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镜鉴中国际传播的概念赋形与实践路径_李一琳.pdf

NORTH MEDIA RESEARCH39传媒实践【摘要】“自我”作为国际传播实践的基本单元，传播内容生产、信息传递、文本解读是个体自我认知、自我记忆、自我表达的过程。以“自我”作为元概念剖析和把握新时代国际传播的人文向度，包括传播生活化、关注情动体验的情感传播以及构筑链接、建立共情、加深理解等。在“自我”镜鉴中回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可能路径：传播思想上树立指向文化理解的对话理念，传播主体间构建“我你”关系模式，传播内容加强链接生活世界的价值表达。【关键词】“自我”概念；国际传播；生活哲学文/李一琳“自我”镜鉴中国际传播的概念赋形与实践路径国际传播实践汇聚了语言推广、文学译介、影视贸易、科技传播等诸多形式，在强调对话与理解的全球发展新时代，更加呼唤从关注个体价值与生活实践的视角考量国际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联系，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也更加频繁，国际传播的实践者不局限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为探索国际传播实践路径提供了新的维度，以“自我”概念作为一种分析的尺度，把文化、技术和社会等因素纳入其中，探究国际传播实践的逻辑、理路与路径。文章聚焦“自我”作为国际传播的实践单元，也将其作为理路分析的原点。一、“边界”与“自我”：国际传播入思的基础与理路对“国际传播”进行概念界定，是学界一直以来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话题。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或弥补旧说，或赋予新义。关于“国际传播”的概念一直以来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方式。狭义的国际传播指的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借大众传播模式开展的跨国信息交流与传播活动，而广义的国际传播则指通过个人、群体、政府等跨越地理性政治边界或不同文化体之间关于价值、态度、观念的信息传递活动。在既有研究中，“界限”和“主体”是界定国际传播概念的核心关键词，由概念通义理，兹由此进行阐述。（一）国际传播中的“界限感”与“排异性”国际传播不仅是不同国家人们的信息交换与相互了解的重要手段与方式，还隐含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化的许多部分都经常改变，但是文化的深层结构却拒绝根本性的改变。”正是由于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凝聚性与稳定性，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流互动中难免产生误读和误解。异质文化体互不适应、彼此排斥，甚至发生摩擦，可以被视为受制于“界限”一词。这里的“界限”一词，在传播信息流通的意义空间中表征着不同的文化仪式、社会实践、信仰体系、亲属结构以及可能有的种种特质。国际传播中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意指独立存在的界限实体，同时也表征着各种社会文化。国际传播中的行为主体及其所在的社会与文化作DOI:10.19544/ki.bmyj.2023.005040传媒实践为“界限实体”是预定的和不变的，但“界限”所关联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进一步讲，国际传播中的信息交换、意义流通是在行为主体的关系建构中生成的，特别是通过建构一个共享的经验场，消弭、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界限感”和“排异性”。（二）国际传播中的意义共建与“软传播”国际传播实践中，“自我”与“他者”之间意义何以流通、情感如何交互、文化理解何以实现，往往基于双方对同一事物的诠释框架是否重叠、如何实现受传双方的意义共建，促使彼此在文化、经验及认知方面实现对接。这里的意义共建包括传播主体在社会交往、传播实践中生产的象征性结构、交往性结构，以及传播文本获得受众的接受与青睐，传播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得到普遍理解。意义共建的基础与核心在于关系，即如何与他者建立关系，寻找参与对话的“钥匙”。而实现意义共建的路径与策略可以在理解导向、对话取向的生活哲学中获得解蔽与澄明。生活哲学是20世纪兴起的文化哲学，将生活世界作为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框架加以透视，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图式和变革机制。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许茨、赫勒等哲学家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价值取向探讨了生活世界作为物理空间、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等问题。生活世界是国际传播实践中“自我”与“他者”共在的意义世界，为异质文化对话提供基础，促进实现意义共建与文化理解。“软传播”对实现意义共建发挥支撑性作用，该理念有两层含义。首先，国际传播中单向传播的方式逐渐向互动传播形态转移，国际传播的议题、内容需要考虑受传者的需求，要讲清楚对方想知道的，回答对方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而如何回答问题的过程是受传双方相互沟通的过程，就要避免权威宣讲式的解说，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不断赋予个人参与权、表达权的传播环境中，更需要突出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的“软传播”形式。其次，“软传播”打破过往精英化、小众化的高高在上、灌输宣讲式的传播方式，而是从生活世界中寻找突破口和切入点，以日常生活中的典型场景、普遍事物作为传播内容的主要来源和延伸，是传播方式内容生活化与生活世界传播化的统一融合。许茨在社会实在问题一书中，提出将生活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在肯定生活世界作为意义框架的基础性之上，他进而指出，生活世界是其他所有“实在”形式都发源于其中的那个最终实在或最高实在。生活世界具有本源性、先验性、相对性、主体性等特点，从其哲学特质出发，可以更好地解释国际传播实践中共同视野的生成与构成，思考如何增进“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与理解。（三）定向的零点“自我”在国际传播中的位置媒介技术环境影响和改变着个体的社会认知、行为决策及话语表达，技术革命的加持使得普罗大众从传统的阅读者、转发者、点评者变成传播内容生产的主力军，尤其是快速涌现的社交媒体作为容纳多元声音、多样文化的“宽通道”，传播内容生产、文本释义是个体自我认知、自我记忆、自我表达的过程。在新闻报道或者社交媒体上，我们常看到“当事者称”“旁观者言”，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宣告者言”，在获取传播信息时我们总会在特定的角色、关系中进行解读与建构。“自我”生活在一个与“他者”相互构成的世界，“自我”已然由关系中产生，传播中的自我作为关系联结而存在。建立在“自我”理解之上的沟通表征着“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互动与回应。哲学视域中的“自我”“关系”概念与“主体间性”休戚相关。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主体间性既基于自我建构同时也表征着社会结构，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有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交流、情感互动，同时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国际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流通、理解、圆融、契合都是基于个体的加工与建构，是主体内传播与主体间传播的对应。通常，传播的基本类型包括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在NORTH MEDIA RESEARCH41传媒实践这些基本类型中，在某种程度上自我传播所突显的“主体性”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乃至大众传播实践的基础所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甚至突显媒介重要性的大众传播都具有“主体间性”。某种程度上，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乃至国际传播是放大了的自我传播。“自我”作为国际传播中的基本实践单元，其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这也使得以“自我”概念为出发点和切入点，来剖析新时代国际传播的发展特征与实践策略成为可能。二、“情动”与“格义”：新时代国际传播的人文向度以“自我”概念为透镜审视国际传播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理性和情绪都不是个体心理的所有物，而是关系的结果”。国际传播意义之流通是基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框架，在国际传播中不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关系性原子而存在。激活、畅通国际传播的整张意义之网、关系之网，需要以“自我”为元概念。其二，国际传播宏大叙事转向采取讲普通人的故事，用平民化的叙事替代了高高在上的说教，“自我”既作为内容生产者、文本创造者，同时也是故事经历者。（一）国际传播实践的生活化有研究指出，在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符号中，排名前几位的是长城、故宫、中国功夫和中国菜等，并非政治、经济等高高在上的抽象概念。传播内容与日常生活图景密切相关，越是为异质文化的受众喜闻乐见，越能被感知、被触摸、被理解，其平淡自然、微意鲜活的特质能在“春风化雨”中建构国际传播实践中共同的理解环境。传播的生活化也在提示我们关注把生活世界作为国际传播意义共建的基础域和蓝本，促进“自我”与他者之间意义的建构、流通与理解。生活哲学提示我们，传播的生活化需要重视意义建构的两个方面，即基础的意义域和作为变体的主观意义域。基础的意义域是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所共同熟悉、共同理解的，包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住什么，是能被确切感受的认知意向。但是后者作为变体的主观意义域，是指基于个人理解而产生延伸或者变化的认知加工过程及结果。回归生活世界的叙事并不是单纯的宣讲和讲述，而是在呈现真切生动的生活世界同时，充盈着个体真情实感，以共情、协商、融入为宗旨对故事与经历的重构与呈现。这就涉及传播实践中解释“为什么”的问题，而如何把故事、问题甚至是价值观念讲清楚，就需要考虑怎么打动人、说服人、吸引人，需要明确“自我”在传播接受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兼顾情感和理性两方面的表达方式。（二）国际传播实践中的“情动”“自我”是有界的、独一无二的、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动机与认知的有机体，是集觉察、情感、判断和行动于整体的动力中心，越来越多的传播实践证明，关系认同、情感共振的力量远大于事实和逻辑的力量。事实上，很多传播内容之所以吸引眼球、获得共鸣，是依靠情感魅力取胜的，这种情感是从主体性中生发，并且在传播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感染与共鸣之中形成的。在中国外文局主办的2021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中，传播内容、方式的心理取向与理性思维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讲述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三星堆文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广西柳州讲好“有味道”的中国故事，都体现出情理互动的传播策略，传播内容真实生动、立体形象，同时也注重动之以情、情动于衷的情感机制。近年来在传播学领域，出现越来越多关于情感传播、情感劳动等方面的研究，这里的情感并非瞬时的情绪或感知体验，而是精神性的驱动力，可以回溯到哲学中的“情动”概念。德勒兹指出，情动是情感的流变和行为的基础。情动是个体能够被打动、被感染、建构意义，并且与他者进行互动交流、链接理解的基础，情动廓清主体性，同时也为关系共同体建构奠定了基础。国际传播语境中的情动往往是42传媒实践以情感为基础和纽带，重视情感逻辑的作用机制，也是“自我”能够对异质文化中的事物和意象产生共鸣共振、激发共情、促进理解的关键驱动力。（三）国际传播实践中文化的格义与理解国际传播实践中，文化交流互动的出发点可能是“求同”，但结果却可能被标记为“致异”。“自我”在面对陌生的异质文化概念时，往往会用本民族本文化的概念对比外来的思想观念，文化理解都内蕴着个体的、本己的基础视野与价值观念，而跨文化传播可能指向一个陌生的文化视域，难免导致理解偏差、话语冲突甚至误解抗拒。中国文化史上的“格义”概念为跨文化传播中的感知、交流与信任问题提供了一种视野和路径。狭义的“格义”是指“一种很琐碎的处理，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观念或名词作分别的对比或等同”。“格”是指依据文本内容进行度量或者比配，“义”则指概念、名称、内容等。但“格义”的过程已经超越“概念的对等”，超越文本阅读而扩展到观念的“类比”“共现”，在本己世界与陌生世界交遇的过程中，通过追问、会通形成对共同意义空间的构造与分析。“格义”即以对异质文化的理解为指向，以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的视界融合。将格义的过程具体到“自我”意识及理解的建构过程而言，首先是在传播中对本文化的正确认知和把握，绝不能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以及对传播中跨文化交流的好奇心、热情和自信。然后才是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与互动，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尊重文化差异、学会聆听、尝试会通，建构与他者共有、共享的意义空间。跨文化的格义表征着国际传播实践中构筑链接、加深理解、建立共识的人文向度。格义是文化理解的动态性起点，只有打通传播中本文化、价值观念的逻辑与义理，才能把故事讲清楚、讲明白，才能得到受众的接受与青睐。国际传播中的文化理解是基于个人建构的，就个体而言，理解意味着有关概念、习俗、观念等的心智程序，文化理解具有建构性、动态性和社会性。文化理解的建构性体现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产生于自我建构与他者对话中。而其动态性与社会性是基于跨文化交流中的群体协约，建构文化理解的本质是在参与对话中体悟所谓的“共同体文化”。只有在个体层面实现文化理解，才能改善跨文化关系、避免抗拒性认同、实现互惠性理解。三、“包容”与“理解”：国际传播实践的回归与超越（一）传播思想：指向文化理解的对话理念国际传播中的“自我”概念并不能用笼统的标签指代所有主体，取消各自之间的特殊性。在国际传播中，“自我”基于实践与经验所产生的感觉、情感、意识状态、价值观念等瞬息万变、绵延不断又各不相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自我”其意义框架是分散的、差异的，国际传播中的意义流通有赖于“自我”的意义框架、解释框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相协调。国际传播要实现意见一致、意义相通或通过交往取得理解，其实践是一个时间性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在异质文化的相互理解中消除距离感、非认同感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在传播实践中秉持对话理念。对话理念在传播实践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内涵包括双向对等、平等对话、制造意义、理解导向等。基于对话精神的文化理解，即从“他者”的角度来理解异文化，力求客观与真实，不以偏概全、管中窥豹，而是“由综合从整体上把握或理解了各个部分之意义”，尊重、肯定异文化的价值。（二）传播主体：构建“我你”关系模式以“自我”概念为中心和切入点剖析把握国际传播，自然绕不开“自我”与“他者”传播主体关系的讨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论述“自我”身份意识的产生，“自我”与“他者”是对立存在，带有否定烙印，类似观点还包括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如果传播主体带着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往往会传递一种对立、抗拒的情绪，导致纷纭的误NORTH MEDIA RESEARCH43传媒实践解、矛盾与割裂。在“自我”与“他者”理想的共在关系模式中，情感的共通、意义的领悟显得尤为重要。马丁布伯在 我与你 一书中关于对话哲学的论述，为寻找和创造一种链接沟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模式，提供了一种哲学视角。布伯认为区别于“我它”功利的、审视的、测量的、单向的等特点，“我你”关系是交互的、开放的、平等的、双向的。“原初词我你可被消解成我与你，然则我与你之机械组合并不能构成我你。”在传播主体间倡导“我你”的关系模式，即是要“朝向他者”、拥有“他者视野”，“为他人负责”，“包容他者”，不带有色眼镜解读信息，理性对待文化差异，摒弃对“他者”的偏见。（三）传播内容：链接生活世界的价值表达将生活世界作为传播内容生产、传递、阐释、理解与接受的基础与框架，是链接“自我”与“他者”、促进对话与理解的可行路径。生活世界蕴聚着交往经验、文化知识，是“自我”积累经验、获取意义、建构理解的基础所在。同时，生活世界也作为“自我”与“他者”的共同背景或视野，实质上是一个观念的“储存库”，它为个体之间的交往提供了熟悉的语境，畅通意义共建与关系认同。生活世界可划为三个层面：物质生活层面，包括饮食、起居、服饰等种种百姓日用；社会生活层面，包括家族、交友、工作等种种关系建构；精神生活层面，包括艺术、哲学、宗教等种种价值观念表征。生活世界具有真实性、生动性、丰富性、发展性等特点，促进个体对生活方式及其背后价值观念形态的认识与理解，有益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主体可以更好地交流与理解。结语思考如何将生活世界转化为传播内容的蓝本、摹本，促进传播内容的可接受性、可理解性，需要考虑所选取的意象是否具有代表性、其意涵是否可以进一步阐释扩展。传播中需要选取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理解或者熟悉，具有知名度的典型意象，比如长城、故宫、饺子、旗袍等。而关于典型意象的阐释，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讲法，我们不能用老旧的、宣讲的、灌输的传统思维去讲时代发展的故事。同时要想把故事讲好、讲清楚、富于吸引力、抓人眼球，就要对其象征意义进行深入挖掘，生活世界之所以生动鲜活，在于其意涵绝不仅限于物理实存，更指一种意义的世界。在传播实践中审视、挖掘和激活链接生活世界的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重视生活世界作为传播文本创造、传播价值表达的潜在可能。笔者尝试以“自我”作为切入点，以一种哲学的视角观照国际传播，沿着人本主义的研究路向，虽然并非万能，不能捕获国际传播的全部复杂性，但也是自明、自由、鲜活、丰满的一种入思取向。参考文献：1美 拉里A萨默瓦、美 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2德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霍桂桓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46页。3美肯尼思J.格根：关系性存在 超越自我与共同体，杨莉萍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7页。4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发表于1948年），载于汤用彤理学、佛、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82294页。5德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38页。（作者信息：李一琳，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编辑：蓝红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