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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工性理论”及其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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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51“可加工性理论”及其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胡丽娜常辉摘要:自 1998 年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可加工性理论”成为二语习得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之一,用于阐释第二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和习得过程,但在国内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了“可加工性理论”的理论基础“词汇函项语法”,阐述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包括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语言加工的程序、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等;其次回顾并评析了该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接着探讨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可加工性理论”关注语言加工的运行机制和大脑的语言能力,但只是通过

2、可加工性预测二语习得顺序是不够的,并且该理论弱化了母语迁移的作用,没有考虑语义信息对界定句法结构所处阶段的影响。最后,笔者列出了“可加工性理论”的一些发展趋势,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关键词:可加工性理论;语言加工;汉语二语;二语习得;母语迁移;中介语中图分类号H319 DOI:10.12002/j.bisu.4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23)03-151-13引言“可加工性理论”(Processability Theory,PT)侧重阐释第二语言习得的普遍规律和习得过程,是二语习得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模式之一。该理论以Levelt(1989)的“基于技能的语言产出

3、理念”和 Bresnan(1982)的“词汇函项语法”(Lexical-Functional Grammar)为基础,很大程度上受到早期语言加工理论的启发,尤其是 Clahsen(1984:219-242)的语言加工策略理论的启示。Pienemann(1998a:79)指出,“可加工性理论”通过阐明第二语言形式可加工的发展阶段以及在任何给定阶段可能发生的语法形式的变体来描述语言加工机制塑造语言发展过程的方式,描述语言间的变化(包括任务变异)以及与年龄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二语句法结构眼动加工研究(项目编号:17AYY007)、中国侨联青年课题“东南亚华裔留学生对汉语话题

4、结构的习得研究”(项目编号:19CZQK204)和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可加工性理论及其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项目编号:CJ18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青年学者论坛152相关的语言习得差异。本文通过介绍“可加工性理论”的发展、回顾和评析该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讨论其优势与不足,以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一、可加工性理论“可加工性理论”由 Pienemann(1998a:79)提出并不断完善(Pienemann,1998b/2003/2005/2007/2015;Pienemann&Keler,2011),它 从 全 新 的 视 角预测了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解释了语言

5、加工的程序和步骤,阐述了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可加工性理论”在多种语言的二语习得中得到了证实,如在英语和德语(Pienemann,1998a)、瑞典语(Glahn et al.,2001;Hkansson&Norrby,2010)、阿拉伯语(Mansouri,2005)、汉语(Zhang,2004)、意大利语(Bettoni et al.,2009)、日语(Kawaguchi,2005)和西班牙语(Bonilla,2015)等语言的学习中均得到证实。1.语言加工的程序、步骤和层级“可加工性理论”的逻辑前提是:在第二语言发展的任何阶段,学习者只能产出并听懂语言加工机制在当前状态下所能加工的语言形

6、式。Pienemann(2003:687)把语言加工的基本前提归纳如下:加工构件(processing components)相对专业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自动运行;加工呈现出递增性;加工器(processor)的产出是线性的,但又不以线性方式映射到底层含义(underlying meaning);语法加工(grammatical processing)可借助语法记忆。Pienemann(2003:695/2005:392)指出,语言形式分为 5 个层级:词、实义词素、词组内信息、词组间信息和主从句关系。根据句子或短语间的语法信息交换,在语言生成过程中与这 5 个层级的语言形式对应的由低到高的

7、5 个加工程序(词条提取程序、语类程序、词组程序、句子程序和从属句程序)分别被激活;二语发展须由低到高从第一个到第五个逐个完成,前一个语法编码程序是后一个的前提,构成一个语言加工程序层级。此外,“可加工性理论”依据句法形态信息交换对句法结构所处阶段进行界定,如图 1 所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53图 1“可加工性理论”的句法形态信息交换(Pienemann,2015)Pienemann(2015)举例道:talked 涉及数、时、体等句法概念的形成,词汇开始出现形态变化,但没有信息交换;two kids 中复数的信息在 two 和名词kids 之间交

8、换,因此属于词组层面的信息交换;而 he talks 中的第三人称单数的信息在主语和谓词之间交换,因此属于句子层面的信息交换。2.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可加工性理论”不仅解释了语言加工的程序和步骤,而且还预测了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Pienemann et al.(2005)和 Pienemann(2007)针对话题结构习得提出了“话题假设”(Topic Hypothesis),认为学习者在第一阶段不区分主语和话题,话题和主语是重合的,属于语类程序;在第二阶段,学习者开始区分主语和话题,附加语或主语移位到话题位置作话题,属于短语程序;在第三阶段,学习者习得宾语作话题的“话题述题”结构,属于句子程序

9、。在此基础上,Wang(2013:153)提出了汉语二语习得的 5 个发展阶段,如表 1 所示。表 1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可加工性理论”发展阶段加工程序信息交换形态特点句法结构5.从属句程序句子之间(无)“被”字句、“把”字句4.句子程序短语之间关系从句“的”宾语移位作话题的话题结构青年学者论坛154续表加工程序信息交换形态特点句法结构3.短语程序短语内部量词、“-得”附加语或主语移位作话题的话题结构2.语类程序语类内部“-的”“在”“过”SV(O)、陈述句、疑问句1.词条提取没有交换单个词或成分习惯表达根据表 1,“词条提取”阶段不存在句法形态信息交换,学习者只能加工一些孤立的语言成分或将

10、其作为一个整体的习惯表达;在“语类程序”阶段,数、时、体等句法概念形成,语类内部存在句法形态信息交换,句子以 SVO 语序为主,话题和主语重合的话题结构属于该阶段;在“短语程序”阶段,短语内部有句法形态交换信息,附加语和主语移位作话题的话题结构出现在该阶段;在“句子程序”阶段,短语间有句法形态信息交换,宾语移位作话题的话题结构属于该阶段;最后是“从属句程序”阶段,句子之间有信息交换,Wang(2013)将汉语的“把”字句和“被”字句视为该阶段的主要句法特点。3.语言迁移Pienemann et al.(2005)在语言“可加工性理论”的框架内探讨了语言迁移问题,试图揭示语言加工能力对母语迁移的

11、制约作用。他们认为,在二语发展的任何阶段,二语习得者都只能理解和产出其语言加工机制在当前状态下能够处理的语言形式,超出当前语言加工机制能够加工的语言形式则不能习得,也不会发生语言迁移。Pienemann et al.(2005:143)同时还指出,语言加工能力对母语迁移的这种制约作用不受语言类型因素的影响,如果两种语言的类型关系比较密切,处于语言加工程序较高等级的某些语法特征未必会出现迁移现象。相反,即使母语和目标语的语言类型距离较远,如果二语习得者能够加工要习得的语言形式,语言类型距离也不会阻碍目标语言形式的习得。HKansson et al.(2002)和 Kawaguchi(2002)等

12、学者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以上观点。二、基于“可加工性理论”的汉语二语习得研究目前,“可加工性理论”应用于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研究的句法结构还不够多,而且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在“可加工性理论”框架下考察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刚刚起步,该理论框架所包含的汉语句法结构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55Zhang(2001/2004)首次将“可加工性理论”应用于汉语二语习得的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描述画图、复述故事和角色扮演等任务,跟踪 3 名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过”“正在”“的”等 8 种不同汉语句

13、法结构,结果表明“可加工性理论”的加工程序可以预测和解释汉语第二语言的发展途径。此外,该研究还首次创立了汉语二语习得的第一到第四个发展阶段,即词条提取程序、语类程序、短语程序和句子程序。随后,在 Zhang(2001/2004)的研究基础上,Gao(2005)补充考察了话题结构和“把”字句,结论与 Zhang(2001/2004)的研究结果相似,支持“可加工性理论”。Gao(2005)考察的是不同母语背景的成人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语法形态与句法标记时的习得情况。该研究利用启发式任务(如图片描述和角色扮演)和访谈的方式收集口语产出数据。结果表明,3 组被试的语言发展都符合预期的加工模式SVO A

14、DJ+SVO OSV,汉语的加工程序不受学习者第一语言的影响。这是第一篇在“可加工性理论”框架下讨论汉语话题结构的文章。Gao(2005)提出了名词短语和话题结构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 5 个发展阶段,但没有说明其研究被试的背景信息以及被试所接受的教学情况,也没有交代被试的目标语输入情况。除此之外,Zhang(2007)对“可加工性理论”中的“话题假说”进行了考察,其研究结果支持“话题假说”,认为被试的语言产出是从话题和主语的线性排列到非线性排列进行的。被试开始只能产出第二阶段的 SVO 结构,接下来产出第三阶段的 ADJ+SVO 结构,最后才能加工第四阶段的 OSV 结构,结果符合“可加工性理论

15、”所预测的汉语话题结构的发展顺序。但 Zhang(2007)的实验结果没有包括第四阶段的 OSV 结构,她认为,紧跟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之后教授被试话题的第四阶段 OSV 结构,说明被试的汉语话题结构的发展顺序符合“可加工性理论”的“话题假说”。Zhang(2001/2004/2007)未对“可加工性理论”框架下汉语二语习得第五阶段的语法特征进行考察,Wang(2013)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Wang 的研究采用口语产出任务和访谈的方法,考察了 8 名年龄在 19 到 22 岁之间、来自不同母语背景、汉语学习时间从 1 个半月到 11 个月不等的学习者。Wang(2013)把话题结构细分为 3 个

16、不同阶段:话题和主语重合的为第二阶段,附加语作话题的为第三阶段,宾语作话题的为第四阶段;另外,第五阶段比 Zhang(2001/2008)增加了“把”字句,比 Gao(2005)的研究增加了“被”字句。研究表明,不论学习者有怎样的学习经历和背景,使用什么教材,其结果都符合“可加工性理论”预期的加工顺序;课堂教学并不会改变习得顺序,只会在青年学者论坛156一定程度上影响习得速度。Brolin(2017)采用采访和复述所观看视频的方法,调查了 15 名 L1 为瑞典语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二语习得的第四阶段补充了“的时候”“以前”“以后”3 个结构,进一步丰富了“可加工性理论”框架下的汉语结构。该研

17、究认为,在 Zhang(2001/2004)和 Gao(2005)的研究中,处于第四阶段的关系从句标记“的”应该属于第五阶段。研究结果支持 Zhang(2001/2004)、Gao(2005)和 Wang(2013)等人的结论,并发现:L1 为瑞典语的汉语学习者更多地使用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句法结构,很少使用第四和第五阶段的句法结构。研究表明,L1 为瑞典语的学习者的汉语二语习得符合“可加工性理论”所预测的发展路线。Liu(2015)基于“可加工性理论”下考察的汉语句法结构更为丰富,包括 6 种 语 序 模 式(SVO、ADJUNCT TOPIC+SVO、NP TOPIC+SVO、OSV、SOV

18、和 SO BA V)和 3 个复杂句法结构(被动句、存现句和致使句)。该研究采用自由对话和问题回答的交际任务,结果表明,所观察的汉语二语结构的习得顺序和“可加工性理论”所预测的顺序一致:典型的 SVO 结构最早出现;紧接着是表示时间和地点的副词前置的话题结构、NP(名词短语)前置于典型结构的话题结构;3 个非典型结构 OSV、SOV 和“把”字句最迟出现,甚至没有出现,存现结构早于致使结构,被动结构最晚出现。但 Liu(2015)没有调查被试的输入情况,没有产出或较迟出现目标语结构的原因有可能是没有输入或输入较晚。以上研究均在基于“可加工性理论”的框架下探讨汉语二语的发展,总体上都比较符合“可

19、加工性理论”的预测,但他们提出的可加工层级所包含的汉语语言结构很有限,而汉语的语言结构本身却是复杂多样的。近些年,还有一些汉语二语研究不支持“可加工性理论”。例如,Zhang&Lantolf(2015)通过诱导模仿、问题回答和漫画口头描述 3 项任务,考察了美国某大学 4 名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初级班学生,对他们进行前测并检查教材,确保被试只学习了 SVO 结构,没有学过 ADJ+SVO 或 OSV 结构;然后教授被试第二阶段 SVO 结构的句子和第四阶段 OSV 汉语话题结构(如“披萨他也吃了”)。结果表明,被试都能够产出第二阶段的 SVO 句子和第四阶段的 OSV 话题结构,却没有产出第三阶段

20、的 ADJ+SVO 结构。也就是说,汉语二语习得可以人为构建发展路线,而不一定按“可加工性理论”所预测的自然发展顺序。但 Pienemann(2015)反驳了 Zhang&Lantolf(2015),认为没有产出第三阶段的话题结构不能说明二语学习者就不能习得这种话题结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57胡丽娜等(2018)从“可加工性理论”视角考察了母语为英语和日语的二语学习者在作文中使用汉语话题结构的情况。研究表明,学习者对汉语话题结构的习得和迁移都不完全符合“可加工性理论”的预测。学习者没有能够很好地习得处于较低语言加工程序的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却很好地

21、习得处于较高语言加工程序的句子作话题的话题结构。悬挂移位话题结构和关于话题结构的习得情况也与“可加工性理论”关于语言迁移的预测不相符。此外,宋开颜、常辉(2022)历时跟踪不同母语背景、不同水平的 6 名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产出中使用的汉语话题结构,并在“可加工性理论”框架下探讨了汉语话题结构的发展和习得情况。结果表明,学习者能够很好地习得移位类话题结构,但都没能习得基础生成类话题结构。学习者对短语程序话题结构的习得先于句子程序的话题结构,不符合“可加工性理论”对第二语言发展途径的预测。三、优势与不足1.优势尹洪山、刘振前(2007)指出,Clahsen(1984)的语言加工策略理论没有阐明语法

22、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而且只研究了习得者语言理解方面的语言加工,没有考察语言产出的情况;VanPatten(1996)从语言输入的角度探讨了第二语言的加工问题,同时提出了输入加工的两套策略,包括学习者的注意力和句子加工机制,但该理论使用范围较小,概念的定义也存在不足。Clahsen(1984)和 VanPatten(1996)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语言加工策略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但都没有详细解释语言加工器的内部机制,而 Pienemann 的“可加工性理论”弥补了这一不足。“可加工性理论”关注的是语言加工的运行机制和大脑的语言能力,以及这些机制如何在第二语言习得的环境中与大脑功能共同合作。通过研究

23、二语习得者大脑中的语言加工程序,该理论预测了中介语句法形态的习得顺序和发展途径,揭示了二语习得者的语言加工能力对语言迁移的制约作用,有助于说明母语迁移受到制约的发展性因素。根据“完全迁移/完全可及假设”(Schwartz&Sprouse 1996),学习者借助母语表征来接受所接触到的第二语言输入,那么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在利用母语的加工程序来加工第二语言时就会出现大量的母语迁移现象。Pienemann et al.(2005:142-143)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语言加工程序组合,第二语言学习者难以仅靠母语加工程序处理第二语言,如青年学者论坛158果母语某项程序缺失或不完整

24、,言语组织过程就会受阻,因此利用母语加工程序加工第二语言会引发加工器的一些内部问题。“可加工性理论”借助认知科学的研究与发现,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母语迁移问题,为探讨中介语初始状态母语迁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形态和句法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不足首先,就二语习得而言,“可加工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二语习得存在自然顺序,并且习得的阶段由可加工性决定,但可加工性只是影响二语习得的一个内在因素。根据 Ellis(1994:191-298),影响二语习得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母语、动机和策略等,外部因素包括教学和社会环境等。张辉、窦贤路(2017)也指出,影响二语句法加工的 5 个

25、因素包括习得年龄、二语水平与熟练度的发展、母语与二语之间的相似性、学习环境和句法结构难度。因此,预测二语习得顺序时只考虑可加工性这一个影响因素是不够的。Vainio et al.(2014)根据“可加工性理论”的“出现标准”和“动态系统理论”,考察了德语和瑞典语二语习得者在学习复合从句时的语言输出,发现两者所预测的语言习得轨迹不尽相同,从而得出语言加工程序在二语习得中的普遍性需要进一步检验的结论。其次,“可加工性理论”认为只有学习者能够加工的语言结构才能够发生母语迁移,弱化了母语迁移的作用。语言迁移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现象,二语习得的很多前人研究结果表明,二语习得的最初阶段有大量不只是短

26、语的母语迁移。例如,Bhatt&Hancin-Bhatt(2002)发现,二语习得初期母语的句子信息就会迁移到二语中去。Haznedar(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名 4 岁的土耳其儿童在学习英语的前 3 个月里几乎完全将动词置于宾语后面,表现出明显的母语迁移。Schwartz&Sprouse(1996)甚至发现,二语习得就是以母语为起点,母语的所有信息在二语习得初期都将迁移到二语中。另外,Pienemann et al.(2005)还认为语言类型距离不会影响语言加工能力对母语迁移的制约作用。根据语言的“类型学距离”(typologic distance),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度和差异度会影响

27、学习者能否轻松地学习相关结构,属于同一类型的语言距离较近,反之则较远。Yuan(1998)研究了母语为日语和英语的汉语学习者如何习得反身代词“自己”。由于日语和汉语都允许使用长距离约束(long-distance binding)的反身代词,而英语不允许,母语为日语的被试在涉及汉语反身代词的测试中接受长距离约束的比例高达 92%,与汉语母语使用者的表现非常接近,而母语为英语的中级组被试只有 58%的接受长距离约束,从而可以看出明显的母语迁移。该研究表明语言类型距离影响了二语习得者对处于语言加工程序较高等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3 期(总第293期)159的反身代词“自己”的学

28、习。最后,“可加工性理论”对句法结构所处阶段的界定没有考虑语义。Pienemann 的“可加工性理论”对句法结构所处阶段的界定依据的只是句法形态信息交换,但句法结构往往是句法和语义的接口,句法和语义信息都非常重要。而且,根据“浅层结构假说”(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Clashen&Felser,2006),二语习得者加工二语句法结构时会更多地依赖词汇语义信息,牺牲某些句法信息。另外,汉语与句法相关的屈折形态极为匮乏。因此,依据句法形态信息划分句法结构预测汉语二语句法结构的习得就会不准确。四、发展趋势“可加工性理论”已在多种语言的二语习得研究中得到验证和支持,

29、并且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语言加工程序。研究表明,该理论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语言的习得中比较适用,但较少适用于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渐渐显露,今后仍需不断深化和拓展研究内容。第一,“可加工性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应用实证研究较少。从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研究采用口语产出语料,较少考察书面产出语料,今后还需大量采用其他类型的测试工具,特别是在线加工研究。第二,汉语句法结构复杂多样,当前在“可加工性理论”框架下探讨汉语二语加工程序所包含的句法结构为数不多,多数研究考察的汉语各级加工程序只包括 3 到 5 个语法结构,今后的研究还应考察更多未研究过的汉语句法结构。第三

30、,当前“可加工性理论”在汉语二语习得应用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是在校大学生。今后的研究还应增加各个年龄段的研究对象,开展针对儿童、青少年甚至是有语言障碍的特殊群体的习得与加工程序研究,以助于研究者掌握影响加工的各种因素,深化“可加工性理论”的研究。第四,“可加工性理论”的加工程序是否可以适用于汉语作为母语或三语的习得、是否受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影响,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结语“可加工性理论”从全新的视角预测第二语言发展途径,解释语言加工的程序和步骤,阐述了语言迁移发生的条件,但只是通过可加工性预测二语习得顺序是不够的,并且该理论弱化了母语迁移的作用,没有考虑语义信息对界定句青年学者论坛160法结构所

31、处阶段的影响。本文回顾和评析了“可加工性理论”及其在汉语二语习得中的适用性,并指出该理论的优势与不足,以推动该理论在我国二语习得领域的深入发展。与很多著名的二语理论一样,“可加工性理论”也是基于西欧语言提出的,是否适用于汉语二语句法结构的加工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与验证。参考文献:1 BETTONI C,DI BIASE B&NUZZO E.Postverbal subject in Italian L2:A processability theory approachM/KELER J U&KEATINGE D.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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