影响力，联合部分盟友开展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这种行为干扰了基本经济要素的正常流动，特别是对有利于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些高端的技术、商品、人才、服务等要素而言，美国的“脱钩”策略带来的影响显然是十分负面的。比如在集成电路领域，美国的“脱钩”行为涉及集成电路设计、生产、销售的多个环节，这使得中国相关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企业在关键技术节点突破方面受到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封锁的严重影响。从经济全球化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使得多年来的全球分工体系加速进入深度调整阶段，而中国目前显然是被迫卷入了由美国带动的科技逆全球化潮流，同时这种潮流也与中国自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现状相互叠加，共同形成了中国实施科技创新战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风险。4.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时面临因国际关系变化带来的长短期利益平衡的挑战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这其中无法忽视的是二战以来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带来的影响，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贸易分工带来的发展红利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持续消退，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使得主权国家内部治理成本越来越高，需要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寻求更多的利益份额，这促使地缘政治风险不断提升，并导致二战秩序中长期存在的固有矛盾被日益激化，这些因素在中美大国博弈的总体趋势下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时代发展的外部环境。而对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言，需要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时期做好长短期利益的平衡，这样才能为实现既定目标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特别是在处理与美欧等经济体的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方面，需要考量短期内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针锋相对的冲突带来的影响和交易成本，但也需要考虑至少在本世纪内中西方战略安全的长远利益分歧问题。比如与欧盟的关系就需要进行平衡，一方面要处理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中国企业自身的发展利益，另一方面与欧盟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也有利于战略安全。因为美国当前不仅针对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压制和竞争，还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和欧洲的货币威胁开展针对性的战略压制，这事实上已经覆盖了经济、技术、军事、金融四大美国传统的优势领域。欧元是欧盟战略自主的重要标志，欧盟一直在持续性推进一体化进程。因此，维护与欧盟的关系是中国当前需要着力的重点，中国需要借助其自主性觉醒来拓展更有利的战略环境。44三、经济全球化持续演进下的中国应对策略面对经济全球化从意识形态到地缘政治、从中国自身的角色调整到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一系列重要趋势变化，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以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需要处理和应对的形势和挑战也日趋复杂，需要充分考量战略利益的平衡与多变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有效应对，从而为实现自身发展目标提供策略支撑。（一）在向制度型包容的转型中不断吸收和对标国际规则，建立并完善制度型开放体系，积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治理秩序变化当前，制度型开放的持续推进为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明确路径，这一路径明确要求实现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而结合国内近年来的改革现状来看，目前在实现规则对接方面还需要持续改进。具体而言，即要在引入规则时坚决推进打通内外规则的联动改革通道，进而加速存量制度的变革，同时提升增量制度改革的质量。国际高标准规则引入后无疑将会对现有存量制度的固有环境产生影响，如果没有放开创新权限和提升改革层级，纯粹地引入规则是无法真正发挥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内部改革效应的，而且容易出现规则隔离带，造成事实上的“两张皮”。因此，当前应该借助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契机，加大力度打破部门之间在管理和规制方面的壁垒，建立涉及多个层级的联动机制，促使高标准的外来规则能够真正落实到执行层面，并以此为标杆开展有效的制度对接，实现存量和增量的双重制度优化。（二）以包容性制度建设为基础，加强涉外立法，积极促进法律、规则、标准层面的内外对等，维护经济全球化调整时期的国家利益制度型开放除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所谓“走出去”，即要推动自身的涉外制度建设，尤其是在正式法律和工业标准等层面，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有基础规则，同时还要促进国内制度向国际标准转化。近年来，国内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立法层面的探索，如对外关系法（草案）外国国家豁免法（草案）等重要涉外立法草案陆续公布，以及缔结条约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的陆续颁布。目前还需要强化两个方面。一是在科技领域要加强专门性立法。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和贸易摩擦愈演愈烈，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而在博弈规则层面，美国长年利用国内法案进行“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对中国科技企业及个人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在这方面虽然已经有了国家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等，但还需要针对具体科技领域进行专门性立法，保护立足自主研发企业的科技成果，为这些科技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在标准制定和推广方面强化行业引领。大国博弈在经济全球化中很多时候体现为标准之争，其背后反映的是实际的利益分配话语权。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凭借标准优势获得了定价权和定义权，主导了诸多重要产业的利润分享格局。中国作为崛起的工业大国，在向工业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必须强化标准制定和引领。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各地的落地实施来推广中国在基建、通信、交通、制造等多个领域的行业标准和实施规范，从而为积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治理秩序变化提供制度基础和博弈工具。（三）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广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理念，通过主动提供基础公共品，为弥补全球经济治理赤字、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更多支持当前，中国已经在工业基础领域实现了对中低端较为全面的覆盖，并且在局部领域也实现了高端突破。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目前的重大任务是继续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也是之前德日等工业强国走过的路，但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主导的大国关系变革形势，以及受大国博弈影响的产业转移和科技封锁风险，中国需要在推进国家工业发展的同时，从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来为自身的突破创造更多空间。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既有格局不利于中国实现价值链突破的原因之一，在于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秩序由占据高端产业链的发达国家主导，因此，中国需要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一方面，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的功效已经受到国际上诸多国家的质疑（胡键，2022），这为这些公共品的运行机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环境。因此，中国要在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重要基础设施中争取45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还要继续积极参与或主导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在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多边协作机制，进而为南方国家提供更多公共品，助力其获取更多发展权益，这有助于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和消费需求。（四）在中美大国博弈中探索完善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传播路径，坚持包容性发展理念，为经济全球化在新变局之下的制度演进提供思想基础，进而助力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当前，在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交织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大国关系的严重干扰，网络安全、难民危机、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其中，从全球治理的高度来看，这种干扰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之一即是使得全球治理制度效能出现瓦解态势。制度是信念的集合，显然当前这种失序情况会不断动摇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共识，这无疑会使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逐渐恶化。面对这种情况，在经历多年的埋头发展之后，中国在当前需要大力探索为世界提供思想层面的中国制造，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突出强调了世界经济中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利益主体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因此，目前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基本框架，结合包容性发展理念，在G20、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及各类区域和双边自贸协议中积极融入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升中国在全球化思想引领层面的影响力，为中国产品及其背后的中国价值开拓市场空间。参考文献1 胡键.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8）：101-114.2 渠慎宁，杨丹辉.逆全球化下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的领域与应对策略J.财经问题研究，2021（7）：102-109.3 徐秀军.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市场与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10）：99-121.4 赵家章，丁国宁，苏二豆.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理论逻辑与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J.经济学家，2022（7）：53-61.5 周颖刚，严力群，佘运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包容性研究J.中国经济问题，2017（6）：3-9.New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ResponseTong Jiadong,Ju Xin(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Abstract: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entered a historic stage of deep adjustment,which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shift of global ideology and the game between big powers.As a world power deeply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China is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inclusive transformation,industrial chain transfer and key technology blockade at the two levels of internal reform and opening up.In thi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China needs to speed up institutional opening,comprehensively promote legislative work and standard construction,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order,and provide more influential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programs for global governance,so as to help itself achiev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value chain status.Key words:Economic Globalization;Inclusive Development;The Game of Great Powers;Chinas Response（收稿日期：2023-09-15 责任编辑：罗建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