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pdf

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刘志平（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摘要：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在带有“公”属性的同时，其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私”属性十分浓厚。虽然总体来看，汉代人的强国与爱国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但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也具有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理性看待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可为现今中国真正有效、稳固、积极、健康的群体爱国意识的形成及爱国行为的产生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启示。关键词：汉代人；国家意识；“公”“私”属性；多层次性；差异性；可变性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914（2024）01-0012-08Further Discussions on the People s StateConsciousness in the Han DynastyLIU Zhiping(School of History,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127,Shaanxi,China)Abstract：In the Han Dynasty,people s state consciousness hada public attribute,while its privateattribute that was embodied in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an emperor of one family and one surnamewas very strong.On the whole,people s consciousness of a powerful country and patriotism wasstrengthened to an unprecedented degree in the Han Dynasty,but people s state consciousness in theHan Dynasty also had multi-level nature,difference and changeability.A rational view of the state con-sciousness of the Han Dynasty s people can provide valuable historical revel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effective,stable,positive and healthy group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generation of effective,sta-ble,positive and healthy group patriotic behavior in today s China.Key words：the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state consciousness;public and private attributes;multi-level nature;difference;changeability秦汉文史研究收稿日期：2023-07-3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80）；西北大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孵化计划”项目（17XNFH035）。作者简介：刘志平（1981），男，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王子今曾从称谓的角度考察过汉代人的国家意识，给人以重要启发1391-420。日本学者尾形勇也曾就此论题进行过相关分析和阐释2178-204。关于此论题，还可继续从称谓的角度进行考察。通过考察“国家”“君家”“汉家”“国统”“国忧”“国耻”“国恩”“国信”等称谓在汉代的含义，可以看到汉代人国家意识的“公”“私”属性及其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而通过剖析汉代不同群体的国家意识及汉代人处理“家”与“国”关系的史例，可以了解汉代人国家意识的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理性看待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当时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认识，而且可为现今中国真正有效、稳固、积极、健康的群体爱国意识的形成及爱国行为的产生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启示。一 汉代人国家意识的“公”“私”属性“国家政治实体”意义上的“国家”一词在先秦时期已频繁出现。如 左传 鲁隐公六年 载时人所引“古之良史”周任之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2024年1月咸阳师范学院学报Jan.2024第39卷 第1期Journal of X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Vol.39 No.1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350又如 左传 鲁隐公十一年 载时人之言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376还如左传 鲁昭公二十四年 载郑国子大叔（游吉）之言曰：“老夫其国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今王室实蠢蠢焉，吾小国惧矣；然大国之忧也，吾侪何知焉？吾子其早图之！诗 曰：缾之罄矣，惟罍之耻。王室之不宁，晋之耻也。”31451-1452战国策 韩一 则载有申不害对韩王所说之语：“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4807史记 秦本纪 所载秦孝公之“令”，也说到“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5202。显然，先秦时人的国家意识更多是建立在各诸侯国基础之上的各自独立的国家意识，并不是“大一统”帝国之下的国家意识。“大一统”帝国之下“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要到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得到凸显6。当然，先秦指代国家政治实体的“国家”一词，具有代表全民的“公”属性。驺忌子所言“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51889，蔺相如所言“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52443，都体现了“国家”的这种“公”属性。不过，先秦时人的国家意识已带有“国君专属”的“私”属性。战国策 东周 载时人之言曰：“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413认为“大臣见誉”会造成“臣弑君”的后果，而这就是“非国家之美”的情形。可见“君”是“国家”的最高代表，此“国家”带有“国君专属”的私属性。韩非子则巧妙地通过论证单数“人主之公义”或“人主之公利”与复数“人臣之私义”或“匹夫之私誉”的对立，构建了“人主”所拥有“国”的“公”属性，从而又使得“人主”对“国”的私有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正因如此，其有“国家危削，主上劳辱”7252、“主以尊安，国以富强”7275、“尊主安国”7282、“忠主忧国”7319、“国乱而主危”7682、“卑主危国”7965、“破国亡主”71114、“国博君尊”71183等将“君主”和“国”（“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诸多表达。甚至明确说“人主之国”7300、“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71109和“君之国”71151。这一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汉代人具有一家一姓皇帝之国的“私”属性的国家意识正是这一观念的系统延伸。在汉代，频繁出现的“国家”语汇，有的指代国家政治实体，有的指代皇帝，甚至皇帝有时自称“国家”。史记 高祖本纪 载刘邦之言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5381史记 孝文本纪 载汉文帝之言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5419汉书 李广传附孙陵 载司马迁之言曰：“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82455汉书 魏相传 载魏相之言曰：“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83136汉书 诸葛丰传 载诸葛丰之言曰：“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83249汉书 毋将隆传 载毋将隆之言曰：“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春秋 之谊，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损私力也。今贤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给其私门，契国威器共其家备。”83264后汉书 刘陶列传 载刘陶之言曰：“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91846后汉书 张奂列传 载张奂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92143后汉书 宦者列传 吕强 载吕强之言曰：“丈夫欲尽忠国家。”92533以上所谓“国家”，指代的是国家政治实体，具有代表全民的“公”属性。拥有 韩非子 饰邪：“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陈奇猷 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367页）韩非子 八说：“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韩非子新校注，第1023页）所谓“人主之公利”就是“国利”（韩非子新校注，第1114页）。韩非子有时还将“公法”称为“主法”，而“公法”正是“主之国”之“公”属性的重要体现和保障（韩非子新校注，第91-92、282页）。亦表明在韩非子看来，君主对“国”的私有带有“公”的正当性。而为“人主之公利”（“国利”）效力的人被称为“公民”，与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私人”相对，且“公民少而私人众”（韩非子新校注，第1120页）。第1期刘志平：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13公权力的政府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也就具有了代表国家的公共身份，所以“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被认为会造成“国家摇动而民不静”的后果；“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被认为是“非所以重国家而尊社稷”的表现82913；“匹夫”“轻量大臣，亡所畏忌”，被认为是“国家之权轻”的表现82918；“涂污宰相，摧辱公卿”，被视为“轻薄国家”之举83232。不过，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也带有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私”属性。刘邦就明确说“吾有天下”。叔孙通则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52725淮南子主术 则认为“国”是“君之本”10685。耿弇则说：“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9706后汉书 宦者列传 吕强 载吕强之言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92532认为“天下之财”皆归皇帝所有，国家政府机构如司农、太仆所掌管的财物也属于皇帝。汉代人称皇帝为“国家”，皇帝自称“国家”，更能说明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带有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私”属性。汉书 陈汤传 载陈汤之言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83010汉书 龚胜传载龚胜之言曰：“窃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83080汉书 元后传 载王凤之言曰：“国家委任臣凤，所言辄听，荐士常用。”84022来歙曾责备隗嚣说：“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9586杜笃在 论都赋 中曾写道：“今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92607何敞在给太尉宋由所上的奏记中说道：“今国家秉聪明之弘道，明公履宴宴之纯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于今。”91481以上都是将皇帝称为“国家”的实例。而刘秀对冯异所言“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9649及对窦融所言“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9803，则是皇帝自称“国家”的实例。“汉家”一词在汉代文献中频见，有的指代大汉帝国，有的指代刘汉之皇家。前者具有“公”属性，后者具有“私”属性。冯渝杰在尾形勇的基础上对“汉家”语义进行了再检证，其在强调“汉家”所具有的“公”属性的同时，也承认在某些场合，“汉家”仍表现出“刘氏”之“私”属性11。实际上，在两汉之际的“思汉”政治思潮和“复汉”“代汉”等政治实践中，“汉”与“汉家”仍然指刘氏政权，这有很多例证。如王昌“以百姓思汉”，诈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刘子舆9492；卢芳亦以“天下咸思汉德”，“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9505；王常言及“百姓思汉”时，明确提及“刘氏复兴”，并指出“王莽得承间篡位”，是因为“成、哀衰微无嗣”9579；正因为“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所以刘玄才能“举尊号而天下响应”9758；李通父亲李守言及“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谶语9579；隗嚣一度所辅之“汉”乃“南阳刘宗”9514；冯异说“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9640；公孙述认为汉“历数尽”，“一姓不得再受命”，最终以“公孙氏”取而代之9538。“君家”一词出现在汉镜铭文中。王子今已就此指出：“在汉代一般人的意识中，君家 就是 国家。国 只是君主的私产。似乎这样的道理，在汉代至于 匹夫之贱 者已经有了初步的文化感觉。”1414“国统”“国忧”“国耻”“国恩”“国信”等称谓在汉代的使用，也体现了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具有“皇帝专属”的“私”属性。汉书 诸侯王表 云：“本朝短世，国统三绝。”颜师古注：“谓成、哀、平皆早崩，又无继嗣。”8396-397将皇帝继嗣称为“国统”。后汉书 窦融列传附曾孙宪 记载：“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李贤等注：“章帝崩也。”9813称皇帝驾崩为“国忧”。后汉书 刘虞列传 载刘虞之言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92355将“主上蒙尘”称为“国耻”。后汉书 来歙列传附曾孙历 载来历之言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其见 史记 卷八 高祖本纪，第380页。这种“天下意识”，也可理解为“国家意识”，“吾有天下”即“吾有国家”。“天下”与“国家”对举，多见于汉代人的表述中。如 新书 审微：“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阎振益、钟夏 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3页）又 新书 辅佐 写道：“天下失宜，国家不治，则大相之任也。”（新书校注，第205页）张竦在为刘嘉所作奏中，说“独怀悖惑之心，操畔逆之虑，兴兵动众，欲危宗庙”的刘崇是“国家之贼，天下之害”（汉书 卷九九上 王莽传上，第4084页）。桓荣说皇太子刘庄“专精博学”，“诚国家福祐，天下幸甚”（后汉书 卷三七 桓荣列传，第1251页）。傅燮说“凉州”是“天下要冲，国家藩卫”（后汉书 卷五八 傅燮列传，第1875页）。袁绍曾建议何进“清选贤良”，以“整齐天下，为国家除患”（后汉书 卷六九 何进列传，第2248页）。这种对举，表明在汉代人眼里，“天下”与“国家”可以互指。“汉”与“王氏”对应，表明“汉”乃“刘氏”。所言“一姓”，无疑指“刘氏”。14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1期刘志平：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15天祸亦将至矣。”9590后汉书何敞列传 载何敞之言曰：“国恩覆载，赏赉过度明君赐赉，宜有品制。”91481将皇帝的荣宠、赏赐称为“国恩”。寇恂则将天王（皇帝）之信义称为“国信”9620。正因为在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中，皇帝等同于“国”，所以与先秦时期的韩非子一样，汉代人也有“远不违君，死不忘国”83466、“破家为国，忘身奉主”9576、“杀身为君，破家为国”92272、“忧国爱主”9733、“尽忠于国，事君无二”9910等将“国”和“君”（“主”）紧密联系起来的诸多表达。总之，汉代人的国家意识在带有“公”属性的同时，其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私”属性十分浓厚，且“公”属性是依附于“私”属性的，“公”属性始终主导、超越不了“私”属性。当然，其“私”属性也不能离开“公”属性，“私”属性需要通过宣扬和维护“公”属性才能得到正当确立。这说明在皇帝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汉代，“天下归天命所钟的一姓所私有已不只是帝王一人的信念，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一般想法”1214。也说明在皇帝制度笼罩下的汉代，“私天下 之中保有相当程度 天下为公 的一面”，“公”与“私”有了“巧妙配合”1247。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人在向皇帝表达“国家”（“天下”）的非一家一姓“皇帝专属”的“公”属性时，往往要借助超越皇帝（天子）而拥有绝对控制力量的人格化的“天”（“皇天”）。如谷永向汉成帝上奏道：“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83466-3467对此，汉成帝的态度是“甚感其言”83472，表明皇帝也认可这种观念。又如鲍宣向汉哀帝上书谏曰：“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视之当如一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83089-3090汉哀帝的态度是“以宣名儒，优容之”83091，表明皇帝也认可了鲍宣的建议。可见，汉代人是通过构建“天”（“皇天”）对“国家”（“天下”）带有不可挑战之神圣权威性的虚拟控制，从而确立了皇帝对“国家”（“天下”）带有世俗权威性的实际控制。皇帝的这种世俗权威无疑保障了其对“国家”（“天下”）的私有，但这种世俗权威会受到“天”（“皇天”）及其所虚拟佑护的“民”的挑战，这种挑战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天下”）的“公”属性。同时，汉代人又通过构建天（皇天）、皇帝和民三者之间虚拟的家庭血缘关系，既保障了皇帝对由无数真实的“私家”所构成的“国家”（“天下”）的父权式权威性私有，又使得这种私有因是对超越了无数真实“私家”的虚拟的“天下一家”9299之“家”的私有而有了“公”的正当性。二 汉代人国家意识的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虽然“由于 大一统 国家形态与中央集权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巩固，以及在与周边国家、部族的直接接触（包括战争及和平交往）中显现的优势，汉代人的国家意识逐渐形成”，“自汉武帝以后，强国愿望付诸实践，并且深入到范围甚广的社会层面”1406，“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 汉人 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 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6，但汉代人的国家意识也具有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可以理解的是，爱国意识的凸显常常发生在与敌国或敌对民族对抗之时，也因为这样，汉代军人特别是军官的强国和爱国意识要较其他群体浓烈。霍去病就曾说过“匈奴未灭，无以家为”52939的爱国豪言。苏武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和李陵的劝降，坚决不投降匈奴，于“北海上无人处”“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82461-2467。谷吉则说过“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的感人话语，且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匈奴，最终被郅支单于杀害83008-3009。冯奉世有果断平定西域诸国的爱国行为，特别是在“遭羌变”而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等“漠然莫有对”时，他有“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亡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的慷慨言论，并以实际军事行动大破羌虏83294-3299。而甘延寿、陈汤在击灭郅支单于后的言论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汉代军人强烈的爱国意识，所谓“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汉代皇帝在诏书中常常会表示对“皇天”和“元元”的戒惧，如 汉书 宣帝纪 载五凤四年（前54）夏四月诏书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汉书 卷八 宣帝纪，第268页）又 汉书 元帝纪 载初元五年（前44）夏四月诏书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众僚久懬，未得其人。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阴阳为变，咎流万民，朕甚惧之。”（汉书 卷九 元帝纪，第285页）又 汉书 哀帝纪 载建平二年（前5）夏六月诏书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汉书卷一一 哀帝纪，第340页）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83015。马援曾对孟冀说道：“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9841孟冀因此称其为“烈士”9841。六十二岁的马援在领兵讨伐武陵五溪蛮夷时，还有“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9843的爱国之言。耿秉“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9716。耿恭率领汉兵固守疏勒城，“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耿恭“与士推诚同死生”，坚决不向匈奴投降。最后存活的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9721-722。段颎在平定西羌和东羌叛乱的过程中，也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其有“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92151之言。在叛羌“寇钞关中”的危急情势下，远在关东的皇甫规“志自奋効”，上疏表示“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埶，佐助诸军”92132。张奂在平服南匈奴、乌桓、鲜卑和东羌的军事行动中，同样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其曾有“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的爱国豪言92138-2143。对于军人浓烈的强国和爱国意识及激进的爱国行为，时人有时会有不同的看法。如冯奉世“擅矫制违命”发兵平定西域诸国的爱国行为，多数人认为是“功效尤著”的“安国家”之举，应该“加爵土之赏”。只有萧望之认为其举“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不宜受封”，否则会产生“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的消极影响。汉宣帝虽然认可了萧望之的意见，没有给予冯奉世“爵土之赏”，但还是擢拔冯奉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83294，表明皇帝总体上是认可冯奉世的爱国行为的。类似的例子又有甘延寿和陈汤。石显、匡衡认为若对甘延寿、陈汤“矫制”攻灭郅支单于的行为进行褒奖，会产生“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的消极影响。而刘向认为甘延寿、陈汤“矫制”攻灭郅支单于的行为乃“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应该对其“尊宠爵位，以劝有功”83016-3018。作为最高统治者，汉元帝是认可甘延寿和陈汤的爱国行为的，认为甘延寿和陈汤“虽踰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最后“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83019-3020。后来耿育也认为甘延寿和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同时指出，“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同样得到皇帝的认可83027-3028。军人为国赴死的爱国行为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和赞颂，东汉时的耿恭也是很好的例子。中郎将郑众向皇帝上疏曰：“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踰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9722-723“及恭至洛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9723。同样，段颎“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攻灭先零东羌的爱国行为，被临朝称制的窦太后称赞为“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并“勑中藏府调金钱綵物，增助军费。拜颎破羌将军”92149。与认可军人的爱国行为相应，汉代皇帝也表现出强烈的“国耻”意识1417-418，如汉元帝就曾有“大为中国羞”83298之语。值得注意的是，汉代有些军人对大汉国家的认同又具有不稳固性。赵破奴“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后又“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52945-2946。而管敢则是在李陵率军与匈奴苦战的关键时刻“亡降匈奴”，向匈奴具言陵军虚实，最终导致“韩延年战死”82454-2455，李陵战败投降。投降匈奴的李绪还“教匈奴为兵”82457。“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83912。“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入匈奴”84119。西北边塞也有“现役军官出对于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后来“悔陵无救”，派遣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以迎接李陵归汉，只因误信匈奴俘虏之言，故“族陵家”，从而使李陵断绝了归汉之念，不得不忘却“奋大辱之积志”的初心（汉书 卷五四 李广苏建传，第2457-2458、2466页）。王子今就此指出：“整个部队全建制亡降匈奴，事件的性质，可以理解为作为社会生产力之精华的青壮年军人群体成为亡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继续参与战争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载王子今 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91页）16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1期刘志平：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17逃”的情形186-87。此外，北部边塞底层汉民也有“亡出塞”的情形。侯应曾说道：“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83804耿国向刘秀上言“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此建议后被汉明帝刘庄采纳9716。朝鲜“所诱汉亡人滋多”52986。东汉末年，“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92984。这些都表明汉代边民尤其是底层边民对大汉国家认同意识的薄弱，展现了汉代人对大汉国家的认同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多层次性、差异性和可变性。汉代“亡人”叛离大汉国家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如前述管敢就是因“为校尉所辱”而“亡降匈奴”的82454。这是军人因内部私人恩怨而叛离。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等是因“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而杀长官、亡降匈奴83823。这是抗敌意志不坚定的军人因面对不利军事情势而叛离。卫律“亡还降匈奴”的原因则是害怕被治罪的好友李延年牵连到自己82457。中行说亡降匈奴竟然是因为对汉文帝强行派遣他到匈奴“傅公主”表示不满52898。而更多的底层边民往往是因生活“贫困”“愁苦”及身份被边缘化而产生亡逃现象。所以，虽然汉代已开始重视爱国主义的教育6，但普通民众爱国意识的强弱是由其实际生活处境的好坏及是否受到国家的平等对待来决定的。此外，还有侯应所言“盗贼”犯罪团伙，因其本身就是大汉国家要打击的对象，故“亡走北出”自然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选择。在内部发生政治、军事斗争时，一些人针对外部民族或国家的爱国意识也明显淡薄。如西汉初年，韩王信“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52633；卢绾“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最后“死胡中”52639。又如吴楚七国之乱时，赵王刘遂“阴使匈奴与连兵”52827。还如两汉之际，天下纷乱，“代令张晔据城反畔，乃招迎匈奴、乌桓以为援助”9705。再如东汉初年，彭宠为对付刘秀，“遣使以美女缯綵赂遗匈奴，要结和亲”9504；卢芳、卢禽、卢程兄弟三人“倶入匈奴”，卢芳还被匈奴单于立为汉帝，受到李兴、闵堪等人拥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9506。西北及北部边地、南部边郡地区、西南边郡地区和汉帝国内部隙地的少数族群对大汉国家的认同意识也不稳固。汉代西北及北部边郡地区的“保塞蛮夷”，其“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分开的”，“当认同中原王朝带来的政治或其他利益值得 保塞蛮夷 舍弃族群认同时，他们会选择服从汉廷而去抵抗同族相反，一旦保塞蛮夷的族群认同占据上风，保塞蛮夷会 忽略 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不再为中原王朝 保塞。对于 保塞蛮夷 来说，逃离出塞便成为表达族群认同最直接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种形式：一、在塞内独自反抗中央王朝二、引导塞外同族攻击边塞三、逃离出塞与塞外同族共同侵扰边境”13321-324。而保塞蛮夷对本族的族群认同超越对大汉国家的政治认同，“往往是由于中原王朝的错误政策”，“此外，塞内外双方势力的军事对比也影响着保塞蛮夷的认同。一般情况下，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通常也是保塞蛮夷相继入塞保塞之时。一旦中原王朝势力遭受重创，保塞蛮夷也会因此倒向塞外势力”13324-3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朱圣明指出：“边民正是亡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汉代边民特别是下层边民可能早就习惯于华、夷中间状态的生活，并未产生任何关于族群身份的焦虑。”还说道：“族群身份的特殊，使得边民能够根据外部环境与自身诉求灵活调整族群身份再造的方向。这样的边民，显然不只是政府的统治与教化对象，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与生活经验、有明确政治诉求与感官情绪的群体。”（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9、281、301页）王子今认为“汉代 亡人 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表现极端的、激烈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汉代北边“亡人”的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载王子今 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第431页）。这些意见都值得我们重视，而若从对大汉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弱来看，亡人（含边民）对大汉国家的认同意识显然是薄弱的。朱圣明已指出：“边民虽本自中原徙边之民，然这些徙民起初多是因为在华夏之内处于底层（如灾民、贫民）或地位下降（如罪民）才被迁移实边，所以曾为中原之民的过往并未能给边民带来多大荣耀。相比之下，现实中定居 夷区、与 蛮夷 杂处之情景往往更能影响边民的族群身份。”同时指出：“在汉代，边民不得内移成为法律令文，擅留内郡之边民将会被遣送回乡。”（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第277-278页）本文所言“汉代人”包含汉帝国疆域内的“华夏”（“汉人”）和“非华夏”（少数族群），故汉帝国疆域内的少数族群对大汉国家的认同意识也属于本文考察的对象。朱圣明认为“保塞蛮夷 均是居住在塞内的”，“不同于塞外蛮夷”，并认为“所见 保塞蛮夷 多集中在西北部边郡”（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第315页）。意见可从。保塞蛮夷中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原政权的政治认同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他们依旧处在原有部落首领的直接统辖之下。此时，部落首领的认同便决定着整个族群的现实取向”13325。而自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始，都护府所辖西域诸国作为汉帝国“与郡相当的特殊行政区划”14492，其在两汉时期（含新莽）对中原华夏帝国的政治认同也具有不稳固性和差异性。在西汉时期，虽总体而言，“自宣、元后西域服从”83874，但也有对汉帝国的政治叛离，如汉平帝时，车师后王姑句“入匈奴”，去胡来王唐兜“将妻子人民千余人亡降匈奴”83924-3925。到王莽时，更是出现“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的情形92909。而东汉“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92912；“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窴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92912；“（灵帝建宁）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92927；“至灵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92915。汉武帝攻灭南越后，重设的郡县区相对于秦帝国时期又向南有了新的拓展。虽然汉帝国（含新莽）通过“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及“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建立学校，导之礼义”的方式使新设边郡（交阯、九真、日南等）的蛮夷“渐见礼化”92836，但新设边郡蛮夷的反叛还是不断出现92836-2839。这往往是因为“蛮不堪役”92835，“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92836，而用“与越律駮”的“汉律”统治越人，也是越人反叛的重要原因9839。不仅新设边郡的蛮夷反叛次数频繁，就是在接受秦帝国及南越国统治多年的“苍梧郡”与“合浦郡”，也出现蛮夷反叛的情形92836-2837，2839。虽然汉武帝时期就已将郡县制推广至西南夷地区，并在东汉得到承续和扩展，汉文化也通过各种途径渍染此区域，且由于地方行政长官的举措得当，西南夷对大汉国家的认同也有积极的表现，但此区域“夷人复叛”的情形也多次出现92845-2857。“汉法”与“西南夷俗”的冲突及“赋敛烦数”是造成西南夷屡叛的重要因素92853。汉帝国对西南夷边远区域的行政控制似乎有些力不从心，故有时“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92847。此外，汉帝国内部隙地的诸蛮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也不稳固，其放弃对汉帝国的政治认同往往是因为“郡收税不均，怀怨恨”92841及“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92843。值得注意的是，居边地之汉人后裔，有的则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如东汉章帝时，车师后王夫人因“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耿）恭，又给以粮饷”9721。将国家利益完全置于个人家庭利益之上的国家观念和爱国行为，在汉代往往受到特别关注，甚至有时被人视为异常，似乎表明这种观念和行为在汉代少有。也正因如此，这种观念和行为最终会受到皇帝的高度赞扬和厚重奖赏，同时，皇帝还会极力宣传这种观念和行为。卜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卜式在“汉方事匈奴”的情势下，向汉武帝“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并明确表示自己不需要什么回报，所谓“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但公孙弘认为“此非人情”，建议汉武帝不要答应，于是汉武帝拒绝了卜式。后来国家财政发生危机，在“富豪皆争匿财”的情形下，只有卜式“欲助费”，于是汉武帝以卜式为“长者”，并“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82625。后来南越国吕嘉反叛，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媿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82626-2627再次表明其拥有舍家为国的情怀。而从汉武帝的诏书中也可见此种情怀的稀缺，所谓“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82627。汉武帝在诏书中再次对卜式的事迹进行了宣扬，所谓“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82627。此外，霍去病因“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迈表达而受到汉武帝“重爱”52939。刘秀称赞耿弇“出身举宗为国”9707，称赞来歙“忧国忘家”9589。博士范升向刘秀上疏称赞祭遵“竭忠于国”，“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问以家事，终无所言”。刘秀将范升的章奏下发给公卿大臣看，“其后会朝”，每每发出“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的感叹9741-742。18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9卷第1期刘志平：再论汉代人的国家意识19三 余论：理性看待汉代人的国家意识汉帝国是“影响和支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皇帝观念和皇权主义”1529得以基本形成于其中的庞大政治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维系了较长时间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家产生规模空前的频繁接触（包括和平往来和战争冲突）的国家，同时还是内部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比较显著的国家。首先，在这种皇权主义秩序中，“皇帝观念”被“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同时，“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1533。因此，汉代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在其发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