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pdf

Psychology：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心理技术与应用2024，Vol.12，No.1，20-31201 引言青少年正处于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阶段，是智力、自我同一性和人格社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疾风骤雨期”，青少年抑郁因其高发性而尤为需要关注。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面情绪，是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张春阳等,2019）。2021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4%（傅小兰等,2021）。由于青少年心理社会性功能尚未成熟，对外部压力或变化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一旦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干预和解决，很可能为之后心理疾病的产生埋下伏笔。因此，探索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子、形成机制和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国外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儿童期逆境与个体的抑郁存在相关，但儿童期逆境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较少。国内常用的相关变量包括儿童虐待和童年期创伤等，这几种变量概念不尽相同，而且通常都只研究了单一类型的逆境情况，缺少对多种不利童年经历累积影响的评估，相比之下，儿童期逆境涵盖的意义更加综合宽泛，也更加符合累积风险理论的观点（Cohen et al.,2019）。其次，目前绝大多数关于儿童期逆境的研究是针对成人样本的回溯性研究（代文武等,2022;张珊明等,2022），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青少年与成人很大的不同在于其逆境是持续存在的，不仅影响当下，而且具有进展性，因此对青少年儿童期逆境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最后，以往研究指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欧阳靖雯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育研究院心理系，武汉 430074）摘 要 为探讨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采用儿童期逆境量表、青少年日常烦恼量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对4639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中职学生的儿童期逆境得分显著高于普高学生；（2）普通初中学生抑郁得分最低，与普高、中职、职高学生相比均显著，职高学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普高学生；（3）儿童期逆境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4）日常烦恼在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5）儿童期逆境对青少年日常烦恼的影响受到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研究结果为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视角。关键词 儿童期逆境；日常烦恼；核心自我评价；青少年；抑郁分类号 B844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24.01.00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SH166）。通讯作者：周春燕，E-mail： 欧阳靖雯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211 期出，远端压力性事件（如儿童期逆境）是影响抑郁的重要因素（Lee et al.,2020），但很少有人关注日常烦恼这一近端压力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同时关注远端压力和近端压力及其与青少年抑郁关系的研究更是匮乏。因此，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并检验日常烦恼的中介作用和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以期丰富青少年儿童期逆境及抑郁影响机制的研究，为青少年抑郁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1.1 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儿童期逆境是指个体在十八岁，即成年之前经历的、可能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消极且持久影响的创伤性事件，包括遭受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家庭暴力和父母离异等不良经历（Kalmakis&Chandler,2014）。近年来，儿童期逆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发生率较高的公共卫生问题，美国一项覆盖全球21个国家共计51945名成年人的研究发现，39%的参与者至少经历过一项儿童期逆境，6%曾经历过三项及以上的逆境（Kessler et al.,2010）。在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中，儿童期的逆境经历是不容忽视的远端因素。有研究表明儿童期逆境与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Copeland et al.,2018;Poole et al.,2017）。谢国蝶等人发现，与同龄人相比，在儿童期有更多逆境经历的青少年有更大的抑郁风险（谢国蝶等,2019）。一项针对8至17岁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与经历少于四项逆境的青少年相比，经历了四项及以上逆境的青少年抑郁风险高出1.29倍（Elmore et al.,2020）。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儿童期逆境通常与消极的成长发育结果有正向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儿童期逆境经历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1.2 日常烦恼的中介作用日常烦恼是指个体在与日常生活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令人烦恼和困扰的一些较小的压力性事件，诸如“学习成绩不佳”“与同学发生冲突”等（路晓宁,黄希庭,2010）。DeLongis认为主要压力事件与日常烦恼属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不同范畴（DeLongis et al.,1988）。他将日常烦恼称为“微压力源”，认为它是对压力的一种近端测量（DeLongis et al.,1982;Lazarus,1984），而儿童期逆境则是青少年过去经历的主要压力事件，是压力的远端测量。累积压力假说认为，远端不良经历会使得个体对之后的压力源更加敏感，并且与近端压力累积一起对个体的心理和认知等功能产生负面 影 响（McEwen,1998;Vinkers et al.,2014）。实证研究也表明，在儿童期有更多逆境经历的个体整体上对压力的敏感性增加了，可能更容易受到日常烦恼和压力的影响（Hamman et al.,2000）。儿童期逆境会破坏身体的压力反应系统，增加对压力的主观感知，降低对压力事件的反应阈值（Agorastos et al.,2019;Karlamangla et al.,2019）。经历过儿童期逆境的成年人也会更频繁地接触到日常压力事件。因此，儿童期逆境可能会在后期影响个体的日常压力过程，使得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容易出现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Mroczek et al.,2015;Piazza et al.,2013）。日常烦恼事件看似不大，但可以经常发生，对健康产生直接而长期的影响（Piazza et al.,2013）。DeLongi指出，主要压力性事件对青少年来说是“遥远的”，因为它并不是当前生活环境下承受的压力（DeLongis et al.,1982）。根据这一观点，与主要压力性事件相比，日常的直接经验与个体的适应性结果之间关联更强（DuBois et al.,1994;Kanner et al.,1981）。研究发现，暴露于更多日常压力源的人比那些暴露较少的人有更多的负面情绪（Koffer et al.,2212 卷心 理 技 术 与 应 用2016），且日常压力源的有害影响会累积起来，使得个体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损害（Charles et al.,2013;Chiang et al.,2018）。可见，轻微的生活压力或日常麻烦是心理困扰和消极情绪的重要预测因素，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日常烦恼在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1.3 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核心自我评价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与能力的基本认知和综合评价，一般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和神经质（情绪稳定性）四个方面（Judge et al.,2003）。本研究认为，核心自我评价会调节儿童期逆境和日常烦恼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通常认为自身是没有价值的、失败的，容易将儿童期逆境中的消极信息纳入自我认知，从而变得不自信（周扬等,2017）。此外，低核心自我评价往往意味着高神经质水平。神经质是指个体对负性刺激易感，不易从负性情绪中脱离。以往研究表明高神经质的个体比低神经质的个体报告更多的烦心事（Gunthert et al.,1999），因而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更容易陷入日常烦恼带来的焦虑、紧张和压力困扰之中。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对所经历的逆境具有更加积极的判断，能够用乐观的心态对待儿童期逆境，对日常生活中的困扰较少采用回避性的应对策略，因而体验到更少的压力和紧张感（Kammeyer-Mueller et al.,2009）。相较于低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具备高核心自我评价的个体拥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加坚信自己可以解决问题（Judge et al.,2003）。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核心自我评价调节了儿童期逆境日常烦恼青少年抑郁这一中介机制的前半路径，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2 对象和方法2.1 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湖北省多个县市的初中、普高、中职、职高共计12所学校，每个学校各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发放线上问卷，共发放4909份，剔除无效和缺失数据，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639份，回收有效率为94.5%。被试年龄在1018岁，平均14.771.56岁，其中男生2277人（49.08%），女生2362人（50.92%）；农 村 生 源1225人（26.41%），城 镇 生 源3414人（73.59%）；普 通 初 中1797人（28.87%），普 通 高 中1003人（21.62%），中 职1106人（23.84%），职高733人（15.80%）。2.2 研究工具2.2.1 儿童期逆境问卷采用项目组（周春燕等,2022）修订后的儿童期逆境问卷（Adverse Children ExperiencesInternational Questionnaire，ACEIQ），共14个条目，22个逆境描述，分为儿童虐待忽视、家庭功能障碍、家庭缺失和家庭外暴力四个维度。采用二分计分方式，每个逆境条目下包括若干详细描述的题目，单个条目中任一题目选择“是”，则该条目计1分，表示存在该项逆境。该条目下所有情况均未出现则计0分，表明不存在该项逆境。最后13种逆境的得分累计相加，得到ACEIQ的总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经历的儿童期逆境类别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9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2/df=4.59，CFI=0.98，TLI=0.97，RMSEA=0.03。2.2.2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采用Birleson（1981）编制的儿童抑郁障图 1 理论模型欧阳靖雯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231 期碍自评量表（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DSRSC），该量表适用于7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中文版问卷由苏林雁等修订（苏林雁等,2003）。量表共有18个项目，采用0（没有）到2（经常）三级评分。对反向计分项目进行处理后，将各项目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分值越高代表个体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2/df=4.54，CFI=0.98，TLI=0.96，RMSEA=0.04。2.2.3 青少年日常烦恼问卷采用李秋洁等（2019）修订的青少年日常烦恼问卷，并依据中学生的具体情况对部分题目做了调整和增删。共15道题项，包括学习、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和放学后的活动四个维度，采用Likert4点计分，从 1（从不）到4（总是）。问卷总分的平均分越高，表明其总的压力和烦恼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91。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2/df=4.90，CFI=0.99，TLI=0.98，RMSEA=0.03。2.2.4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采用杜建政等（2012）修订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单维度，共10个项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总均分越高表示该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2/df=4.65，CFI=0.99，TLI=0.99，RMSEA=0.03。2.2.5 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该问卷主要参考了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对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以及国内相关问卷（王明忠等,2020;赵力燕等,2016），在此基础上自行编制而成。共包含14个题项，要求学生对家中是否拥有下列物品进行报告：如“书桌、平板电脑”等。采用1（是）和0（否）计分。再将各题项分相加即为量表总分，总分越高，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该问卷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达56.90%，表明该问卷信效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2/df=4.93，CFI=0.98，TLI=0.97，RMSEA=0.03。2.3 统计方法运用SPSS26.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等基础分析，运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及调节效应分析，并以Bootstrap法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3 结果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时，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4个，且解释变异率最高的因子解释变异量为19.56%，小于临界标准40%，故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3.2 青少年儿童期逆境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在本研究中，各类儿童期逆境的检出率依次为：留守经历（38.87%）、身体忽视（31.13%）、情感忽视（19.49%）、情感虐待（17.27%）、父母分居离婚（14.16%）、目睹暴力（13.99%）、身体虐待（10.95%）、排挤欺凌（10.30%）、目睹伤害灾亡（10.05%）、性虐待（8.88%）、父母去世（3.19%）、家人物质滥用（1.68%）、家人患有精神疾病（0.75%）、家人入狱（0.60%）。分别以性别、居住地、学段、学校性质为自变量，儿童期逆境得分为因变量，分析青少年逆境经历的现状。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儿童期逆境的性别差异不显著（p0.05）；居住地差异显著（t=-6.14,p0.001，d=0.21），农村学2412 卷心 理 技 术 与 应 用生（M=2.10,SD=1.88）的逆境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学生（M=1.71,SD=1.90）；将普高、中职、职高合并为高中学段，与初中学段学生的逆境得分进行差异比较，结果表明学段的差异显著（t=-9.99,p0.001,d=0.29），初中学段学生（M=1.48,SD=1.74）逆境得分显著低于高中学段学生（M=2.04,SD=1.98）；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儿童期逆境的学校性质差异显著（F（3,4639）=27.53,p0.001,2=0.03），初中学生（M=1.43,SD=1.69）逆境得分最低，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均显著，中职学生（M=2.20,SD=2.00）的逆境得分显著高于普高学生（M=1.92,SD=1.94）。3.3 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分别以性别、居住地、学段、学校性质为自变量，青少年自评抑郁得分为因变量，分析青少年抑郁的现状。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儿童期逆境的性别差异显著（t=-6.06,p0.001，d=0.18），女生的抑郁得分（M=30.55,SD=6.32）显著高于男生（M=29.43,SD=6.25）；居住地差异显著（t=-10.51,p0.001,d=0.34），农村学生（M=31.52,SD=5.68）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城镇学生（M=29.46,SD=6.44）；学段的差异显著（t=-14.31,p0.001,d=0.429），初 中 学 段学生（M=28.42,SD=6.43）抑郁得分显著低于高中学段学生（M=31.10,SD=5.99）；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青少年抑郁的学校性质差异显著（F（3,4639）=53.22,p0.001,2=0.05），普 通 初 中学生（M=28.42,SD=6.43）抑郁得分最低，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均显著，职高学生（M=31.56,SD=6.20）的 抑 郁 得 分 显 著 高 于 普 高 学 生（M=30.59,SD=6.04）。3.4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日常烦恼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而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负相关；核心自我评价与儿童期逆境、青少年抑郁均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此外，性别、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研究变量存在相关，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3.5 日常烦恼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 中的Model4，在控制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儿童期逆境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0.35,p0.001），也能显著正向预测日常烦恼（=0.42,p0.001）。当儿童期逆境与日常烦恼一同预测青少年抑郁时，日常烦恼对青少年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0.23,p0.001），儿童期逆境对青少年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0.25,p0.001）。结果表明日常烦恼在儿童期逆境和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是0.10，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8，0.1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8%（见表2）。3.6 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效应检验将核心自我评价纳入模型，采用PROCESS中的Model7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MSD12341 儿童期逆境1.811.9112 日常烦恼3.951.380.37*13 青少年抑郁30.006.310.35*0.33*14 核心自我评价34.367.28-0.34*-0.41*-0.70*1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下同。欧阳靖雯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251 期3所示，儿童期逆境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日常烦恼（=0.27,p0.001），核心自我评价对日常烦恼的反向预测作用显著（=-0.34,p0.001），儿童期逆境与核心自我评价的交互项对日常烦恼的预测作用同样显著（=-0.07,p0.001）。由此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在儿童期逆境与日常烦恼之间起调节作用。为进一步揭示核心自我评价如何调节儿童期逆境与日常烦恼的关系，本研究将核心自我评价按照M1SD分出高、低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当个体核心自我评价水平较高时（M+1SD），儿童期逆境对日常烦恼的预测作用较弱（=0.19,t=7.75,p0.001）；当核心自我评价较低时（M-1SD），儿童期逆境对日常烦恼的预测作用显著增强（=0.34,t=20.80,p0.001）。4 讨论4.1 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表明初中学段的逆境得分显著低于高中学段，可能是因为儿童期逆境评估的是累积风险，测量青少年到目前为止的所有逆境经历，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逆境的得分也会更高。研究还发现儿童期逆境的学校性质差异显著，中职学生的逆境得分显著高于普高学生。一方面，学生的教育选择受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明显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子女就读中职学校的可能性越小（苏丽锋等,2017）；此外，经济资本不佳的家庭，可能无法承担高昂的教育成本，为了使子女能够提早进入劳动市场，更有可能选择中职学校，可见中职生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往往不如普高生，而较低的家庭经济社会地位也与更多的逆境经历挂钩（Lacey et al.,2022），在这种情况下，中职生遭遇逆境的可能性也更大。另一方面，儿童期的逆境经历容易导致学生成绩不佳（Blodgett&Lanigan,2018），中职学校的入学门槛较普通高中而言更低，其学生多数为普通高中的落榜者，因此中职学校生源较差，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使得中职学校成为校园欺凌的“重灾区”（林克松等,2020），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中职学生遭遇逆境的可能性。以往研究显示，在青少年早期到中期，抑郁症状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Ge et al.,2006）。表2 日常烦恼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整体拟合值数回归系数显著性结果变量预测变量RR2F（df）t青少年抑郁性别0.410.17231.10*（4）0.217.83*年龄0.1511.0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11-7.84*儿童期逆境0.3523.26*日常烦恼性别0.390.15208.45*（4）0.248.83*年龄-0.04-2.7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053.65*儿童期逆境0.4227.52*青少年抑郁性别0.460.21250.03*（5）0.155.87*年龄0.1612.0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12-8.93*儿童期逆境0.2516.01*日常烦恼0.2316.48*2612 卷心 理 技 术 与 应 用本研究也发现，抑郁得分表现出随着学段升高而增加的趋势，初中学生抑郁得分显著低于高中学生。相较于初中学生，高中生面临的学业发展、社会期望、激烈竞争等压力更大、更紧迫；同时，其生理和心理快速变化，独立欲望增强，自我认同和角色混淆等均可构成应激源，从而导致该时期个体心理危机和抑郁症状加重。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职高学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普高生。尽管普高生与职高生处于相同的年龄阶段，但不同的受教育经历构成了他们不同的心理发展背景。一方面是大多数职高生中考成绩并不理想，可能会因此感到自卑和失落，从而产生抑郁情绪；另一方面是目前社会对职高教育的认可度不如普通高中，就业前景不明朗，普高生的压力主要来源于高考，而职高生的压力不仅来源于学业，还来源于对职业前途的担忧等，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4.2 儿童期逆境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儿童期逆境对青少年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Jia et al.,2020），支持儿童期逆境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的远端因子这一论题。儿童期的逆境经历可能会损害青少年对压力性事件及自身的认知和应对能力的发展，从而引发抑郁症状（胡梓悦等,2019）。根据抑郁的认知理论，个体的早期逆境经历会促使其形成对周围人和事件的歪曲认知，进而形成消极的核心信念，增加其在青少年时期抑郁的易感性（Beck,2008）。本研究还发现留守经历、身体忽视、情感忽视是青少年最为常见的三种逆境形式。有过留守经历的儿童往往来自社会地位和经济相表3 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效应检验回归方程整体拟合指数回归系数显著性结果变量预测变量RR2F（df）t日常烦恼性别0.155.69*年龄-0.08-6.1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0.075.57*儿童期逆境0.500.25256.49*（6）0.2716.20*核心自我评价-0.34-24.22*儿童期逆境核心自我评价-0.07-5.77*注：模型中各连续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图 2 不同核心自我评价水平上儿童期逆境对日常烦恼的影响欧阳靖雯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刘陈陵：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271 期对弱势的家庭，在发展过程中父母参与较少（Liang et al.,2018），长期的亲情分离使留守儿童往往经历更多的逆境，也容易遭受更多的抑郁情绪困扰。Cohen等的研究表明童年期的忽视经历可能会传达给孩子“我是无用的、不被爱的、有缺陷的”等不好的信念，进而产生“为了被爱，自己的需求必须被抑制”的想法（Cohen et al.,2013），这种自我牺牲想法是抑郁症状的重要中介（Wright et al.,2009）。相较于身体忽视，情感忽视的逆境较为隐匿，但其对青少年心理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较为广泛（张劲松,2015）。随着家庭物质生活的改善，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的需要已经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情感上的温暖和支持也必不可少，特别是来自父母的肯定和鼓励。因此，家长应对子女的情感需求多加关注，增加沟通与交流，有利于减少青少年抑郁的发生。4.3 日常烦恼的中介作用日常烦恼在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儿童期逆境这一远端重大压力事件会通过较小但频发的近端压力事件日常烦恼来影响青少年的抑郁，压力敏感理论认为（Monroe&Simons,1991），儿童期逆境会降低个体面对压力事件时产生抑郁情绪的阈值，导致个体容易对日常生活中轻度压力源产生抑郁情绪或者对严重压力事件产生更强烈的反应。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儿童期逆境与慢性缺勤、成绩不佳、行为问题以及留级和辍学风险增加有关（Blodgett&Lanigan,2018;Stempel et al.,2017）。也就是说，青少年遭受的不良经历越多，其学校适应困难的风险就越大，难以与教师和同龄人形成积极关系（McDoniel&Bierman,2022），这使得他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糟糕，更频繁地暴露于日常压力之中。由此可见，儿童期逆境从内外两个方面使得个体更加频繁地经历日常烦恼，累积的日常烦恼则会损伤个体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使得个体更易陷入抑郁（Parrish et al.,2011）。4.4 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核心自我评价调节了儿童期逆境与日常烦恼之间的关系，对于核心自我评价相对较低的青少年来说，儿童期的逆境经历与日常烦恼的关系更为紧密。而对于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青少年来说，早期的逆境经历与日常烦恼的关系则相对不那么密切。也就是说，在儿童期逆境与日常烦恼的关系中，较高的核心自我评价可能起到了保护性的作用。这也与自我证实理论有共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当高核心自我评个体体验到某一方面的自我受到威胁时，他们更易从其他方面寻找优点以维护自己的内部平衡状态（Steele,1988）。以往的研究提出，个体对自己的评估在处理生活和心理困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Zhao et al.,2018）。核心自我评价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情绪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Dou等人的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高的青少年对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会有更积极的评估（Dou et al.,2016），他们拥有积极的内部自我表征模式和丰富的积极心理资本，更有可能在应对压力事件时体验到积极乐观的情绪，因为他们倾向于以自信的态度对待逆境和接纳消极感受，认为自己有能力克服困境，能控制自己的生活（Chang et al.,2012）。这种倾向可以有效提升个体的心理应对能力，缓冲儿童期逆境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核心自我评价较高的个体通常也有着较高的自我效能感，这使得他们能够在逆境中越挫越勇，甚至在逆境中获得更大的成长。4.5 研究启示与展望本研究关注人口学变量差异，全面了解当代青少年儿童期逆境及抑郁现状，研究发现职业学校的学生在逆境经历和抑郁症状上的问题2812 卷心 理 技 术 与 应 用较普通中学学生更为严重，对此，社会应积极改变对职业教育的消极刻板印象，学校应创造更加温暖支持的校园氛围，家长应给予孩子足够的鼓励与情感支持。首先，儿童期逆境对青少年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启示社会、学校和家庭应该给予逆境青少年更多的关心和关注，加强对青少年的监护和保护，降低他们遭遇各种逆境的概率。其次，鉴于日常烦恼对青少年抑郁的中介作用，对于那些处于逆境中的青少年，应当加强预防性的干预服务，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的配备及其他教师的相关培训，积极开展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升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调节负面情绪的能力，减少日常压力的累积。在教育过程中，也要加强逆境青少年自信、乐观、坚韧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提升其核心自我评价，增加他们应对生活中各类负面事件的内在资源。最后，对于逆境青少年的家庭，除了提供必要的福利保障之外，也要积极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总之，社会、学校、家庭要紧密合作，共同为逆境中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完善：第一，采用横断面数据，无法进行确切的因果推断，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或者实验法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主要变量数据均通过被试自我报告的形式收集，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来源的数据收集方式。第三，采用方便取样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以上这些问题均有待后续深入研究。5 结论（1）中职学生的逆境得分显著高于普高学生；（2）普通初中学生抑郁得分最低，与普高、中职、职高学生相比均显著，职高学生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普高学生；（3）儿童期逆境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4）日常烦恼在儿童期逆境与青少年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5）儿童期逆境对青少年日常烦恼的影响受到核心自我评价的调节，在儿童期逆境与日常烦恼的关系中，较高的核心自我评价起保护性的作用。参考文献代文武,李兆岚,贾宁(2022).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侵入性反刍的中介作用和自然联结的调节效应.心理技术与应用,10(6),341-348杜建政,张翔,赵燕(2012).核心自我评价的结构验证及其量表修订.心理研究,5(3),54-60.傅小兰,张侃,陈雪峰,陈祉妍(2021).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胡梓悦,李鹏声,郭蓝,潘丝媛,卢次勇(2019).深圳市中学生儿童期虐待与抑郁症状关系.中国公共卫生,35(6),703-707.李秋洁,尹可丽,朱灏(2019).青少年日常烦恼问卷修订版的信效度检验.现代预防医学,46(8),1443-1445.林克松,沈家乐,杨磊(2020).中职校园欺凌的“真相”我国中职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实然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职教论坛,714(2),115-123.路晓宁,黄希庭(2010).日常烦心事研究概况.心理科学进展,18(2),253-261.苏丽锋,孙志军,李振宇(2017).初中后教育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普高、中职还是不再读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6(5),146-157.苏林雁,王凯,朱焱,罗学荣,杨志伟(2003).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的中国城市常模.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2(8),547-549.王明忠,王静,王保英,曲西茜,辛福康(2020).粗暴养育与青少年学业成绩: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36(1),67-76.谢国蝶,韩阿珠,陈俐如,苏普玉(2019).童年期不良经历与青少年抑郁关系队列研究的Meta分析.中国学校卫生,40(8),1177-1181.张春阳,余萌,王建平(2019).青少年孤独感与抑郁症状:反应风格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42(6),1470-1477.欧阳靖雯 周春燕 李林 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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