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长日留痕》和《被掩埋的巨人》中的角色互文.pdf

532024年2月(总第256期)英语广场作者简介：王胜兰，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英美文学）。柏云彩，博士，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谈长日留痕和被掩埋的巨人中的角色互文 王胜兰 柏云彩 摘 要 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和被掩埋的巨人两部作品看似风格迥异，但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史蒂文斯和高文的人生追求、情感困境和命运归宿却高度一致，呈现出一种相互指涉、相互对话的状态，两者构成了多重的互文关系。基于此，本文从互文性视角出发对这两个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进行细致分析，挖掘两部小说蕴含的深刻哲理意味与精神价值，以期为困于生存的现代人提供一些启示。关键词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被掩埋的巨人；互文性中图分类号 I10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167（2024）04-0053-05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与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和拉什迪（Salman Rushdie）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他于1989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不仅荣登出版家周刊的畅销排行榜，还为其斩获了英联邦最高文学奖布克奖。该小说以传统的英式贵族宅邸达灵顿府为空间背景，讲述了史蒂文斯在拜访肯顿小姐的旅途中的经历和见闻，以及史蒂文斯的工作和感情经历。2015年，石黑一雄推出了第七部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The Buried Giant）。该作品虽取材于英国的传说亚瑟王传奇，但核心被替换成了普通人的存在焦虑，讲述了一对老夫妻离开村庄寻子途中的经历，探讨了个体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无力挣扎与悲剧抗争。迄今为止，国内外对石黑一雄作品的研究大致集中在国际主义、主题分析和叙事策略等方面。细读文本后，笔者发现针对这两部作品的互文性解读具有较大的阐释空间。这两部作品虽然看似风格迥异且时间跨度巨大，但英式老管家史蒂文斯和骑士高文的人生追求、情感困境和命运归宿却高度一致，呈现出一种相互指涉、相互对话的状态，从而构成了多重的互文关系。基于此，本文从互文性视角出发，对这两个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进行细致分析，挖掘两部小说蕴含的深刻哲理意味与精神价值，以期为困于生存的现代人提供一些启示。1 脱不掉的“制服”服饰作为外在的一种符号和标志，能够将个体置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中，从而起到区分和辨识的作用，但同时也会成为束缚个体的桎梏。被管家华服束缚的史蒂文斯和被骑士盔甲禁锢的高文都背负着沉重的职责枷锁，游弋于时代的罅隙间，终身无法逃脱。“美国有牛仔，日本有武士，西班牙有斗牛士而英格兰则有最能代表其社会与收稿日期：2023-9- Tel:[phone]ENGLISH SQUARE文化特征的男管家。”（石黑一雄，2008）史蒂文斯正是这一标准的完美代言人，他随时以绅士品质与管家风范严格要求自己，矢志做一个有“尊严”的伟大管家。史蒂文斯认为“男管家所显现出的职业风范宛如体面的绅士穿上考究的西服”，因此在旅行前他对衣着的选择尤为谨慎，既要便于旅行又要不失体面，对此他的解释是，自己的装束必须和达林顿府男管家的地位相称（石黑一雄，2008）。可见史蒂文斯身上的华服不仅仅只是服饰，还是他身为达林顿府男管家的象征，也是他无法割舍的职责。不仅如此，作为权力规训的一种手段，“制服”能够对个体进行有效的监视和控制，从而实现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比如在旅途中，即使史蒂文斯想围着景色优美的池塘走一圈，但为了不弄脏衣服也只好作罢。这种高度的自我管理意识“一方面反映了英国的清教文化和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帝国文化对人性的熏陶”（丁纾寒，2013）。尽管达林顿勋爵已经去世多年，但史蒂文斯仍然穿着他送的衣服旅行，可见传统社会对男管家的规训并没有消失，它依然紧紧地依附在史蒂文斯的身上，就像他脱不下的管家华服一般。Berman（1982）指出，“服饰变成了旧有的、虚幻的生活方式的象征；裸露开始指示新发现的以及新经历的真理；脱衣的举动变成了精神自由、追求纯真的举动。”因此，无法脱下衣服的史蒂文斯注定“将永远与精神自由、追求纯真无缘”（王卫新，2010）。史蒂文斯不愿脱下的是管家华服，束缚高文的则是那破损沉重的盔甲。在中世纪骑士文化中，华美坚固的盔甲不仅可以为骑士增强士气、提供保护，更是其地位、荣耀甚至家族血统的象征。然而石黑一雄笔下的高文没有传统骑士那飒爽的英姿，也没有象征骑士荣誉的矫健战马和华美盔甲。他的盔甲锈迹斑斑、磨损严重，唯一的战袍也打满补丁、破损不堪。不同于传统骑士对盔甲的珍视和爱惜，高文厌恶地称其只是“一大堆铁东西”，是他和战马沉重的负担。虽然高文多次抱怨“我越来越讨厌这盔甲了”，甚至扬言“这身盔甲我都想脱掉”，但满腹牢骚的他却从未真正脱下盔甲（Ishiguro，2015）。作为战士和守卫者的代表，骑士必须忠于主人、忠于使命，因此穿戴盔甲也成了骑士忠诚的象征，代表了他们对于职责、信仰和道义的承诺。个体一旦穿上特定的服饰，就象征着个体承认并接受了权力的存在和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权力也会由最初的外在强加逐渐内化为个体的自我认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亚瑟王去世多年，高文仍旧无法摆脱沉重的盔甲。原本为外物的盔甲早已嵌入高文的血肉之躯，变成如皮肤一般无法割舍的存在，正如高文所说“这盔甲下面的身体像只剥了皮的狐狸”（Ishiguro，2015）。2 被抑制的情感对情感的渴望和压抑是两部作品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虽然史蒂文斯和高文对美好的情感不无向往，但两人都因对职业尊严和人生价值的追求而自虐式地压抑了情感。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管家，史蒂文斯拒绝了天伦之乐和儿女柔情，最终在暮年时分后悔不已；对使命至死不渝的坚守让高文放弃了爱情，最终抱着遗憾孤独离世。作为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老管家，史蒂文斯是“工作狂”的完美代言人，他认为杰出的男管家应该最大限度地“投入所担当的职业角色”，不能因为“私人角色背弃职业角色”，并且“绝不为外部事情所动摇，无论那外部事件是多么让人兴奋，使人惊恐，或令人烦恼”（石黑一雄，2008）。因此，史蒂文斯将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工作之中，完全抵制与个人事务和情感纠葛有关的任何诱惑，甚至压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现代英国女性主义经典戏剧的表演研究”（项目编号：19WWB001）。552024年2月(总第256期)英语广场抑对情感的需求和渴望，这在他疏离的父子关系和情感纠葛之中可窥一斑。比起父子，史蒂文斯和父亲的关系更像上下级，甚至“就工作必须交换信息的那样简短谈话也是在相互之间感到窘迫的气氛中进行的”；他特意提醒肯顿小姐称呼时要将自己和父亲区分开来；面对父亲工作上的失误，他考虑的不是其长期超负荷劳动带来的健康问题，而是其可能“对府内家政管理的正常运行随时带来威胁”（石黑一雄，2008）。除此之外，尽管史蒂文斯内心对爱情不无向往，但在与肯顿小姐互生情愫后，史蒂文斯麻木冷漠的态度使原本心灵相通的两人渐行渐远（Childs，2005）。多年后与肯顿小姐再会时，他第一次显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在那一刻，我的心行将破碎。”（石黑一雄，2008）可见，史蒂文斯所追求的职业“尊严”使其一生都无法获得正常的亲密关系。不同于史蒂文斯主动地克制情感，高文对情感的克制多了些隐忍和无奈。年轻时的高文在战场中遇到了魂牵梦绕的姑娘厄德拉，但紧迫的战事让高文不得不将这份感情搁置在心中，而这个选择也让他永久地失去了爱情，只能借梦境获得“一种神秘的满足感”（Ishiguro，2015）。在接受秘密任务充当恶龙守护者的岁月里，饱受寂寞之苦的高文极度渴望陪伴和情感。行至暮年，高文和昔日战友感慨道“我也希望有个温暖的影子跟着我为了她们，我倒愿意舍弃大好年华”（Ishiguro，2015）。然而，强大的使命感让高文将守护母龙视为人生唯一的目标，无暇顾及个人情感；与此同时，极度的忠诚又让他放弃了“做人的权力”，只能听命于亚瑟王，坚忍克己，压抑情感（任一鸣 等，2003）。最终，高文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结束了自己孤独的一生。3 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两部小说展现了以史蒂文斯和高文为代表的普通人物的悲剧命运。两人对职业和使命的忠诚与其悲惨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强烈的悲剧情感体验也引发了读者对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作为一个地道的英式老管家，史蒂文斯认为管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份能够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事业。虽然他无法像达林顿勋爵那样直接影响或主宰国际事务，但他可以施展才华，通过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力来服务全人类，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尽管史蒂文斯对这样的牺牲甘之如饴，甚至自我感动地认为这“是对历史进展的奉献的一部分”，然而二战后的现实却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美梦（石黑一雄，2008）。作为英国地位显赫的贵族，达林顿勋爵曾多次召开重大国际会议，对英国和欧洲局势有过极大影响和贡献。然而他却无意中成了纳粹分子的傀儡，不但没有改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还将世界推向了战争和毁灭的边缘。随着勋爵的身败名裂，史蒂文斯毕生追求的个人尊严和人生价值也毁于一旦，曾经让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神圣使命也变成了一个笑话。至此，史蒂文斯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愚忠和盲从，他再也无法骄傲于自己的“出色和自尊”，只能自欺欺人地劝慰自己：“如果勋爵的生命和辛劳在今天看起来不过是可悲的浪费，那几乎不可能是我的错倘若我自己会感到懊悔或是羞愧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合乎逻辑的。”（石黑一雄，2008）沉重的职责枷锁和内心无尽的彷徨折磨着史蒂文斯，无力接受现实的他只能在自我欺骗的幻网中苟延残喘。相较之下，高文不仅丧失了个人发展的机会和幸福，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 Tel:[phone]ENGLISH SQUARE亚瑟王的侄儿和骑士，亚瑟王的所有命令对他而言都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国王的战略”（Ishiguro，2015）。因此，高文一直坚定不移地执行着自己的使命，甚至愿意为了守护母龙和维斯坦决斗。在充当恶龙守护者的岁月里，高文背负骂名，尝尽了嘲笑和孤独，但由于听信了亚瑟王的一面之词，高文一生都未质疑过他所笃信的“一切为了和平”的信念，认为“上帝也许不会冲我们微笑，但我们让这片土地免于战争”（Ishiguro，2015）。然而，和维斯坦一行人接触后，高文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愚忠和盲从。尽管他拼命想要抓住最后一丝残留的虚幻，但不攻自破的事实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引以为傲的一生实际献给了一个邪恶的人，而他毕生追求的事业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自我欺骗的“和平”。至此，高文失去了活着的信念，这个尽忠职守的可怜骑士最终倒在了维斯坦的剑下，结束了自己悲剧的一生。4 人物缺点的克制表达石黑一雄在人物的处理上十分克制，并没有采用非黑即白的独断式写作。尽管史蒂文斯和高文都算不上一个纯粹的“好人”，但我们却很难给他们贴上恶人的标签，甚至会情不自禁地与其产生情感共鸣。抛开“优秀男管家”这一头衔，史蒂文斯作为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为一直被评论家所诟病。人们倾向于谴责他颓废乖戾、偏执保守和麻木不仁，却忽略了这个人物的无奈和悲哀。在父亲病危之际，史蒂文斯宁愿全身心地投入达林顿勋爵举办的国际会议服务中，也不愿去几步之遥的楼上陪伴父亲。这样不近人情的行为让不少评论家将其解读为一个乖僻冰冷、丧失人性的“机器人”。然而我们不难从文本中瞥见史蒂文斯隐忍克制之下的细腻感情：当女仆打算叫醒睡梦中的父亲时，史蒂文斯一反礼貌优雅的常态，不仅大声制止了女仆还粗鲁地将其称为“傻姑娘”；面对虚弱的父亲，史蒂文斯心疼地“凝视着父亲好一会，轻轻地摸了一下他的额头”，自欺欺人般地一再重复“我希望父亲感觉好一些了”（石黑一雄，2008）。可见，史蒂文斯并不是毫无感情的冷血动物，他尊重爱护父亲，但职责所要求的隐忍克制却时刻束缚着他，要求他必须完全摆脱私人情感的纠葛，在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以便在被需要时随叫随到。除此之外，当勋爵要求史蒂文斯辞退犹太女仆时，虽然他没有直接反对这个决策，但他对勋爵的两次反问“是吗？老爷”，表达了他个人的质疑，就像他对肯顿小姐所说的“那并不正确，也不太公平”（石黑一雄，2008）。可见，史蒂文斯从未失去自己的价值判断，只是地位的悬殊和职责的要求不允许他掺杂私人感情，只能无条件遵从主人的意愿。因为在达林顿府这个高度秩序化的空间中，真正的决策制定者是处在权力最高层的勋爵，作为管家的史蒂文斯不过只是被支配的执行者，而文中反复出现的“我对此无能为力”更是道尽了一个小人物的心酸和无奈。石黑一雄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塑造了一个“黑暗骑士”高文，年轻时的他追随亚瑟王屠杀了无数撒克逊人，年老时的他表面上在为民除害，私下却在守护恶龙。羸弱不堪的形象和违背正义的行为让高文成了毫无争议的“反面人物”，不少学者认为其有骑士之名但无骑士之风，甚至称他为“残暴的刽子手、政治骗子与告密者”（高洋，2020）。虽然高文没有传统骑士英姿飒爽的形象，但他仍旧没有丢失骑士的优秀品质。面对素未谋面的埃克索夫妇，仁慈的高文毫不吝啬地与他们分享自己的面包，甚至让自己的爱马驮着比特丽丝，为其减轻旅途劳顿。当爵爷的士兵恳求高文帮助他杀死维斯坦时，高文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直言“不可572024年2月(总第256期)英语广场能因为他是一个陌生人就拿起武器对付他”（Ishiguro，2015）。即使在得知维斯坦是自己的对手后，高文仍旧发自内心地尊重并欣赏他，甚至为维斯坦逃离了生命危险而感到欣慰。除此之外，高文也并非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般颠倒黑白、违背人伦，忠诚的他对亚瑟王的残暴也曾有过无声的谴责，甚至坦白埃克索骂亚瑟王的话也说出了他“一部分心里话”（Ishiguro，2015）。外在的职责要求和内在的正常人性构成了高文的性格张力和表里张力，强烈的使命感和反道德的行为又构成了一种反讽张力，使高文更多地被呈现为一个“无奈”的普通人，而不是丧失人性和道德的恶人（丁纾寒，2013）。不仅如此，在确定无法改变维斯坦杀死母龙的决心后，即使高文深知自己无法战胜骁勇善战的维斯坦，但他仍旧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母龙巢穴的死亡征程。在与维斯坦决斗之前，高文拒绝了比特丽丝停止决斗的劝告，展现出了对死亡毫不畏惧的勇气，最终为使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羸弱的老骑士带着堂吉诃德式的荒唐出场，死时却如赫克托尔般悲壮，不禁让人感慨万分。石黑一雄在作品中一直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他从不回避角色身上的人性缺点，但他也从未苛责任何人，相反，他给予每个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正因如此，虽然我们谴责史蒂文斯和高文的愚忠和盲从，但同时也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魅力。5 结语尽管长日留痕和被掩埋的巨人的故事背景跨度巨大，但史蒂文斯和高文如出一辙的人生追求、情感困境和命运归宿却深刻地揭示了全人类最为隐秘的忧患。事实上，石黑一雄从不回避对人类命运的介入、反思和批判，从“山影淡淡开始，他的小说一直都在探索普通人在不可抗拒的环境中的生存状态”（郭国良 等，2007）。石黑一雄通过史蒂文斯和高文这两个普通人物的生存境况，在社会和个体之间、职责和生活之间、时代背景与个人情感的复杂结构中表达了对人类社会普遍命运的反思和关照。参考文献1 BERMAN M.All that solid melts into air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2 CHILDS P.Contemporary novelists：British fiction since 1970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3 ISHIGURO K.The buried giantM.New York：Alfred A.Knopf，2015.4 丁纾寒.帝国“遗民”的悲怆与救赎关于小说长日留痕的文化反思J.浙江社会科学，2013（12）：131-136.5 郭国良，李春.“宿命”下的自由生存永远别让我离去中的生存取向J.外国文学，2007（3）：4-10.6 高洋.人人都可能是作恶者：被掩埋的巨人政治哲学解读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26-32.7 李公昭.20世纪英国文学导论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8 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9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王卫新.试论长日留痕中的服饰政治J.外国文学评论，2010（1）：216-223.（特约编辑：王梦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