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的宋诗观_周童.pdf

四库全书总目 的宋诗观周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 的集部对宋代诗歌之观照，形成了具有 总目 特色的宋诗观。通过与唐诗的比较和对宋诗本身的认知，总目 之宋诗诗史观可用一“变”字概括；总目 对作家的考察集中在人品、根柢、师承三个方面，形成了由内到外、由浅入深的评价体系；风格上，总目 崇雅、追骨、尚格，体现了对温柔敦厚诗教的推崇。总体来看，总目 的宋诗观比较公允，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者客观对待。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宋诗；诗史观；作家论；风格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翰林国史院文人研究”（）。作者简介：周童（），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 总目）是清朝乾隆年间修撰 四库全书 时的伴生品，宋诗作为宋朝的文化符号之一，在 总目 的集部部分受到格外关注。具体来看，总目 在宋诗诗史观、宋诗作家、宋诗风格等方面的观点能够自成体系，形成了 总目 的宋诗观。一、诗史观 宋诗为“变”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至唐代，无论在体裁、内容，抑或是艺术手法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这对宋人来说亦喜亦忧：他们可以享受无穷无尽的文学遗产，然而如何使本朝的诗歌区别于前朝以开新局，成为他们必须面临的难题。总目 指出，宋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变”。总目 所言宋诗之“变”有两意，一是与温柔敦厚诗教之“正”作对比，二是指宋诗发展。御选唐宋诗醇 提要写道：“凡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总目 此处所指之“变”，与“正”相对。那么何为“正”？本提要接着写道：“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由此可知，“正”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既然宋诗是“极其变”的，那么唐诗能不能算得上“正”呢？御选唐宋诗醇 云：“盖李白源出 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于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显然，在 总目 的诗学体系中，以李、杜、白、韩四家为代表的唐诗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涵盖众长，成为诗歌中的典型。另外，静修集 提要指出：“今考其论诗有曰，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云云。所见深悉源流。”刘因的诗学观念为 总目 所认可、接纳，再结合 御选唐宋诗醇 提要，可以确定，唐诗即所谓之“正”。如果把 御选唐宋诗醇 中诗歌收录情况考虑进来，“正”“变”的对比则更加明显。御选唐宋诗醇选录的六人之中，宋代诗人只有苏轼、陆游两位，而且在评价这两位诗人时，总目 没有指出苏、陆迥异于唐诗四家的特质，似乎表现出了一种为选宋诗而择苏、陆的态度：至于北宋之诗，苏、黄并骛。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于韩、杜之间。既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 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 剑南集 上，既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而删范。将李白、杜甫诗歌的源头推至 离骚 诗经 的高度，把白居易、韩愈的诗歌与情、理挂钩，而如此解释苏轼、陆游诗歌的入选理由，似乎略显寒酸。这一方面说明与唐诗相比，宋诗在遵循温柔敦厚诗教上显得逊色，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唐诗为“正”而宋诗为“变”的诗史定位。那么，宋诗相较于“正”的唐诗，“变”在何处？严羽 沧浪诗话诗辨 言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面对唐诗，宋人需要以某种方式翻越这座大山。宋代文人文化程度高，好议论，因此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成为宋人登山之屐。这种方法很可能出现严羽所论宋诗的弊端，对应了 御选唐宋诗醇 提要中的“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此话或过于绝对。正如上文所述，宋诗只是在遵循温柔敦厚诗教上比唐诗逊色，并非所有的宋诗都与诗教相左。严羽论诗宗唐，且身处江西后学流弊严重的南宋中后期，他指责的只能是消极之“变”。宋诗既然能在诗史上与唐诗并列，定有其独到之处。缪钺先生指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虽然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使宋诗招致后人批驳，但是优秀的作家往往能调和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缓解文字、才学、议论对诗教的消解，产生了区别于“唐音”的“宋调”，这正是宋诗对代表了“正”的唐诗所做出的“变”。总目 所言之“变”，除了与“正”的唐诗相对外，还指宋诗的发展，这是诗史观的第二个层面。从宋代诗歌历史来看，诗体和诗派是宋诗发展变化的重要里程碑。也可以说，宋诗的发展以各种诗体、诗派为标志。从体派入手来关注宋诗发展，亦是 总目的一大特色，如 云泉诗 提要：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生弊。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乃姚合一家武功体。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又 御定四朝诗 提要：唐诗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初学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杨亿等倡西昆体，流布一时。欧阳修、梅尧臣始变旧格，苏轼、黄庭坚益出新意，宋诗于时为极盛。南渡以后，击壤集 一派参错并行。迁流至于四灵、江湖二派，遂弊极而不复焉。以体派论宋诗发展，宋人已为之。像“昆体”“江西宗派”“四灵”等具有体派意义的词语在宋人著述中时常出现。严羽在 沧浪诗话诗体 中用“以时而论”的“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及“以人而论”的“西昆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等梳理了宋诗发展的脉络。不过 沧浪诗话 论宋诗有机械拼凑之感，难寻其中变化轨迹；而 总目 说明了“西昆伤于雕琢”后元祐代之以“朴雅”；元祐“伤于平易”，江西诗派又以“生新”对其进行超越。这就使宋诗环环相扣，每一环的出现、消失都有原因，与之相交的另一环也有崛起的基础。单从体派来讲，深入诗歌发展内在联系的方法并不始于 总目，总目却在多个提要中通过反复论述，从史的宏观高度分析各体派之间的兴衰、消长强化了一种“通变的文学史观真正体现了宋诗的发展。”顺着这一思路，不妨对 总目 的宋诗发展简单地做一概括：宋诗最主要的体派有“西昆”“元祐”“江西”“四灵”“江湖”“击壤集 派”；宋诗的发展脉络大概是从“西昆”到“元祐”，从“元祐”到“江西”，从“江西”到“四灵”“江湖”，而“击壤集 派”，即理学诗派，从南宋开始，成为诗脉的别支。通观宋诗的历史，以上两点基本正确，但仍至少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元祐”地位被抬高，与真实情况不符。“元祐”本是宋哲宗的一个年号，最初还用来指代“元祐党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元祐”逐渐从一个颇具党争意味的词语，延伸出了文学批评的意义，并最终成为宋代诗学不可或缺的存在。总目 对“元祐”可谓倾心之至，在诗文方面常常援引“元祐”作为参照对象，试看以下几例：故其诗虽兴象未深，而亦颇有规格。其率易者近白居易，其偶为奇崛如 送李辟疆 之类者，或偶近卢仝，其大致则仍元祐体也。汝文好古淹博，深通篆籀。尝从苏轼、黄庭坚、曾 巩 游，故 所 为 文 章，尚 有 熙 宁、元 祐 遗风。翌父载上，尝从苏轼、黄庭坚游。翌承其家学，而 才 力 又 颇 富 健。故 所 著 作 有 元 祐 遗风。为了表达对“元祐”的向往，甚至可以不顾时间第期 周童：四库全书总目 的宋诗观上的先后：要其诗边幅虽狭，而清新有致，出入于苏、黄之闲，时时近似，在元祐、熙宁诸人后，亦挺然有以自立，固未可尽排也。之仪在元祐、熙宁间文章与张耒、秦观相上下。“元祐”显然成为 总目 中宋代的文学高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元祐诗坛的主将苏轼、黄庭坚“诗歌创作的成熟期与鼎盛期应当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而不是宋哲宗元祐期间”。另外，自南宋以来，崇元祐而贬熙丰（熙宁、元丰）、褒旧党而讽新党的话语体系多为封建统治者所采纳。总目 的撰写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对王安石这位新法发起者的斥责以及对“元祐诸贤”的怀念，不难看出 总目 于此之守旧。虽然“凡例”申明要做到“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卷首，但是受限于官方意志和编写者主观原因，总目 没有突破传统，对“元祐”诗学进行客观评价。第二，总目 忽略了一些重要理论对宋诗发展的意义，如吕本中的“活法”，韩驹的“遍参”以及曾几的“活参”。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禅宗密切相关。宋代士大夫习禅者甚众，参禅与学诗在思维方式上又有相通之处。“诗人们往往以参禅悟道来比拟诗学规律”，是宋代诗论的一个重要线索。张戒 岁寒堂诗话 记载：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死蛇弄活 是禅家的著名比喻，也是 活法 说重要的思想来源”。另外，韩驹曾说“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曾几亦有“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的论调，禅宗对宋诗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然而 总目 在这些人的别集提要中往往探讨其师承关系，如吕本中“其诗法出于黄庭坚”；韩驹“驹学原出苏氏亦颇涉豫章之格”；曾几“诗源出黄庭坚”，全然忽略了上述理论的重要性。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总目 秉承通变的文学史观；其二，总目 的撰写受乾嘉实学的影响。前者决定了 总目 的宋诗发展观要站在史的高度，考察诗歌的师承、流变；后者则引导撰写者从“学问”出发，否认禅宗思维方式对诗歌发展的积极作用。因此，通观 总目，绝少有将诗和禅联系起来的论调。总的来看，总目 的宋诗诗史观可用一“变”字概括，此“变”之意有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宏观上，宋诗确立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诗史地位，主要体现在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变通；微观上，体派的变化成为了宋诗发展的具体体现，由此宋诗发展的脉络得以清晰。前者是骨骼，后者是皮肉，二者共同构成了 总目 的诗史观。二、作家论 重人品、重“根柢”、重师承 总目 云：“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从 四库全书 的收录情况来看，宋代别集保留情况良好。总目 在对待宋代作家时，有足够的别集作为评价基础，这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 总目 的宋诗作家论提供了前提条件。作家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上文已经提到，总目 的撰写受到乾嘉实学的影响，在这种学术思想背景下，总目 对宋诗作家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人品、根柢、师承三个方面，最终形成了一种由内而外，由浅入深的评论体系。先看人品。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古代文论中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蒋寅先生在 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 中对此作了精妙阐述。他总结了文品与人品关系问题上的三种见解，即文如其人、文不如其人以及文品、人品二者的折衷。很明显，总目 对宋人采取了折衷的观点，即使人品低劣，只要诗文有可取者，便不“因噎废食”。试看：（夏）竦之为人无足取，其文章则词藻赡逸，风骨高秀，尚有燕许轨范。（王）安中以词藻擅名，而行谊甚为纰缪。其人虽至不足道，而文章富赡，要有未可尽泯者，录而传之，亦不以人废言之义也。一方面，根据“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的选录准则，人品有瑕的作家，因时代久远，其作品得到了豁免权。另一方面，这些作家的作品确有可观者。然而，从深层次上来看，这种选择受到政治话语权的影响 宋代作家作品因无法对清王朝统治构成实质威胁而尽数收录。总目 还说道：“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剃弥严。非曰沿袭恒情，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德州学院学报 第 卷如 临川集 提要，援引朱熹语“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与生平行事心术，略无毫发肖。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叹”，总目 以此为“千古之定评”。慎云尔。”此说似乎公允，实则另有其意。这一点何宗美先生在 四库全书总库“明人”观与明诗文批评 一文中论述颇详。结合何宗美先生的观点，有理由认为 总目 出于政治和时代因素，放宽了对宋代作家人品的要求。何为“根 柢”？“根 柢”即“学 问、德 行、经济”。总目 把“根柢”作为一个批评术语，主要用来评价作文之人，不过也时常用于评价诗人。宜 其 以 余 事 为 诗，亦 根 柢 深 厚 若 此也。今观集中诸作，大抵规摹苏诗，颇具一体，而根柢稍薄，时露竭蹶之状。安石诗虽镕炼有痕，不及苏、黄诸人吐言天拔，而根柢深厚，气象自殊。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文化程度较高，这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而 总目 却不厌其烦地将这一常识摆上台面，则有着学术体系的门户之见。我国古代有汉、宋两大学术体系，汉学重考证辨析，宋学重内心体验。总目 的撰写受到乾嘉实学的影响，而乾嘉实学的内核就是汉学。梁启超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 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因此，宋学作为与汉学“针锋相对”的学术体系，其疑经、疑注的治学风气与乾嘉实学重渊流、重考证的方式相左，而宋人作为宋学的践行者，就难免受到 总目 指责，如“宋人学不逮古，而欲以识胜之，遂各以新意说诗”。在这种学术思维差异的背景下，“根柢”自然成为了 总目 特别关注的一点。师承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师承指某位作家以另一位作家为师，学习其创作方法和风格；广义的师承范围略大，可将家学渊源吸纳其中。正如上文所提及，乾嘉实学重渊源考证，因此师承也成为 总目 作家论的应有之义。从师法对象来看，总目 认为宋诗作家的学习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贾岛、姚合（晚唐）。由于宋人常把贾岛、姚合视为晚唐人，因此他们的诗歌往往称为晚唐体。宋代有两次“晚唐热”，一次在宋初，以寇准、赵湘、九僧等人为主；一次在南宋中后期，以“四灵”和江湖诗派为主。第一次学习浪潮，如 寇忠愍公诗集 提要之“其诗乃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南阳集 提要之“大抵运意清新，而风骨不失苍秀。虽源出姚合，实与雕镂琐碎、务趋僻涩者迥殊”。第二次则有 云泉诗 提要之“然 四灵 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 武功体 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 写 景 细 琐，边 幅 太 狭，遂 为 宋 末 江 湖 之 滥觞。”李商隐。北宋初，杨亿、钱惟演、刘筠等人奉旨编纂 册府元龟，于秘阁中相互酬唱，诗集被命名为 西昆酬唱集，作诗宗主李商隐，如 武夷新集 提要云：“大致宗法李商隐，而时际升平，春容典瞻，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元祐”。“元祐”一般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朴雅”“平易”。宋高宗赵构本人“最爱元祐”的言论，开启后世对“元祐”的向往。南宋时期的学术都向“元祐”看齐，故而“元祐”诗风成为诗人垂青的对象，如翟汝文、朱翌、张元干等人。试举 芦川归来集 提要一例：“故其（张元干）学尊元祐而诋熙宁，诗文亦皆有渊源。”江西诗派。吕本中作 江西诗社宗派图，大体上给该诗派划定了成员范围。南宋的曾几、赵蕃、韩淲等人也被视作江西诗人，却难有新开拓；而陆游、杨万里、姜夔等人往往由江西入，不从江西出，自成一家。其中，曾几和陆游最具代表性。茶山集 提要云：“陆游为作墓志云 以杜甫庭坚为宗 后几之学传于陆游，加以研练，面目略殊，遂为南渡之大宗。”剑南诗稿 提要云：“游诗法传自曾几，而所作 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其间关系一目了然。除以上学习对象外，总目 还把家学渊源纳入观照范围，如黄庶和黄庭坚，陆佃和陆游，朱载上和朱翌等，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黄庶、黄庭坚父子。伐檀集 提要云：“江西诗派奉庭坚为初祖，而庭坚之学韩愈，实自庶倡之。然集中古体诸诗，并戛戛自造，不蹈陈因。虽魄力不及庭坚之雄阔，运用古事，镕铸翦裁，亦不及庭坚之工巧，而生新矫拔，则取径略同。先河后海，其渊源要有自也。”黄庭坚学诗受父亲影响，后来他又把作诗心得传授给洪刍等外甥，直接壮大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力。从作家人品入手，重视作家的“根柢”，并考察其师承，这种由内向外、由浅入深的方式构成了 总目独特的宋诗作家论。在这种模式下，宋诗作家的基本情况得到了有效关注。不过，其间也暴露出在品评作家时凭借政治偏见、个人好恶来予以定夺等问题。虽然没有像明人那样删除大量作家及其作品，但足以给论家前车之鉴，启示他们作出更客观的评价。第期 周童：四库全书总目 的宋诗观何宗美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对于明朝李贽等思想异端、陈子龙等矢志复明之遗民、钱谦益等首鼠两端之贰臣，总目 删汰颇严，很大原因在于这些人于清朝统治不利。三、风格论 崇雅、追骨、尚格 诗经 在汉代经典化，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汉学诗歌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目 的圣谕有言：“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 郑 卫，所以示刺示戒也。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卷首乾嘉实学以汉学作为其内核，而清高宗乾隆帝又为诗歌的去取定下了基调，双重因素影响之下完成的 总目 在论诗时，必然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旨归。从 总目 来看，这种观点反映在宋诗风格评价上主要有三方面，即崇雅、追骨、尚格。雅俗之辨是宋代文艺界一个重要的话题。“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苏轼这番话很具代表性，体现出了宋人对“雅”的追求以及对“俗”的抵触。总目 对雅和俗亦是分得清楚，如 安阳集提要论韩琦诗“诗句多不事雕镂，自然高雅。盖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自然得风雅之遗，固不徒以风云月露为工矣”。龙云集 提要评刘弇诗“虽 才 地 稍 弱，要 亦 峭 拔 不 俗，异 于 庸 音 之 足 曲也”。此外，总目 以“朴雅”论“元祐”诗歌，而“元祐”作为 总目 诗学体系中宋诗的巅峰，常成为后人的标杆，如 无为集 提要评杨傑之诗“其大致则仍元祐体也”。上述两种情况都体现出 总目“崇雅”的取向。“风骨”一词最早用于品评人物，刘勰在 文心雕龙 中将其发展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风骨”是我国文学史上反对浮靡文风的有力武器，宋西昆体、江西派、江湖派往往流弊于此。因此，在诗风转关的重要节点，需要具备“风骨”的诗歌为诗坛带来健康的气息。后山集 提要称陈师道诗歌“七言律诗风骨磊落”；石湖诗集 提要评范成大之诗“自官新安掾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雪矶丛稿 提要说乐雷发之诗“其诗旧列 江湖集 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实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殊”。对“风骨”尤其是“骨”的追求，当还与清朝诗风有关。“风”偏于空灵、超逸，而“骨”偏于充实、刚硬。前者使人感到神清气爽，后者使人感到充实严正。康熙年间，王士禛申严羽之说，以神韵论诗，诗风为之一变。神韵偏重空灵一道，这与以温柔敦厚诗教选诗的原则不符，故 总目 评价王士禛“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为了矫正这种偏于超脱玄远、幽静淡泊的诗风，需要用峻实厚重的“骨”予以平衡。“格”与“风骨”相似，都经历了由人物品评到诗歌批评的转变。以“格”论诗兴起于唐而流行于宋，清代进入总结期。乾隆前中期，沈德潜得到清高宗乾隆帝的赏识，“格调说”推行开来。归愚之“格调”重提温柔敦厚之诗教，“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重订唐诗别裁集序），这就回应了 总目 的圣谕。乾隆中后期，四库馆臣翁方纲的“肌理说”成一时之风。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天看来，肌理说 其实是 格调说 吸收其他学说的发展与完善”，翁方纲“强调通过对 格调 的辨析，而深入到对诗作骨髓神味的把握之中”。由此观之，对于“格”的讨论和重视，贯穿乾隆一朝，那么 总目 对“格”的重视，就不言而喻了。具体来看，总目 论宋诗之“格”，大致有二，一是温柔敦厚之格，如 宋景文集 提要评宋祁“所著诗文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律”；二是“元祐”之格，如 无为集 提要评杨傑之诗“虽兴象未深，而亦颇有规格其大致则仍元祐体也”，它们最终融通唐音宋调，导向对“高格”“俊拔”“峭拔”“遒上”的追求。从崇雅、追骨、尚格三个方面讨论 总目 的宋诗风格论，并不代表三者完全割裂。事实上，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同属对温柔敦厚诗教的推崇。然而，与沈德潜、翁方纲一样同为乾隆年间的诗论家、“性灵说”的代表人物袁枚，其倡导的“性灵”诗玲珑婉转、轻松活泼，表现出与诗教背离的倾向。总目 过于推重诗教而忽略诗人之“性灵”，使得其宋诗风格论整体上显得呆滞，没有深度挖掘宋诗中描写真“性灵”的诗歌风格，是 总目 之失。总体来看，总目 认为宋诗是对唐诗之“正”的变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是仍能与唐诗一道，成为诗歌双峰；从文学史角度来讲，宋诗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始于“西昆”，极于“元祐”，终于“江湖”的主脉络，而理学诗派为其旁支，但是过分抬高“元祐”且忽略“活法”等重要理论，是其缺憾。以人品、“根柢”、师承考察诗人，由内到外，由浅入深，虽成体系，也应注意主观因素的渗透。崇雅、追骨、尚格的风格论代表了对温柔敦厚诗教的推崇，然而“性灵”的缺失，使风格论略显呆板。总目 的宋诗观已经颇具文学史意味给后人带来良多启示。至于其不当之处，考虑到 总目 作为在官方意识形态指导下完成的著作，出现上述问题不可避免，研究者需要多加甄别。参考文献：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严羽，郭少虞，校释 沧浪诗话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下转第 页）“”，（，）：，“”：；“”；（上接第 页）缪钺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吴亚娜 四库全书总目 宋代文学批评研究重庆：西南大学，：萧瑞峰，刘成国“诗盛元祐”说考辨文学遗产，（）：张晶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文学遗产，（）：张戒，著 陈应鸾，校笺 岁寒堂诗话校笺 成都：巴蜀书社，：永瑢，等，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蒋寅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求是学刊，（）：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苏轼，著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袁进试论清代中期“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消长中的诗史观社会科学，（）：胡建次，刘慧萍中国古代诗格论的发展及其特征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德州学院学报 第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