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社会生计能力之考察——以晋中市某村为例_渠鲲飞.pdf

传统农业社会生计能力之考察摘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乡村生计行动较少受到国家的干涉，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禀赋和需求安排生计活动，拥有较大的生计自主性，但是生计资源的数量有限，生计行动种类单一，生计能力提升缓慢。通过对晋中市一乡村生计能力的历史考察，发现传统农业社会虽有现代性生计能力的萌芽，但是这种萌芽很难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转化为现代性生计能力，在此情况下国家的介入就显得十分必要。关键词：传统乡村；生计能力；现代化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808（2023）04-0053-05渠鲲飞（晋中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西 晋中 030619）收稿日期2023-03-10作者简介渠鲲飞（1972-），男，山西晋中人，晋中学院学报编辑部，博士，研究方向：乡村治理。能力是指行动主体完成目的性活动时潜在可行性和外在的实际表现，通常用来描述发展现状和潜力。受已有研究的启发，本文将能力研究应用于乡村发展层面，探讨乡村的发展能力。乡村发展能力来源于乡村农户，它强调的是乡村农户的整体性和代表性的发展能力，因此更注重发展能力的集体性和规律性。为使研究具有可操作性，本研究将落脚点放在晋中市的某一个自然村。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自然村已经成为构成乡村社会有机体的最基本内容。自然村是由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习俗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村民的共性往往是通过乡村体现的，乡村发展能力的共性现象都会在一个自然村中表现出来。一、文献述评生计是谋生的方式和手段。生计能力是指生计主体凭借所获取的资源，采取一定的行动，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财富增加能力与风险应对能力。生计能力就是谋生的能力，是体现在生计实践中的能力，既包括潜在的可能，也包括相关素质在生计活动中的表现，是决定生计水平的内源力量。学术领域的生计能力研究最初是从关注某些自然生存条件恶劣的群体（诸如生态移民、失地农民、少数民族人口等 Chambers 等）提出的。生计能力是指在某种特定的生存环境中，生计主体处理胁迫和应对冲击的能力，并长远地维持乃至加强其资产的能力，以及发现并利用生计机会的能力1。随着研究的深入，生计能力的内涵也得到进一步丰富。这其中，阿玛蒂亚 森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阿玛蒂亚 森认为生计能力是指人能够生存和做事的潜质发挥出来的能力。人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拥有充足的营养和健康的身体素质的同时，还应该具有发展的技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获得相应经济社会地位的能力2。阿玛蒂亚 森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生计能力的范围。在他的影响下，生计能力的研究不局限于自然生存环境中的生计实践，还体现在社会和市场中的生计实践。生计能力虽然从本质层面揭示了生计发展的内源力量，但是能力概念的抽象性影响了研究的推进。为解决这一问题，学者们多以生计资本的水平和结构来表征生以晋中市某村为例第 40 卷第 4 期2023 年 8 月晋中学院学报JournalofJinzhong UniversityVol.40 No.4Aug.202353渠鲲飞传统农业社会生计能力之考察以晋中市某村为例计能力，所关注的是生计实践中的能力，包括生计主体与自然、市场、社会互动过程中体现出的能力。目前生计能力的应用主要是在实证经济领域，且多集中在能力的量化分析层面。相比数据实证方法，社会学定性研究的较少。陈绍军从家庭社会网络和村落社会网络角度切入，考察了易地扶贫中移民生计能力再造过程，研究发现，地缘网络重构困境及话语权缺失、生产生活边缘化导致了生计能力难以有效提升。3总体来看，在民生问题研究中，把生计能力作为独立研究主题的文献还不多，这方面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已有生计能力的研究中，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在研究对象上，多限定于特定群体，不能反映乡村发展中普遍性和代表性问题；研究方法大都采用数量模型，以生计资本反映生计能力，通过构建易于量化的指标测算生计能力，这些研究注重揭示各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不能全面分析生计能力的形塑机制，不能探析是哪些核心变量和何种主导机制导致生计能力长期得不到改善。既有研究也较少从历史时段对乡村生计能力进行分析。二、乡村生计能力要素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研究目的，提出乡村生计能力概念。乡村生计能力是理性的乡村主体通过配置生计资源，采取适应性的生计行动，获取生计产出，满足乡村长期发展的能力。它包括三个要素：乡村生计主体性、乡村生计资源、乡村生计行动。（一）乡村生计主体性在生计的核心内涵中，人的主体性占有重要地位。乡村生计主体性是指在乡村生计行动中，乡村所能发挥的作用。只有在主体性的引领下，才能做出最适宜发展主体的生计决策，高效地调动各种生计资源。在乡村生计能力中，乡村的生计主体性是第一要素。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自然条件以及不同的社会习俗都制约着生计主体性的发挥。（二）乡村生计资源生计资源是生计能力的物质基础，指某个地域范围内所分布的劳动力、金融资本，土地、水源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乡村生计资源，包括了乡村活动范围内的各种发展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劳动创造等社会资源。没有生计资源，农户的生计实践无从下手。生计资源建设是对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组合提出新的规划及付诸的行动，包括改造传统生计资源，引进现代性生计资源，实现现有生计资源的最佳组合。（三）乡村生计行动乡村生计行动是指乡村对资源的调动、配置和使用。它既包括单个农户的生计行动，也涵盖了乡村集体性的生计行动。改善乡村生计行动就是增强乡村生计行动的适应性、有效性、针对性以实现生计福利最大化。三、田野背景本研究选取了晋中市某县的李村作为考察对象。据多方考证，约在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就已有先民在李村这片土地上开垦耕种、生息繁衍，李村是一座具 1 5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通过对发展历程、区位条件、收入结构、产业基础等几方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在乡村发展历程中李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个完整农村社区的地域范围通常是以其村民的聚居点为中心，并将这个中心辐射到附近各种服务功能点联结起来所构成的地理区域。每个社区都有一定的制度、机构和设施，为整个区域服务，以满足其成员的各种需要。社区这种社会统一体依托各种机构和设施开展服务活动来推动各种制度的运行，使社区成员在本社区疆界内得以维持其日常生活。社区机构设施的有效“服务地区”是形成和保持该社区疆界的决定性因素。李村传统村落布局呈现金龟卧村形状，以一堡为金龟龟背，以堡南门外奎星庙为龟头，以十三庙为肢体，以十八街为金龟脉络。李村最早居民是李姓，后其他姓氏逐渐增多，尤其是元末明初，由洪洞大槐树底迁来郭、赵两姓，人数大增，至今该三姓人数占全村人口 40%多。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李村的村民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染以及通过血缘、地缘的联系，形成了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社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通过相应制度安排，以本地理区域内机构和设施的运行满足村民生产生活所需。历史上李村大多数居民生计空间以村地理区域为界限进行农业生产，也有少部分人在外经商，一年有半年不在家。李村村民生产生活区域形成一个典型的乡村空间。四、李村生计能力的历史演变（一）生计主体性生计主体性用来反映生计主体的能动性，它主要受到国家和自然条件的影响。从历史发展的时段来说，在农业生产中，随着国家治理制度的变迁，国54家对农民的生计主体性影响先后经历了弱强弱的变化。而自然条件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对乡村生计主体性的影响逐渐减弱。乡村的生计主体性，也逐步摆脱国家和自然的影响，在乡村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国家的影响国家对乡村生计主体性的影响，是通过对土地的配置和生产剩余的管理实现的。传统农业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并不具体干涉农户的生计行动。这一点，通过国家设置稀疏的治理机构可看出。元代全县境内实行都甲制，各乡村先后被编为都、里、甲、村等治理单元，都受坊、厢领导，都下有甲。都头首选家道殷实者轮流充当，以支应差役、征收赋课。明洪武十四年（1381）诏令天下编赋役黄册，以 110 户为 1 里，从中推丁多田多的 10 户轮流充当里长，余 100 户分为 10 甲，每甲10 户轮流充当甲首，依甲征收田赋和摊派徭役。清康熙二年（1663），知县鉴于都甲丁粮贫富不均而差徭田赋相等，遂均平里甲差徭田赋，以 120 丁为 1甲，10 甲为 1 里。当时乡村治理主要的任务除差役赋税的征收、徭役的摊派外，还提供少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民国时期进入乡村现代化建设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对农户生计主体性的影响也有所加强。李村所在县划为 3 个自治区，实行“村本政治”，正式在县乡村之间设立区的行政建制。区长由省委派，区以下为行政村。除大的自然村自成一村外，小的自然村或附属于大村，或几村联为一村。行政村设村公所，有村长、村副各 1 人。同时编5 户为1 邻，5 邻为 1 闾，并设邻闾长。1928 年实行乡村制，改行政村为乡，称村长为乡长。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集体化时期的 1961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发布后，李村也实行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土地管理使用高度集中。李村当时是一个生产大队，有部分生产资料，是人民公社和生产小队中间的村级管理机构，具体的任务是在人民公社的领导下，负责本大队的生产、行政事务。人民公社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管理的体制，对土地进行了重新规划，大量的农业生产产品被用于支持工业化。联产承包始这种状况得到缓解，但还保留着农业税。2003 年废除了农业税，农业生产正式进入福利生产阶段。2.自然的影响历史上的李村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力低下，农户的生计主体性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巨大，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从明代开始，李村所在的县有了河水灌溉，清末才出现了打井技术。民国时期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李村灌溉的主要来源是流经该村的一条中型河流，但河道经常干涸，而夏季又常发生河流冲垮河堤的灾害，村民日常浇水主要依靠村内井水。明清时期，李村已普遍采用传统方法打井，以人工开挖，用高架滑轮调运泥土，然后用砖砌井壁，水井深度为 10 米左右。提水工具是人工扳辘轳头，每眼井每年可保浇 1 亩左右。全县号称11 万亩水地，每年可浇者不足 50。1918 年，当时政府大兴六政三事。对县境内渠系有过一番整顿，淘汰了其中一些废渠，加固了主要官渠，引洪灌溉一度规范。正常情况下每年可浇地 8 万亩左右。以后由于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原有渠道因年久失修，大部废弃。1948 年，全县共有水井 5 348 眼，水地5 000 亩。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益于集体化运动的发展，李村的水利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二）生计资源1.自然资源李村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地面积 4500 多亩。四季分明，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湿热多雨，秋季天气凉爽，冬季寒冷少雪。年平均日照时数 2 667.7 小时，无霜期 172 天，年均气温 9.9，年平均降水量 441.8 毫米。降雨量季节分布为：春季占 15.5，夏季占 57.2，秋季占20.8%。光能资源充沛，热量资源较丰富，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蒸发量较大，降水量偏低且随地域、季节分布不均。影响本村农业生产的灾害性天气主要是春旱、霜冻、夏秋连阴雨、干热风和冰雹等。就农业土壤而言，主要有沙土、沙壤土、壤土、重壤土和盐碱土 5 类。2.人力资源在自然经济时期，李村的农业人力资源还是过多地倚重数量和男性。历史上，李村人口数量的演变趋势与所在县域大体一致。据 汉书 地理志 推算：西汉元始二年（2），本县人口在 3.2 万左右。东汉永和五年（140），本县人口 2 万人左右。北魏太和十七年（493），本县人口仍然有 2 万左右。旧唐书 地理志 推算唐代本县人口有 6 万。据 宋史 地理渠鲲飞传统农业社会生计能力之考察以晋中市某村为例55志 推算，本县人口在 10 万左右，为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期。北宋末年，宋与辽、金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徭役繁重，人民深受其害流离失所，人口总量锐减。元史 地理志 记载，本县人口又降至1.5 万左右。永乐大典 府 载：洪武十一年（1378）县军民3272 户计男妇大小共 19712 口。由于大量移民的原因，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 5 716 户，4.42 万人。明永乐年间，有 4.22 万人。嘉靖十五年（1536）至四十年（1561），人口达4.71 万人。万历十年（1582），全县有4516 户，5.02 万人。其后由于战乱、灾荒及瘟疫的影响本县人口总数再次骤减，到清代初年全县人口降至 2.8 万人。清初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人口逐渐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前人们为了生存，多数人在有限的土地上务农，有近五分之一的人从事经商或出外谋生，是典型的种地加买卖的农商结合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发展，李村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提升，女性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49 年，李村人口为1 080 人；1953 年为 1 280 人；1964 年为 1 531人；1980 年为 1899 人；1990 年为 2 100 人；2000 年为2350 人；2012 年为 2427 人。从 1949 年到 2012年间净增加 1147 人，从 1953 年到 1980 年的近 30 年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全村净增加 619 人。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化肥的使用，农业生产中繁重的体力劳动已大为减少，男女在农业生产中体力差别已不重要。3.生产工具资源民国初年李村养牛以本地黄牛为主，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但由于战乱和天灾影响，黄牛的数量一度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和全县的情况大体一致。1937 年全县有大牲畜 3 862 头，抗战期间损失1 440 头，1945 年全县大牲畜仅留 2 498 头。1948年，全县有大牲畜1382 头，牛 472 头，当时每犋犁平均耕地 183.82亩，畜力严重不足，因而荒芜耕地9.2 万余亩。1949年全县大牲畜 1919 头。新中国成立初期，牲口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还大量存在，人民公社时期开始引入机械化工具。联产承包以来，机械化得到普及，旋耕机、拖拉机进入寻常百姓家。4.交通资源因为地当通衢，李村历来交通便利，明清时境内就有两条官道经过：一条是秦陇等地北上必由之路，另一条是通往东南的孔道。古代交通以“官道”为主，沿线设驿站供往来官吏差役食宿或更换马匹，李村既得驿站交通之利，也深受杂役之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上述两条驿道都是十分重要的交通干线，两驿的人役、马匹众多造成不少负担。明会典 记载，为缓解地方财力受驿道的压力，令“协济马二十五匹，交城一十匹，清源三匹，以均其劳逸”。但“年久弊生，三县遂抗不行”，只好仍由李县自行负担，而县又把这差役摊派到沿路各村，李村自然不能幸免。民国时期，县境内有两条公路线和两条铁路线都距离李村不远。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在县现今有铁路东西向横贯县境，境内有高速公路1 条，国道 2 条,省道 2条，距省会 67 公里，距火车站有 5 公里的李村交通条件大为改善，三条公路经过该村，村民外出办事都十分方便。5.社会保障资源为应对灾年，减少社会动荡，历史上当地就比较注重社会救济。早在隋代，李村所在的县就建有社仓，系民办民管机制，由群众凑集适当数量的谷米储于村社之中推出公正人员管理，在青黄不接之时贷给无粮户。常平仓建于明代，为官办粮仓，是以官府之钱收集谷米。谷贱时增价买入以利农，谷贵时减价卖出以便民，以期达到平稳粮价之目的。清代，常平仓名为“常平”实则常常不平，它只是统治者占有粮食的手段之一。义仓亦称“富人仓”，由当时的统治者设点，以富豪之家用义租形式或正税附加收集，再由官府统一管理，以备赈灾。历史上，李村村内就设有社仓，在灾荒年代给无粮户发放粮食，因此当地村民极少有外出要饭情况发生。（三）生计行动1.主导的生计行动在李村，长期以来生计行动以旱作种植业为主。民国时期，多数人除在有限的土地上务农，近五分之一的人从事经商或出外谋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发展，开始有较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生计行动中。据 1967 年村志材料统计，当时全村有全劳力 840 人，其中从事农业的 650 人，占总劳力的 80；从事副业的 140 人，占总劳力的17；外出经商的 50 人占总劳力的 6。1999年12 月的资料显示，全村劳动力 1451 人，其中从事农业的 872 人，占总劳力的 60%;从事林牧业的198 人，占总劳力的 13.6；从事副业的 146 人，历史上做买卖的 235 人，两者占总劳力的 26。这些数据反映了李村的生计行动逐渐从单一的农业生渠鲲飞传统农业社会生计能力之考察以晋中市某村为例56Rural Livelihoods in Historic Landscape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Village in JinzhongQU Kun-fei（Journal Editorial Departement，Jinzhong University，Jinzhong Shanxi 030619，China）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rural livelihood actions were less interfered by thestate.Farmers could arrange livelihood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ndowments and needs,and had a larger livelihoodsubjectivity.However,the quantity of livelihood resources is limited,the types of livelihood actions are single,and the improvementof rural livelihood capacity is slow.Although there are the germination of modern livelihood ability,this trend is difficult to rely onthe countryside itself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to modernity.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tate to intervene in the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velihood capacity.Key words:Traditional countryside；Subsistence capacity；Modernizati（编辑张瑛）产转向多样的非农生产。2.作为补充的生计行动李村的手工业比较发达。纺纱织布遍及农家，酿酒拌醋、熬盐炼硝、造曲做酱、编席制革、冶炉锻铸皆有发展。早在明朝，当地开始饮食深加工，酿酒和榨油比较普及。酒水主要包括黄酒和烧酒，油有香、麻二味。当时的黄醋、苇席、皮、毡货、柳器、麻履等生产，均以手工操作家庭作坊为主，除自给自足外还用于交换。3.现代性生计行动的萌芽由于毗邻县城，李村的粮食加工业开始较早。李村在 1921 年就有了机器磨坊，1928 年李村大户购置电磨四盘，一昼夜可磨小麦 20 余石，除给本村磨粮外，还为相邻村民服务。20 世纪 40 年代李村粮食加工业进一步发展，成立了一家现代性机器磨坊，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不错的。据村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李村村集体先后开办的比较大的现代企业有制砖厂、玻璃瓶厂等，但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这些全部解散。五、小结通过对李村的生计能力变迁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农业发展时期，乡村生计行动较少受到国家的干涉，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禀赋和需求安排生计活动，对社区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是受制于整体生产力水平，生计行动更多的是靠天吃饭。此外生计资源的数量有限，种类单一，质量提升较慢，也不能有效利用社区外资源，生计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虽然会出现了现代性工业的萌芽，但是不论从发展的规模，还是发展的速度来说，都不足以形成向现代生计能力转型的基础。因此，传统农业现代化转型中，国家的介入就显得十分必要。参考文献1ChambersR，ConwayG.Sustainablerurallivelihoods:Practical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A.IDS Discussion PaperC.Brighto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2阿玛蒂亚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陈绍军，田鹏.“嵌入”：移民社会系统重建的新视角以江西省 W 水利枢纽工程为例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2-30.渠鲲飞传统农业社会生计能力之考察以晋中市某村为例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