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教育综合333中国教育史.doc

中国教育史第一章 西周官学制度的建立和“六艺”教育的形成名解：【学在官府】是西周文化教育上的重要特征，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种现象为“学在官府”。形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唯官有学，而民无学，唯官有器，而民无器；唯官有书，而民无书。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结构。特点是西周形成“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以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培养治术人才。【六艺】具体指：礼、乐、射、御、书、数。按其学科性质分为三大方面：1）礼乐。礼是周礼，范围十分广泛，涉及政治、伦理、道德、礼仪等各个领域。乐教也是西周官学中的主要科目。当时乐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它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实际上是各门艺术的总称。2)射御。射是指射箭的技术；御，指驾驭马拉战车的技术。3）书数，书是指文学，数是指计算。六艺的特征：1）既重视思想道德，也重视文化知识；2）既注意传统文化，也注意实用技能；3）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4）既要符合礼仪规范，也要求内心情感修养。第二章 私人讲学的兴起与传统思想的奠基名解：【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稷门地区，所创办的一所著名学府，它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与缩影，也是东方文化教育和学术的中心，是教育上的重要创造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稷下学宫的办学性质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而且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政议政作用的高等学府。其特点是学术自由，尊师重道，待遇优厚，不治而议论，而且管理规范上有了我国第一个学术守则：弟子职。稷下学宫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促进思想学术上的发展，也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有教无类】孔子对于教育对象的主张是“有教无类”。 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 人人都可以人学受教育。“有教无类”的提出是针对努力主阶级垄断学校教育而言的，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平民，是历史性进步。【因材施教】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别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主要解决教学中统一要求的与个别差异的矛盾，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但有前提条件，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和了解学生的特点。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是与学生谈话和个别观察。即孔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只有了解学生，才能对他们做出准确的评价，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三纲领八条目】出自大学，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大学“三纲领”。 这是儒家对大学教育目的和为学做人目标的纲领性表达。“三纲领”表达了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为了实现三纲领， 大学 又进一步提出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八条目”。八条目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逐个包含，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基础，一个人政治能力的形成是与个人修养合一的。【学记】 学记 也是 礼记 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因此，有人认为它是“教育学的雏形”。它是先秦时期儒家教育和教学活动的理论总结，它主要论述教育的具体实施，偏重于说明教学过程的各种关系。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教育作用与目的，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等几大部分。【启发诱导】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这一原则主要是解决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调动学生积极性间的矛盾的，孔子认为不论培养道德还是学习知识，都要简历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反对机械学习，提倡启发式教学。在教学前务必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通，然后可以去启发他；虽然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语表达出来，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领会。简答：1.稷下学宫的性质、特点、历史意义性质：1）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由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学校。稷下学宫由齐国官方出资举办，始终不改变养士、用士的基本目的。从其主办者和办学目的来看，稷下学宫是官学。稷下学宫是由养士制度发展演变而成的教育机构，它保持了充分最重士人之讲学，不加干涉与限制的风范，其教学与学术自由，体现出私学的性质。2）是一所集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并兼有咨政议政作用的高等学府。一方面，教师自由讲学收徒，学术自由求学择师，还可以跨越学派门墙，广泛求学，学无常师，学宫定期举行学术集会，以及演讲、讨论、辩论的学术交流会，讲学活动十分兴盛。一方面，体现在著书立说，著述与讲学互为表里，共同体现稷下学宫作为高等学府的特色。不仅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还将育才逐步制度化，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从教育管理方面证明人才的培养。议政是所有私家学派的特点，稷下学宫的不同之处是为各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固定的议政论坛。稷下学宫的政治色彩十分鲜明，咨政议政的作用突出，这也是办学目的政治性的体现。特点：1）学术自由：这是学宫的基本特点，容纳百家是学术自由的一种表现，来者不拒，包容百家是稷下学宫的办学方针，各家各派学术地位平等，不因统治者的喜好而加以扬抑。自由还体现在游学，来去自由，学生也自由折师，且学无常师，尤其是游学制度使稷下学术与外部各国的学术不断交流，富有活力。2）尊师重道，待遇优厚：齐王不仅在精神上尊重教师，在物质待遇上也很优厚。这也是稷下学宫兴盛的原因之一。3）不治而议论：即不担任具体职务，不加入官僚系统，却可以对国事发布批评性的言论，这些学者们在地位上，与君主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师友关系，学者们又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独立，又体现君主给学者们极高的政治待遇。4）管理规范上有了我国第一个学术守则：弟子职。历史意义：1）促进了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发展；2）显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精神；3）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4）留给人以思考，为什么齐国樱下学宫的成功，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成功却未带来政治的成功？2.孔丘的教育思想 一、“庶、富、教”：教育与社会发展。孔丘认为教育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是立国治国的三大要素之一，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立国治国要解决三个重要条件：首先是“庶”，要有较多劳动力；其次是“富”，要使人民群众有丰足的物质生活；再次是“教”，要使人民受到政治伦理教育，知道如何安分守己。庶与富是实施教育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庶与富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才会取得社会成效。孔丘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教育家，先抓好经济建设以建立物质基础，随之而来就应当抓教育建设，国家才会走上富强康乐之路。 二、“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教育与人的发展。孔丘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持肯定态度。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成为人人有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当受教育的理论依据。 “性”指的是先天素质， “习”指的是后天习染，包括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孔丘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由于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才造成人的发展有重大差别。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孔丘认为人要发展，教育条件是很重要的。人的早期教育为以后发展奠定基础，尤为重要；人也应当终生受教育，知识和道德才不至于停顿、倒退。此外，还要重视居住环境的选择和社会交往的选择。“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思想是孔子人性论的组成部分，成为人人有可能受教育和应该受教育的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三、“有教无类”与教育对象。孔子对于教育对象的主张是“有教无类”。 不分贵贱贫富和种族， 人人都可以人学受教育。“有教无类”的提出是针对努力主阶级垄断学校教育而言的，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把受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平民，是历史性进步。 孔子躬亲实践这一办学方针，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分布地区较广；弟子成分复杂，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大多数出身于平民。“有教无类”作为私学的办学方针，与贵族官学的办学方针相对立，它打破了贵贱、贫富和种族的界限，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四、“学而优则仕”与教育目标。孔丘提出由平民中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君子，这条培育人才的路线，可简括称之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 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经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学而优则仕”口号的提出，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学而优则仕”与“任人唯贤”的路线配合一致，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五、以“六艺”为教学内容孔丘的教学内容虽袭用西周“六艺”名称，但对所传授的学科都已作了调整，充实了内容。孔丘进行研究并编成教材的有 诗 书 礼 乐 易 春秋 六种。 诗 又称 诗经 ，为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对个人品德修养和人际交往都有重要作用； 书 又称 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目的是要人学习先王之道，特别是恢复文武之道； 礼 又称 士礼 ，传于后世称为 仪礼 ，知礼是立足于社会的重要条件，不仅要学会礼的仪式，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礼的精神实质；“乐”是各种乐教形式的总称，内涵广泛，与诗、歌、舞、曲密切结合在一起，乐与礼经常配合发挥作用而为政治服务。 乐 传至秦，因秦焚书而散佚。 易 又称 周易 ，是一部卜笨之书；孔丘据鲁年史记、周史记等史料而作 春秋 ，成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以上六种教材，各有教育任务，对人的思想教育都有重要价值。 诗 教使人态度温和，性情柔顺； 书 教使人熟知历史，通晓先王施政之理； 礼 教使人恭敬严肃，知道道德规范； 乐 教使人心胸宽畅，品性善良； 易 教使人知道人事正邪吉凶，事物之理的精微； 春秋 之教使人知道交往用辞得体，褒贬之事有原则。孔丘的教学内容存在三方面特点：其一，偏重社会人事；其二，偏重文事；其三，轻视科技与生产劳动。孔子的人性观及教育意义第三章 儒学独尊与读书做官教育模式的形成名解：【独尊儒术】汉初在文化教育上采取宽松政策，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董仲舒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 春秋 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鼓励儒学的发展， 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排斥态度，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鸿都门学】是汉代学习、研究文学艺术的高等专科学校。创立于东汉灵帝，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东汉宦官集团为了与太学生支持的官僚集团斗争，利用教育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鸿都门学因而建立，可见这所学校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产物，鸿都门学的学生在政治上代表宦官的利益，但在教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首先，它打破儒家独尊的教育传统，以诗、赋、书画作为教育内容，这是教育史上一大变革，促进学校多样化。其次，鸿都门学是一种专门学校，作为一种新的办学形式，为后来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简答：1.简述独尊儒术（见名解）2.（简述汉武帝文教政策的基本内容）董仲舒在前后三次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提出“独尊儒术”等三条建议，为汉武帝接纳，成为汉代政府的三条文教政策。1）罢黝百家，独尊儒术。汉初在文化教育上采取宽松政策，给各学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各学派之间相互争雄，势必危及政治思想的稳定。董仲舒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 春秋 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政治中应居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从而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鼓励儒学的发展， 对其他各家学说采取排斥态度，达到以儒学统一思想的目的。2）兴太学以养士。汉初的私学虽然繁荣，但培养的人才规格各异、思想不一，显然很难满足封建集权国家对统治人才的要求。为了保证封建国家在统治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也是为了改变统治人才短缺的局面，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建议。他明确指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实际上，兴办太学，政府直接操纵教育大权，决定人才的培养目标，也是整齐学术，促进儒学独尊的重要手段之一。3）实行察举，任贤使能。察举制是始于汉代的一种选官制度，汉文帝开始，但没有形成制度，察举制作为一种比较完备的制度得以确立是在汉武帝时期。首先，汉武帝设孝廉一科，标志着察举制以选官常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其次，汉武帝时察举取士的范围扩大到了布衣之士，再次，增加察举的科目，而孝廉是最主要的科目，在选拔考试中，儒家受到特别的有待，开创了以儒术取士的局面。察举制被称为科举制度的先导。根据董仲舒的这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立五经博士；开设太学；察举制的完全确立。3. 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1）罢黝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的大一统，首先要统一思想，针对汉初百家俱存，各执一说的状况，建议罢黜百家，只有儒学是积极进取之学，当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的统一。2）兴太学以养士。兴教化的根本是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为了保证封建大一统的国家辈出人才，国家应该积极地去培养人才，兴办太学，培养专门学习儒术的治国人才，可使政治操纵教育大权，引领全国重视和学习儒家思想。3）实行察举，任贤使能。国家不仅要培养人才，还要用合理的制度去选拔人才，国家应通过选举将真正有才者选出来，经过考核加以分别利用。这是董仲舒针对以前任人唯亲的弊端提出来的，要求“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董仲舒的三大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成为汉代三大文教政策，在当时有利于巩固统一的局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和选拔国家所需的人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汉武帝后，两汉历代皇帝加以推广和实施，终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养士和取士为基本内容的比较完整的封建教育制度。4.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道德教育内容。“三纲五常”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 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1）确立重义轻利的人生理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是董仲舒对这一原则的总概况。董仲舒要求人们心正意诚，立志做一个符合封建国家要求的人，利满足人们肉体上的需求，义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二者不可或缺，提倡封建国家利益原则的追求应高于个人对利益的追求。（2）“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命珍惜和热爱的基础上的，体现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权利的尊重。义是为封建国家的利益而确立的准则，凸显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尊重他人的价值和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儒家强调主体道德自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3）“必仁且智”：道德教育必须做到“仁”与“智”的统一。他突出强调了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4）“强勉行道”：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性就能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强调品行的积累。第四章 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名解：【颜氏家训】是我国南朝梁时期的教育家颜之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体验，写出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这部著作是我们了解颜之推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颜之推在儿童教育、学习方法等方面某些真知灼见，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封建士族教育腐败的漫画。简答：1.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学校教育制度是培养人才的制度，科举制是通过分科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学校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来组织教学活动，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的前提条件；科举制是学生取得官职的必由之路，为学校培养的人才开辟了政治出路。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的产生刺激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随着科举考试制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学校教育要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成为了科举的附庸，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科举对学校教育发挥着导向调控作用，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考试方法。2.科举制的影响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选士制度，在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对我国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积极作用在于：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第一，中央政府掌握选士大权，利用加强中央集权制；第二，官吏经考试选拔，提高文化修养，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第三，士子通过科举获得参政机会，扩大统治基础；第四，利用科举制统一思想，笼络人心，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第一，促使社会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第二，促进人民思想统一于儒学，结束思想混乱的局面；第三，刺激学校教育发展，利于教育的普及；第四，种类繁多的考试科目扭转人民重文轻武、重经学轻科学的现象。选拔人才较为公正客观。第一，重视人的知识才能，而非门第；第二，实务策与诗赋利于检验人的能力；第三，我国文官考试制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的。科举制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国家只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学校教学安排围绕科举进行，导致了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这种风气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在科举制的影响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导致了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读书观、学习观。科举考试内容的狭隘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发展，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3.评述韩愈师说中的教师观韩愈教育思想最突出之点就在于他作师说 ，提倡尊师重道。（1）教师的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儒家仁义之道；二是授业， 即讲授儒家的六艺经传与古文；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2）以“道”为求师的标准。韩愈主张不管其门第、出身、相貌等如何，只要学有所成，并且合乎儒道，就可为人师表。他提出“圣人无常师”，主张广泛地向他人学习，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另外，“道”是无处不在的，只要能体认到它，就可以为师传道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3）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韩愈认为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为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只要闻道在先，术业有专长者， 皆可以为人师表。韩愈的 师说 是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后人有关师道观的不少论述皆受其影响。他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虚心向教师学习，又鼓励学生敢于超过教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强调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第五章 理学教育思想和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名解：【苏湖教法】北宋学者胡缓在主持苏州郡学、湖州州学时，改变传统教法，创立了一种新的教学制度，即在学校内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分斋教学。经义斋选择学习儒家经义；治事斋又称治道斋，分设治兵、治民、水利、算数等学科，学生可选择其中一科为主修，另选一科为副修。两斋的培养目标不同，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治事斋是为了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管理人才。这种教法史称“苏湖教法”或“分斋教学”。胡缓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按照实际需要，在同一学校中实行分科教学；实用学科正式纳人官学教学体系之中，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的地位。这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科教学，也开创了主修和副修的先河。 【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创立的一种学校管理制度，是对太学的一种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生舍。初入学为外舍生，相当于预科生或旁听生。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根据上舍生的考试成绩和平时行艺决定授官或者参加殿试、礼部试。“三舍法”是在太学内部建立起严格的升舍考试制度，对学生的考察和选拔，力求做到将平时行艺与考试成绩相结合，学行优劣与对他们的任职使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太学教学质量。同时又把上舍考试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融养士与取士于太学，提高了太学的地位。“三舍法”是中国古代大学管理制度上的一项创新。【监生历事】是明朝国子监监生的实习制度，历事指到监外历练政事，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于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锻炼和考查政务才能。有时监生也被县州，清理粮田、或兴修水利，历事后进行考核，上等送吏部附选，可授官职，中等再令历练，下等送回国子监读书。监生历事是中国古代大学里最早的教学实习制度。使学校培养人才与业务部门实用人才直接挂钩，有利于促进学校教学，提高人才素质。【书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唐末以后的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作为教育机构，是中国古代私学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即书院的主讲人，也是书院的主持人，山长可以减少外界对书院的干扰。书院的宗旨是以发扬学术为重，以探明圣贤之学为真旨。【朱子读书法】简答：1.书院产生的原因和特点书院始于唐朝，当时有两种场所被称为书院，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用作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其性质相当于皇家图书馆；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的主要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从事授徒讲学活动的书院在唐末萌芽，原因有四：官学衰落，士人失学；我国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佛教禅林的影响；印刷术的发展。2.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重要特点书院最初属于私学性质，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官学化倾向，但在培养目标、管理形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官学不同的特点。在培养目标上，书院注重学生人格修养，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培养学生的学术志趣，而官学多以科举出仕为主要目标。在管理形式上，书院机构较为简单，管理人员少，强调学生遵照院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为主。课程设置灵活具有弹性，教学以学生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学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和讨论。书院中的师生关系较之官学更为平等，学术切磋多于教训，学生来去也较为自由。书院开展的“会讲”活动有讲授有讨论，还开展不同学派之间的辩论。总之，书院既是集藏书、教育和学术活动于一体的机构，又是学者以文会友的场所，具有较广泛的社会文化教育功能。3.简述清代诂精经舍和学海堂的办学特点。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均为清代阮元所创建，诂经精舍建于杭州孤山，学海堂创立于广州粤秀山。两所书院成为当时浙江、广东重要的文化学术研究中心，并在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第一，“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创立书院是专志于学术研究，而不事科举，学习内容包括儒学、史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等，学生自择一书肄业，这无疑是当时腐朽的书院教育中注入一股清新之风，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各用所长，因材施教。在任用教师上充分发挥教师的学术专长；对于生则因材施教。第三，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刊刻师生研究成果。两所书院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又进行学术研究，注重自学和独立研究，组织学生合作编书，学生也独立从事著述，优秀的文章，书院编辑刊刻，也出专著，这些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教学参考书，推动和促进书院教学和研究活动的开展。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继承并发扬书院教育的优良传统，培养造就人才；对改变清朝腐败的官学化书院教育有重要影响促进学术文化发展。但也有严重的局限，突出表现为引导学生终日埋头于故纸堆，从事名物训诂，脱离社会实际，缺少经世才能。4.朱熹的教育思想一、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毕生讲学活动不断，成为南宋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编撰了多种理学教材，其中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元朝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章句集注取士，从此，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二、“明天理、灭人欲”与教育的作用、目的朱熹提出“性即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又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天命之性”浑厚至善，完美无缺；“气质之性”察受“理”与“气”，两者杂然相存而成。由于“气”有清明、浑浊的区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挥“气质之性”中所具有的“善性”即“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库、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三、论“大学，与“小学，,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两者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学习内容是“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力求浅近、具体。为此，朱熹提出以“教事”为主的思想，即通过具体行事去懂得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行为习惯，学到初步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三点：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大学教育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加光饰”，再进一步精雕细刻，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在大学教育方法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重视自学；其二，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认为，尽管小学和大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但这两个阶段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5.简述朱子读书法的主要内容朱熹酷爱读书，他的弟子将朱熹有关读书的经验和见解整理归纳，成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六条的内容如下：1）循序渐进。朱熹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循序渐进的含义：首先，读书要按照首尾篇章的顺序，不要颠倒；其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能力，量力而行，安排读书计划，切实遵守；其三，强调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前进，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2）熟读精思。读书必须反复阅读，不仅要能够背熟，而且对书中的内容了如指掌，熟读是精思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理解文章的精义及其思想真滴。3）虚心涵泳。虚心指读书要虚怀若谷，精心思虑，体会书中的意思，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或随意发挥。涵泳指读书时反复咀嚼，细心玩味。4）切己体察。读书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要见之于具体行动。5）着紧用力。读书学习一定要抓紧，发奋忘食，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绝不放松，反对松松垮垮。6）居敬持志。读书的关键还在学者的志向及良好的心态。“敬”指读书时端正态度，精神专注。“持志”即坚定志向，用顽强的毅力坚持下去。朱子读书法是古代最有影响的读书方法论，六条均反映了读书学习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的局限性在于所提倡读的书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圣贤之书。6. 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教育宗旨南宋朱熹复修白鹿洞书院，再次办学，把白鹿洞书院又发展起来，朱熹制度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和教育宗旨，明确了教育目的，阐明了教育过程，提出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并且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把世界观和政治要求、教育方向以及学习修养的途径结合起来。其内容是：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教育目的；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治学顺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些思想都在儒家典籍中出现，朱熹把这些思想汇集起来，用学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较为完整的书院教育理论体系，成为后世学规的范本和办学准则，使书院教育逐步走上制度化的发展轨道，也对后世官私学校的兴办产生了实际影响。第七章 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名解：【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也是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是洋务实践活动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洋务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后来也指导了新政时期的改革。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观点，主张中学之体对西学之用的主导和导向作用，学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中体西用思想最大的作用在于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使西学在中国得以发展，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发新式教育的产生，兴办新式学堂，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开展留美教育等，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而最大的缺陷在于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没有客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的情况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京师同文馆】中国清末洋务运动时期由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全称京师同文馆。初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学校建设中建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在课程设置上，外语居于首位，侧重西学与西艺，在教学方法上，主张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一定程度上改变死记硬背的学风，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且，最早开始了中国的班级授课制和分年课程。同文馆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性，是清政府在教育上和外国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它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简答：1.清末所创设的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例举。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约有20余所，其主要类型包括：（1）外国语（“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2）军事（“武备”）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3）技术实业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2.洋务学堂的特点洋务学堂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上。（1）培养目标：造就各项洋务运动事业需要的人才；（2）办学性质：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属于部门办学，直接为本部门的需要而培养人才；（3）教学内容：“西文”与“西艺”为主，课程多包含各自专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课程，注意学以致用；（4）教学方法：按照知识的接受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安排教学内容，重视理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5）教学组织形式：制定分年课程计划和学制年限，采用班级授课制。洋务学堂因植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具有新旧杂糅的特点：（1）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学校之间很孤立。（2）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原则下，不放弃学习四书五经。（3）管理上有封建官僚习气，关键管理环节受洋人挟制，影响学堂正常办理。洋务学堂的意义：洋务学堂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它以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作为主要课程，在形式上引入了资本主义因素，初步具备近代教育的特征。它产生之初，并未有意与科举为核心的旧教育相对抗，但产生之后，逐渐动摇和瓦解旧教育体系，实际上启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历史意义重大。3.以张之洞劝学篇为例评价“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张之洞是晚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对清末教育思想和实践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898年著成劝学篇，提出“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并由此受到朝廷的重用。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对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并试图为以后的中国改革提供理论模式。劝学篇共24篇，分内篇和外篇。内篇9篇，外篇15篇。内外篇各有主旨：“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而通篇主旨归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内篇专从“中学”发题，外篇专从“西学”发题，但所论常兼及中、西学的关系。劝学篇还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策略和措施，成为张之洞规划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4.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作用与局限。洋务运动时期，封建传统教育仍然处在中国教育的主体地位。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在不危及“中体”的前提下侧重强调采纳西学，这既是洋务派的文化教育观，也是洋务派应对守旧派的策略。在“中体西用”的形式下，“西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深人。同时，“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原则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新式学堂，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民主平等思想也被裹挟着一起传播。甲午战争后，经维新派的大力宣传介绍，“西学”的传播重点由科技推进到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直接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纲常伦理等“中体”的核心部分，“中体西用”正面临被突破的境地。、恰在此时，张之洞即时出合劝学篇，起到了维护封建意识形态的作用，阻抑了维新思想的更广泛传播，十分不利于近代刚刚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体西用”作为中西文化接触后的初期结合方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要被新的形式所替代5.论述洋务教育改革。 清末发起了洋务运动，要求向西方学习，维护封建统治。他们的改革措施具体有：（1）兴办学堂：洋务学堂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技术、水陆军事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教学内容以所谓“西文”与“西艺”为主。洋务学堂的举办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而开始的。其主要类型包括：（1）外国语（“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2）军事（“武备”）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等；（3）技术实业学堂，如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2）派遣留学：洋务派先后启动了幼童留美和留欧教育。留美教育主要由容闳提议，选择聪慧的幼童，分为4批前去美国学习。可惜的是由于守旧派的阻扰，这批学生大部分没有完成学业相继回国。留欧教育是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送往英、法、德留学，学习造船技术和驾驶技术。分为三批，学成归国。留美与留欧教育的学生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留欧学生在造船、海军军官、以及海军教育事业上做出了贡献。第八章 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名解：【京师大学堂】百日维新之中，在光绪皇帝的严令督促下，在梁启超等人的提议下，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吏部尚书孙家鼐为官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后来又分设中、西教习，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在百日维新之时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办学宗旨依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京师大学堂里一系列系统的规定，为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制定提供摹本，是我国学制史上的新起点。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