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定府进士群体看清代黔西北的儒学教育成效_石小酸.pdf

2023年第2期第41卷（总第223期）NO.2，2023Vol.41General No.223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从大定府进士群体看清代黔西北的儒学教育成效从大定府进士群体看清代黔西北的儒学教育成效石小酸1，张慧萍2（1.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2.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收稿日期：2022-12-31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认知人类学视域下西南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研究”，项目编号：18XMZ048。作者简介：石小酸（1997-），女，贵州三都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张慧萍（1995-），女，贵州岑巩人，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摘要：清代大定府儒学教育成效显著，共产生进士71人，是黔西北儒学教育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在清王朝加强军政管理和推进儒学教化的过程中，大定府的文教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进士人数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乾嘉”两朝，在地理空间上以毕节地区为主。清代大定府进士群体虽官职整体不高，且多数异地为官，但对于国家治理以及促进地方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儒学教育的发展为大定府培养了大量进士，丰富了地方人才资源，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不断发展；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互动。关键词：黔西北；进士；儒学教育成效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239（2023）02-0151-1020世纪80年代以来，儒学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学界的关注点。学界对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儒学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学教育发展的途径、成效及影响等方面。其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黔中、黔北等区域，而针对黔西北这一区域的儒学教育研究鲜少涉及，特别是以进士群体作为微观视角对儒学教育的研究更是有所欠缺。进士是一个地方儒学教育成效的标志，是我们观照古代儒学教育发展的一个很好视角，因此，笔者借助大定府进士群体的分布状况、贡献、培养途径以及清廷在黔西北所推行的文教政策等方面来看清代黔西北的儒学教育成效。自明代开始，儒学教育便开始在黔西北的卫所及土司阶层推广，这为清代儒学教育在黔西北发展发挥了基础作用。清康熙年间，水西土司改流后，中央王朝在黔西北大力推行文治教化，儒学在黔西北民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黔西北的文教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士作为科考中的最高一级，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以至地方士人竞相参与科考，追求功名。儒学教育的不断发展，使大定府产生进士71人，进士人数在清朝时期位列全省第三。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读书、入仕和社会活动等，研究大定府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就，既可以了解大定府进士群体的发展轨迹与自身特征背后体现的清代黔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又可以厘清黔西北儒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成效，进而了解儒学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因素以及儒学教育对区域地方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清代大定府进士群体的时空分布及任官状况（一）进士的时空分布 1511.进士的时间分布清朝自顺治元年（1644）开科以来，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结束，共开科112次，贵州产生进士总数608人，其中大定府为71人，占全省11.67%，平均每科考中进士人数0.633人（见表1）。表1 清代各朝大定府平均每科考中进士人数及进士人数在全省的占比情况表朝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合计开科次数82152712155613112大定府进士总数034221510501271大定府平均每科考中进士人数0.0000.1420.8000.8141.2500.6661.0000.0000.9230.633贵州进士总数2333413195933048142608占全省人数比例/（%）0.00%9.09%11.76%16.79%15.78%10.75%16.66%0.00%8.45%11.67%从表1可知，清时大定府的进士总人数在贵州的占比相对较高，除顺治、同治两朝无中式者外，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四朝的中式人数皆超过十人。其中，乾隆朝中式者有22人，为大定府各朝中中式者最多的一朝，占同一时期全省总额的16.79%；嘉庆朝开科12次，中式者有15人，进士总数虽不及乾隆朝，但平均每科考中进士人数高达1.25人，为大定府各朝平均每科考中进士人数数值最高的一朝。顺治朝开科8次，录取贵州进士2人，对于贵州来说，进士人数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开科的次数较少；另一方面是为了全国文化教育的协调发展。明洪武年间根据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同推行了“南北卷制度”11697-1698，但清顺治九年（1652）该政策才开始在贵州实行，这对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贵州来说，想快速培养出大量的人才相对艰难；康熙朝开科21次，录取贵州进士33人，大定府有进士3人。康熙三年（1664）设置大定府后，黔西北地区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各府、州、县学陆续得到建设，科考之人逐渐增多；雍正朝开科5次，录取贵州进士34人，大定府有4人，平均每科考中进士0.8人。雍正年间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使大定府民族地区大量的人口载入户籍，其科举也因此进入了发展期；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至咸丰十年（1860）庚申科，这一时期共开科59次，录取贵州进士349人，大定府有52人，占同时期全省总额的14.89%，占大定府清代进士总额的73.23%。与清前期相比，这一时期大定府的进士数量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乾隆朝，进士总数高达22人；嘉庆朝平均每科考中进士人数高达1.25人。同治年间开科6次，录取贵州进士48人，大定府无一中式者。这期间爆发的多起民族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定府的科举发展。光绪年间开科13次，录取贵州进士142人，大定府有12人，占全省总额的8.45%。科举制发展至清代，其种种弊端日渐显露，最终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为进一步了解大定府各州县在清代历朝中的中式人数分布情况，笔者将其列表如下。表2 清代大定府历朝各州县的进士人数简表地区年代大定平远黔西威宁毕节总计康熙123雍正1124乾隆43221122嘉庆4122615道光3111410咸丰21115光绪141612 152上表显示，除顺治、同治两朝外，其他时期大定府的科举发展相对较稳。其中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大定府的科举发展最为稳定，各地皆有中式者。相对黔西和威宁，大定、平远、毕节三地的科举发展较为平稳，除康熙、雍正两朝没有中式者外，其他时期皆有中式者。2.进士的空间分布大定府行政区划分前期多有变化，雍正七年(1729)升大定州为府后，大定府领黔西、平远、威宁三州及毕节县、水城厅，此后，各府州县所辖区域便开始固定。之后，清代共举行科举考试112次，共录取贵州进士608人，大定府有进士71人，位居全省第三位。表3 清代大定府进士地理分布地区毕节大定平远黔西威宁总计人数3015127771所占全府比例/（%）42.25%21.13%16.90%9.86%9.86%100%结合上表可以看出，清代大定府各地区进士数量不同，最多为毕节县，该县进士共有30人，占比全府42.23%；其次为大定府府治，有15人，占比全府21.13%；第三为平远州，有12人，占比全府16.9%；最后为黔西、威宁两州，皆为7人，占比全府9.86%。根据进士数量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毕节县，进士数大概占全府4成；第二等级为大定府和平远州，进士数大概分别各占全府2成；第三等级为黔西州和威宁州，进士数大概各占全府1成。究其原因，经济的发展条件影响了进士数量的多寡，形成了以交通便利、文化教育机构和参举人数的多少与进士数量的空间分布基本成正比的关系特点。（二）进士的任官状况进士是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仕途可谓一片光明。“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11695朝考成绩高低不同，进士的出路也不同，一甲者大多在京中任职，二、三甲除了考选庶吉士之外，大部分进士在各地方府、州、县任职。文官作为清朝官吏中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其品级分成“九品十八级”，每级有正从之分；其官职分京官和外官（即地方官）。如表4所示，是根据 清史稿 职官志2114中相应官职对应的品轶等级来参照分析清代大定府进士的任官情况。从表4、5看出，清代大定府地区的官员品级整体较高，多集中于正六品和正七品，除大定府的吴应鸿、陈维新；威宁州的饶桂丰；毕节县的秦学瀚、陈万言、孙中理任官不明外，得到授官的进士共65人，较高官职（三品以上）有6人，占授官进士总人数的9.23%，其官级最高者为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中等级官职（四至六品）有32人，占授官进士总人数的49.23%。此外，清代大定府进士在地方任官者有47人，占总授官人数72.3%，主要任地方知府、同知、通判、知县等官，其中任知县官职最多，有23人。且大定府进士受“回避制度”的影响，多异地为官，其鲜有任本地官职者。虽因如此，致仕后的他们仍积极参与桑梓的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53表4 大定府进士任官品级统计表品级正二品从二品正三品正四品从四品正五品从五品正六品正七品从七品姓名丁宝桢丁寿鹤、周照翟锦观、邱煌、周起歧邱勋、何珣、谌厚光、张凤枝、张本枝、周范、路朝霖吴兰芬、颜上遴陈尚书、孙维、吴文彬罗天柱、洪玉珩、张文凤、熊朝滨、冯云祥章永康、李再瀛、徐九道、孙维、陈国玺、胡万青、吴德清、阮维城、沈维崧、周柄、石永华、吴大宜、徐宸相、路璋、葛亮维游允年、黄士观、章道宣、卓颜之、安永松、王承烈、张伟、陈世荣、谌曾谟、赵光表、王克鼎、谢棋、许光泗、张元均、闻通、路元升、张鹏九、陈文焘、吴大勋、路孟逵、路璜、杨汝偕、黄树勋、葛明远苏玮、陈维新、潘淳人数123723515243表5 大定府进士官职统计表类别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官职庶吉士、太常寺卿、考功司员外郎、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检讨总督、巡抚、按察使、道台、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教授、教谕、学正人数1847二、清代大定府进士群体的主要贡献清代大定府进士共71人，这一群体对国家治理与地方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政治方面，他们勤政爱民，以编修地方志书为己任，发展地方文化教育；在家庭方面，他们“修身、治家、爱民爱国”的优秀品质，为家族子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个人方面，他们诗文创作造诣颇深，为地方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为官有道，造福一方丁宝桢，字稚璜，号佩之，平远人。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进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在他为官生涯中，历任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同治二年（1863），任山东按察使时，凭借自己的势力力压倨傲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同治八年（1869），任山东巡抚时，慈禧太后宠幸宦逆太监安德海，他见势杀之。在面对日本的挑衅，他在贾庄“请精练水师各技，经营船政、机器各局”，且筹办海防，在重要关口设炮台，引进国外机器设备，制造火药、马梯尼洋枪等，成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典范；光绪三年（1877），任四川总督时，他组织维修都江堰，教予百姓水利之法。3187在为政的四十三年间，丁宝桢整顿吏治、诛杀宦逆、兴办洋务、兴修水利等，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丁宝桢 154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等人齐为 中兴名臣。”4147吴兰芳，大定人，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五年（1855），至广西昭平县任职不久逢莲塘寇起，制寇有功。同治六年（1867）委任东兰州事时，亲自率兵剿匪，土匪之患得以平息。吴兰芳为官之时爱民恤士、循声卓越，州里百姓皆爱戴之。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的谌厚光（平远人），为乡民排难解纷的安永松（大定人）等。大定府进士有些虽官职不高，但为民为国，为地方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二）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大定府进士群体作为地方官员，对地方的文教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如毕节邱煌，“嘉庆十年（1805）中乙丑科进士道光二十三年（1843）告老还林，于毕节定居，家乡落后的文化教育始终萦系于心，经过多方考虑，他与一些故老贤达组建 耆英社，以此教诲后学者；有仿照宋代名臣范仲淹的方法，置义田以赡宗族，捐资设宴招待应举之士”4115。丁宝桢不仅为官有道，还致力于文化教育的发展。“同治八年（1869），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尚志书院，俗称尚志堂。就学者除学习儒学外，还学习天文、地理、算术。该堂曾刊刻的书籍，称尚志堂版，在国内享有盛誉。至今，在趵突泉公园，尚志堂建筑仍存。同期，丁宝桢还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山东书局，该局最著名的刻本 十三经读本 则是由丁宝桢亲自参与校勘的。”5路璜，毕节人，博识多才，喜好吟詠。“书院课士，讲解批导,一时学子奉之为师,乡闱分校得士尤盛。”3914又如黄士观，大定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任汤阴知县，晚年回乡后到大定府的万松书院讲学，为社会培养了诸多可用之才。对于山多平地少、交通不便的黔西北地区来说，地方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推动，人才的培养也少不了进士群体的栽培。他们捐资办学且参与教学活动，补充了基层社会教育资源的不足，扩大了教育范围，为地方及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三）诗文兼修，领衔修志大定府进士在诗文创作方面造诣颇深。文学作品涉及各个方面，主要包括诗词、文集、书法及歌曲等。章永康，字子和，别号瑟庐，大定人，清咸丰二年中进士，次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内阁中书，继为太子侍读。章永康精通经、史、子、集，且文学造诣很高。擅长诗词，其诗才气超迈，其词瑰丽、婉曲，又能书写篆、隶，雕刻金石，可谓全才。其著作宏富，“著有 瑟庐文集 16卷、瘦梅书屋诗存 24卷、海粟楼诗稿 12卷、絮红吟馆词 4卷、影雪词 6卷、雁影盫词 20卷、宝瑟山房四六 4卷、瑟庐尺牍 4卷和 幼存馆课诗赋稿 8卷等”。3165其中 瑟庐文集 三卷及 海粟楼诗稿 一卷列入黔南丛书。章永康的诗内容广泛，极富时代性。他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诗作取材政治兴亡、社会动乱，大胆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民间的疾苦，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如 感秋廿二首 其十三：“黄云蔽青冥，狂飚卷天黑。白日匿光采，尘沙黯空阔。疾雷瘖且噤，阳气相沉结。虎豹踞通关，虺蛇当路塞。中有孤飞鸿，戢羽不敢集。”6222作者用象征手法描述了当时惨酷的现实。潘淳，平远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进士。他交游极广,其作品多为赠答与纪游之作。有 水西篇 一诗，诗中歌颂了朱元璋的伟业，记叙了奢香的功勋，怒斥了安邦彦的罪恶。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不多，有 纪事 二首，写清军在贵州“改土归流”，残酷征苗的事件。又如吴兰芳（大定人），著有 莲塘纪事诗，记录了广西莲塘寇起事件。大定府进士作了很多文学作品，但很多已都遗失。如邱煌去世后，留下了 府判录存 一渔草堂诗 今文质疑 读左讏言 历代编年歌保均堂法贴 等。3160很遗憾，他的著述和书法作品均已遗失，但在当时，他的作品在毕节周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定府进士所作的写实诗、纪游诗等，大多反映了地方人民的真实生活现状与对各地河山的真实描绘，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对后人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此外，为了积极响应清廷倡导修志的号召，各地贡生、举人、进士等积极参与了地方志的编修（见表6）。155表6 清代大定府部分进士参与修志表进士谌厚光路元升、张鹏九周 范王承烈颜卓之吴桂芳籍贯平远毕节毕节平远大定大定职责纂修纂修纂修续修采访校刊志书道光 平远州志乾隆 毕节县志同治 毕节县志稿康熙 石埭县志道光 大定府志道光 大定府志“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可见，地方志作为地方的基础材料，是研究地方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如道光 大定府志，先分篇，后分志，再列类，其目录达23页，详细分明，是众多方志目录中的佳作，在序中也可见林则徐对其的评价极高。道光 大定府志 平远州志 等大定府志书的编修，为后人研究大定府提供了全面系统、详实可靠的历史资料，也为当地教育提供了极好的乡土教材。（四）科举家族，人才辈出清代是我国科举制度自隋唐创立以来的最完备时期，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了许多的科举家族。清代大定府进士71人，科举家族有毕节路氏、平远丁氏等。毕节路氏家族是清代全国知名的文化世家，从清初至晚清，路氏一门共出了五名进士（见表7）。路孟逵不仅勤于吏治，而且重视地方及家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榆次为官时，他带头捐资修复榆次书院，延请名师任教，公事之余为学子授课；其中路孟逵、路璋、路朝霖三人分别授翰林院庶吉士，成就“一门五进士，三代三翰林”的科举佳话。路氏家族以子孙教育为重、做官清廉、忠孝传家、爱国爱民等优秀品质均益于人们涵养品格的修养，乃至今日，这些优秀品质对社会仍有很大的进步影响。表7 清代毕节路氏五名进士简表6姓名路元升路孟逵路 璋路 璜路朝霖年份乾隆元年(1736)嘉庆十九年(1814)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二十五年(1845)光绪二年(1876)科次丙辰科甲戌科丙申科乙巳科丙子恩科职任福建上杭知县山西榆次知县户部主事河南知县散馆改知县，官至河南候补道，备注路元升曾孙路孟逵长子路孟逵次子路璜之子又如平远一门两进士的丁氏，丁宝桢咸丰三年（1853）癸丑科进士，官至四川总督。丁寿鹤（丁宝桢之子），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进士，官至广西巡抚。丁宝桢为官之时致力于报国爱民，政绩突出，为地方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修身、治家、爱民、报国等优秀品质也慢慢地融入到丁氏的家规家风中。在丁氏家规家风熏陶和训导下，丁氏家族人才辈出，涌现出一批贤能之士。丁氏家风主要体现在他与子侄们的书信来往中，后人将其整理成 丁文诚公家信。他的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对后人来说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三、清代大定府进士群体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黔西北地区明时文教不兴，人才较少。清康熙年间对水西土司改流后，中央王朝在黔西北设置行 156政区，且大力推进儒学教育，大定府文化教育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才大量涌现，为贵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明代儒学在黔西北传播的基础作用黔西北地区与四川、云南各地毗邻，是贵州通往四川、云南的交通要冲，也是“乌撒入蜀”西路（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交通干道）的必经之路，是中央治理西南地区的重要关口。为了加强对西南的军事管控，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明洪武年间在黔西北设立了“贵州西四卫”，即永宁、赤水、毕节、乌撒四卫，随着卫所的设置，上万汉民也随之进入黔西北地区。中央王朝为加强对军户的思想教化，在卫所设立了卫学。明洪武十四年（1381），水西土司霭翠病逝后，因儿子幼小，便由霭翠之妻奢香夫人摄理贵州宣慰使一职。在她摄职期间，为了让交通更加便利、加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开设了以贵阳为起点西北走向的驿路“龙场九驿”，途经黔西、大定、毕节。卫所、驿站的建立，不仅仅是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伴随着的还有文化的移殖。为了加强对土司的管理，弘治十六年（1503），明廷明确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领入学，渐染华风，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17998正式规定土司应袭子弟承袭土司职位，必须入学接受儒学教化，读书识字，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方可承袭土司之职。随着儒学教育在土司地区的推行，土司自身也衍化出浓厚的崇儒思想。一方面，这是因为土司对儒家文化仰慕，学习儒学能够提升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土司期望通过儒学改变政治身份，光耀祖先。所以自明代中后期起，贵州宣慰使奢香在多次进京朝贡述职过程中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便鼓励当地人积极学习汉文化和儒家经典，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兴办贵州宣慰司学学堂，聘请外儒培养各族子弟，这为黔西北地区营造了向学的文化氛围。（二）“改土归流”的推行水西土司建于元终于清，是贵州四大土司中历时最长的土司。康熙四年（1665），水西土司受各路抗清力量的影响而扶明抗清，被吴三桂讨伐，废水西宣慰司，在黔西北建立行政区。黔西北建立行政区后，政局逐步稳定，“乌撒入蜀”西路在乾隆时期，也日趋得到重视，大定府的社会经济在农业、矿业、商业发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大定府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山多、平地少，长期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的农耕方式及较单一的品种种植是限制其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明时驿站沿线及卫所的汉民虽与当地土著民族来往不多，但是他们带来的农耕器具与农耕技术，对当地土著民族产生了影响。直至水西土司改流后，大批官员及其他移民涌入，随之带来的高产作物，让大定府农作物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加上政府鼓励开垦，当地农民粮食紧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大定府的地理条件使其农业发展受限，但其铜、铅矿产丰富，这为清廷制造货币、兵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清雍正后，政府鼓励开采矿产资源，乾隆二年（1737），贵州提督王无党奏：“夷地开厂，米粮食物,垄断丛奸。铜、铅二项，为铸局所需，自不可禁，银、锡等厂，宜因地因时，以为开闭。”7684铜、铅矿得到鼓励开采，这对大定府的矿业发展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威宁州的黑、白铅最丰富，建有“妈姑、羊角、新发、白崖、马街、倮纳、黑泥、三家湾等厂，额抽课及采办白铅共四百二十八万斤有奇”8215，其中妈姑厂白铅最高年产量可达900多万斤。这些矿产资源不仅供贵州使用，还运往其他地区。矿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贵州的财政状况，同时也使大定府当地百姓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这一时期，商业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各地场市的出现，促使各民族之间有了更多的贸易来往。据史料记载，大定府市集共计五十三个；平远州共计十五个市集；黔西州共计二十二个市集。9279、293、297威宁州有十二个市集；毕节县有九个市集。10215、217大量干支场市的出现，是商业发展的一大进步，也标志着当地已有了定期的贸易场所，贸易市场的形成，货币的流通，使得商品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人口是一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央为了继续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控，在大定府屯驻重兵，大量的汉民也因此居住于此。加上平叛水西、乌撒土司后，中央在黔西北地区陆续设置行政区，其统治也渐渐深入黔西北。且里甲制的设立，使更多的人口载入户籍，科考之人逐渐增多。黔西北地区民族 157关系复杂，清廷在此建府后，于军事管控的基础之上推行文治教化，特别是雍正年间全面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各级学校教育也深入了民族地区，促进了大定府教育事业的发展。（三）儒学教育的实践随着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推行，黔西北民族子弟转变了以往“读书无一用”的观念，形成了尚学之风，因而受教育的人数逐渐增加，文化水平整体提高。1.学宫：府、州、县学学校是儒学教育的主要场所。明太祖朱元璋一向认为学校是“道理之原”，十分强调学校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康熙四年（1665）设立大定府后，各府学、州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先后建立起来。明永乐十一年（1314）贵州建省后，分设八府，府学随之便兴办了起来。清康熙三年(1664)中央王朝在黔西北置大定、黔西、平远三府，改四川乌撒土府为威宁府，便建立黔西、平远、威宁（旧为乌撒卫学）三府学，六年（1667）建大定府学；后降黔西、平远、威宁三府为州隶属大定府，府学改州学；二十六年（1687）降大定府为州隶属威宁府，因此改为州学，雍正七年(1729)升大定州为府，州学改为府学；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赤水、毕节两卫为毕节县，建立毕节县学（旧为毕节卫学）。基于明制，清朝的学校建制更加完善，专职教官皆有定数，有清学校，向沿明制，“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11。且生员额也有了定额，贵州府州县学人数的多少分为大、中、小学，其大学40名，中学30名，小学20名。此外，清王朝还推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学子不仅可以免费入学，还给予贫困学子一定的补助。最后，为了让少数民族子弟获得更多的科考机会，在原有的学额之上酌情增加了名额。“雍正三年（1725）议准：贵州苗童应试，准于各府州县定额外加取一名。”345朝廷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其目的是通过加强学校教育来实现对少数民族子弟的培养。2.民间儒学：书院、蒙学书院是学校之外人才聚集和教化子民的地方。相比明代的书院，清代的书院数量可谓大幅度增加，且州、县级行政区也有建设。贵州的书院始于王阳明贬谪龙场时所建的龙岗书院，而黔西北在明万历年间，建有青螺书院（毕节地区）一所。直至康熙年间建府后，大定府逐渐建立书院。有清一代，大定府前后共建立了10所书院。3“康熙四十四年（1705）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雍正元年（1723）奉上谕又议准：黔省苗人皆有秀良子弟，今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嗣后苗人子弟情愿读书者，许各赴该管府、州、县报名，送人义学，令教官严加督察。”3166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结合贵州地方基层和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设立了大量的义学，数量之多和范围之广，渗透了贵州各个地方的儒学教育，提高了地方子民的文化素养。大定府义学在康熙初年至雍正年间得到了初步发展，雍正年间全面推行改土归流后，义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光年间是其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央的政治体制逐渐在贵州民族地区建立且完善，儒学文化也大规模地进入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从康熙到光绪年间，贵州合计设立了242所义学，大定府设立了25所义学。3121-143不仅如此，乡村地区还建立了大量的社学。在民族地区广泛设立学校，其子弟受到了更直接的儒学教化。书院、义学、社学和府州县学相互补充，使大定府的官方教育形成了多层次的教育网络，儒学教育的途径逐渐增多，大定府的学校教育因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四、清代黔西北儒学教育发展的影响水西土司改流后，儒学教育在黔西北得到了广泛传播和长足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首先，儒学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丰富了地方人才资源；其次，清政府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以及地方士绅积极参与儒学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黔西北文化教育的发展；最后，通过儒学教育培养出的大量人才，既有处尊居显的政府官员，也有深耕乡土的基层教员，他们是皇权在基层的延续，完成政令的下达，是地方与中央的沟通桥梁，促进了地方与中央的互动。158（一）丰富地方人才资源“学而优则仕”，通过儒学教育培养出为国家服务的人才，是儒学教育的目标。开科取士是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从黔西北建立行政区后，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大量的人才，据史料记载，清代大定府进士71人、举人有408、贡生有793人。这些人才去往各地为官，担任要职，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不管是进士、举人或是贡生，他们在各地担任了各个阶层的职务，为国家、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地方的主要人才资源。（二）推动地方文化教育不断发展清代以前，黔西北文教不兴，中央王朝在黔西北建立行政区后，以崇儒尊孔思想为指导，大力兴办府、州、县学等各级教育机构，给学子提供了学习的场所，进而得到科考的机会。基于明制，清代儒学教育系统更趋完善，其教学内容、教官、生员额等都有严格规定，为黔西北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生员可通过科考出仕，这激发了学子读书应试的热情，特别是科举对象开始延伸至少数民族，且少数民族有了固定的学额。雍正年间，恢复“加额”制度，“雍正三年：贵州苗童应试，准于各府、州、县定额外，加取一名”“乾隆四年议准：凡贵州归化未久之苗，有能读书赴考者，准照加额取进”10234。科举对象和生额的放宽，给黔西北学子们提供了更多就学和科考的机会。另外，针对少数民族子弟，清王朝还推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学子不仅可以免费入学，还给予贫困学子一定的补助，这为贫寒学子排除了一些入学的顾虑，也使儒学教育在黔西北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儒学教育体系与人才相辅相成，儒学教育不仅为地方培养了一批批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也促进了地方教育不断发展。这些人才作为地方的高知识分子，他们深受教育影响，更能体会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在他们为官时或是致仕后，对于地方教育发展，他们捐资办学且参与教学活动，使学子拥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有些直接留乡从事教育行业，补充了基层社会教育资源的不足。如毕节进士邱煌、路璜；大定进士黄士观等。这些人才的一系列举措丰富了地方的教育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完善了地方的教育体系，为地方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三）加强地方与中央的互动明弘历年间规定土司接受儒学教育方可承袭后，各土司送其子弟入国子监学习，且主动出资设立司学，聘请儒师培养各族子弟，这不仅加强了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认同，也为黔西北营造了向学的文化氛围。水西土司改流后，清王朝在黔西北建立各级学校机构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因而，儒学在黔西北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黔西北受儒学教育的对象也更加多元化。长此以往，黔西北少数民族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加深了对儒家文化的接受度，并且在长期受教化的过程中，乡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也缩减了黔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通过儒学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在各地各阶层为官，他们作为基层的人员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他们是通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出来的人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文化程度高，对于国家政令能否正确解读与下达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们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儒学教育在黔西北发展的推动者，是地方与中央的沟通桥梁。五、结语通过对大定府进士的时空分析得知，在时间上大定府进士主要集中于“乾嘉”两朝，在地理空间上主要以毕节地区为主，这与各朝统治者实施的治边政策及地方士子盛行的尚学之风息息相关。明代儒学在黔西北地区的传播为清代黔西北儒学教育发展提供了基础作用，儒学教育的发展为大定府培养了大量进士，丰富了地方人才资源。这些进士作为地方官员，他们不仅政绩突出，加强了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且在文化方面也有所成就。他们兴办教育，培育良才，且诗文兼修，领衔修志，为地方文化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些进士致仕回乡后，不遗余力地发展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进而促进了黔西北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缩短了地方与中原的文化差距，使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加强，这在 159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注释：资料来源：民国 贵州通志 选举、道光 大定府志 俊民、民国 威宁县志 选举。资料来源：民国 贵州通志 选举、道光 大定府志 俊民、民国 威宁县志 选举、清史稿 职官志。资料来源：（康熙）石埭县志、（道光）平远州志、（道光）大定府志、（乾隆）毕节县志、（同治）毕节县志稿。资料来源：民国 贵州通志、道光 大定府志。参考文献：1（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赵尔巽，等.清史稿 职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3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民国）贵州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4厐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5旧军门巷寻迹豪杰士，故纸堆里揭秘丁宝桢EB/OL.历下地名网，http:/ 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8黔南识略 黔南职方纪略M.爱必达.杜文铎，等，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9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道光）大定府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10（清）素尔讷，等.钦定学政全书M.霍有明，郭海文，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1赵尔巽，等.清史稿 选举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Study on the Group of Jinshi from Dading Prefecture in Qingand the Progress of Confucianism Education in Northwest GuizhouSHI Xiao-suan1,ZHANG Hui-ping2（1.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nalities；2.College of Culture,Tour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Guiyang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y,Guiyang,Guizhou550025,China）Abstract：In Qing Dynasty,Dading prefecture once got a outstanding progress on Confucianism:a numberof 71 Jinshi were originally cultivated from this area,which was large enough to be a mark of Confucianism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Guizhou.The great progress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Dading prefecturewas among the process of central government s enhancement on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zation ofConfucianism.The number of Jinshi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period of Qianjia,and geographically inBijie district.The group of these Jinshi from Dading prefectur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dministrating theState and improving local development,although they comparatively did not have high official position,andmostly were appointed out of Dading prefecture.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education cultivated a largenumber of scholars for Dading Prefecture,enriched the local talent resources and promoted the continuous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education.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has been strengthened.Key words:Northwest Guizhou;Jinshi;Confucianism Education Progress（责编：郎禹）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