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_闵晓萌.pdf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2023 年第 3 期(Social Sciences Edition)(总第 272 期)再解读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 闵晓萌摘 要:中外学界多着眼于教育本身来分析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书写,却鲜少关注教育书写与叙事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因而忽略了“教育”作为一大动因在塑造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狄更斯在艰难时世、董贝父子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以英国 19 世纪的实物教学课、赞助人制度和教师培训机制为原型,全面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教育规训在课堂教学、课堂外规范化管理和检查考试等环节中的运作过程。上述三部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从人物和情节两方面推进了小说的叙事进程。教育规训不仅塑造了具有主题性特点的人物形象,从而推动人物实现揭露规训教育弊端的主题性功能;而且成为介入小说情节的“不稳定因素”,颠覆了实施规训者与受训者之间的二元权力关系,进而改写了整部小说的情节走向。关键词:狄更斯;教育规训;叙事进程中图分类号:I56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3-0104-09作者简介:闵晓萌,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Joseph A.Kestner,“The Concept of Working-Class Education in Industrial Investigative Reports of the Eighteen-Thirties,”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16,1988,pp.57-75.John.R.Reed,“Healthy Intercourse:The Beginning of the London Working Mens College,”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16,1988,pp.77-90.1833 年,英国颁布了 19 世纪首个包含教育条款的重要法案 工厂法案,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变革。到 19 世纪中叶时,普及大众教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诉求。不仅劳工阶层希望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社会地位、实现政治诉求;中产阶级也将教育视作同化工人阶级、缓解阶级对立的教化手段。洛维特、斯特奇、阿诺德等人先后就国民教育、伯明翰成人教育和教育体制改革等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作为维多利亚文坛的代表人物,狄更斯此时声名正盛,而他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也分外令人瞩目。1844 年,狄更斯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指出:“如果你想犒赏诚实、倡导美德、激励闲散、根除邪恶、纠401正不端,教育 全方位自由的教育 正是你所不可或缺的。”狄更斯不仅在参加社会活动时频频为教育议题发声,也在小说创作中将教育列为重要主题。他笔下的教育书写覆盖了维多利亚时期三十余种教育机构,成为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文本。中外学界在论述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书写时,多着眼于教育本身来进行分析:如西方学者曼恩、柯林斯先后出版 狄更斯论教育(Dickens on Education)、狄更斯与教育(Dickens and Education)等专著。他们对照史料,围绕小说家在教育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以及小说对维多利亚教育制度的再现过程,展开翔实的论述;在国内,张静、杨靖、欧光安等学者探讨的也是小说中的儿童教育观、小说的教育学启示和小说家在教育变革中的贡献等问题。鲜有研究深入细致地阐释小说中的教育书写与叙事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研究盲点即在于将教育书写等同于回应现实中教育问题的文本,忽略了狄更斯的小说家身份和教育书写的艺术价值,遮蔽了“教育”作为一大动因在塑造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和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贫民儿童免费学校(ragged school)、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和教师培训学院(teacher training college)等教育机构不仅与 19 世纪教育制度形成一种密切的对应关系,而且其训导手段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呈现的教育规训极为吻合。如果运用福柯理论和叙事学理论解读相关教育文本,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小说中教育的规训本质,由此发现教育规训与人物性格、情节演进之间的内在相关性,领悟到小说家通过教育规训建构叙事进程的深层逻辑。在上述三部小说中,教育规训主题主要表现为教育者分别在课堂教学、课堂外规范化管理和检查考试等环节对受教育者实施规训。受教育者与教育者共同罗织了人际规训之网。这种教育规训意在培养驯顺的个体,却忽视了人格培养和品德完善。受训者品行失当,最终又反噬到执掌教育权力的教育制度捍卫者和教育从业者。教育规训对叙事进程的建构作用则体现为:教育规训塑造的人格特质成为人物的主题性特点,从而推动人物实现主题性功能;同时,教育规训还成为介入小说情节的“不稳定因素”(instabilities),颠覆了实施规训者与受训者之间的二元权力关系,从而改写了整部小说的情节走向。一罗斯金曾将艰难时世誉为方向和主旨“完全正确”的批判现实主义佳作。该小说再现了实物教学课(object lesson)、巡视员监管制度和教师培训学院课程设计等 19 世纪教育机制。其中,贫民儿童免费学校中的课堂教学场景生动地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教育规训的权力运作方式。该校由功利主义教育者汤玛士葛擂硬一手创办。在这里,规训权力经由课堂仪式得到确认,并通过裁决真理和实施奖惩来发生效力,最终将学生规训为驯顺的个体。葛擂硬的得意门生毕周成为了具有规训教育特质的主题性人物。他在成年后背叛了葛擂硬,颠覆了师生间的二元权力关系,实现了揭露规训教育弊端的主题性功能。葛擂硬学校的课堂规训因而成为介入小说叙事进程的“不稳定因素”,改写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脉络。葛擂硬是学校创立者。他一方面接受上级的督导,另一方面在课堂上行使对学生的规训权力;通过命名编号和发送指令等教学仪式,确立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权威。葛擂硬首先挑选了马戏团驯马师之女西丝,称西丝为“第二十号女生”,行使了对学生的命名权。随后,他“用他那正方形的食指正对着对方”,对西丝发送了回答问题的指令。面对威严的老师,西丝“涨红了脸,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此举501闵晓萌 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Leon Litvack,“Educatio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Ed.Paul Schlick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14.John Ruskin,“A Note on Hard Times,”The Dickens Critics,Eds.George H.Ford and Lauriat Lane,Jr.,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61,p.47.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 页。既承认了老师的权威,又回应了老师的指令。老师发令和学生听令成为这场教学仪式的两个核心环节,共同构建了一个权力的回环,确立了教师对学生的二元权力关系。权力关系一经确认,课堂教学就进入到知识讲授环节。在这一环节中,小说较为忠实地还原了 19世纪实物教学课的授课模式。实物教学课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设计的授课模式,该模式要求教师对照实物,培养学生观察和描述自然事物的能力。由于实物难以带入课堂,所以教师往往借助黑板描摹和展示该物体的轮廓,或要求学生在脑海中自行想象该实物的形象。随后教师再对学生解释该物体的特性,说明其局部特征,形成定义。在小说第二章扼杀天真中,葛擂硬对学生即采用了这种教学模式。他先后询问了两名学生“马”的定义,了解学生对该动物的认知情况。首先询问的是西丝。西丝在马戏班长大,父亲以驯养照顾马匹为业,与马儿朝夕相处,可是她却无法将这种日常经验转化为定义,因而被葛擂硬认定为学识不够,“不能掌握关于一个最普通的动物的事实”。而优等生毕周按照实物教学的要求描述了“马”的局部特征:四足动物。草食类。四十颗牙齿,其中二十四颗臼齿,四颗犬齿,十二颗门牙。春天换毛,在沼泽的地方还会换蹄子。蹄子很硬,但仍需钉上铁掌,从牙齿上可看出它年纪。葛擂硬肯定了毕周的回答,认定毕周掌握了真知。然而略加思忖,不难发现这一裁决的荒谬之处。首先,西丝自幼与马儿一起生活,更为熟悉马儿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而毕周只知晓概念,此外对马儿一无所知。其次,葛擂硬首肯的马匹概念并不严密完备,而是只描述了马匹的局部特征。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一裁决有失偏颇。讽刺的是,这一片面认识最终却被裁定为真理性知识。福柯曾指出:“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理制度,都有其关于真理、也就是关于每个社会接受的并使其作为真实事物起作用的各类话语的总政策。”也就是说,真理并非先验存在,而是认知模式和权力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日常经验和概念知识只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并无优劣和真伪之分。然而,葛擂硬通过课堂仪式确认了对学生的二元权力关系后,就拥有了对真理进行规范化裁决的权力。通过判定两种回答的优劣,葛擂硬将两人划入“优劣”的二元能力等级中,从精神上对学生进行奖惩和驯化。很快,西丝的脸就已经“不可能涨得更红了”。这种羞愧交加的表情说明西丝正处于自我谴责和自我规训的激烈情绪中。教育规训由此达成了“扼杀天真”的效果。在实物教学的过程中,教学的仪式、知识的传授、真理的规范化裁决与层级监视的运作常常同步进行,敦促学生既服从秩序又掌握知识,形成符合规训教育要求的制度化人格。这种人格一旦形成,就会自觉地将层级监视的技术运用于人际关系中。从全书的叙事进程来看,毕周在葛擂硬的调教下形成了上述制度化人格,这种人格特质又成为毕周的主题性特点(thematic dimensions),推动他实现揭露课堂规训弊端的主题性功能(thematic function)。“主题性特点”是叙事理论家费伦提出的概念,指用于表达特定观点或代表某一群体特征的人物特质。当人物运用这些特质推动叙事进程,并最终通过情节验证了小说的主题或观点时,拥有“主题性特点”的人物才具备了“主题性功能”。在小说接下来的章节中,毕周每一次露面,都会表现出规训人格的人格特质;其行为逐步暴露了规训教育的弊端,推动了叙事进程。在主调音一章中,葛擂硬曾撞见毕周追逐西丝,追问她“准备怎样给马下定义”,这正是毕周601闵晓萌 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Philip Collins,Dickens and Education,London:Macmillan&Co.Lt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3,p.155.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页。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页。米歇尔福柯:福柯集,马利红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45-446 页。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 页。James Phelan,Reading People,Reading Plots:Character,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12.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32 页。以优等生的身份对差生西丝实施监视和规训。毕周成年之后,进入银行家庞得贝先生的银行做了职员,自觉自愿地担任了“执掌着包打听和告密者的荣誉职司”。这一描述说明毕周已经成为社会规训链条中的一环,熟稔地将幼时习得的规训模式运用于监视他人。规训人格的品行失当和人格缺陷已经初露端倪。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毕周最终无情背叛了授业恩师葛擂硬,颠覆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二元权力关系,规训教育的弊端也得以最大化呈现。葛擂硬的儿子小汤姆曾与毕周在庞得贝银行共事。小汤姆监守自盗,闯了大祸。东窗事发后,毕周发现了汤姆的藏身之处,打算将他的行踪泄露给庞得贝,换取自己升迁的机会。当他昔日的恩师哀求他放过自己时,毕周运用功利主义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准则为自己辩护:我相信你知道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建筑在个人利益上。个人利益这说法任何人都听得进。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掌握的东西。人性本就如此。这番道理我从小在学校里就听熟了。老爷,你是知道的。在上述情节中,狄更斯运用“扁平化”的人物描写手法,着力呈现毕周喜好监视他人的“主题性特点”。“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s)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中,以狄更斯笔下人物为例,提出的一种人物刻画方法。该方法主要聚焦人物的某种特质,以漫画般的笔触为人物赋形赋声。虽然刘易斯等 19 世纪评论家认为这种创作手法“刻板僵化,有违真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手法寥寥数笔就表现出了毕周的规训人格特质,赋予了他通过监视和揭发行为而改写情节走向的功能。如果从教育成效的角度来看,毕周既忠实执行了层级监视的使命,又熟稔掌握了实物教学的内容,领会了功利主义哲学的精神,是规训教育的合格产品。然而,贫民儿童免费学校的课堂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导致毕周冷漠自私、唯利是图。虽然汤姆犯错在先,但毕周完全被牟利的动机所驱使,其行为最后反噬到自己的授业恩师,让葛擂硬无法偏袒纵容自己的独生爱子。不难发现,在由动态发展的事件构成的叙事进程中,规训教育成为“存在于人物关系中,由小说情境所创造,通过人物行动牵引出众多因果关联”的“不稳定因素”;它塑造学生的性格,铸就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偏移。在小说结尾处,规训教育的后果终于叠加和发酵,带来了情节的反转,制造出强烈的反讽效果,传递了隐含作者对课堂规训教育的辛辣讽刺。葛擂硬身为教育规训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最终却遭规训教育反噬,导致事业受挫、家宅不安,这种命运的反转深化了艰难时世的教育批判主题,也成就了内涵隽永又结构精巧的教育书写篇章。二1839 年,英国枢密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夏特沃斯在贫民儿童培训报告中指出:“对(贫民)孩子的培训不应通过强迫和管制的方式达成一个孩子不应该因为自己出身受人轻视的社会阶层,就自我贬损。”这一教育理念在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一书中得到了呼应和阐发。这部作品曾被狄更斯视为701闵晓萌 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30 页。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全增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4 页。E.M.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London:Harcourt,Inc.,1955,p.67.George H.Ford,Dickens and His Reade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111.James Phelan,Reading People,Reading Plots:Character,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15.Joseph A.Kestner,“The Concept of Working-Class Education in Industrial Investigative Reports of the Eighteen-Thirties,”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16.1988,pp.57-75.“佳作中的佳作”。小说通过描写罗布在慈善学校碾磨慈幼院的受教育经历,再现了 19 世纪慈善学校日常管理中暗含的规训机制,深刻揭示了以谦卑和顺从为规训目标的慈善教育如何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塑造出扭曲和卑微的人格。罗布是富商董贝家保姆的孩子,自幼被董贝指名送往慈善学校接受教育。董贝坚信:“对下等人,照旧还应该教他们知道自己的本分,循规蹈矩。”这句话道出了慈善教育的规训本质。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成年后的罗布几乎成为颠覆他人生的关键推手。在慈善学校课外规训这一不稳定因素的介入下,教育规训的卫道者再次受到了规训教育的反噬,小说的情节也由此发生逆转。“卑微”和“不忠”成为罗布身上最为鲜明的主题性特点;在小说多个重要的情节节点上,这一人格特点推动人物逐步实现了“批判慈善教育”的主题性功能。碾磨慈幼院在日常管理中执行一套严格的规范化程序。在招募生源时,它依托赞助人提名制度,根据赞助人的提名授予学生入学资格。这一细节有其现实依据。据柯林斯记载,19 世纪的许多慈善学校依靠捐款维持运作。作为回报,捐款者往往获得权力,能够推荐学生入学。狄更斯本人曾获得了一些慈善机构授予的投票权,然而小说家却非常厌恶这套规则,因为申请者常常为了赢得赞助人的支持拼命巴结讨好,而赞助人面对川流不息的访客和雪花般的自荐信也深受其扰。不难理解,赞助人制度对学生性格的塑造过程中贯穿着“奖励惩罚”二元机制的运作。学生被捐赠者把持的教育权所驱使和左右。他们渴望获得教育红利,恐惧失去接受教育和改写命运的机会。在小说中,罗布正是为获得碾磨慈幼院的入学资格,接受了赞助人董贝的馈赠,自甘沦为了董贝口中的“下等人”。这种施恩关系从精神物质两方面确立了两人间的二元权力关系。董贝拥有绝对权威,而罗布则仰仗董贝的赐予,听从董贝的安排。在这种关系中,罗布逐渐形成了对掌权者巴结和顺从的习惯。他先是依赖着董贝讨生活;离开学校后,一直在董贝的商行外闲逛,乞求董贝赏碗饭吃;随后又在商行经理卡克先生的威逼利诱下,完全“忘记了男子汉应有的气概”,任由卡克驱使。他在权力面前十分驯顺,缺乏独立精神,很好地诠释了赞助人提名制度下学生的卑微姿态。奖惩二元机制不仅在生源选择环节中发生作用,也在统一化着装的过程中发挥效力。女性主义理论家曾借助福柯的社会规训理论,分析父权社会针对“身体作为被装饰的表面”进行的规训。在 19世纪的英国,这一理论视角对特定身份的男性同样适用。早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前,狄更斯曾以记者的身份,报导一所允许学生自主着装的慈善学校,认为如此学生就不会因为屈辱的着装联想到贫寒的出身,恩主也不至于时时惦记着自己的慷慨。1842 年,狄更斯在拜访美国波士顿盲人学校时又称制服“乏善可陈、丑陋不堪”,认为身着制服会有损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由此可见,在小说家眼中,统一着装的规训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它是“恩主”与学生之间二元权力关系的象征,也不断强化着两者间的二元权力结构;第二,它是学校规范化管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其作用在于强化学校管理的规范性,塑造同一性,抹杀差异性。在董贝父子中,碾磨慈幼院同样授予了罗布校服和校徽。这是一套蓝色燕尾服、橘黄色镶边帽子、红色袜子和牛皮裤子的制服。然而这套制服让他从上学第一天起就成为顽童欺侮的对象。当他奋力摆脱顽童的纠缠来到学校后,又因为仪容不整触犯校纪校规,受到老师“无情的教鞭”鞭笞和惩罚。罗布虽然两头为难,但在严厉的奖惩措施威慑下,他不得不服服帖帖地将制服穿在身上。结合上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到,身着制服不仅强化了董贝与罗布之间施恩受恩的二元权力结构,也妨碍罗布追求独立的个性,培养自主的人格。制服规训通过奖惩机制发生效力,成为罗布规训人格形成中的801闵晓萌 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Paul Schlicke,“Dombey and So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Ed.Paul Schlick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85.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薛鸿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1 页。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薛鸿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6 页。S.L.Barky,“Foucault,Femininity,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Critical Essays on Michel Foucault,Ed.Peter Burke,Aldershot:Scolar,1992,p.180.Philip Collins,Dickens and Education,London:Macmillan&Co.Lt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3,p.79.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薛鸿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9 页。重要一环。此外,维多利亚时期的慈善学校还通过日常行为规范约束学生言行,重塑学生人格。根据罗布的父亲涂德尔的描述,罗布“曾被一个野蛮的代课教师吓唬掉了魂、耳光挨得噼啪响,身上抽过鞭子,挂过羞辱的牌子,还被人教会鹦鹉学舌”。代课教师的恫吓言辞从精神上对罗布施加压力、实施惩戒。耳光和鞭子则通过伤害肉体,强迫学生服从规范。挂羞辱的牌子是一种公开化的贬低行为:不仅让罗布怀疑自我价值,从而更易于为人所摆布;也让围观的其他学生深受震慑,不敢逾矩。凡此种种将罗布网罗进了一个规训和惩罚的网络里,自我在经历了被贬低、被否定、被管制的过程之后,最终成为没有判断能力、只知道机械服从的空洞躯壳。在被驯化之后,罗布又被人教会鹦鹉学舌,成为复制他人观点的应声虫。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罗布逐渐养成了欺软怕硬、毫无原则的性格。其又谦卑又势利的形象几乎可以“媲美”大卫科波菲尔 中同样深受慈善教育影响的乌利亚西普。小说中,狄更斯以全知叙述者的身份,道出了这种规训教育的弊端:“碾磨慈幼院里,从来不教孩子懂得什么叫荣誉,那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制度倒是特别能造就伪君子。”这段介入性的评论成为点明慈善教育弊端的主题句,也交待了罗布的主题性特点及其成因。在碾磨慈幼院,日常管理中暗含的各项规训机制的确培养出了驯顺、服从的谦卑个体;然而这种个体只臣服于权力,立场摇摆,经常背信弃义。这种主题性特点在小说中的多个重要情节节点上左右了罗布的选择,推动他实现主题性功能,也改写了小说的叙事进程。罗布离开碾磨慈幼院后,曾经为了私利多次易主、改换门庭。投靠董贝无果后,他转身就开始为卡克先生效力。他在老索尔的航海仪器制造店帮工时,总是偷听董贝的女儿弗洛伦斯与老索尔叔侄的谈话,用打探到的消息换取卡克的报酬。柯特船长代替老索尔接管店铺后,他又“变节开小差”,离开了仪器制造店。他在两位“恩主”间摇摆不定:先是与卡克沆瀣一气,在卡克引诱董贝夫人伊迪丝私奔之后,护送伊迪丝前往南安普顿上船离开;后来又在布朗太太的威逼利诱之下,将两人的行踪间接透露给了董贝。他的背叛不仅让董贝家庭破裂、名誉扫地,也导致卡克在仓皇逃窜的过程中被火车辗轧而死。狄更斯同样对罗布的形象做了“扁平化”处理,以戏谑、漫画般的笔触展示罗布的每一次背叛过程。可以看到,成年后罗布一直沿着“背叛变节”的人生轨迹前行,每一次背叛都加深了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人物关系的不稳定性。董贝和伊迪斯的夫妻之情,董贝和弗洛伦斯的父女之情,董贝和卡克的同僚之情皆因他的介入和变节日趋恶化,最后酿成大祸。追根溯源,正是慈善学校的规训教育作为“不稳定因素”介入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塑造了罗布的人格特质,这一人物才在不间断的背叛行为中推进小说情节向前发展,推动小说矛盾到达顶峰,彰显小说中暗含的“慈善教育批判”这一主题意义,也最终实现了人物在这一主题意义下的主题性功能。如果将小说结局和董贝的初衷两相比照,罗布的背叛及背叛酿成的悲剧形成了一个颠覆性的反讽,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抨击和嘲讽了统治阶层的高傲心态。从小说叙事进程的整体设计来看,慈善教育作为主要情节的支线贯穿全书,慈善规训的初衷和后果在小说首尾两相呼应。这种精巧的叙事布局不仅让读者获得了极大的审美享受,也引导读者全面反思以碾磨慈幼院为代表的慈善教育规训机制。三教师培训学院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新兴教育机构。1840 年,夏特沃斯在巴特尔西创办了第一所教师培训学院。该学院一年后开始招收和培养寒门子弟,并于 1846 年施行实习教师学徒制度,以增加初等教育中的教师人数,提升教师素质。在这一体制下,当局挑选学业出色的学生送入学校。入选学生首先901闵晓萌 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薛鸿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0 页。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薛鸿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73 页。查尔斯狄更斯:董贝父子,薛鸿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79 页。跟随管理者做五年学徒,之后进入培训学院接受培训,最后通过资格考试,经过重重选拔和考验,方能获得从教资格。这一体系于 1853 年培养出第一批“女王的学者”,之后存续多年,既为当时蓬勃开展的大众教育事业培养了师资,又成为寒门学子跨越社会阶层的有效途径。狄更斯对从教者的资质问题十分关注。他虽然与夏特沃斯私交甚笃,但也毫不客气地称夏氏的机构建制方案为“夏特沃斯胡话”,对教师培训机制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小说家塑造了布拉德莱海德斯东和查理赫克萨姆这两个经典教师形象。两人均为贫家子弟,在经历了艰辛的个人奋斗后,终于跨越了社会阶层,获得了较好的薪酬。然而,小说结尾时,两人却分别沦为了杀人犯和利己主义者。虽然柯林斯将这种情节设计归因于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许多维多利亚人对跨越社会阶层的贫家子弟持一种菲利士人的势利心态;但细读文本后会发现,在小说家笔下,两人是资格考试规训机制的产物,规训人格特质最终决定了人物的命运走向。福柯指出,检查考试机制的特殊性在于它将层级监视的技术和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相结合,能够导致对个人的定性、分类和惩罚。在 19 世纪的英国,教师培训学院的所有教学活动都围绕资格考试进行,通过则改写命运、跨越阶层、衣食无忧,不通过则心血白费、沦为底层、衣食无着。这种选择体系中贯穿着残酷的社会二元奖惩规则,在贫寒与富足、颠沛与安稳的二元化生活岔路面前,所有参加资格考试的人心中充满了焦灼,人生均以通过资格考试为优先。这不仅导致了他们机械化地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塑造了他们焦灼不安、患得患失的人格特征,还强化了他们个性中的排他性,妨碍他们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从叙事进程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格特质成为海德斯东和查理的主题性特点,左右了两人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也推动两人实现“揭露教师培训机制弊端”的主题性功能。教师资格考试牵引出与两人相关的一系列因果事件,因而成为介入叙事进程的“不稳定因素”,扭转了小说的情节发展方向。机械化地获取知识的方式是资格考试的胜出者们较为显著的智识特征。狄更斯笔下的海德斯东“头脑就象机器一样,是个贮藏东西的储存所”,历史、天文、政治、自然、物理、音乐、低等算术等各门类知识皆不经消化就被他纳入其中。他经历了长年的应试训练,反复地被考查和评判,因而脸上总是带着一种“疲倦”“疑虑不止”“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神情。他从外表看上去“天性迟钝”而又“精神萎靡”。显而易见,他“为获得他获得的智力,曾经付出艰苦的劳动”,所以“必须把他已经获得的东西牢牢抓住”,为此他“总是在盘点存货,以使自己放心”。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斯东的外貌特征与其人格特质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相互指涉关系。“外化”是狄更斯小说创作中的惯用手法。小说家虽然较少直接描写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却常常从人物的外表、衣着、言行、举止等外部描写入手,引导读者借助阅历和想象力,从外貌描写中解读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人格特质。在安德鲁斯看来,这并非爱略特、詹姆斯眼中“肤浅”的艺术手法,而是一种将内在描写和外表描写相结合的艺术策略。从狄更斯的这一创作手法来看,上面的外貌描写大有深意,外表的呆板、紧张、迟钝也指涉了人物呆板、紧张、迟钝的内心状态。同样显得机械和呆板的还有海德斯东的同事 学校女部的教师皮切尔小姐。她倾慕于海德斯东,却羞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就连打探情敌丽齐的消息,也要假托是在与她的学生玛丽安妮进行一场考试,以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狄更斯用诙谐又略带善意嘲讽的笔触,戏剧化地呈现了整场“考试”的过程,皮切尔小姐呆气十足的形象也随之跃然纸上。海德斯东虽然承认她是本行业里“年轻女人011闵晓萌 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Leon Litvack,“Educatio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Ed.Paul Schlick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5-216.Leon Litvack,“Educatio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Ed.Paul Schlick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16.Philip Collins,Dickens and Education,London:Macmillan&Co.Ltd.,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3,pp.152-153.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208 页。查尔斯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智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4 页。Malcolm Andrews,“Performing Character,”Palgrave Advances in Charles Dickens Studies,Eds.John Bowen,and Robert I.Patten,Hamp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72.当中最让人看中的,水平最高的、最出色的”教师之一,却还是不可遏制地爱上了美丽娴静、温柔善良的丽齐。究其原因,皮切尔小姐行事呆板、缺乏女性魅力可能是影响海德斯东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海德斯东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未能获得丽齐的垂青。除头脑机械化外,情绪焦灼化也是教师资格考试在教师身上留下的性格烙印。这种人格特质同样可以归因于制度化考试背后奖惩二元机制运作导致的人生落差。一步不慎、满盘皆输。这种患得患失的焦虑情绪影响了教师在重要人生关口的抉择和走向。海德斯东对查理的姐姐丽齐一见倾心,然而,他在心上人面前总是无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爱恋。他曾提出为丽齐授课,提升她的文化素养;可是整个交流过程中,他不是表现得太过紧张、语无伦次,就是表现得太过亢奋、情绪激动。丽齐委婉谢绝他的建议后,他又神情阴郁、深受打击,反而招致了丽齐的畏惧和反感。虽然他最终鼓足勇气向丽齐求婚,但这场求婚中充斥着诸如“是您把我给毁了”之类指责的言辞。海德斯东情绪激烈、几乎失控,让丽齐惊恐不安,对他由厌生惧,最后海德斯东彻底失去了打动意中人的机会。失恋后的海德斯东压抑的情绪不断发酵、无从排遣,最终在嫉妒心的折磨下,走上了毁灭他人和自我毁灭的岔路,人生命运彻底改写。切斯特顿在评价海德斯东时,称他“完全俘获了我们的同情心”。可以看到,海德斯东在感情上的落空是该人物主题性特点合乎情理的发展结果,也是人物命运开始偏移的重要叙事节点。海德斯东在人际关系中的“不稳定”初现端倪。这既说明生成这种人格的规训机制存在漏洞,向读者昭示了“批判教师甄选机制”的主题意义,也为后来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在资格考试中胜出的教师常常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嫉妒心和排他性,这也是这类规训人格另一耐人寻味的特质。哈格里夫斯在知识社会中的教学一书中指出:“大规模的制度性标准化考试不仅会限制人的创造性,而且会增加教育和社会的排他性,限制社会集体智慧的发挥,为未来的成人生活埋下仇恨的种子。”从这一观点出发,不难理解海德斯东对情敌尤金瑞伯恩的嫉妒为何会演变为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瑞伯恩出身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拥有唾手可得的财富和地位,一早就凌驾于资格考试设定的奖惩二元规则之上,这让经历了残酷竞争方才胜出的海德斯东妒恨不已。更何况他赢得了丽齐的好感,又反感海德斯东的介入,态度颇为轻慢,更是让两人成为死敌。丽齐为了避祸只身出走后,海德斯东越来越暴戾偏激。他每晚跟踪瑞伯恩,发现两人仍在见面后,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仇恨和嫉妒,对瑞伯恩痛下杀手。这种不顾后果的极端排他做法可以归因于一时冲动,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优胜劣汰机制下的行为习惯,是一种长年辛劳、长久压抑下的积怨,也是在资格考试中胜出的寒门子弟与特权阶层针对特定资源(女性)的争夺和对抗。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德斯东的命运由此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由实现阶层跨越的有为青年沦为杀人犯,颠覆了教育制度捍卫者孜孜以求的稳定社会秩序。教师资格考试作为隐藏在文本中的“不稳定因素”介入叙事进程,塑造了海德斯东的主题性特质,从而影响了他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推动他与上层社会对抗,逆转权力关系,使小说文本充满反讽和张力、高潮迭出。另一位教师甄选机制的优秀学员查理为人冷酷无情,将至亲之人作为自己排他的对象。查理由姐姐丽齐抚养长大,全靠姐姐省吃俭用,供他接受教育。可当他实现阶级攀升后,却害怕被姐姐拖累。因此他罔顾丽齐的意愿,竭力撮合她与海德斯东;劝说不成就要和姐姐一刀两断,免得丽齐玷辱了他。当面对一心提携他的恩师海德斯东时,他也依然重复着这套忘恩负义的做派。一得知瑞伯恩被人重伤的消息后,查理立刻赶到海德斯东的住所,宣布与老师划清界线,全然不顾海德斯东在他身上“花费过长111闵晓萌 狄更斯小说中的教育规训与叙事进程查尔斯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智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80 页。G.K.Chesterton,“The Pickwick Papers,”The Dickens Critics,Eds.George H.Ford,and Lauriat Lane,J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p.996.安迪哈格里夫斯:知识社会中的教学,熊建辉、陈德云、赵立芹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94 页。长几个年头的艰苦劳动”,陷海德斯东于“完全和彻底孤独”的绝望境地。作为教师甄选机制捍卫者的海德斯东同样遭到反噬,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学生所背弃。“冷酷自私”成为查理的主题性特点,驱使他背叛了自己的老师,颠覆了师生之间原有的二元权力关系。这一人物从人物特质和叙事功能两方面对海德斯东所代表的叙事主线形成补充,他的性格特点更进一步暴露了教师资格考试机制下的人物道德沦丧,他的所作所为加深了海德斯东的困境,推动情节进一步向前发展。“批判规训教育”这一主题因而得到了深化。虽然海德斯东师徒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所占笔墨不多,但两个人物在小说的最终情节走势中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海德斯东的规训人格导致他行为偏激,重伤瑞伯恩。然而这场事故间接促成了瑞伯恩与丽齐的姻缘;两人心意相通,最终跨越阶层,结为夫妻。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冲突因而得到形式上的和解。教师甄选机制作为“不稳定因素”介入小说叙事进程,制造了阶级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最终也随着这场联姻得到暂时的搁置。然而,小说也通过呈现从海德斯东到查理的教育规训链条,说明教师甄选机制人际传递的可能性。当海德斯东打算培养查理成为一名教师时,首先强调的就是查理必须“通过资格考试,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教师培训学院的资格考试不仅被赋予了调整阶级构成的权力,也成为一项可持续和可传递的教育机制。规训仍将继续,悲剧仍会上演。小说中的教育书写因而成为一段意犹未尽的未完成叙事。四鲁内滋指出:“狄更斯创作时,英格兰还没有确立义务教育制度。”工业教育曾作为暂行制度盛行一时。然而,那时的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方向上的导向性和局限性。由于“雇主可能因为受过教育的工人更好驾驭,而更为青睐这一类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