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沟域”尺度下景观特征研究_蔡超.pdf

12 北京规划建设话题 THEME|赓续：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之保护实践中国长城地带与地理学上的“农牧交错地带”大致相合，耕地、林地、草原交错分布，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渔猎民族相互接触和交流的地带。这一地带以北山阴山燕山大兴安岭一线为中心，自战国时期至明代晚期，随着农耕与游牧政权力量的强弱变化和气候波动不断南北摆动，同时，在人口和军事防御聚落的数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人地关系，并孕育出特征鲜明的长城文化。清代以后，随着长城军事防御功能消失，其沿线的军事防御聚落逐渐演变为普通村庄，并保留了基本的人地关系与空间格局。长城沿线开展的抗战活动使长城文化得到新的发展，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直至今日，随着历史的积淀，长城已经与沿线的山岭、草原、森林、戈壁、沙漠、农田、绿洲等丰富多彩的地貌景观融为一体，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风景审美特征。因此，可以说长城具备了文化景观的区域、风景和文化三个鲜明特征。本文将长城作为超大尺度的文化景观，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段落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沟域”尺度下文化景观特征的形态类型学研究，将“人群”“文化”“历史”“地理”和“环境”等诸多与长城有密切关系却常被忽视的要素纳入到同一“空间”下进行整体考察，通过对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探寻其形成与变迁的机制和驱动力。国内的研究学者常常将长城视作“线性遗产”，其概念主要来源于美国的“遗产廊道”和欧洲的“文化线路”。“遗产廊道”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绿道运动、风景道建设和区域遗产保护理念共同发展与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作为绿色廊道和遗产区域的综合，一种新的遗产保护形式1。“文化线路”概念1987年由欧洲委员会最早提出，旨在以“时间范畴”与“空间范畴”上的旅游为手段,向社会展示欧洲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是怎样构成一个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整体2。2006年，单霁翔在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突破与压力一文中提出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并指出线性文化遗产的4个特征3。其后，国内许多学者陆续就线性遗产的概念、内涵、保护与利用等展开研究。在2005年世界遗产委员会（UNESCO）发布的实施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简称为操作指南）中，“文化线路（Cultural R o u t e s）”以“遗 产 线 路（heritage routes）”的名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特定遗产类型”。然而，在2021年最新版本的操作指南中，删除了2005年版本中关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遗产运河、遗产线路等特殊类型遗产的定义4，仅保留了“文化景观”这一特殊类型，并将其从原来的附录3移入正文第47条。这一修订意味着被删除的3个类型将不再出现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但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一个类型得到正式确认。而“文化景观”的概念可以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北京明长城提供更好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沟域”尺度下景观特征研究蔡超 连君伊 图1 北京地区长城文化景观三种“看的方式”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北京规划建设 13赓续：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之保护实践|THEME 话题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的三种空间尺度长城与沿线的山岭、森林、草地、河流、农田、村庄等丰富多彩的景观一起构成了一幅超大尺度的“风景画”，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远近和不同位置去欣赏它，甚至可以像电子图片一样推动鼠标滚轮将其不断放大，在近似无限的分辨率中获得更清晰的细节，这样就出现了无限多样的“看的方式”。本文将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看的方式”归纳为“山川”“沟域”与“聚落”三种空间尺度（图1）。从“山川”尺度看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是远景的观看角度。在这个尺度下，包括燕山、太行山等山脉，也包括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河等流经山谷与平原的水系，以及城市、城镇、乡村等不同等级的聚落与连接它们的交通道路。在这幅风景画中，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在广袤地理环境中的完整布局，也可以看到长城文化景观与外部环境间的物质交换，更可以看到北京城与长城文化景观在社会组织层面的结构关系。这种看的方式便于我们把握整体关系，但具体细节却过于模糊。从“沟域”尺度看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是中景观察其特殊性的独有角度。在燕山山脉中，沟壑纵横，河流在切割山体的过程中形成很多独立、封闭的小流域，也因此在北京北部山区的很多地名中多以“峪”“沟”“谷”命名，如沙岭沟、大水峪、响水峪、冯家峪、石塘谷等。这些沟域形成一个个较为完整和封闭的小社会。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在独立地理单元内的布局，以及社会组织结构在乡、镇、村等不同层级的组织方式。从“聚落”尺度看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是近景观察的角度。这个角度可以让我们看到人们在一个城堡里的生活，看到某一段长城的物理形态，看到某一座敌台的建筑结构。这种看的方式最接近于人眼的观察方式，距离较近，视角正常，可以从观察对象中找到感兴趣的细节。长城是超大尺度的文化景观，从不同的空间尺度“看”，会有不一样的认知和感受。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有大尺度“山川”尺度下的分析，有小尺度“聚落”尺度下的研究，但中尺度“沟域”尺度下的观察却极少，这一尺度也是我们理解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极为重要的一环。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沟域”尺度的空间构建“沟域”是水文地理概念，是指以分水岭为界，由沟内不同坡面组合而成的封闭条带状区域5。沟域也是山地生态系统的组成细胞，它是流水地貌的集水区域,有明确的地域边界范围,包括分水岭以下,从上段、中段到下段的完整、独立、自成系统的地理单元6。传统农耕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山地深沟阻隔了人和物的流通，可用土地决定了生产规模，形成了较为封闭、自给自足的低效率沟域经济7。本文将“沟域”视作由若干小流域和微流域组合而成的集合体。根据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SL653-2013），流域的划分一般根据规模确定。流域指分水线包围的区域，可大可小。小流域一般指不超过50平方千米的集水单元，不宜小于3平方千米或大于100平方千米，包括完整型、区间型和坡面型；微流域的划分一般以0.1-1平方千米为宜8。本文利用Arcgis10软件，使用ASTER GDEM V2版30m分辨率TIFF格式的DEM数据，按照“汇水流域分析确定小流域规模和范围图2 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的“沟域”分布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14 北京规划建设话题 THEME|赓续：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之保护实践选取小流域将小流域合并为沟域”的工作程序，确定北京市明长城文化景观的沟域范围。在选取小流域时遵循山区性、对称性与连续性三个原则。通过上述工作，本研究将北京明长城沿线区域划分为13条沟域，每个沟域的面积在2-8平方千米范围内。自东向西分别是大沙河 河沟域、黄岩沟清水河沟域、安达木河沟域、潮河小汤河沟域、白河白马关沟域、雁栖河沙河沟域、怀九河怀沙河沟域、菜食河白河堡沟域、北沙河东沙河沟域、北沙河西沟域、妫水河南侧沟域、湫河沟域、清水河沟域（图2）。每条沟域以流经该沟域的河流命名，因一些河流较小，依据各区县志或地名志所记名称进行对应。通过与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组织结构进行对比，发现这些沟域与明代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路”及路下的小防区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这也说明虽然明长城的边墙沿山脊修建，但却是以较小的独立地理单元来组织军事管理的层级结构。为了更好地将文化景观特征与北京明长城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建立起对应关系，本文采用景观传记法从历时性角度对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可以发现北京长城的景观形态从明初至明晚期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变革时期。明前期，由于火器在战争中的大规模使用带来了军事进攻和防御技术的革新，从而改变了这一时期长城文化景观形态在“聚落”尺度上向高大、坚固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明朝在军事实力的强势形成了相对缓和的蒙汉关系，明前期仅在多层级的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中补充一定数量用于控扼交通的军事堡寨和关隘，推测北齐长城墙体及戍堡设施在此时期仍可配合使用。进入明中期以后，随着“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的爆发，蒙汉关系进入空前的紧张状态，这也导致北京地区长城文化景观开始从简单的以堡寨进行“织网”（以关堡组成网状防御体系）进入到以“锁边”（新修长城边墙）和“筑台”（大量修筑空心敌台）来不断强化军事防御设施的阶段，就算是“隆庆和议”达成后，也并未扭转这一趋势。此外，这一时期“卫所制”序号沟域名称面积(平方千米)与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组织结构的对应关系所属“镇”对应“路”对应“路”下的小防区1大沙河-泃河沟域3.62蓟镇马兰路将军营下2黄岩沟-清水河沟域6.16蓟镇墙子路镇虏营下、墙子岭下3安达木河沟域3.52蓟镇曹家路曹家寨下4潮河-小汤河沟域2.79蓟镇古北口路古北口下、潮河川下5白河-白马关沟域4.33蓟镇石塘路白马关下、石塘岭下6雁栖河-沙河沟域2.71昌镇黄花路渤海所下7怀九河-怀沙河沟域4.48昌镇黄花路黄花镇下8北沙河-东沙河沟域4.40昌镇居庸路灰岭下、八达岭下、石峡峪下9北沙河西沟域2.03昌镇横岭路白羊口下10湫河沟域2.19昌镇横岭路长峪城下、横岭下、镇边城下11清水河沟域7.38真保镇马水口路沿河城下12菜食河-白河堡沟域3.77宣府镇东路-13妫水河南侧沟域4.60宣府镇南山路-表1 北京地区长城文化景观的沟域空间与明代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组织结构的对应关系表图3 直隶长城险要关口形势图（局部）（崔汝立绘，成于清光绪年间）图片来源：引自中国长城志图志，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北京规划建设 15赓续：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之保护实践|THEME 话题向“营兵制”的转变也为长城沿线区域带来了大量人口，使得这一区域的“军事化”社会特征愈加突出。自汉代起，历代军事就形成了“京军”和“边军”的二元结构，大量边军聚集在长城沿线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军事化社会”，至明代发展至顶峰，“军民比”是衡量区域社会军事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中，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沿长城内侧分布的大量军事化聚落在明代的日常生活中以军事为主，虽然在清代逐渐“民化”，人口向关外移徙，但仍大部分延续下来，为抗战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提供了社会和经济基础，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北京北部山区的人地关系格局9。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沟域”尺度的景观要素提取与形态分类从“沟域”尺度识别北京明长城的文化景观特征，一是需要对其中的景观要素进行提取，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二是需要厘清主次关系，提取该景观要素在“沟域”尺度下的重要信息，同时将“山川”和“聚落”尺度下的关键信息滤除。中国古代的舆图或古画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作画者从“美”的角度帮助我们进行了这一轮景观要素的选取和信息过滤。本文以直隶长城险要关口形势图为例（图3），该图表现了明长城在“沟域”尺度下的整体格局，从中我们可以提取“沟域”尺度的景观要素，包括“山”“水”“路”“田”“边墙”“营城堡”“关隘/关口”和“堡寨”。其中，“山”“水”属于自然条件，“路”和“田”属于依山傍水的半自然条件，而“边墙”“营城堡”“关隘/关口”和“堡寨”这些人工要素共同构成的整体格局及其反映出的选址特征才是“沟域”尺度最关键的景观特征。本文通过对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的典型“沟（a）单层防御型（墙子岭类型）（b）单层防御型（曹家路类型）（c）多层防御型（根据居庸关绘制）（d）散点防御型（根据沿河城绘制）图4 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沟域”尺度的景观特征类型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5 墙子岭沟域景观特征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6 曹家寨沟域景观特征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图7 白马关沟域景观特征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16 北京规划建设话题 THEME|赓续：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之保护实践域”分析，按照景观形态的差异分为三类，分别是“单层防御型”“多层防御型”和“散点防御型”，其中“多层防御型”又可分为“墙子岭类型”和“曹家路类型”（图4）。“单层防御型”是指沿山体开口处结合长城边墙设置关隘、关口或堡寨阻隔交通，并派兵驻守，在几条道路或水系支流的汇聚点设置营城堡，以形成沟域的整体控制。营城堡一般规模较大，是以营为单位的军队日常驻点，是整条沟域的军事指挥枢纽和行政管理中心。根据围合形态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墙子岭类型和曹家路类型。在北京明长城涉及的沟域中，将军营沟域、镇虏营沟域、墙子岭沟域（图5）、曹家寨沟域（图6）、古北口沟域、潮河川沟域、白马关沟域（图7）、石塘岭沟域、四海冶堡沟域和柳沟城沟域等十条沟域属于这一类型。“多层防御型”是指山体较厚，沟狭且长，每隔一定距离设施关隘、关口或堡寨分层阻隔交通，并分兵驻守，一般在中间层设置规模较大的营城堡，以形成沟域的整体控制。这种类型的沟域，虽然不一定有长城边墙，但其军事防御性能相较于“单层防御型”要好很多。在北京明长城涉及的沟域中，渤海所沟域、黄花镇沟域（图8）、灰岭沟域、八达岭沟域（图9）、石峡峪沟域、白羊口沟域等六条沟域属于这一类型。“散点防御型”是指山谷深峻，很难借用地形组织成体系的防御，或在水系支流交汇处、或在多条小沟域同时汇聚的出口处、或在山谷收窄的腰部单独设置规模较大的城堡或关隘以控扼交通。在北京地区明长城涉及的沟域中，长峪城沟域、横岭城沟域、镇边城沟域、沿河城沟域等四条沟域属于这一类型。从 对 北 京 明 长 城 文 化 景 观“沟域”尺度景观形态的类型归纳（a）黄花镇沟域三维立体图示意（b）黄花镇沟域剖面（沿长城边墙位置剖切）展开示意图图8 黄花镇沟域景观特征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9 八达岭沟域景观特征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北京规划建设 17赓续：我国线性文化遗产之保护实践|THEME 话题中可以发现，“单层防御型”“多层防御型”和“散点防御型”这三个类型的主要景观要素都是人（军兵）生活的关堡，它们根据地理条件的差异和军事设防的需求，以不同的形态分布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军士们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京运年例银和军饷，其次是家族或家人共同屯田耕种所得子粒。虽然清代以后长城不再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但这样一群人组成的小社会却在沟域里存留并延续下来。这也说明在明代以“沟域”作为独立的军事防御单元，这种聚落的空间组织形式与传统的以交通可达性、土壤肥沃程度，以及“风水”的好坏作为聚落选址的依据不同，这也是今天北京北部山区明长城沿线形成较为封闭的“沟域型”社会的主要原因。结语当前，文化景观的表征方法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景观特征评估法（LCA）和景观传记研究法（Landscape Biography）。“景观特征评估（LCA）”是指通过对景观特征进行分类、识别和评估，使景观特征被各个专业部门所了解，从而成为统一的系统语言10。这种方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用来管理景观变化的工具。但是，这种方法是共时性的，它倾向于将无限的变化性简化为适合管理的同质性空间斑块，这就忽视了文化景观的“动态性”，而评估者对于文化景观的理解也为评估过程带来了相当的“主观性”。因此，这一方法在面对历史信息丰富的文化景观时，常常被认为很难有效解决“历史复杂性”的问题。如果仅从形态本身的差异去进行分类，很容易割裂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评估结果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难以对之后的保护与利用形成宏观层面的有效指导。近年来，英国在一些实践项目中已开始尝试采用在景观特征评估（LCA）基础上进行历史景观特征（HLC）评估的相关技术方法，正是为了解决景观特征评估（LCA）中存在的技术缺陷。“景观传记（Landscape Biography）”是一种景观历时性研究的方法11。它将景观作为研究和解释的对象，从史前人类占有土地开始到现在进行广泛的历时性分析，将历史与今天存在的遗产遗迹联系起来，这样可以将资源整合到历史叙述中，从而建立阐释性的链接12。通过故事的构建，将遗产置于连续的时空框架中，这无疑有利于增加遗产利用的潜力，并提升当地居民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13。基于故事的力量，景观传记作为一种特定的方法可以提高遗产及其所属景观的叙事能力。因此，这种方法旨在可持续的利用遗产，并使以未来为导向的学科能够做出更多涵盖历史和遗产的决策14。本文认为在研究长城这类超大尺度的文化景观时，应对其发展历程进行细致的“景观传记”式研究，从而在时间与空间上建立起对应关系，并能够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对长城文化景观进行观察，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更为准确地把握长城文化景观的特征，有助于探寻长城文化景观形成与变迁的机制和驱动力。同时，也将促进文化景观价值的体现和遗产的保护管理，更好的助力北京明长城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重大项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21094）研究成果。参考文献1 王吉美,李飞.国内外线性遗产文献综述J.东南文化,2016(01):31-38.2 欧盟官网:http:/www.coe.int/t/dg4/cultureheritage/culture/routes/default_en.asp3 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论:突破与压力J.南方文物,2006(03):2-5.4 孙燕,解立.浅议2021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修订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2,7(2):6-18.5 刘沛林,刘春腊.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典型模式及其对山区古村落保护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0,30(12):1944-1949.DOI:10.15957/ki.jjdl.2010.12.030.6 张义丰,贾大猛,谭杰,张宏业,宋思雨,孙瑞峰.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J.地理学报,2009,64(10):1231-1242.7 樊胜岳,琭婧,韦环伟.西藏地区沟域经济系统耦合模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01):72-77.8 SL653-2013.小流域划分及编码规范S.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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