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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_周丹.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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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38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两者互相成就1。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展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展现为中华文明更化新生的过程;它不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它既是现代“化”中国,更是中国“化”现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离开中华优秀传

2、统文化,就等于丢了“根”和“魂”,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中国共产党坚守的初心使命看,人民至上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核心价值,是对中华文明天道理想的创造转化、继承发展的结果。一、天道政治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境界传统中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以“大一统”作为根本的政治组织原则,以政治来安顿其他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相分离不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国家责任的内在部分,国家把推动经济发展从价值理想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周 丹摘 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从价值观基础看,两者拥有共同

3、的价值理想。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涵养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突出表现为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立足中国实际,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激活中华文明的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从天道理想到人民政治,从天下大同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民本”“爱民”到以人民为中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凸显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理念。以此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在自我锤炼中创造了共产党人的“心学”。关键词:天道理想;人民至上;中华文明;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图分类号:G122;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3-0038-08

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的哲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哲学研究”(22AZX003)。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DOI:10.19861/ki.tqsjyll.20230626.00139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作为己任,同时也从中获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当然,古代社会的皇权制度使“大一统”格局难以充分展现,“家天下”压抑了“大一统”内在的“公天下”的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解放了“大

5、一统”内在的“公天下”的价值主张;能够集中力量办深入民心的大事,使国家意志始终围绕着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而运行;真正形成了“大一统”政治原理与“天下一家”政治理想的内在一致。从文明的价值观内核看,这种“公天下”和“天下一家”的天道政治理想为五千多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深厚基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和密码。(一)以孔子为文化代表的中华文明:“仁”为价值本位、“礼”为社会秩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苏秉琦认为,我国分为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2,并非传统的“中心边缘”文化起源格局认知。他举例说,以玫

6、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因素的红山文化,这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南北结合,是花(华)与龙的结合,这也是中国人被称为华人、龙的传人的由来。中华文明经过一个漫长的交流、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高峰期,即以孔子为文化代表的中华文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传统价值观变革、形成的重要时期。随着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私学兴起,文化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各陈其说,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建立起以“仁”为价值本体、以“礼”为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对

7、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影响最为深远广大。在儒家价值体系当中,价值规范很多,譬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诚等,而“仁”居于最核心的位置,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价值本位3。其一,“仁”是人的本性。孔子曰:“仁者,人也。”(中庸)仁是人的内在根据,是儒家价值观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其二,“仁”是做人的原则。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仁的实践形态。“泛爱众而亲仁”,在孔子看来,个体的自作决定、自担责任是在与社群之他者的交往中实现的。个体与他者的交往原则有二:一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二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三,“

8、仁”是首要的价值选择。孔子认为,“当仁,不让于师”,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果“仁”与其他价值发生了冲突,必须毫不犹豫地克制自己,牺牲其他的道德价值,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即“杀生以成仁”。我们熟知的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于中国人来说,“杀身成仁”是最普通的道理,也是最高尚的价值选择和道义选择。“仁”作为价值本位,需要现实化为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4。儒家对社会结构、秩序和运作方式的设计,主要是通过“礼治”来实现的,所谓“礼也者,理也”。儒家承袭的是三代之礼。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9、三代之礼虽然有所损益,然而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恢复周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见,儒家特别强调礼治(而非刑治)的作用。其一,“礼”由仁义而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礼是“成己”“成人”的必要条件。其二,“礼”是现实仁的途径。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和“复礼”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都是实现“仁”的途径。礼以仁为思想内容,仁以礼为实现路径。就内和外来说,仁主内,礼主外,通过外在规范来实现内在价值。其三,“礼”的实行关键在“和”。“礼之用,和为贵。

10、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礼的运用,以和谐为目标,以和谐为贵。先王治国,就以这样为美,大小事情都这样。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40有行不通的时候,单纯地为和谐而去和谐,不用礼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就社会治理来说,“和”既是目标,也是方法,以和谐实现礼治。(二)以朱子为文化代表的中华文明:仁本体论从孔子开始,“仁”便有关切天下众生的核心面向;程颢以身体知觉为基础,建立了万物一体之仁的命题;程颐则突出了“仁”的公天下面向;朱熹在

11、二程的基础上,运用理学的理气架构,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的命题打牢了宇宙论本体论基础,即发明了仁本体论。传统儒学“万物一体”的思想既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指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这种整体就是仁体。仁本体论把传统儒学的一体之仁与生生之仁做了有机结合。仁本体与关联共生的万有是“全体是用,全用是体”的关系。“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注:私意人欲)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便与天地同体。”(朱子语类论语二十七)陈来认为,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看作从两个基本方面呈现,一个是理学,一个是仁学。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

12、理学的习惯说法,更能凸显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5。其一,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朱子认为仁是天地用以生物之心,又是人心的来源,人禀受天地生物之心而成为自己的心。这一天心人心的结构,是朱子学仁说的基础结构。“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熹仁说)朱子的“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为“万物一体之仁”建立了更

13、为客观的本体论宇宙论基础。其二,仁是自身德行全面发展的根据。郑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则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浑沦看,只是一个。”(朱子语类性理三)“仁”须兼礼义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朱子语类性理三)孔子强调仁者应当全面发展自身的德性,故“仁”有

14、“全德之名”;到宋明儒学尤其是朱熹那里,“全德之名”得到了进一步的本体论宇宙论奠基。其三,人(仁者)是天地宇宙间的独特存在。“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见其为仁;物得其偏,故虽具此理而不自知,而无以见其为仁。然则仁之为仁,人与物不得不同;知人之为人而存之,人与物不得不异。”(朱熹延平答问)人之为人,在于仁之德行。此外,“仁”本身也包含着个体与他人的联结关系,互相关爱,和谐共生。(三)中华文明的境界:天人合一、天下大同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一套

15、关于“仁”的价值体系。任何价值体系都不外乎要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三重关系,更进一步说,处理人与自然、群体(社会、国家)与群体(社会、国家)的两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境界突出表现为:天人合一和天下大同。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核心范畴。汤一介尝试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构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并且认为天人合一意在解决“人”和宇宙的关系问题,探讨的是世界统一性问题,即本体论问题,因而是整个概念体系的基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由天人合一派生而成。“天”和“人”是内在统一的,皆以“仁”为性。“天”是“仁”的表现,孕生万物,“人”也在其中;“人”敬“天”,尊“天命”

16、,行“天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41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道”,即为“仁”6。坚持天人合一,而非天人二分,才能深刻理解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天人合一,既是本体,又是境界。孟子梁惠王上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遵守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才是安邦定国的王道。荀子也有相同的思想和类似的表述,荀子王制篇中也讲:“圣王

17、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和“人”不是分开的,无论孟子还是荀子,虽然在讲自然规律,“天”之道,实则在讲圣制王道,“人”之道。习以成“人”,关键在于懂得、遵守、践行天道即人道,不断克服和超越自身的局限性,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7。人从自然而来,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的生存依赖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是“生命共同体”。我们要用平行的视角去看待自然,没有傲慢与偏见、没有屈尊

18、与卑微,置自己于天地万物之中,人与自然命运与共,达到“人与天地参”的可持续发展境界,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中国智慧。天下大同是孔子的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同”是“仁”的最终归途,也就是人类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天下大同的前提是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赵汀阳认为,“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8。天下概念和天下体系还表明,中国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科学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认识到“天下”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之间的张力。张志强认为,“

19、现代”是一个由西方的强势地位而构成的话语和世界的秩序,中国需要参照这种规范性加以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实发生在中国的土壤之上且具有连续性,这种“反现代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具有一以贯之的文明标准,即“天下”体系及其价值9。具体来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具有多重含义。一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可以看作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民心”,“得天下”也就是“得民心”。三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四海一家”,天下是一种世界制度,是一种群体与群体、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处方式10。纵观中国历史,无数朝代更迭,其最本原的合理性依据便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大学 提出人生的“

20、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天下,这是中国人关于世界的一种理解,关于世界秩序的一种想象。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人最需要天下大治,所以得天下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就是人心,这是天下体系的基本价值原则。天下大同的当代表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抛弃狭隘的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成见”,“以天下观天下”,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进而实现“人类进步”和“世界大同”。二、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源流互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场和中华文明根基。两者之

21、所以能够深相融合,从价值观上说,都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理念的。(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民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神,是对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集中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民政治上。在本体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共同体为本位,将人类视为唇齿相依的有机整体,将不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42同民族和国家视为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

22、体,将中国与世界视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必须要有共同体意识,把相互发展、共同进步视为机遇,而不能视为麻烦和挑战。这是因为从本体来讲人类是一个有机整体,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价值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命运与共为核心价值导向,着眼于从整体上谋划人类长远利益和各民族利益的共赢,以实现共建共享为根本目标,建立以包容共生为基础的价值共同体。世界近现代史以西方文明崛起为主脉络,这客观形成和导致“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然而,西方模式带来和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贫富差距、局部战争等,引发广泛关注和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打破了狭隘的“西方中心论

23、”和“文明冲突论”,超越了西方以权力为核心的霸权主义文明观,建立以人类共同命运为核心的新文明观。在方法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内在统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人类从繁荣和发展走向命运与共的现实路径,最终实现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理想目标。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是不同话语叙事的同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和使命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始终强调“仁”的突出地位,无论是价值本位,还

24、是仁本体论,作为其日常功用来说,大抵一个词可以概括“仁者爱人”,落实到一套政治运行体系和话语结构,在古代就是“民本”“爱民”,传承到当代中国就是“人民政治”。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1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人民政治的核心意志。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决定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条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2这表明人民是通过全国

25、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3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类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伟大发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人民群众拥有惊人的力量和丰富性,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马克思揭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动性能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他还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自身的发

26、展也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16中国从战乱走向和平、从落后走向富强,最关键的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党是人民的政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胡绳把这种力量称之为“不死的人民力量”,“我们在每一时代都可以看到在苦难中挣扎奋斗而取得了最后胜利的人民力量”17。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这种“不死的人民力量”不断形成一种中国人的精气神。新民主主

27、义革命时期,我们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43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形成了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形成了塞罕坝精神、工匠精神、探月精神、伟大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18。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的奋斗成果和精神结晶。这也激励着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主

28、体地位,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唯物史观根据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党干事创业、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忘初心”,这颗“初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心”,就是人民至上的“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打算,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知行合一中自觉为人民群众担当。(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

29、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在原理,提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0。正如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以此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人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和价值旨趣。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

30、方位。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我国实现从总体小康走向全面小康,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总体发展跃升到新的阶段,同时也展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和更多期待。老百姓眼中的好日子,不仅是吃穿不愁,而且更有精神层面获得美好和幸福体验的需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31、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更全面地协调发展。在经济建设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难题,而且要推动形成更多从 0 到 1 的自主性原创性重大科技成果。在政治建设上,进一步发扬和完善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文化建设上,深入挖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根基,提升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自豪感。在社会建设上,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对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人民群众热切

32、关心的领域持续推进改革,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保护好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提升环境友好舒适感。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些人或某一群体的现代化;是高质量高水平的现代化,而不是低质量低水平的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要不断深化改革、守正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五大文明”的发展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而使人类的文明程度不断跃升到新的层次。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23。从

33、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44这一方面强调了共产党员党性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每个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另一方面指明了从更深层次上如何把党性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开创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即共产党人的“心学”。(一)传统心学及其不足心学,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学说的重要一派,最早可追溯到孟子。孟子认为,人心本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心学集大成者则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

34、明:传习录)这派学说被称作“陆王心学”,其核心主张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修养的目的在于为善去恶,达到良知,并按照良知去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性就是“良知”,践行党性就是“致良知”。如何加强党性修养,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致良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工夫论。致良知这种内省式的体认方法,是极好的。然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致良知在一般意义上是个体性的。个人通过心学工夫,成己成圣。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种内省式的工夫缺乏一种普遍的约束性和实践性。究其原因,这正如梁漱溟在 中国文化要义中所指出的,“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所谓集团生活是指:“一、要有一

35、种组织,而不仅是一种关系之存在。二、其范围超于家族,且亦不依家族为其组织之出发点。三、在其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一些拘束,更且时时有着切身利害关系。”24就士农工商四民而言,“士人和农人,是构成中国社会之最重要成分”,而两者都是“散漫的”,其中“士人止于微有联络而已,谈不到有团体”;工人商人,也是乡党意识宗族意识强于行业意识,亦无团体精神。国家有如一个大团体,而传统中国社会,缺乏一个真正的组织,“组织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梁漱溟认为:“缺乏集团那是中国最根本的特征;中国一切事情莫不可溯源于此。”25这里问题的核心在于,传统中国缺乏一个真正能够代表全体中国人的政治组织,缺乏一个真正能够代表

36、广大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二)中国共产党在党性教育方面的创造性转化梁漱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指出:“集团生活在数千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缺乏的;而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其团体组织上颇见成功,几乎可说是前所未有。”26中国共产党把团体生活引入中国,首先是建立起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团体生活;进而以此为根基,发展了一切其他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基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散漫的中国人走向组织,公共观念于是养成,纪律习惯于是养成,法治精神于是养成,更重要的是,组织能力于是养成。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用梁漱溟的话来说,“透出了人心”。心即主宰,主宰即心;人与人只是身隔

37、而心不隔。“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人民的初心,“不忘初心”最根本的是不忘人民,要时时刻刻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27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着人民性的深刻内涵。我们党是代表人

38、民利益的党,她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28中国共产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全新政党,带领人民建立新国家,建设新社会,培养新人格。就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来说,通过“集团生活”+“心学”的方式,创新了礼乐教化,建立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题写校训)的团体生活。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它是指全体党员在党内生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45特区实践与理论 二二三年 第三期 PRACTICE AND THEORY OF SEZS活中当家作主的权利以及平等地享有参与管理和决定党内事务的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

39、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29在党内生活中,从团结的目的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实现更大的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党员的“主人翁”意识。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不仅修炼党性,而且涵养心性,充分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用实际行

40、动回答和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造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有全人类的重要价值,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参考文献:1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人民日报,2023-06-03(01).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14.34 孙伟平等.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83-85,90-92.5 陈来.仁学本体论 J.文史哲,2014,(4):41-63+155.6 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9-40.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41、义思想学习纲要 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167.810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27-28.9 甘阳,汪晖,张志强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J.开放时代,2006,(2):4-37.1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新修正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60,60.13 中国共产党章程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23.14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287.1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28.17

42、 胡绳.二千年间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171.18 周丹.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生成逻辑 J.哲学研究,2021,(9):13-21.1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8.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7.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2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23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242526 梁漱溟全集(第 3 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72,331,339.27 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 N.人民日报,2016-12-28(01).28 习近平.摆脱贫困 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83.2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86.作者:周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哲学研究 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责任编辑:钟晓媚从价值理想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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