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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第 1 期107中国政党政治中的无党派人士：政治性、代表性和党派性崔珏（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030）摘要：无党派人士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具有独特价值。从无党者、社会贤达到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一直是政党政治和协商民主的参与者。民国初年，无党者初现政党政治舞台；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的社会贤达突出政治代表性；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无党派人士具备某种党派性，参照各民主党派履行相应职能。但在现实政治中，无党派人士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群体边界日渐模糊，需要进一步明确无党派人士的属性、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凸显其政治性、代表性、党派性。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无党派人士；政治性；代表性；党派性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24）01-0107-08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从无党者、社会贤达到无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一直是政党政治和协商民主的参与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合作的主体超越了有组织的政党，还包括无党派人士。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无党派人士是这一伟大政治创造的参与者，这是其成为制度主体、实践者的重要基础性条件。无党派人士党派性特点以及制度化参与政治生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之一，这一群体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深入研究。一、民国初年无党者初现政党政治舞台民国初年，政党勃兴，“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在封建帝制终结和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中国开始走议会政治道路，政党组建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便是这一政治生收稿日期：2023-11-10作者简介：崔珏，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0 页。?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1913 年第 1 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082024 年 第 1 期态的产物。选举法颁布后，各党各派纷纷展开竞选准备工作。当时参加竞选活动的全国性政党主要是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统一党人王绍鏊曾忆述：当时的竞选活动，除了一些人暗中进行贿赂外，一般人都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我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抽暇到江苏的苏、松、泰一带作过四十几次的竞选演说。竞选者作竞选演说大多是在茶馆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里。竞争最激烈的，是势力最大的国民党与共和党。?辛亥革命后涌入政治场的各种政党组织，多数没有明确的政纲和组织机构，政党间分化组合变化快。参与政党活动的人政治热情虽高，但多数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素养，名声较大的人物被各党争相罗致以扩大组织的影响，跨党现象比较普遍。例如，伍廷芳有 11 个党籍，黎元洪、熊希龄有 9 个党籍，唐绍仪、张謇有 7 个党籍，章太炎有 5 个党籍。可以说，民初成立的政党多为高变动性、低组织化政党。无党派人士是与有党派人士相伴而生的。当时的政党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初具政治意识而没有参加政党组织的人。这些没有组党和加入政党的人，民国初期称无党者、无党派，在谢彬的民国政党史、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被称为“无所属”。然而，这一尚未组织化的群体，出现在中国政党政治舞台上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第一次国会选举情况，生动呈现出民国初年我国政党政治的状况：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的议席最多，不仅在四大党中遥遥领先，还远远超出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的总和（见表 1）?。此外，我们看到还有跨党者和无所属，获得的议席也不少，表明当时跨党现象十分普遍，无党无派的议员也占相当比例。表 11913 年第一次国会选举情况一览党籍议院名人 数议院名人 数合 计国民党众议院二六九参议院一二三三九二共和党众议院一二参议院五五一七五统一党众议院一八参议院六二四民主党众议院一六参议院八二四跨党者众议院一四七参议院三八一八五无所属众议院二六参议院四四七总计五九六二七四八七民国初年，多党政治虽未获得成功，但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远影响。多党竞争失败的同时催生出新的政党、政党制度，也带来政治观念乃至政治文化的变化，更多人对政党政治的作用有了新认识，不仅认为组党结盟是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而且认为现代化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政党的有效社会整合和路线、方针、政策引领。一些经历过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洗礼的人士，后来?参见王绍鏊：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活动的点滴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 年，第 404 页。?谢彬撰、章伯锋整理：民国政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9 页。中国政党政治中的无党派人士：政治性、代表性和党派性2024 年 第 1 期109都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有的成为民主党派的创建人。即便是抱有“不党”情怀的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人士，也以各种“参政”“干政”方式活跃在政治舞台周围。二、政治协商会议时期的社会贤达突出政治代表性国民党自 1928 年宣告训政时期开始，推行一党独裁体制，实行“党外无党”。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战时体制下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随即成立，以适应全国人民渴望政治民主、实现全民族全面抗战的要求。国民政府于 1938 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产生采用职业代表和区域代表二元制，由各大城市职业团体、海外华侨、各省区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共选出 200 名参政员，其中，国民党89 名，占总数的 44.5%；无党派 89 名，占 44.5%（相当一批倾向于国民党）；其他五个抗日政党仅有 22 人，只占 11%（其中，共产党 7 人，青年党 7 人，国社党 6 人，社民党 1 人，第三党 1 人）。?总额分配情况如下：（甲）省市遴选信望人士88名；（乙）蒙、藏选任代表6名；（丙）海外侨民6名；（丁）社会各类团体代表 100 名。从国民参政会成立初期参政员分配比例看，国民党人数多一些，但没有超过半数，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能够代表民意的。由选举产生民众基础如此广泛的民主机构，确实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的首例。虽然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它还只是一个战时咨询机构，但毕竟为各方面抗日力量共同参与中国政治提供了公开合法的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参政员均由国民党中央从“著有信望”的人士中选出，虽然吸纳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参加，可以发表评论、提出建议案，但并没有体现党派参政，没有真正赋予各抗日政党合法地位，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均是以“文化团体”和“经济团体”的名义加入国民参政会。因此，尽管中共参政员也在声明中指出，国民参政会是“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但国民参政会对当时的政党体制并无改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由民族主义主题转向民主主义主题，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谈判最大的成果。这是自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各个政治派别共同讨论和平建国问题，一度寄托了人们对朝野各方“因接触而了解，因了解而和谐，因和谐而合作，共同携手，走向民主建国的大道”的希望。?1946 年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议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政治协商会议在筹备过程中曾提出过国是会议、党派会议等名称，都是指以各党派和政治力量协商的形式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周勇主编：国民参政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年，第 51 页。?周勇主编：国民参政会，第 6 页。?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79 年，第 189190 页。?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6 年 1 月 1 日。转引自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年，第 166 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102024 年 第 1 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组成，其中，“社会贤达”就是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据参与者回忆：“第一至第四方面之会员由各该党派自行推定，第五方面会员则由第一至第四方面共同推定，均由国民政府主席聘任。”?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38 人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占 22 人，其中 9 名社会贤达代表中，邵从恩、莫德惠、王云五、傅斯年、钱永铭、胡霖 6 人为参政员，缪嘉铭、郭沫若、李烛尘 3 人是新推出的。邵从恩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至于无党无派，有在文化界，有在经济界，有在政治界的，我并不能代表各位先生，开会是他们当有宝贵的意见发表。”?从 9 名代表的具体情况来看，“社会贤达”不仅职业领域分布广，在政治倾向上也不尽一致。李维汉曾分析道：“旧政协会议，在国共两大力量外，还有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统称为第三方面。他们当中少数人是左派，多数人代表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中间派，他们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反独裁，反内战，在这个重要方面同我们是一致的，是主流。至于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一部分和民社党（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则是倾向或依附于国民党的，是右派。”?可见社会贤达并不是具有组织化或党派性的群体，作为会议的一方，主要体现的是在参加协商的四个政党之外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在国民党否定政协决议精神、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及随后发动内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社会贤达代表自然就发生了政治分野，有的投身民主反蒋活动，有的则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制宪国大。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决议虽然未能贯彻实施，但政协精神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甚至成为人们衡量各党派政治行动的尺度和标杆。这段反转曲折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在 20 世纪40 年代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现象，虽然并不能改变以国共为主导的政治格局，但要求新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整合功能，能充分体现对多元政治文化的尊重、包容和对民主价值追求的积极回应。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无党派人士具有党派性中国政党政治百年演进的制度成果是确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是近代以来探索政党制度模式的历史选择，具有内生性特质，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也不能等同于一党制，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强调核心一元与结构多元，具有克服“低组织化”陷阱、提供强大组织力和动员力的突出优势。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一道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洗礼，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增强了合作属性，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道路，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无党派人士”的称谓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各党各派和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人士共同抗日。在1941年11月颁发的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地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统称为“党外人士”。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册，第 492 页。?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册，第 175 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013 年，第 487 页。中国政党政治中的无党派人士：政治性、代表性和党派性2024 年 第 1 期111政权中，无党派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提出的精兵简政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采纳。1944 年 12 月，毛泽东在1945 年的任务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无党派人士”这个称谓。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社会上一般称无党派人士为“社会贤达”。1946 年 1月 10 日在重庆召开旧政协时，无党派人士就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了会议。后来“社会贤达”产生了政治分野，国民党召开的制宪国大虽然仍有“社会贤达”代表，但不少民主人士不再使用这一称号。1948 年 5 月 5 日，郭沫若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香港联名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时，首次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1948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复电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时，也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这一称谓被使用多年，主要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组织而有参加民主运动历史的知名人士。随着时代的发展，“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已经不能准确反映新时期成长起来的无党派人士群体状况，因为新一代无党派人士群体并没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历史，不适合称为“民主人士”。统战部门先后使用了无党派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等几种称谓。2000 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关于加强新时期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意见，明确规范了相关称谓，对无党派人士群体称“无党派人士”，对无党派人士中的代表人士称“无党派代表人士”。关于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精辟论述：“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他们虽然都没有组织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但却领导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联系着许多方面的人士在奋斗着。奋斗的结果，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和允许在各党派以外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参加旧政协。”?他们从事的活动，“是一种党派性的活动，只不过有些民主人士没有党派的组织罢了。正确地写出来应该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由此，新政协专门设“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与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共同构成新政协的 14 个党派界别。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李达、董鲁安、符定一、欧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 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 1949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无党派人士成为新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无党派人士的党派性主要源于其社会影响力和从事活动的政治性。今天的无党派人士如何界定？200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2005 年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可见，无党派人士不同于没有参加政党组织的群众，是以无党无派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群体，而且需要在社会上有一定贡献和影响，它是一种政治身份、政治面貌。2015 年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25 页。?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25126 页。?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28 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122024 年 第 1 期例（试行）（以下简称 2015 年条例）进一步完善了无党派人士的定义：“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这里增加“有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十分关键，表明无党派人士不仅是知识分子，是有社会影响的人士，而且他们同民主党派一样，积极参政议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他们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从事活动的政治性，是以政治参与作为考量依据的，从而凸显了这一群体的党派性。正因为如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其中，“合作”“参政”中的“多党派”均包含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的明确提出，从制度层面为无党派人士行使民主权利、履行政治责任提供了政策支撑和法规依据。2015 年条例）第一次明确指出：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无党派人士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内，无党派人士有参政议政的制度化渠道。无党派代表人士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一样，可以被选拔到人大、政府、政协等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无党派人士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独特优势，其参政议政领域十分广泛且具有较高的专业基础支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民主监督方面，无党派人士可以通过多党合作的渠道，开展以提意见、作批评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监督。2021 年起，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就是履行职能的体现。中共组织的民主协商会、调研活动都有无党派人士参加，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政党协商已经成为政治惯例。各级政协一直设有无党派人士界别。在实职安排、政治安排中，也有相当比例的无党派人士。为了提高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组织化的需要，中央和地方相继成立了“无党派人士建言献策小组”等机构，有利于整合分散的资源，提升无党派人士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作为多元政治环境下的一方政治力量，在一元领导之下其党派特征不凸显，实践中的无党派人士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群体边界日渐模糊，在统战工作中较难严格区分。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精英人士保持无党派身份，政治参与渠道日益多样化，各种间接和直接民主方式被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广泛采纳。这一态势对政党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进一步界定无党派人士的属性，明确无党派人士政治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体现其活动的政治性、凸显其党派性，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四、无党派人士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为多党合作制度，但合作的主体超越了有组织的政党，还包括无党派人士。相比之下，世界各国政党制度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主体都是政党。虽然也有无党派政治活动家参与选举和政府的空间，但不是稳定和制度化的。无党派人士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中国政党政治中的无党派人士：政治性、代表性和党派性2024 年 第 1 期113第一，体现历史延续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项伟大政治创造，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工作和政治吸纳，既延续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惯例，又是维护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团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是建立阶级联盟、壮大革命力量的需要。我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全国解放以前，我们党对这些阶级、阶层的团结和教育工作，多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这些阶级、阶层建立了多方面的直接联系，可以从多方面直接向他们进行工作。但是，在团结、教育和改造这些阶级、阶层，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积极作用的工作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李维汉在 1951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今天我们强调民主党派，不要忽略了无党派民主人士，否则就会走上另一个偏向。无党派人士的人数很多，忽略了他们会犯大错误。应经常注意使各方面的活动与工作，都要有他们的份，只要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地方，就要想到无党派分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战工作，主要的和大量的是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以来，多党合作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又包括中国共产党与无党派人士的合作。这种团结合作是凝心聚力、维护基本政治格局、共谋国家发展的需要。2005 年意见以专门条目，明确无党派人士的地位作用、基本内涵、主要职责，强调无党派人士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然要求。第二，增强制度适应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广泛政治参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其重要性在于：一是把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参与的要求纳入体制内，扩大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二是扩大了人民民主，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三是有利于增强社会成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政治认同和主人翁责任感，增强政治体系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四是有利于扩大利益表达渠道，协调社会矛盾；五是有利于广集民智，广泛调动各种社会力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六是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强化了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成为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纠错的重要资源。当前，新阶层、新群体不断涌现，政治参与需求急剧扩大。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时认为，“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政党制度的适应性最重要的在于制度的整合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合力量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领、价值引领、目标引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作为多党?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 530 页。?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 72 页。?美塞繆尔 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 388 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142024 年 第 1 期合作主体，也为包容、吸纳新的社会力量提供了空间，增强了政党制度对社会发展变化的适应性。第三，扩大制度开放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政治特质的制度安排，它不仅注重自主性、平衡性，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创新、发展，还体现了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从制度体系来看，表现为扩大包容性以适应社会变化；从政治过程来看，表现为政治参与从广度到深度的不断扩大；从制度功能来看，表现为治理能力的扩展和递增。开放性是现代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这种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实现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试图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是依靠内部多元主义实现的。执政党通过开放机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各民主党派逐步扩大其主体界别，以适应新时代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需要。无党派人士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为没有参加政党组织的知识精英、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在政党制度结构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增强了制度的包容性和张力。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无党派人士，比较有利的状态是参与有渠道而组织不固化。因此，保留稳定的“没有党派组织但有党派性”的无党派人士，既符合当今社会结构的特点、符合无党派人士的特点，又体现出政党制度的开放性，有助于我国政党制度在持续发展中更具包容性和生命力。责任编辑：王珊?郑永年：在开放基础上竞争和参与：契合中国文化的制度安排，人民日报2016 年 4 月 22 日，第 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