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pdf

DOI:10.13931/ki.bjfuss.2021293“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陈建铃1，林伟明2，戴永务3(1.福建江夏学院金融学院；2.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3.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摘要：鲜有文献检验“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无助于认清“放管服”改革对中国出口贸易方式升级的贡献。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 2014）提供的“放管服”改革评价数据，以及 23 个省份、103 个地级市、2 141 家木材加工企业 2014 年的截面数据，引入 Tobit 模型评估“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细分指标看，地区“放管服”改革的促进效应主要来自“简政放权”和“优化服务”的贡献；从影响机制看，地区“放管服”改革会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减少寻租行为促进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从调节效应看，地区“放管服”改革能正向调节技术创新、节约成本、降低融资难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关键词：“放管服”改革；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116(2023)-02-0026-10Effects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Delegating Powers,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Services on Wood Processing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QualityChen Jianling1，Lin Weiming2，Dai Yongwu3(1.College of Finance,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Fuzhou,350108,P.R.China;2.Jinshan Colleg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350002,P.R.China;3.Anxi College of Tea Scienc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Quanzhou,362406,P.R.China)Abstract:The literature that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reform of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DelegatingPowers,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Services(RSDIS)on enterprises export products quality is rare,whichis not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SDIS on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export trademode.Based on evaluation data about the RSDIS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CPES)2014,as well as the cross-section data of 23 provinces,103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and 2 141 wood-processing enterprises(WPEs)in 2014,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SDISs impacts on the export productsquality of sample enterprises by using Tobit model.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regional RSDIS has a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quality upgrade of export products.The positive effects of regionalRSDIS is attributed mainly to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s and improvingservices.The regional RSDIS wil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WPEs export products bydecreasing operating costs and reducing rent-seeking activities.The regional RSDIS positively regulatesthe role of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ost savings,and reduced financing difficulty in收稿日期：2022-06-16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FJ2021C072）、福建省财政厅专项基金项目“制造业双循环研究”。第一作者：陈建铃，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林业政策与经济、企业出口行为。Email：地址：350108 福州市闽侯县溪源宫路 2 号福建江夏学院金融学院。责任作者：林伟明，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林产品贸易。Email：地址：350002 福州市仓山区上下店路 15 号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第 22 卷 第 2 期北 京 林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Vol.22 No.22023 年 6 月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Jun.2023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of enterprises.Key words: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delegating powers,improving regulation and services;woodprocessing enterprises;quality of export products 一、文献综述受益于改革开放和加入 WTO 释放的“制度红利”，利用“低要素成本红利”，中国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木材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低要素成本红利”已基本消耗殆尽；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与服务供给不足导致制度性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如行政审批“叠床架屋”、不当行政管制层层加码、工业用地需求难获满足、创新服务体系不完善等1，导致中国的成本比较优势快速褪去。要素成本上升具有不可逆性，提升制度质量、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成为中国巩固和提升木材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可能路径之一2。而另一可能路径是：遵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要求，着力推进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与具备低廉要素成本优势的国家形成互补关系，力争对先进国家和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赶超。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产业国际竞争力受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的羁绊。2001 年 9 月开始探索取消和下放审批权，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的“放管服”改革已现雏形。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和抓手，创新简政放权思路，“放管服”改革全面启动，后续加入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两部分内容，2015 年正式提出“放管服”改革的概念。“放管服”改革成为中国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当头炮”，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先手棋”3，宗旨是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成本，增强企业的活力与国际竞争优势。“放管服”改革在企业开办、项目审批、环境监管、海关检查检疫与通关、缴纳税收等环节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均在探索适宜本地实际情况的改革举措，已取得显著成效。林业领域“放管服”改革也广受重视，如国务院取消或下放企业投资纸浆项目核准、进口原木加工锯材出口试点企业备案核准、木材经营加工许可证、可供木材资源证明等审批权限。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评估“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结论可提供证据以明确“放管服”改革对中国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升级战略的贡献情况。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检验“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已有的营商环境、制度质量（环境）、贸易便利化等变量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文献，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结论与借鉴。杨青龙等4研究表明地级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有助于提升本地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张红霞等5、戴翔6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显著促进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7。刘宏等8通过实证证明优良营商环境可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果。Faruq 等9、Essaji 等10、李方静11、Fakowski等12、邓国营等13、胡国恒等14、胡大猛等15的研究均证实改善制度质量可促进产品质量升级，杨逢珉等16则得到相反的结论；唐丹丹等17发现制度质量正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张雨等18、郑展鹏等19、韩安民20研究印证制度质量提升显著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段文奇等21、杨继军等22、李丹等23、李谷成等24、武杰等25分别验证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出口国内增加值、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正面效应。以上文献的实证结论无法完全代表“放管服”改革的产品质量升级效应，理由为：制度质量、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化的测度指标与“放管服”改革不完全一致；除参考文献 4 外，其他文献均考察国家或省份层面制度质量等变量的影响效应，忽视地级市之间的异质性，可能存在估计误差。此外，少有文献能探究“放管服”改革的内在影响机制。考虑到地级市政府对“放管服”改革政策的执行力度存在差异，以及省级以上政府尊重与鼓励地方因地制宜探索“放管服”改革举措，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 2014），本研究量化测度地级市层面“放管服”改革状况，并评估其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体现在 3 个方面：评估“放管服”改革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即实证检验“放管服”改革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3 个细分指标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增加“放管服”改革之贸易效应的理论成果；研究视角从国家、省域和产业层面转向地级市和微观企业层面，充分考虑某省内地级市间的制度质量或营商环境异质性，以及企业间出口行为和制度质量变化应对策略的异质性，更准确地评估制度质量或营商环境的 第 2 期陈建铃等：“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27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识别“放管服”改革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路径，即实证检验“放管服”改革是否通过降低经营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减少寻租行为，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间接影响，相比以往文献，能识别“放管服”改革之贸易效应的内在机理。二、“放管服”改革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分析（一）降低经营成本“放管服”改革中，简政放权改革的内容覆盖企业开办、材料采购、厂房等项目建设、投资新领域、产品研发与生产、产品销售与出口等各运营环节，帮助木材加工企业缓解“办事证明多、办证难”，降低行政审批时间和成本、规费支出等制度性成本26。地区“放管服”改革引致的成本降低，可能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收入效应，即正面影响。“放管服”改革助力木材加工企业降低经营成本，节约成本可以变相增加企业的收入，有助于改善木材加工企业的现金流，进而鼓励企业进行更多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创新投入，为企业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更好的资金和技术支撑。替代效应，即负面影响。“放管服”改革帮助木材加工企业降低经营成本，一方面使企业更容易跨过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门槛”，即原先成本控制能力较弱的“低质”企业能够进入出口市场，其较低的产品质量可能拉低行业整体出口产品质量。最终，“放管服”改革的降低成本效应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二）减少寻租行为简政放权减少了企业经营所需的审批、证照、许可等事项，降低了与政府部门和官员“打交道”的频率，抑制企业“寻租”以求庇护或便利的冲动27。“放管服”改革后，各级政府部门推行公平公正监管的“一揽子”措施，清除妨碍公平竞争的监管机制，使各类企业在资质许可、解决纠纷等方面获得公平待遇，可能降低企业通过寻租以获得政府优待的行为倾向；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减少年检年审、检查检测、评比验收、收费交费等困扰企业的监管做法，压缩多头监管、重复监管和任意监管，同时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刹住滥用职权、“吃拿卡要”“敲竹竿”等不正之风，降低企业通过寻租以逃避监管的动机。更加严格、高效率的产品质量检查、假冒伪劣产品监管与查处工作，再加上“寻租空间”被大大压缩，进一步压缩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空间，使得木材加工企业专注于产品质量改进和自我产品开发，这对改进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重要的支撑作用。综上，“放管服”改革可能帮助企业降低寻租行为相关的费用支出，降低出口企业非常规支付导致的效率损失，使企业能够对市场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提升“研发试验生产出口”这一链条的运行效率。（三）促进技术创新中国木材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成本的诅咒”，成本优势不断丧失，但技术或产品的独到性优势尚未建立。面对这一竞争格局，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努力提升产品品质，成为木材加工企业的发展必然。一方面要寻求技术积累以开发出具有独到性优势或差异化的产品，实现“人无我有”；另一方面寻求用同样的成本做差异化的产品、做优质的产品，实现“人有我优、人有（优）我廉”。而“放管服”改革可能为木材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支撑，具体作用如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进入时间和成本，更容易促使行业内竞争者数量增长，涵养市场竞争，刺激企业持续开发新产品或开辟新市场，提升出口产品品质，以寻求生存与发展28。产品质量领域的监管优化，加上司法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纠纷处理速度等方面改进服务，压缩同质产品或模仿产品的市场和利润空间29，促使木材加工企业更加注重改进自身产品质量与资源投入。“放管服”改革提升企业对当地政府的好感度，减少企业核心产品被模仿的概率事件，提振企业改进产品品质的信心与收益预期，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30，促使企业着眼长远发展来释放现有能力和积累新的能力，增加实质性创新成果，构筑产品质量升级的技术基础。三、研究设计（一）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早期文献多使用出口产品单位价格作为出口产品的测度变量31-32，但该方法存在很大的偏误，因为出口产品单位价格不仅受产品质量的影响，还会受到生产成本、国际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等因素的影响。鉴于此，国外学者不断探索更为科学的测度方法，如 Grossman 等33提出的垂直质量模型、Khandelwal34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动态模型提出的反事实推理方法（即需求残值法）等。本文选择已被广泛使用的需求残值法来测算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该方法假设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并将质量引入常数替代弹性效用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简称 CES），进行 28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核心思路为：控制时间和目的国的固定效应、剔除掉产品价格因素后，影响消费者对某种产品需求量的最大因素即为产品质量，即控制以上因素后，社会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量越大，表示该产品质量越好。借鉴祝树金等35等的做法，测算“企业产品年份”维度的出口产品质量，构建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模型。lnxigdt+lnpigdt=g+d+t+igdt(1)igdt q式中：xigdt、pigdt分别表示企业 i 在 t 年出口至 d 国的 HS-6 分位产品 g 的数量和价格；i、t、g 分别表征企业、年份、产品 3 个维度。为不同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采用 Broda 等36计算得到的 HS-6 分位产品层面上的替代弹性数据；通过产品固定效应（g）控制产品特征差异，通过国家固定效应（d）控制目的地加总价格指数、总收入等国家特征变量，通过年份固定效应（t）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但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的变量，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得残差估计值，然后得到 HS-6 分位产品的出口质量。qigdt=igdt1(2)qigdt为了将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加总到企业层面，首先对 HS-6 分位产品层面的质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质量指标。qigdt=qigdtmin qigdtmax qigdtmin qigdt(3)以上分析仍停留在产品层面的测算，本文将产品层面的质量加总到企业层面，便于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借鉴段文奇等21的研究，求 HS-6 分位产品层面出口质量的加权和来表征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Qit=vigtigtvigt qigdt(4)Qitvigt式中，表示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即企业i 第 t 年的出口产品质量，表示企业的产品样本集合，表示产品层面的出口额，即企业 i 第 t 年的产品 g 出口额。本文基于 20102014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中木材加工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来完成式（1）（4）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过程，然后取2014 年的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二）选择变量1.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放管服”改革的测度。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放管服”改革的三大内容。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 2014）涵盖了较为完整的“放管服”改革的信息。2014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部门设计的第十一次私营企业调查表包含 2 个“放管服”改革相关的题项，具体为：题项“您认为企业发展环境向好的主要因素是（多选题）”的选项中包含但不限于“行政审批减少”“政府部门服务意识有所增强”2 个选项，分别表征简政放权、优化服务 2 个细分指标，单独进行赋值，如选择“行政审批减少”的企业在简政放权指标上赋值为 1，否则为 0。题项“您认为当前市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多选题）”的选项包括“部门职能交叉重复监管”“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执法不公选择执法”“处罚较轻惩戒不足”“处罚过重影响发展”“其他（请注明）”，该题项用于表征放管结合，主要体现为监管改善。具体处理是未选择任何一项的企业赋值为 6，合计选择了 1、2、3、4、5、6 项的企业依次赋值为 5、4、3、2、1、0，使其与简政放权、优化服务 2 个指标的数据方向一致。计算每个邮区内所有企业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监管改善 3 个指标观测值的平均值，作为该邮区“放管服”改革状况的观测值，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后，基于地理位置信息可间接得到地级市层面“放管服”改革的测度值。该变量的观测值越大，代表“放管服”改革成效越好。2.中介变量为捕捉“放管服”改革的影响路径，设置经营成本、寻租行为、技术创新 3 个中介变量：借鉴申宇等37的研究，以超额管理费用衡量企业寻租行为强弱，具体测算方法是以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销售收入 100%）为因变量，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和员工人数为自变量，通过估计模型的残差项（即每个企业管理费用率实际值预测值），以此测度企业的超额管理费用。技术创新以基于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具体测算方法为：以企业总产值为因变量，以员工人数和固定资产总额为自变量，估计模型的残差项即为索洛余值。为剔除规模因素的干扰，企业的经营成本以成本费用率进行测度。第 2 期陈建铃等：“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29HS（harmonized system）是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的缩写，采用六位数编码（HS-6）将国际贸易商品分为 22 类 98 章，编码位数越多，产品类别覆盖范围越小。3.控制变量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成立年限、地理位置、行业类别、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是否为国有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是否为港澳台投资企业，均是微观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文献经常纳入计量模型的常规变量。政策变量。政府补贴、与出口业务无关的税收优惠、出口退税等扶持政策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评估文献已非常丰富，但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设计政府补贴来考察政策因素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制度性成本变量。税收负担是企业承担的重要制度性交易成本项之一。参考符颖莹38的研究，采用综合税率来测度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鉴于高融资成本是当前大多数中国企业经营面临的现实问题之一，设计财务费用率进行检验。地区特征变量。设计地级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地级市 GDP 规模、地级市人均GDP、地级市与最近沿海港口距离、地级市电信业务收入、地级市互联网用户数，分别检验本地市场规模效应、消费者复杂需求的倒逼效应、互联网发展与贸易基础设施的成本效应。（三）实证方法选择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为 0 1 之间的连续型变量，数据类型属于“非负截断数据”，且有相当部分取 0、未服从正态分布，即数据具有左删失特征，直接使用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简称 OLS）回归会导致参数值偏向于 0、样本选择偏误等问题。为此，借鉴董银果等39的做法，引入适合二元分类变量、能包含正概率取值为 0 的观察值的 Tobit模型。该模型被称为截尾回归模型或删失回归模型，属于受限因变量回归的一种，可设定“等于或低于 0 这一阈值的被解释变量数值将被截尾”，满足本文数据左删失的特征。设定标准的 Tobit 模型如下。Qi=+1fi+Xi+iQi=QiQi 00Qi 0(5)QiQi式中：为第 i 个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潜变量；为实际观测到的第 i 个企业出口产品质量；1为“放管服”改革（fi）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Xi为第 i 个企业的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技术创新、经营成本、寻租行为、政府补贴、税收负担等；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向量；为常数项；i是随机误差项。式（5）可能遗漏某些同时影响地区“放管服”改革和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以及可能存在“放管服”改革测量误差，进而引致内生性问题。为此，利用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简称 IV）进行处理。基于以下 3 个方面的理由，选择地级市 2013 年市委书记是否更替作为工具变量：我国地级市层面的地方官员变更是一种常态，不仅每年均会发生，且每年发生的频率都不尽相同，这种频繁性和差异化极大地保障数据可获性和完善数据的统计特征40。市委书记更替与当地“放管服”改革具有显著相关关系。任期的短期化、晋升锦标赛的存在，理性官员最优的反应是“甫任新职，便不断加码拼搏”41，致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现象更加普遍。2013 年上半年中国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刮起“放管服”改革的大风，“放管服”改革成为新任市委书记开辟新政绩的重要突破口之一。因此，市委书记更替对地级市“放管服”改革的推进速度和覆盖面，具有显著的直接正面影响。市委书记更替无法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可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参考徐业坤等42的做法，对于在 2013 年 16 月市委书记更替的地级市，记当年为变更年份，即 2013年赋值为 1；2013 年 712 月发生更替的，赋值为 0。最后，以Stata14.0 软件中的“ivtobit”代码和 Wald 检验（沃尔德检验，原假设为“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对式（5）进行 IV Tobit 估计，结果表明：Wald 统计量为0.25，相应的 P 值为 0.614 8，无法拒绝“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认为式（5）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放管服”改革不是内生变量。因此，后续的实证分析均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法作为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目前，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主要有 2 种。Baron 等43提出的逐步检验法，依次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 c）、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为 a）、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 b）。前提是 c 显著，才能继续检验，且只有 a、b、c 均显著，才证明该中介效应或影响机制存在。但是，以上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全部获得满足。检验经过中介变量的路径上的回归系数的乘积 ab 是否显著，即检验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也即检验原假设H0：ab=0，若拒绝原假设，中介效应显著。该方法中，Sobel 法44是比较著名且常被使用的检验方法，其检验力高于逐步检验法，但这个检验统计量的推导需要 a、b 同时服从正态分布，现实中难以实现45。乘积分布法、Bootstrap 法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法是可单独替代 Sobel 法的 3 种方法46。其中，Bootstrap 法最常被使用，可等同于“基于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计量方法检验 ab 的显著性”47，30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若显著则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存在间接影响，反之亦然。本文利用 Bootstrap 法检验“放管服”改革是否通过促进技术创新、降低经营成本、减少寻租行为，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间接影响。（四）收集与整理数据第一，评价地级市“放管服”改革成效的数据来自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 2014）。该数据库共调查 6 144 家企业，覆盖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236 个邮区、538 个县（市、区）。为确保准确性，剔除 81 个企业样本少于10 家的邮区。第二，木材加工企业特征变量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4年），借鉴林伟明等48的做法进行数据清理，并根据邮政编码（前两位代表省份、第 3 位代表邮区）的前 3 位，将工业企业数据与 155 个邮区“放管服”改革成效数据进行匹配，剔除同个邮区重复出现的地级市。第三，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测算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参考施炳展等49的做法进行原始数据清理，依据企业名称进行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2014 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4 年）的匹配工作，删除重复样本后，获得 2 141 家有出口业务的木材加工企业，分布于 23 个省份、103 个地级市，其中木制品及木家具制造企业 1 644 家、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企业 497家。第四，地级市的 GDP 总额、人均 GDP 等指标的数据来自 2015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港口和地级市政府所在地的经度和纬度以谷歌地图为准，港口数据来自 2006 年交通部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根据地级市的区域代码，将地级市层面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至此，得到一套融合木材加工企业微观数据、地级市“放管服”改革成效数据、地级市层面特征变量数据的文件。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选择 2014 年的观测值进行后续实证分析，理由为：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 2014）的调查于 2014 年进行，企业填报上一年的数据；但题项“您认为当前市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按 2014 年对政府市场监管政策与行为的感知情况进行填报。因此，如果出口产品质量的观测值取 2013 年的话，是不合理的，因 2014年的“放管服”改革无法影响木材加工企业 2013 年的出口产品质量。由表 1 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技术创新、经营成本、寻租行为等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存在较大差异，表明企业间的观测值分布具有较强的分散特征，这可能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 表 1 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变量解释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出口产品质量0.5610.0001.000“放管服”改革3.0990.27913.710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是否减少0.5380.0520.929监管改善当前市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3.8182.2674.737服务优化政府部门服务意识是否增强0.5770.0000.964技术创新基于索罗余值法计算得到2.4870.00212.660经营成本（营业成本+期间费用）/销售收入 100%86.08069.851100.494寻租行为见前文中介变量0.0435.75414.966政府补贴当年政府补贴收入的对数值0.4830.00012.950企业规模总资产的对数值10.5406.21517.630成立年限2014企业成立年份9.0131.00053.000地理位置1=西部地区，2=中部地区，3=东部地区2.6661.0003.000行业类别1=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企业，0=木制品及木家具制造企业0.3700.0001.000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总资产3.9490.22727.66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100%48.1490.305111.054税收负担（销项增值税进项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金及附加）/销售收入 100%7.0553.69537.530财务费用率财务费用/销售收入 100%13.3803.10219.870是否为国有企业1=国有企业，0=其他0.0110.0001.000是否为外资企业1=外商投资企业，0=其他0.0730.0001.000是否为港澳台投资企业1=港澳台投资企业，0=其他0.0850.0001.000地级市GDP规模地级市GDP的对数值17.41014.73019.190地级市人均GDP地级市人均GDP的对数值11.0609.03713.060地级市与最近沿海港口距离地级市政府所在地与最近沿海港口距离的对数值4.4280.5747.146地级市电信业务收入地级市电信业务收入对数值13.3509.70915.600地级市互联网用户数每百人的互联网用户数对数值5.1362.3026.641 第 2 期陈建铃等：“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31产品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在计量模型估计中纳入这些变量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选择性偏误和降低内生性。四、回归结果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放管服”改革的估计系数为 0.076（见表 2），在 0.01 水平下显著，表明地区“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放管服”改革成效越好的地区，木材加工企业越可能出口高质量产品，助推企业出口贸易方式转型升级。该结论与营商环境、制度质量（环境）、贸易便利化等相关变量对出口产品质量、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与全球价值链地位跃升的影响效应实证文献结论基本一致4-15,17-25，但与杨逢珉等16的结论不一致。如前文所述，“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两种可能影响，即正面属性的收入效应和负面属性的替代效应。本文证实“放管服”改革存在正面效应，表明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即“放管服”改革的成本节约效应变相增加木材加工企业收入后，再配合更佳的市场监管（如打击假冒伪劣和专利侵权等）和政府服务（如技术诊断服务等），会促进企业增加对提升产品质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即促发了路径“放管服改革经营成本降低变相的收入增加产品质量提升工程的资金和时间投入增加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非路径“放管服改革出口成本降低低价竞争策略替代质量竞争策略抑制出口产 表 2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全样本“放管服”改革成效好的地区样本“放管服”改革成效差的地区样本“放管服”改革0.076*（0.011）技术创新0.009*（0.002）0.013*（0.003）0.008*（0.003）经营成本0.000（0.002）0.007*（0.003）0.004（0.003）寻租行为0.014（0.011）0.012（0.014）0.023*（0.014）政府补贴0.010*（0.002）0.006*（0.003）0.011*（0.003）企业规模0.003（0.004）0.010*（0.005）0.011*（0.005）成立年限0.007*（0.001）0.006*（0.001）0.008*（0.001）资产负债率0.115*（0.040）0.228*（0.055）0.080（0.049）资产周转率0.029*（0.011）0.059*（0.014）0.019（0.014）税收负担0.015*（0.004）0.006（0.006）0.023*（0.006）财务费用率0.005*（0.001）0.004*（0.001）0.005*（0.001）是否为国有企业0.050（0.090）0.218*（0.040）0.128*（0.029）是否为外资企业0.076*（0.011）0.068*（0.016）0.091*（0.015）是否为港澳台投资企业0.005（0.011）0.034*（0.016）0.015（0.014）地理位置0.064*（0.016）0.045*（0.022）0.082*（0.023）行业类别0.141*（0.011）0.146*（0.017）0.140*（0.014）地级市GDP规模0.180*（0.017）0.172*（0.028）0.177*（0.023）地级市人均GDP0.064*（0.009）0.073*（0.020）0.046*（0.015）地级市与最近沿海港口距离0.006（0.004）0.007（0.005）0.004（0.008）地级市电信业务收入0.045*（0.017）0.053*（0.029）0.060*（0.023）地级市互联网用户数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常数项1.700*（0.316）0.463（0.483）2.052*（0.406）Sigma0.182*（0.004）0.160*（0.005）0.191*（0.005）样本数N2 1417771 364注：*p 0.1，*p 0.05，*p 0.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32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2 卷品质量升级”。（二）“放管服”改革的影响机制检验以“放管服”改革与技术创新、经营成本和寻租行为的交互项的影响系数方向及显著性来判断地区“放管服”改革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多元化的影响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由表 3 可知，“放管服”改革与经营成本、寻租行为的交互项的影响系数为正且达显著水平，表明地区“放管服”改革会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减少寻租行为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间接促进作用。该结论表明，在木材加工企业经营成本居高的背景下，地区通过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所建立起来的良好营商环境和政商关系，可帮助木材加工企业压缩“外攘”（即非生产性的对外公关招待等）的时间占比，降低审批难度和成本、各项规费和政府摊派支出、公关和招待费等制度性成本。这些节省的资金、时间成本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可增加木材加工企业管理者“内治”（即生产性的日常经营管理）的时间和积极性50，进而促使木材加工企业更加注重改进产品质量，以求在公平市场竞争中建立竞争优势。由表 3 可知，在 0.1 水平下“放管服”改革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的影响系数未显著，即“放管服”改革无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间接促进作用，这与段文奇等21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笔者分析可能原因是样本期木材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增强成本优势，更好地支撑“价格竞争策略”以扩大出口规模。（三）“放管服”改革细分指标的影响效应分别检验行政审批、政府服务和市场监管 3 个细分指标对木材加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地区政府的简政放权和服务优化能够帮助木材加工企业推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见表 4），这与 Faruq 等9、李方静11关于政府效率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