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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陈婉莹刘金全*摘要：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文章结合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理念，采用分层因子模型对中国各地理层级的质量型经济周期进行识别，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时变因子模型对一省经济增长的量质贡献进行详细分解。研究发现：第一，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在新常态之前具有逻辑一致性，在此之后，不同于数量周期的下行，上行的质量周期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之时达到波峰；第二，东北和中部地区是全国质量型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诱因，其域内省份的异化特征也最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则起到熨平周期的作用，其域内省份的协同机制最为成熟；第三，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基本呈现协同促进的态势，这说明我国已基本奠定良性高质量发展的基调。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高质量发展异质性DOI：10.19592/ki.scje.401862JEL分类号：C15,E32,O11中图分类号：F1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249（2023）10-030-18一、引言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俨然开始面临重大挑战，虽然疫情阴霾下20202021年两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达到5.1%，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较强韧性，但是要实现2022年经济增速5.5%的目标以及“十四五”规划的二三五年目标似乎仍需要付诸巨大努力这与2009年的“保八”难度不可同日而语，按照不变价统计计算，2021年的GDP是2008年的4.2倍，“保五”所要实现的GDP增量将是“保八”的三倍之多。2009年的*陈婉莹，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E-mail：，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刘金全，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感谢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人意见，作者文责自负。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周期形态变异、子类经济周期划分、子类经济周期与经济周期关联机制研究”（编号：19AJY00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十四五 时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分层测度与收敛特征分析（编号：JJ21225）”资助。“十四五”规划提出，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万美元以上），2020年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要实现这一翻倍目标，我国未来15年的平均GDP增速需要保持在5%左右。2021年不变价GDP 为110万亿元，2008年不变价GDP为26万亿元，2022年“保五”所需的GDP增量为1105.5%=6.05（万亿元），2009年“保八”所需的GDP增量为268%=2.08（万亿元）。302023年10期“保八”目标甚至还可以通过“四万亿”刺激计划逐步实现，但就现今中央已明确指出的“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来看，“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早已不是时代的必然选择，那么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现实要求下能否实现经济增长体量的平稳增长就成为了目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另外，就经济增长质量本身而言，现有围绕新发展理念框架下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体系已然十分健全，然而这些测度体系大多仅关注增长质量所处“水平”（即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而非其“变动”（即质量型经济周期），这就可能导致仅会观察到经济增长质量持续改善的表象，而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变化内在机理的结果，即使众多有关区域协调的研究阐述了域内或域间由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以及地理位置等差异所形成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但是对于各区域乃至是省级维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和异动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无法给出深刻解释。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的工作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实现对地理和质量两大维度下增长质量周期的测算，刻画出不同地理层级上增长质量周期的形态、不同区域和省份之间质量型经济周期的异同以及不同质量维度对一省质量型经济周期波动的贡献，这将为洞悉经济增长质量真实特征、把握增长质量提升动力机制、共享域内和域间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路径以及最终促进域内和域间协调发展等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战略依据；二是实现对经济增长量质权衡的实时测算与横向对比，给出省级维度上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贡献，并对省域间主导成分的异质性成因进行详细分析，这也必将为经济增长体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增长质量的稳步提升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价值。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将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测算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不仅从地理层级上实现了对中国质量型经济周期的刻画，同时也实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稳定等高质量发展维度对一省质量经济周期波动的贡献测算，这将为明晰经济周期层次理论研究间的争鸣以及顺应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演化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视域，同时也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丰富了质量型经济周期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为检验各省高质量发展成效、区域增长极建设成效以及监测地域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使用的分层动态因子模型不仅承载了静态因子模型的信息萃取能力，而且能够改进静态因子模型在参数权重处理上无法考虑时变特征的弊端，而模型的分层设置改进了传统分层模型中共同因子直接对观测变量产生影响的不足，实现了对动态因子间层次传导的建模，这使得因子与经济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能够更加合理，更加与经济现实运行状况相匹配，那么应用这一模型就能更好地从地理和质量双重维度实现对质量型经济周期的系统刻画。另外，从时变动态因子模型的角度来看，该模型在动态因子的模型上加入了对变量均值时变特征的考量，将其创新性地应用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相对贡献的实时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往量质研究中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到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应用耦合协调模型仅能进行截面分析等的有益补充。全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归纳与述评；第三部分是对文章所需采取的分层动态因子模型以及时变动态因子模型的构建进行简要介绍；第四部分是对各层级质量型经济周期以及质量维度波动贡献的事实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建议。二、文献综述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高质量区域经济增长极，确保经济在长期内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对上述表31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述的深入解读不难发现：党中央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以及新时代的经济周期研究均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新时代国家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路线，这表明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也应更加关注经济质量变化；其次，新时代的经济工作放眼于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建设，这说明对经济质量的研究不能仅停留于国家层面，区域和省级中观维度同样至关重要。为此，本文将首先从经济周期层次理论的阐释入手，以期为质量型经济周期概念的提出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接着本文将对经济增长质量概念内涵的演进进行梳理，以期能够为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指标选取提供一定的参照框架，最后本文将对现有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法进行一定的归纳与述评。（一）经济周期层次理论目前，关于经济周期层次理论的研究一般聚焦于地理层级上，主要形成了区域协同假说和个体异化理论两种重要观点。首先，区域协同假说主要是从区域的维度阐释了一国内部的经济周期分化现象，即一国经纬度的广泛分布和地貌差异通常会导致地区间的产业结构异化，并使经济周期运行出现区域效应（Mastromarco and Woitek，2007）。Kouparitsas（2002）构建的南北经济周期模型正是这一假说体系下的研究代表，它很好地解释了纬度分布广泛的国家出现的区域经济周期分化现象。各国的区域经济周期研究也相继表明区域经济周期分化是多数国家都存在的典型经济表象（Eusepi and Preston，2011；金碚，2018）。然而，Hall and McDermott（2007）发现即使是身处同一区域内的省份，各经济周期波动间依然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即省级经济周期中存在着个体效应，这即是个体异化理论。支持个体异化理论的主要观点有二：其一是政策体制差异论，即各省间的政策体制差异将导致经济周期分化，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北京、重庆等直辖市与周边省份间的发展差异（宋涛、郑挺国，2014；郭克莎，2019）；其二是产业结构差异论，即当各省份间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时，产业周期差异将导致经济周期异化，美西农业大州与金融城之间的经济周期走异现象就是这一观点的有力支撑（Leiva-Leon，2017）。（二）经济增长质量的概念内涵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理解相对狭义，认为经济增长质量就是经济增长效率，如要素投入产出比、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值增长率等，但这种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往往忽视了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Zhang and Kong，2010；Mei andChen，2016；沈利生、王恒，2006）；随后，关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广义理解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增长数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Barro（2002）率先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区分开来，认为包括教育、法制、健康、环境和收入等因素应该被划分至经济增长质量的刻画体系之中，而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实践也表明经济增长质量应该包含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也就是说单一指标根本无法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丰富内涵，需要通过指标体系来综合反映（Thomas et al.,2000；钞小静、任保平，2011）。接着，随着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一全新的理论命题，高质量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代的具体诠释（任保平，2022）。事实上，Thomas et al.（2000）早就指出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发展的补充，因此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来刻画当前的经济增长质量就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具体地，如果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应该表现为对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关注；在中观层面应该体现在对于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的关注，而在微观层面则是主要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任保平，2018）。有鉴于此，学者们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选取测度维度以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钞小静、任保平（2011）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代价等四个维度探322023年10期究了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师博、任保平（2018）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对中国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魏敏、李书昊（2018）从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和区域协调共享等十个维度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实现了对30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李书昊（2019）构建了包含创新驱动、市场主导、结构均衡、绿色环保、资源高效和以人为本六个维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度体系实现了对中国30个省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对进程进行了评估；李金昌等（2019）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不同发展阶段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当前我国应该构建经历包括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和谐五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马茹等（2019）构建了包括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发展效率、对外开放和经济运行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实现对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态势的测度；简新华、聂长飞（2020）则考虑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运行状态五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周涵婷等（2021）则在C-D生产函数下重点探究了我国要素质量提升在促进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显性作用；张国俊等（2021）分别从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经济发展潜力、成果分配、资源环境和民生福利七个维度刻画了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质量。而如果从社会主要矛盾与五大发展理念讲，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认定了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并解决不平等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必然要求，因此这也是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根本要求，大量研究均以此为分析框架实现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陈景华等，2020；欧进峰等，2020；汪淑娟、谷慎，2021；王山等，2022；单勤琴、李中，2022；莫龙炯、张小鹿，2022；刘国武等，2023）。此外，考虑到经济增长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因此有学者在构建指标体系时亦增加了对稳定发展这一维度的考虑（Huang，2012；李平等，2017；金碚，2018；刘亚雪等，2020；任保显，2020）。（三）经济增长质量的度量方法从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对照来看，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方式具体可归结为两种：第一，采用反映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的单一指标作为其代理指标，如人均实际GDP、全要素生产率等（陈诗一、陈登科，2018；徐现祥等，2018；刘帅，2019；刘志彪、凌永辉，2020），然而，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主要从投入产出角度反映经济发展成效，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质量本身，劳动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情形下也可能生产出较高质量的产品，因此，单一指标衡量可能具有较大的片面性，难以综合、全面、准确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第二，从不同维度选取指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测度体系，这又可具体分类为两种主流操作：其一是使用熵权法、因子模型等方法直接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其二是对基础指标提取周期成分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或因子模型等合成经济周期或者子类经济周期序列，这种指标体系式测度方式凸显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目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应用。就前一种主流操作来看，魏敏、李书昊（2018）运用熵权法测度了 2016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将省份划分为明星型、平庸型和落后型三种类型进行研究；杨耀武、张平（2021）综合使用主观和客观等多种权重方法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刘金全等（2019）使用混频因子模型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进行测度，其虽未对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进行具体测算，但拓展了经济增长质量混频测度的新思路。然而，对于第一种测算操作而言，其呈现的必然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因此对于同一研究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33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我们始终仅能得到经济增长质量在不断上升的结论，研究的落脚点最终局限在了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横向对比上。就第二种测算操作而言，张文彬、童笛（2011）率先基于贝叶斯潜在多动态因子模型，使用19782008年各省三次产业的实际增长数据，实现了不同地理层次间产业经济周期的特征刻画，但其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虽考虑产业层面的影响但终究仅关注了经济增长数量的周期波动；王俏茹等（2019）在提取19882017年省级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面板数据周期成分的基础上，应用层级动态因子模型提取了中国各地理层次的质量周期波动因子，得出了中国省级质量周期存在一致波动、区域协同和个体异化的结论，然而这种测度操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各地理层级质量型经济周期的刻画，却无法实现就质量维度本身进行进一步分解，无法得到新发展理念下不同质量维度对质量型经济周期的贡献程度。纵览现有研究不难发现，关于经济周期在地理层级上的层次研究已然日臻成熟，但其尚不能与新时代发展所需求的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相融合。而如果重点关注与新发展理念等相关的具体分析框架，现有研究通常仅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所达到的绝对水平，而这往往意味着各经济主体不同维度下的增长质量是持续改善的，学者们需要从区域内、区域间等角度探讨各质量维度发展差距；如果重点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波动态势，现有研究尚仅涉及对中观维度质量周期的测算，却忽略了对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具体贡献的关注。有鉴于此，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白，并顺应新时代发展对于质量型经济周期构建的必然需求，本文将高质量新发展理念与稳定发展共六个质量子维度融入对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构建之中，并结合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应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实现对地理与质量双重视角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周期的测度，洞悉中国质量型经济周期的结构特征及其多维内在变动机理，并为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量质权衡的省域异质性问题提供数据基础。三、实证研究设计（一）计量模型构建1.分层动态因子模型构建本文参照Moench et al.（2013）构建了分层动态因子模型，以实现对不同层次因子即各层级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提取。分层动态因子模型如式（1）所示：Xbsnt=H.bsn()L Hbst+eXbsntHbst=G.bs()L Gbt+eHbstGbt=F.b()L Ft+eGbt（1）这里，Ft是全国共同因子，代表中国各省份全部经济增长质量变量的共性波动，也即全国的质量周期；Gbt是区域因子，按照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东、中、西和东北划分，代表区域内可能存在的增长质量的协同波动，也即各区域的质量周期；Hbst是省级因子，代表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变动情况，即省份质量周期；Xbsnt则是区域b省份s质量维度n（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稳定）对应的可观测变量。此外，H.bsn、G.bs和F.b分别为相应的因子载荷，eXbsnt、eHbst和eGbt分别为层级特定成分，共同因子Ft和全部层级特定成分et(=Xbsn,Hbs,Gb)均服从如式（2）所示阶数为q的自回归过程，()L和t分别为各自回归过程的滞后算子和误差项，tN(0,2)。342023年10期X.bsn()L eXbsnt=XbsntH.bs()L eHbst=HbstG.b()L eGbt=GbtF()L Ft=Ft（2）2.时变动态因子模型构建本文参照Antolin-Diaz et al.（2017）和刘达禹等（2022）构建时变动态因子模型，刘达禹等（2022）主要使用该模型来刻画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变化，并从要素贡献的角度实现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二元甚至多元分解，探究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趋势的贡献，本文主要借鉴这一研究的思路，探究一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相对贡献情况。时变动态因子模型如式（3）所示：Yt=ct+ft+t（3）其中，Yt为t时期下的n维可观测变量，ft是潜在的共同因子，为共同因子的载荷，t为异质成分，ct用于描述各变量的时变特征，可具体表述为：ct=Q00cpt1（4）其中，Q和c分别为m k维和()n-m 1维矩阵，分别决定了时间变化是否会对可观测变量的均值产生影响，pt是k 1维时变均值向量。（二）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1.层级动态因子模型的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参照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五方面选取并构建能够刻画各省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另外，考虑到稳定发展是经济得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本文亦将这一维度纳入考量（刘亚雪等，2020），六个维度下指标选取的依据：第一，创新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一方面它可以促进经济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提升，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因此本文分别从经济效率和创新成效两方面选取创新发展维度的测度指标。第二，协调发展旨在提升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效能，重点解决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因此本文的协调发展分别从城乡协调和产业协调方面选取指标。第三，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休戚相关，我们在加大污染减排力度的同时也要注重提升绿色环保意识。第四，开放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其旨在拓宽更高层次上的开放空间、形成与我国现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开放格局，而这可以分别从贸易、资本和旅游方面入手。第五，共享发展是我国贯彻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旨在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本文拟从收入分配、医疗福利、文体娱乐、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方面综合衡量共享发展。第六，稳定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这里我们注重稳增速、稳物价与稳就业，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宏观经济运行局面的稳定。各维度包含的基础指标如表1所示。鉴于文章的重点在于刻画经济增长量质的相对贡献，这里不再考虑使用大量基础数据合成而直接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待分解变量，因此本节仅就模型的构架基础进行阐述，时变动态因子模型的具体设置详见变量选取部分。35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综合全面性、科学性、可得性和动态性等原则，我们选取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为了防止插值处理篡改经济变量的真实运行态势和得到平衡面板数据，我们将样本期选定为20032019年。基础数据分别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Wind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统计年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六大发展理念下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态势，而非传统研究中经济发展质量的绝对水平，因此我们需要对全部计算得到的基础指标进行H-P滤波处理，以得到各变量序列的周期成分。接着，为了使所有周期波动成分的量级直接可比，我们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在这之中，对于城乡收入比、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物价指数、失业率几个基础指标来说，其观测值的持续增加反而代表的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因此我们参照式（5）对选取的正向、逆向指标分别进行极差法标准化处理，将所有指标转变为处在0,1的正向序列。这里，i代表省份，t和j分别代表年份和代理变量，Xitj和Yitj分别为代理变量无量纲化处理前后的波动成分，max(Xitj)和min(Xitj)分别为代理变量Xitj的最高和最低水平：Yitj=Xitj-min(Xitj)max(Xitj)-min(Xitj),Xitj为正向指标max(Xitj)-Xitjmax(Xitj)-min(Xitj),Xitj为逆向指标（5）在对各指标进行同向化和无量纲化处理后，我们分别对各省、各质量子维度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能够表征省域质量子维度的基础因子，这将构成Xbsnt的基础可观测变量并进一步实现对省域、区域以及全国质量型经济周期的估计。表1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基础指标创新协调绿色经济效率创新成效城乡协调产业协调绿色环保污染减排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能源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人均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城乡收入比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化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处理率废气排放废水排放固体废物排放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全部从业人员数量GDP/电力消耗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专利申请授权数/常住人口数技术合同成交总额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城镇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泰尔指数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化面积公用设施建成区绿地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SO2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基础指标具体测度 对年度数据的处理，参照Backus and Kehoe（1992）和Eviews默认取值=100。限于篇幅，各省各质量子维度的走势省略，感兴趣的可以向笔者索取。362023年10期开放共享稳定外贸开放投资开放旅游开放医疗福利收入分配文体娱乐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经济运行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旅游经济旅游人口医疗卫生水平平均在岗职工工资人均艺术表演团体数人均艺术表演场馆数人均图书机构数人均图书出版数养老保险参保率医疗保险参保率失业保险参保率生育保险参保率客运量人均公路数人均道路面积人均邮政信筒信箱数人均邮政营业网点数人均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地区GDP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失业率进出口总额/GDP外商企业投资/GDP旅游外汇收入/GDP接待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常住人口数医疗卫生机构数/常住人口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艺术表演团体数/常住人口数艺术表演场馆数/常住人口数公共图书馆机构数/常住人口数图书出版总印数/常住人口数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总人数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总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总人数生育保险参保人数/总人数客运量公路线路里程/常住人口数城市市政公用设施人均道路面积邮政信筒信箱数/常住人口数邮政营业网点数/常住人口数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常住人口数地区GDP增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登记失业率（续表）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基础指标具体测度2.时变动态因子模型的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对于时变动态因子模型变量的选取，主要采取简化原则，考虑到本文的重点是探究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对贡献，因此这里不再使用大量篇幅对应用大量基础数据进行因子提取得出经济增长长期趋势进行赘述，而直接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待分解的因变量，选择这一变量的原因有二：其一，从数据统计特征上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走势与地区生产总值的走势几乎一致，这意味着两序列的均值大小有所差异外，其余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基本会保持一致，这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模型估计的可行性与准确性；其二，从数据的经济意义上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能够客观地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程度，从这一角度来看，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综上所述，我们将选取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实现一省量质相对贡献的测算以及不同省份之间量质权衡的横向对比研究。其中，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要进行H-P滤波处理，基础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各省经济增长数量指标使用上节计算得到的地区GDP周期数据，各省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则为由层级动态因子模型计算得到的省级因子序列。考虑到研究的重点是探究量质权衡关系，故我们将模型设定重点放在对式（6）的设定上，我们想实现对一省经济发展进行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正交分解，此时时变因子模型应包含三个经济变量，即Yt包含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式（6）中ct的设定也应随之转变为37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pt=bctqct,Q=111101（6）这里，bct和qct分别代表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变截距，它们均遵循具有对角协方差矩阵的随机游走过程。四、实证结果分析（一）中国质量型经济周期的层次特征1.国家质量型经济周期图1全国经济周期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图1描述了全国的经济增长数量周期和质量周期走势，其中左轴描述的数量周期是国家层次上的经济增长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经济增长数量周期成分，右轴对应的质量周期则是引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从31个省份的六个质量维度中提取出的共性波动。从样本前期来看，经济增长数量周期与质量周期的走势基本一致，这说明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逻辑一致性，即经济增长体量持续扩张的背后必然是各增长质量维度的持续改善。而进入新常态之后，受“三期叠加”的深刻影响以及粗放型增长的发展限制，经济增速逐渐向中高速回落，经济增长数量周期也呈现下行态势，但是质量型经济周期却主要处于上行周期，这说明经济增长质量正在独立于数量特征经历持续改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模式已卓有成效，这种发展势头更在2017年明确指出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时达到顶峰。2.区域质量型经济周期图2进一步从区域视角综合度量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周期波动，四大区域的周期波动与全国的质量型经济周期波动走势基本一致，这说明经济增长质量的周期往复是全国范围内的共同表象，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仅存在于力度上。观察图2，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重要的典型化事实：第一，从样本初期到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四大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累计变动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固382023年10期图2区域因子周期波动识别资料来源：作者整理。定资产加速投资的双重作用下，各经济主体的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这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体量的迅猛扩张，而且也促进了诸如供需结构和产业结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等经济增长质量层面的强劲扩张。第二，相比于东北和中部地区质量周期的较大波动，东部和西部地区增长质量的周期波幅相对较小，但相似周期走势背后的成因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能够率先进入后工业化进程并平稳过渡到以服务贸易业为主导的先进发展模式中，这些进展的不断积累将转变为东部地区发展的基础并逐渐形成“马太效应”，使其不仅能够抵抗住诸如美国次贷危机等的强烈负面影响，也可以在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顺势而为而不会引起较高的调整成本；相比而言，西部地区可以说是发展的另一个极端，其在自然环境、人口密度以及交通等方面的相对劣势使得其在吸收和借鉴发达地区的技术和经验仍存在一定时滞，资源禀赋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其经济增长质量大幅提升的重要因素。中部和东北地区则是因为对于工业和制造业的依赖较高，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能够持续提供坚实的重工业基础，而在资源枯竭、产业衰退、产能过剩和市场变化等现实制约下又难免进入较高程度的紧缩阶段，但自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两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已得到了改善并且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思路。第三，结合全国质量型经济周期来看，中部和东北地区的质量周期往往是造成全国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东部地区则是防范全国周期出现大幅波动的重要抓手，这再次体现了目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内在机理，同时也说明了向“效率驱动”转变必须要打破落后的传统发展模式，敦促后发地区寻找高质量发展新模式。3.省级质量型经济周期图3是对各省质量型经济周期的详细呈现，考虑到对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一一展示将占据较大篇幅，因此在这里按照四大地理分区分别进行呈现。观察图3不难发现，相比于其他区域，东部地区各省增长质量周期波动基本一致，但仍存在诸如上海和河北这种质量波动周期走异的省份，这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上海由于对外贸和金融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在面临金融危机冲击时能够率先感知到外部环境的变动，导致周期波动下行，而又由于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较强韧性，因此能够快速从下行周期中恢复。而河北作为京津冀经济圈毗邻北京的重要省份，其增长质量的波动态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北京的辐射影响，但是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会受39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到其自身质量周期波动的影响，比如在产业协调和抵御冲击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差，因此两方面因素叠加也就造成了其质量周期波动分化的结果。从总体上来看，几乎所有省份的质量周期波动均在随着时间不断收紧，这说明东部区域内省份的协同效应正日趋显现，而这之中又以长三角经济带和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带地区的协同机制最为成熟，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a）东北地区质量型经济周期（b）东部地区质量型经济周期（c）中部地区质量型经济周期（d）西部地区质量型经济周期图3省级因子周期波动识别资料来源：作者整理。除了西部地区内各省份在样本末期表现出一致的上行周期态势表明西部地区开始形成联动效应之外，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呈现出一种共性特征，即各区域内省份质量周期波动幅度大小不一，基本均未形成统一步调，这说明目前各区域内省份的政策体制是主导各省发展态势的重要决定因素，区域内的联动效应尚未得到明显体现，而在这之中又以东北和中部地区体现最为直观。就东北地区来看，黑龙江似乎总是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走势，特别是在新常态之后，在辽吉二省均处于上行周期时，黑龙江反而呈现下行态势，这种鲜明的对比说明省份特有的发展瓶颈与桎梏往往会在经济发展深度转型时期不断外化，进而对区域内联动效应和协同效应的释放形成限制，造成增长动能不足的现实后果。就中部地区来看，六个省市虽然几乎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各省份个体的差异定位，它们在承接高端制造业转移和构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侧重各有不同，而对于传统工业和制造业亦不能直接舍弃，直接导致各省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就西部地区而言，402023年10期除样本末期外，一个重要的事实特征是几乎每一个时点下都有数量相当的省份之间的波动幅度相当，而正是这种省份之间波动的相互抵消才是西部区域质量周期波幅较小的内在机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域内不同省份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图4省级质量型经济周期的层次方差分解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为了明晰各省质量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底层逻辑和变动机理，图4呈现了六大质量维度对一省质量周期波动的贡献，这将对各省经济增长质量波动的主导因素进行识别。这里我们从全国共性特征和省域结构特征两个方面来审视各大因子的贡献度。首先，从全国共性特征来看，我们能够发现如下几个重要事实：（1）创新和绿色维度贡献最大，这说明各省在贯彻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过程中，在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绿色转型方面都做出了实质性改进。这一点与经验认知相符，同时也深刻地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和根本性变革，经济运行正在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后半程迈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态势已初现轮廓。（2）共享开放协调维度的贡献次之，三者呈现出分庭抗礼之势。这一结果同样服从客观的经济规律，因为对于任何经济体而言，高质量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存在着客观的演化规律和演化逻辑。一般而言，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初期，一定是要率先实现绿色发展和技术突破的，这是发展的底层逻辑和基本保障，而在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有了保障后，社会保障、医疗福利以及旅游文化才能逐步发展，这是一个较为漫长且持续变化的过程。考虑到共享、开放、协调维度已经展现出了可观的贡献度，这表明我国高质量发展已开始逐渐摆脱初级阶段，并正在向均衡发展的更高层次迈进。（3）稳定维度对经济质量的贡献最低，考虑到方差分解解释的是对高质量发展变动状况的贡献，这一结果则意味着各省经济稳定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变化，说明绝大部分省份的产出通胀运行得均较为平稳，不存在大幅波动，这无疑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亦是经济长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和中观基础。其次，从各省份质量因子的结构特征来看，我们能够得到如下基本启示：（1）在辽宁、山东和陕西等经济发展稍显落后的省份，创新对经济质量的贡献最大，这符合技术创新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因 需要明确的是，图4仅呈现出六大质量维度对一省质量周期波动的相对贡献，不同省份之间相同质量维度的波动贡献并不能直接对比。41经济增长的体量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可兼得还是协同促进?来自质量型经济周期的新证据为对于经济发展稍显落后的省份，他们可以通过模仿学习的方式引进新技术，进而通过吸收低垂技术果实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率，相反对于上海和江浙等技术发达地区，技术进步则更多地依赖于自主创新，这势必会导致技术进步放缓和技术贡献下降。（2）对于上海、江苏、浙江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江西、四川、贵州等自然资源（山川、河流）较为丰富的地区而言，绿色维度的贡献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近年来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生态保护层面做出了重大改进，一方面，高GDP贡献省份中绿色要素占比极高，这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丰富的地区，绿色要素同样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贡献者，这表明这些省份在充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在后发赶超的过程中已经摒弃了“唯GDP论”的逐底竞赛观念，而是以绿色环保的方式进行新型的后发赶超。（3）对于吉林、甘肃、重庆等依据区位特点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省份而言，开放维度的贡献占比较高，这些省份通过积极寻求与沿线国家的资金融通和经贸往来（如吉林省的高铁国际合作项目等），极大促进了本省域内的经济发展，而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这又会进一步激发沿线国家的入境旅游等文化消费活动，形成长期的正反馈循环，进行有效突破了这些省份的发展瓶颈。（4）最后，值得警惕的是，在少数省份内（如贵州、河南和云南等），稳定维度仍具有显著贡献，这说明样本期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