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陶瓷教育交流及影响之研究.pdf

1172023第5期总第207期晚清以降中国瓷业基本状态为“工既弗良、质亦粗劣，此丧其本有者也；守常蹈故，销路阻挡滞，此昏于今情者也”1，这使得中国近代以来在世界陶瓷竞市中处于劣势。据陈重民 今世中国贸易通志 记载：“美国所用磁器由欧洲输入居多，欧战以来，转求之日本，日货充斥市面。而我国瓷器惟绘画彩色者尚能行销，其净白者全无销路。澳洲南洋等处亦欧洲日本磁器居多”2。在这种形势下，改良瓷业以期重振陶瓷贸易成为国内有识之士的共识，新式陶瓷教育作为瓷业改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关注逐渐发展起来。中国的新式陶瓷教育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创办的直隶工艺总局，至清末出现了以湖南醴陵瓷业学堂、中国陶业学堂为代表的专门陶业教育机构，到民国时期出现了湖南乙等窑业学校等专门学校，此外在一些工业类、艺术类以及小学学校教育中也开设了陶瓷相关教育。3而清末的实业教育无不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及日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到陶瓷教育来看，日本近代陶瓷教育始于 1892 年，在日本传统陶瓷产区有田设立的“勉脩学社”，后随着日本学制的改革，徒弟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工业学校等不同时期不同层级的教育机构都开展了新式陶瓷教育，至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教育体系，陶瓷教育也囊括其中。从中日陶瓷教育发展的时间轴来看，日本的新式陶瓷教育的诞生与发展都早于中国，因此中国新式陶瓷教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与日本陶瓷教育产生了大量交流，而这些交流对中国陶瓷教育的诞生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拟从晚清官绅赴日考察、派遣陶瓷专业留学生、聘请日本教习三个方面对晚清民国时期重构中日陶瓷教育交流的面貌，并对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近代中日陶瓷教育交流及影响之研究吴艳（景德镇陶瓷大学）Study on the Exchange and Influence of Ceramic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Modern Times收稿日期：2023-06-20基金项目：2019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项目“日本近代陶瓷教育的嬗变与影响”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JY25。摘要：近代以来，由于地近、文通、费省等原因，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交流，在陶瓷教育领域亦是如此。但由于陶瓷的实业属性，所以此类交流多被涵盖于近代实业教育、陶瓷工业发展、赴日留学生群体等研究内容中。本文以陶瓷教育为切入点，爬梳近代中日交流相关史料，对清末官绅赴日考察中陶瓷教育相关记录、政府聘请的日本陶瓷教习、派遣赴日学习陶瓷的留学生等交流内容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在明确近代中日陶瓷交流面貌的同时，厘清了上述交流对近代中国陶瓷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关键词：近代；中日陶瓷教育；交流；影响 Abstract:Since modern times,due to the reasons of proximity,cultural communication,and cost-saving,there have been many forms of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fi elds of politics,economy,culture.This is also true in the fi eld of ceramic education.However,due to the industrial attributes of ceramics,such exchanges have been mostly covered in studies of modern industrial educati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ceramic industry,and th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nt to Japan.This paper takes ceramic education as an entry point,sorts out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Sino-Japanese exchanges,summarizes and researches the records of ceramic education related to the offi cial and gentrys visit to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the Japanese ceramic instructors employed by the government,an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ent to Japan to study ceramics,and clarifi es the infl uence of the above exchanges while clarifying the face of the cera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modern era.Keywords:Modern Times;Sino-Japanese Ceramic Education;Exchange;Infl uenceWu Yan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118研 究 与 探 讨 整理与分析。一、晚清赴日考察中所包含的近代中日陶瓷交流及影响自 1871 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后，在双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的官员、学者、文人便陆续前往日本进行了工业、农业、军事、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考察，其中工业、教育等考察中包含着陶瓷教育交流相关内容。吕顺长在晚清中日教育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对近代官绅赴日开展的教育考察进行了梳理，由该书可知：“自第一代驻日使节黄遵宪开始，包括驻日使节、学堂关联人员、知州知县、率学生赴日留学者、各省提学使、赴日阅操者、参加博览会人员和留日学生都对日本教育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考察。”4另据王禹霈在清末官绅日本农工商考察类著作研究中的梳理可知，近代赴日考察的官绅还形成了 18 种左右的农工商类考察著作。5对这些教育考察和农工商考察成果进行梳理，可明确其中所包含的近代陶瓷教育交流相关内容。清末陶瓷教育得以诞生和发展的重要背景是清末实业教育的发展，因此，首先可以从清末官绅赴日考察中所包含的实业教育相关内容来看近代中日陶瓷教育交流，此类交流虽与陶瓷教育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为清末学制改革以及包括实业教育在内的陶瓷教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便提到了日本工学校，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记中制作了日本农工商实业学校一览表，姚锡光在 东瀛学校举概介绍了日本当时工业学校、技术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所设科目等，吴汝纶的东游从录中也有实业教育相关记述。这些考察开启了国人对实业教育的认识，为清末学制改革以及发展陶瓷教育提供了参考。事实上，1903 年清政府便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将实业教育分为初等实业学堂 3 年、中等实业学堂 5年、高等实业学堂 45 年，这与日本 1900 年制定的日本学制基本是完全一样的。“事实上，该章程的制定，正是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在对外国制度进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斟酌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学制，但该学制中并看不到参考其他国家学制的行迹。”6上述晚清赴日实业教育考察中也包含了对当时日本陶瓷教育机构的考察，李濬之在东隅琐记中提及了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杨芾在扶桑十旬记中记录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周采真在扶桑考察工业日记中对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深川工业试验场进行了记录；郑元濬、沈翊清等人的东游日记中也对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及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记录，而上述教育机构和试验机构正是当时日本陶瓷业教育的主要阵地。上述记录中既包括了对学校的基本介绍、学校的留学生政策，也包括陶瓷教育的机构内容。如蒋黼在东游日记中写道：“观高等工业学校，此校为文部省所直辖，除东西二京外并此而三校。科目为机械、应用化学、染色、窑业、酿造、冶金、船体、机关 共八科。三年毕业、每年学费数十圆、自制衣服等三十圆、书籍等十八圆、膳费八十五圆、杂费三十圆、合计百七十余圆。”另有对留学生政策的介绍：“下午赴浅草区东京工业学校。该校有留学生被称之为特别学生，每年学费定额百元，现稍有增加，又有校友会金化学用料各费每年数元。”7沈翊清在东游日记“观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一节中对窑业工科有详细的介绍，如窑业科内有窑科分析室、实验室、验水泥针、试验烧窑炉、手工捏模、入土水楻、漉泥手机、藏泥地窖、窑炉 5 座，且在描述中设计了一些科学技术原理，如燃料对釉色的影响等。8楼藜然在蘠盫东游日记则记载到：“观窑业室、碎原料以机器、作成品以模型、花尚疏落而无繁琐、西人好尚宝如此。有窑一方、实缩小炼瓦于内，不日举火必如此始得曰实验也。楼上陈列场丁抹独奥米佛英白诸制皆具，吾国另一橱庋之雍乾御窑自为珍品，最近所出，不及他国远甚，以瓷业初祖之国颓败至此可羞亦可懼矣。”91904 年熊希龄前往日本考察实业与教育，回国后分别向时任湖南巡抚端方上书两封熊希龄禀请湖广总督端方设立磁业公司呈文、为湖南创办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后一文中则包含了在湖南创办我国首个陶瓷类实业学校的建议，经端方同意后，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和醴陵瓷业公司应运而生。10综上可知，清末官绅赴日考察虽然并不是直接以陶瓷教育交流为主要目标，但在上述考察中包含了实业教育乃至陶瓷教育相关内容。这些陶瓷教育相关交流则直接影响了近代新式陶瓷教育的诞生与发展，具体来看其影响有三：（一）从近代教育改革的整体性来说，这些赴日考察加深了国内有识之士对实业教育及学制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以日记为主要形式的考察成果通过出版、发行、流通也构建了国人对新式教育的认知，为陶瓷教育走向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二）关于陶瓷教育的相关考察记录，既可以将陶瓷相关教育机119研 究 与 探 讨构的具体情况如学制、学费等介绍到国内，为后续留学生赴日学习陶瓷提供了参考，其中所介绍的陶瓷相关教育机构的设置以及教学水平，为后续中国新式陶瓷教育机构的设立提供了参考。（三）熊希龄的考察则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首个陶业学堂湖南醴陵瓷业学堂的诞生与发展。二、赴日陶瓷业留学生所引导的近代中日陶瓷交流及影响如上所述，晚清官绅赴日考察中包含着陶瓷教育相关内容，这种交流虽然推动了近代陶瓷教育的诞生与发展，但并不是以陶瓷为主要考察对象，真正的大规模陶瓷教育交流始于晚清赴日陶瓷业留学生。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给国人的印象一跃从传统的“蕞尔小国”成为亚洲强国，国家实力的变化推动了赴日留学热情的高涨，加之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写道：“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形，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1在此背景下，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十三人，由此开启了清末赴日留学的大潮。初期留学生多为官费生，学习军事为主，随着1903 年清末新政的实行，除军事相关留学生外，各省开始大量派遣师范、法政、实业相关留学生赴日学习，窑业科留学生便包含其中。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日本陶瓷教育的大本营是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科，且该校是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商议的公费特别五校之一，所以赴日陶瓷业留学生多集中在东工大窑业科，本节通过对 1976 年出版的东京工业大学窑业同窗会会员名簿进行梳理，明确了当时赴日学习陶瓷的留学生具体情况（详见表 1），并通过对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在陶瓷教育领域所做贡献来还原赴日留学生所引导的中日陶瓷教育交流面貌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表 1 近代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科毕业生一览表毕业年限姓 名毕业年限姓 名毕业年限姓 名毕业年限姓 名毕业年限姓 名1907年张浩1916年陈维遵1921年王世燊1924年马象图1931年伍长柏1909年麟趾1916年何健南1921年关德寅1925年黄金槐1934年汤大纶1909年梁志和1916年李治年1921年韩堉桦1926年颜景和1936年戴亮侪1910年何寿彭1917年邱渊1921年赵惠民1926年藤泽霖1940年林爱信1910年李宜谏1917年向猷1921年张乔五1927年落峰鳌1941年楼亨利1911年刘阜郷1918年舒信伟1921年张孔炤1927年荆福厚1941年臧士元1911年董耀熙1918年郑尚廉1922年章继南1929年何鼎1913年王元斌1919年朱峻岳1923年杜乾学1929年邓鸿畴1913年陈孟宗1919年廖方新1923年郑松聖1929年王秀峰1913年邹如圭1920年王幹1923年马清源1930年汪璠1914年梁均1921年袁志群1923年杨志铭1930年陈祥德1915年宋启秀1921年王世杰1924年黄尚拔1931年王兆勋由上表留学生相关信息的整理与分析可知，最早赴日学习陶瓷相关学科留学生的是毕业于 1907 年的张浩，自 1909 年开始基本每年都有中国留学生从该校窑业科毕业，一直持续到 1945 年左右，总人数约 60 人。从数量发展趋势来看，多集中在 20 世纪 10、20 年代，到 20 年代中后期便逐年减少，赴日学习陶瓷留学生数量的增多与减少都与清政府的赴日留学政策紧密相关。1907 年学部在奏请选派子弟分送各国学习工艺折中写道：“臣等窃维造就人才，必因乎时势，欲救贫弱，在图富强，欲图富强，在重实业。（略）自本年开始，嗣后京师及各省中学堂以上毕业生，择其普通学完备，外国语能直接听讲者，酌送出洋，学习实业。并令此后凡官费出洋学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又，以前自费出洋学生，非入高等以上学堂学习农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其认习实业已给官费之学生，亦不准中途改习他科。”12正是这种政策上的支持，使得前往该校学习“格致”之学的留学生有所增多。而到 1920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解除留日五校特约的通知“现查此项特约年限截至民国 11 年（1922 年）即将期满，期满后拟即解约籍资结束。”13随之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的热潮逐渐落下帷幕，中日两国依靠留学生构建的陶瓷教育交流业也随之日渐减少。上述留学生所引导的近代中日陶瓷教育交流并不是单向的留学生赴日学习陶瓷相关知识，部分留学生归国后投身到中国近代陶瓷教育建设中，运用自己在120研 究 与 探 讨 日本所见所学推动了近代中日陶瓷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张浩、邹如圭、章继南、舒信伟、汪璠、戴亮侪等东工大窑业科留学生推动了中国陶业学堂的创立及后期发展14，使景德镇地区开始了从传统师徒制向近代陶瓷教育体系的转变。除中国陶业学堂外，梁志和曾任福建省立中等工学学堂教务长，该校于 1911 年设窑业科，民国后该校改为福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任校长（1912-1922）。15叶麟趾曾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讲授 应用陶瓷课程，1937 年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设立了陶瓷专业，从事陶瓷专门人才的培养，这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的前身。16何寿彭则曾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窑业科教师。17丘渊于 1938 年担任德化陶瓷职业学校校长并教授陶瓷学，1943 年创立广东省立高陂陶瓷职业学校，1946 年同是东工大窑业科毕业生的袁志群进入该校担任教导主任。18杜重远则在景德镇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19邓鸿畴则在 1938 年创办云南省立小龙洞初级制陶科职业学校，担任校长。20综上可知，赴日陶瓷业留学生通过在日本的陶瓷教育机构学习了近代化的陶瓷科学知识，回国后又推动了中国陶瓷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湖南、江西、广东、福建、四川、云南等地的近代教育机构中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充分体现了留学生所引导中日陶瓷教育交流的意义与影响。三、日本教习所引导的中日陶瓷教育交流及影响除官绅访日以及赴日留学生所开展的中日陶瓷教育交流外，清政府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聘请日本教习来到中国教授各科目，其中陶瓷相关科目的教习也是当时中日陶瓷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本政府出于“促进他国教育的发展，也可输出我国文化，扶植我国势力”等考虑，也积极派遣日本教习来华。1902年（明治 35 年）3 月日本 教育时论 杂志上发表了 对清教育策一文写道：“清国近年来在各地设立了各类学校，但目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缺乏合适的教师与教科书。（略）于是不得已聘用外国人充为学校教师，现欲从我国聘请各类教师。”21而吴汝纶东游丛录所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户胜郎致吴函中，称：“仆本日见敝邦菊池（大麓）文部大臣，对清国教育事宜有所谈及。文相意，处今之际，敝邦虽乏干济之材，然欲为清国选送优良教员，则属定局。”22在中日双方政府的推动下，当时聘请日本教习担任教职的学校，几乎遍及全中国。根据汪向荣先生在日本教习一书的统计，1903-1918 年间在华日本教习的总数约为1679 人，其中有陶瓷相关教习 6 人（详见表 2）。表 2 1903-1918 年间在华陶瓷业相关日本教习汪向荣先生所统计教习名单来源是 1909 年日本外务省档案清国佣聘本邦人名表和 1907 年至 1914年间中国教育方面有关的文件、公报，但仍有一些教授陶瓷的日本教习由于缺乏相应官方文件，而未被统计入内。如根据日本窑业协会杂志1911 年第 20 卷第 237 号所刊登的黑田政宪清国视察谈一文可知，黑田氏曾在明治四十年（1907 年）末，受四川省劝业道台周善培的聘请，从日本出发前往四川担任当时拟创办的“实业学堂窑业课”教习，且他并不是只身一人前往四川，与他同行的还有市川丈太郎和森银次郎两位教习。文中写道：“这座窑是实业学堂还未并入中等工业学堂之前就建好的，是由比我们三人早半年到达成都的京都窑工按照京都古窑的样子仿造的”，“物理、化学、画图等学科皆由日本人担任”，23由此可知在他之前已有日本人在成都开展相关陶瓷教育活动。除黑田政宪外，湖南醴陵磁业学堂除聘请了表 2 中所列举的 4 名日本教习外，还有其他日本教习，如“学堂陶画课由大凡谷里教授，辘轳及原料试验由马场梅吉教授、模型由川木音吉为主，窑务由河原小太郎教授”。24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时期，该校窑业科教师中依然有寺内信人、佐久间石太郎两名日本人存在。25上述日本教习所引导的陶瓷教育交流直接体现在近代陶瓷科学知识的教授与传播。如“日本教师以安田乙吉为主，为湖南瓷业学堂教学编撰制陶法讲义 6 本，共计 27 万余字，主要是关于制瓷原料的化学成分与物理性能；坯釉配方与制备；成型、烧成、彩绘、烤花工艺及颜料制造。这套教材由通事刘谦翻译为中文，主要供永久班学院学习使用。”24黑田政宪在清国视察谈中便写道：“临近开学时，学校希望我能够地 区校 名教习姓名备 考京师（北京）艺徒学堂福地秀雄教陶瓷器，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滨田义德教窑业湖南醴陵 磁业学堂安田乙吉原日本京都府立陶器试验场技手杉本兵七助教马场梅吉教辘轳成坯技术川木乙松教制模型技术121担任化学以及矿物学两门课程的教师，（略）一个月之后，学校将工业学堂的简易科改设为窑业科，并邀请我担任该专业的教师。”“学校方面希望我们用这座窑做各种试验，（略）试验的原料为之前四川本省产原料，以及收集来的几种外省产原料。通过试验，发现有高品质的高岭土，也有方解石、硅石亦有不太纯的黏土，还有单独就能直接拉坯原料，但是却没有品质较好的长石。用湖北宜昌产长石做了试验，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和四川本省的长石相比要稍微好点，所以最终决定用宜昌产的长石作为素坯和釉的原料。如此，将各种原料调配成瓷土以及釉料，再用前文提及的窑进行烧制”。“之后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渐入佳境，到了这年春天，劝业道台周善培决定在成都郊外的青羊宫举办劝业会（以前的花会）即四川省内各类产品的展览会，工业学堂也有产品展出并获得了金奖。”23虽然有些日本教习所开展的工作现在已无法确认，但上述安田乙吉、黑田政宪等日本教习在陶瓷人才培养、科学实验、技术改良等多方面开展的工作为当时刚刚开始发足的中国陶瓷教育提供了支持，是近代中日陶瓷交流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四、结 语综上可知，19 世纪末开始的中日陶瓷教育交流是通过赴日考察的官绅、派遣至日本学习的留学生以及政府聘请的日本教习来完成的。虽然无论访日官绅、赴日留学生还是日本教习他们的首要目标都不是推动中国陶瓷教育的近代化，但事实上这种交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陶瓷教育的萌芽、起步以及发展。本文通过梳理与论述完善了近代中日陶瓷教育的面貌，明确了交流所带来的影响，从而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推动近代新式陶瓷教育发展的因素，完善陶瓷教育发展史相关研究，为进一步分析中日陶瓷教育发展历史的异同奠定基础，也为当下陶瓷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参考文献：1 清 寂园叟.匋雅 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0.2 陈重民.今世中国贸易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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