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防范建议_秦勤.pdf

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88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防范建议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秦勤 张夏恒*摘 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实现国际产业转移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融合，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发展新时代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引擎。本文从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行业、投资方式等角度梳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维度厘清宏观层面“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存在的风险，从国家、行业和企业维度明晰中观层面存在的风险，从投资准入、绿色发展、争端解决层面剖析微观层面存在的风险。基于各层面存在的风险，本文提出了防范建议。关键词：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风险防范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将“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提升安全保障水平”作为新时期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深化全球合作，是我国积极适应全球制造业转型升级与贸易新格局构建的新举措（刘艳红，2019）。国际产能合作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产生的，与国际技术合作和国际直接投资相伴而生，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和国际贸易根基的培育。国际产能合作与其他的国际分工模式相比较，更具丰富内涵，有利于构建不断深化的全方位和可持续性合作格局。“一带一路”建设已走过十年，然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相关变数，在复杂的环境中可能会产生新的风险。对此，应从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国际产能合作存在的风险，从而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一）“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规模 1.投资总量投资总量 20132020 年，我国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57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金额达到*秦勤，西安市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夏恒，西北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教授。通信作者：张夏恒，邮箱：。本文为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 年发改委规范指引类课题“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法律风险防范研究”（项目编号：0617-2221FZ1714）项目成果。秦勤等：“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89 了 1 398.5 亿美元，年度平均增长百分比为 5.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7%。2020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 186.1 亿美元，占同期额度的 14%，高于上年的 0.3%，而此时全球的对外投资同比缩水 35%。2021 年 1 月至 11月，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57 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 179.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7%，占同期该类投资总额的 18.1%，同比 2020年上升 1.3 个百分点。我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项目合作方面，新签订的合同数量为 4 518 份，合同所涉金额为 1 026.1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0.9%；营业额度高达 766.5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7.8%。截至 2021 年 12 月，在共建“一带一路”工作方面，我国已经和 145 个国家及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合作文件，并与 22 个国家构建了发展电子商务的合作机制。2.市场前景市场前景 2020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流量高达 1 53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其投资额占全球份额的 20.2%。2020 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 80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4 个百分点，连续三年保持全球第三位。相较于 2002 年末的存量，其规模增长 86.3 倍。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0 月，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额为 1 29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9.2%。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范围内的境外企业开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99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 个百分点，涉及 165 个国家的 5 777家企业（尹佳音，2022）。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逐渐确立了稳固的投资大国地位。2021 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 1 78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二）“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主体“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多表现为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企业主导、主体多元，国企为主、民企为辅，大小企业协同互补。在资金投入、市场开发、项目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国企及央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国企和央企主要聚焦于基建和能源等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国企及央企的数量占比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国企和央企的数量占比分别从2005 年的 100%和 93.8%下降为 2018 年的 56.3%和 50.5%，反映了投资主体所有制构成更加多样化。另外，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占比在投资主体中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占比从 2005 年的 5.3%增长至 2020 年的 17.3%，上市公司对外投资占比从 2015 年的 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 12 月 23 日例行新闻发布会.http:/ 2021.http:/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 2023 年第 3 期 90 20%增长至 2020 年的 40%。（三）“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行业 1.产业分布产业分布 截至 2020 年，第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194.3 亿美元；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为 2 778.7 亿美元；剩下 16 个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在第三产业，共计 22 833.5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产业存量最多。我国对外投资在 2009 年金融危机之前主要集中在金属、运输、能源等领域，尤其集中分布于金属和能源领域，其占比曾高达 57.9%和 26.1%。金融危机后，我国的投资产业逐渐呈现分散化的特点，金融、旅游、物流、技术、农业、房地产产业的年投资额占比曾分别达到 9.0%、9.2%、9.5%、10.1%、18.6%、14.2%（聂飞，2020）。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分布演化可以看出，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目标已经从寻求能源及资源为主的目标迈向追求技术、市场、服务以及产能合作等多元目标。2.行业分类行业分类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21 数据，截至 2020 年，我国对外投资行业涉及 18 个大类。位列前四的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各类的投资额均超过百亿美元，各类别的投资额总量占流量总额的 69.8%，同比下降 4.4 个百分点。其中，位列第二的制造业投资额与位列第一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之间的差额逐渐缩小至128.8 亿美元，其投资额为 258.4 亿美元。租赁和商务服务、制造、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在涵盖的 18 个行业大类中排名前四，投资额均超过百亿美元，合计投资额占流量总额的 69.8%，同比下降 4.4 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额为 258.4 亿美元，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减少至128.8亿美元。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大幅增长89.9%，占制造业投资的 46.1%，其中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整体上看，行业分布多元化程度有所提高。（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投资方式 1.绿地投资绿地投资 绿地投资是跨国企业通过跨国产能布局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形式。绿地投资亦可被称为新建投资，是跨国企业通过嵌入产业链的方式在东道国或地区进行投资，充分开发海外的人力资源、技术及研发资源，学习和借鉴当地的市场和管理经验，并在海外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2020.http:/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 2020.http:/ 91 设厂或者研发中心的一种投资方式。结合企业本身的需求和技术条件，增加其研发投入，有助于自行研发出新产品和新项目。20052016 年，我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资金规模高速增长，从 84 亿美元增长至 1 103 亿美元，这说明我国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发达国家主要利用高端人才建设高端生产服务业、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建立加工贸易基地。2.股权并购股权并购 股权并购也是一种国际产能合作的投资方式，是指跨国公司从目标企业原股东处购买目标企业出资权利的一种投资方式。2020 年我国企业结构持续性优化，并购数量同比增加近一成。我国企业并购涉及 16 个大类行业，包括制造业、邮政业、交通运输业、供应业和仓储业。从并购金额角度来讲，电力、热力、燃力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以 97.5亿美元稳居第一，制造业以 69.7 亿美元排第二，交通运输业以 33.1 亿美元排第三。从并购数量来讲，排列顺序第一位的是制造业，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技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 178%和 172%，提升幅度较大。2021 年我国企业前三季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63.4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9%。资金的 65%流入了金融服务、消费品、媒体和通信（TMT）三大行业。医疗与生命科学行业在 2021 年的季度性行业排名中排列第四，增长近两倍的并购交易额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3.合资运营合资运营 合资运营是使合作国之间能够达到技术与效益共赢的一种投资方式，对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作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搭建技术、信息、经贸、人文等交流合作平台，从而促进多边的发展与交流。我国与东盟十国所建立的“中国东盟信息港”经过 5 年的建设，已经完成国际通信海缆、陆地通信光缆等重要通信节点的建设，初步建成海陆空全方位的通信基础设施。通过合资运营，可有效减少通关环节的设置，扩大跨境结算服务规模，经贸服务可达到更数字化、便利化和高效化的效果。目前，我国南宁通过合资运营的方式举办了信息港推介活动，与新加坡、印度、泰国等签约了总投资超过 500 亿元的 130 多个项目，并与老挝、缅甸合作开发了“爱东盟 APP”，共同推动建设智慧化数字城市。4.工程承包工程承包 工程承包是一项综合性的国际产能合作形式。20132020 年，“一带一路”国家新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2020.http:/ 年中国海外投资概览.https:/ 2023 年第 3 期 92 签的工程承包合同额由 715.7 亿美元增加为 1 414.6 亿美元，年增长率达到了 10.2%。营业额由 654 亿美元增加为 911.2 亿美元，年增长率为 4.9%。同期，国家工程承包类合同额度占我国新签合同总额和完成总额比重整体呈现稳步增长，占比保持比例在 40%以上。2017 年以后保持比例均超过了 50%。我国在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的规模受 2020 年疫情影响，总体规模虽下降但占比稳步提升。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新签合同和营业额占比分别为 55.4%和 58.4%。完成营业额占比与 2019 年相比增加了 1.7%，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基建合作。三、“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存在的风险（一）宏观环境层面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博弈不断出现，美国不仅在本国采取孤立我国的举措，同时也拉拢其他国家加入，试图以此阻碍我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进程。这一形势在疫情后变得更加严峻，美国促使外资撤离中国，同时又对来自我国的投资进行严防死守。欧盟和印度开始加大对我国投资的审查后，澳大利亚在 2020 年 6 月开始对外商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尤其是面向能源、港口、电信、水利、数据等方面。审查门槛由原来的 11 亿美元变更为 1.92 亿美元，这一举动主要是针对向澳注资的我国企业。此外，美国还在干扰和破坏我国现有的合作网络，试图通过国际标准和规则来限制我国的合作进程，提高我国的国际产能投资门槛。2.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南亚国家大部分都存在经济增长疲软、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基建不足等问题，而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存在经济结构单一、外资依赖过高、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每当美联储释放“量化宽松”信号时，都会引发沿线国家的汇市和股市波动。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汇率层面。19901993年，俄罗斯或东欧经营的营利性企业在当地银行存有大额本国货币，但随着卢布从 1 美元兑换 1 卢布贬值到 1 美元兑换 1 000 多卢布，原本盈利的企业开始变得严重亏损甚至血本无归。1997 年，我国在韩国和泰国投资的企业也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汇率变化产生严重亏损。2008年，津巴布韦货币贬值，给中资企业带来负面影响。2014 年，因俄罗斯卢布出现大幅贬值，在俄罗斯投资的我国企业受到影响，少数企业在国内国际资本市 中国“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2021.http:/ 2020.http:/ 2021.http:/ 93 场的表现还因此受到波及。3.社会风险社会风险 国际产能合作对生产的稳定性要求较高，需要产业链的每一环节稳步运行，时刻不能“掉链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较于成熟经济体而言，存在政局和政权相对不稳的政治风险，以及由社会问题引发的劳工生产中断风险等；同时还存在其他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风险，包括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及疫情的影响，这些原本在好形势时得到缓解的风险重新开始积累，沿线国家债务扩张、资金短缺等经济风险不断提升，产能合约履行、结汇限制、利率变动、政策多变等风险不断升级。2020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调查显示，国际产能合作多重风险叠加，54%的企业均认为项目履约风险增加，项目实施困难。4.环境风险环境风险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已有很多国家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作为代价。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资源保护，因地制宜地推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尹佳音，2022）。一些国家还通过调节税收和市场机制来保护森林等生态系统。部分国家非政府组织（NGO）及民众的环保意识也不断觉醒。在缅甸、中非、刚果、智利、墨西哥等国家，我国企业都遭遇过环境引发的风险，比较典型的是缅甸的“密松大坝”事件。卫生疾病风险在一些卫生条件和饮水条件不好的国家时有发生，因为饮用水不清洁，导致员工出现群体性腹泻，严重的甚至住院治疗。这种严重的后果，促使各国强制性要求企业做好关于环境的尽职调查，纷纷重视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二）中观环境分析 1.国家层面国家层面 我国企业长期以来都对海外投资采取谨慎的限制措施，行政审批方面相对严格，在投资、外汇等方面缺乏效率和透明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商务部门简化了前置审批程序，除少数敏感投资国以外，其他境外投资采用备案管理体制，取消项目核准等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和收费。虽然前置审批已经得到简化，但未及时建立事中事后监管体制。目前有关跨国产能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小，政策体系分散、执行效果不理想。国有企业的投资管理体制机制设置较为模糊，一直处于“放”与“管”的摸索阶段。另外，国际产能合作的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现有的信息服务网络和统计监测系统不利于及时发布风险预警，难以及时地对产能合作体系进行部署和调整。2.产业层面产业层面“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发展势头强劲，在纺织等低端制造行业中显示出强势的竞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94 争力，与我国国内的产业形成了竞争。另外，一些原本从事低廉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开始有了新的诉求，想要提升其产业链层次，进而不断提升产能合作的门槛。同时，一些新兴国家虽为我国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为我国发展低劳动成本制造业带来了新市场，但这些往往都是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其营商环境和社会服务体制都存在较多问题，在合作时也需要重点克服多重困难。另外，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不断扩张，使得中国被迫接受更高的标准，被迫迎合更高的竞争体系，这将大大增加中国的投资成本。3.企业层面企业层面 对于企业而言，要想“走出去”，就必须要面对陌生的国外环境，由于我国企业在商业习惯、法律环境等方面缺乏相关国际项目经验，因此“合同黄了”“项目泡汤了”“企业被罚”等事件常有发生。企业在制定合同时，也面临合同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这将大大增加企业的合同执行风险。另外，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也面临技术标准对接困难，在电力、交通运输以及石油等领域，一些国家已经习惯性执行欧洲标准，技术标准体系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一些国家电力项目甚至明文规定采用日韩或欧美标准，禁止采用中国标准。（三）微观环境层面 1.投资准入风险投资准入风险 过去几年，部分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开始盛行，有少数国家民粹力量已经上台执政，并开始施行限制外国企业投资的法律法规，中资企业在相关国家经营风险显著上升。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叠加国内政治动荡或政权频繁更迭，导致一些国家外资政策稳定性出现巨大波动。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几年面临着重大的政治风险，不乏战争和政局动荡的危险，国家投资和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定过于“双标”，存在过度保守和过度封闭现象。例如：在市场准入标准方面存在隐性门槛、投资审查壁垒过高，极大提升了国外企业进入成本；进口产品质量标准变化频繁，在制定标准时很少考虑国外企业意见，增加了国外企业进行生产调整的难度与成本。一些国家由于对华竞争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中国存在一定偏见，并对中国国力不断提升有防备心理，因此存在针对中国企业进行选择性执法的情况。2.绿色发展风险绿色发展风险 我国金融体系虽不断完善，但其依旧面临着绿色发展风险。在绿色金融产品供给能力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缺乏反映绿色投资意识的绿色债券、基金、资产管理等产品；缺乏绿色金融技术支撑团队，绿色金融研发机构较少；绿色金融产品缺乏多样性，未形成秦勤等：“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95 多样化产品体系；缺乏绿色业务创新能力，难以满足高质量项目需求。目前，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未能有效对接，“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渠道不畅通。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法律和标准尚不明晰，绿色金融发展制度尚未健全，环境法规和标准亟需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执行不到位、信息不透明、政策尚处于摸索阶段（尹佳音，2022）。3.争端解决风险争端解决风险 投资争端与投资活动相伴而生。伴随着“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活动的增加，东道国内有关保护投资者的法律缺失问题逐渐显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迫在眉睫。当今大量国际投资争端不仅需要国际仲裁，还需要东道国提供一定的救济方式。在此过程中，国家间司法协助在判决承认以及具体执行时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但通过深入探讨，可以发现沿线各国的司法协助现状亟待改善，司法协助在实务中并未起到充分作用。20172022 年，我国虽然与 20 多个沿线国家缔结了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目前依旧有三成的沿线国未缔结，这将不利于“一带一路”合作的长远发展。各国缺乏相关必要的协定，一旦产生相关的纷争，将难以通过国内救助实现有效解决。四、防范建议（一）宏观层面 1.防范大国政治风险，降低争端概率防范大国政治风险，降低争端概率 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切不可忽视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政治生态有充分的了解，切实防范政治风险。要对东道国国内的政党之争、央地关系等进行充分分析，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在风险发生时综合利用法律维权、外交施压、舆论呼吁等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及时有效回应国际舆论，既要进行正面宣传，又要反击质疑和挑衅，尤其是在同他国企业进行竞争时，面对因对方恶意渲染而在东道国造成的不信任感和担忧，我们应做好正面宣传、弥补舆论缺失。尽管对外投资建设是与东道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官员打交道，但不可忽视与当地民众的沟通往来。项目的建设离不开当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要深入民间社会、掌握民间舆论走向、及时解答民众疑问，用实际行动击碎不实传言，从而维护我国海外投资的利益。2.提升金融便利化，提升合作效率提升金融便利化，提升合作效率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势头日渐增长，但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所有的国际项目合作都离不开金融支持和资本互通。推动金融化市场改革，完善企业海外投资金融体系，是推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措施。首先，要协助企业在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96 东道国开展金融、贸易等信息方面的调研与项目投资，同时帮助企业与东道国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提高金融综合服务能力。其次，商业性金融机构可跟随客户，将业务开拓到海外，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最后，开发性金融继续实施保本微利与可持续发展，支持投资回收期长、资金需求大且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项目。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等跟随实体企业的脚步，进军海外市场，制定海外发展战略。围绕跨国投资企业的金融需求，根据自身优势打造优良的跨境服务和信息提供平台，与东道国相关利益机构联合打造服务与信息的共享平台，规避相关金融风险。3.履行社会责任，形成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形成可持续发展 我国政府一直在呼吁和要求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要在东道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对外投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还有许多不足，被外界诟病，主要是因为一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基本情况缺乏相关了解，未仔细研究其应履行的社会性责任。大中型国企由于经验丰富，且具有相应的专业的团队，其履行行为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而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多重因素影响，比如缺乏对社会责任的理念解析，决策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导致其履行社会责任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另外，中小企业领导层大多数缺乏社会责任感及企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认知，对其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正面宣传不足。新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正好展现了政府鼓励企业在东道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面，为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举措进行了全面展示与传播。4.做好危机公关，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做好危机公关，降低海外投资风险 首先，我国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况下，必然会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支援，也因此被诸多外国媒体和外国政府贴上“中国威胁论”的标签。海外众多民众教育水平有限，缺乏自我判断能力，易受西方媒体的诱导，将我国海外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规范性行为“恶视”为政府行为，导致一些东道国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抵制我国企业对其地区企业的产能合作和投资行为。其次，针对西方媒体和政府的恶意宣传和诋毁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以及对外投资政策的行为，我国媒体和外交应该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的宣传责任，加大在海外媒体平台的宣传力度。另外，沿线国家宗教纷争不断，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宗教势力肆意横行，加上西方恶意抹黑我国形象，不仅破坏企业投资所需要的和平环境，还直接威胁到中资企业及人员的安全，导致我国与海外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受威胁，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国家应及时做好危机公关以应对突发事件及状况，将突发事件对于海外产业园以及合作产业的威胁降到最低，以保证投资者及其员工的人身安全及资金安全等。针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应及时公布沿线国家投资准入清单、投资行业，与沿线国家政府加强政策性秦勤等：“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97 协作，帮助东道国提升其营商环境，加强东道国政策透明度，建立信息保障制度，提升国际产能合作企业对外投资信心，为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二）中观层面 1.优先投资能源紧缺国家，降低合作难度优先投资能源紧缺国家，降低合作难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是石油资源大国，然而由于地理环境的闭塞，经济发展仍然较为落后，为应对欧美等国石油巨头的垄断，应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油田大多为投入产出效益较小的油田，在进行投资合作时可充分利用我国先进的石油开采技术进行上下游一体化合作，深度开发资源国低品位的油田，从而在满足东道国经济需求的同时，提升中国企业效益，实现双赢。另外，新能源合作空间大，成为我国企业投资海外能源行业的新方向。随着对减少碳排放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国大力发展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其他节能产业。另外，RCEP是中国能源投资布局面临的重大机遇，在对 RCEP 的能源投资布局中，新能源领域成为投资的新方向和拓展领域，在 RCEP 成员国中，如柬埔寨、老挝等国家，传统能源较为稀缺，然而电力领域具有潜在的资源优势。因此对于此种类型的国家，我国应结合资本与人工并进开展海外投资，包括财政投资、电力供应、工程承包等，弥补东道国资金缺乏和技术落后的短板，实现能源产能转移和地方民生改善的双赢。2.推进重点领域合作，深化绿色发展理念推进重点领域合作，深化绿色发展理念 首先，应该在煤炭领域加强绿色技术合作。我国可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合作，深度交流煤炭脱硝、除尘、脱硫等生产环节的升级改善工作，从而提升煤炭利用率，降低产业链生产的碳排放。其次，加强与东道国在绿色交通领域的合作，深化电动车、电气化公交设施等领域的交流。同时，应该积极为东道国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持，推动交通运输综合效能绿色低碳化发展，助力东道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绿色复苏”。最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应积极与东道国加强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在绿色能源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紧密结合其产业链和供应链，大规模扩展我国对外绿色能源合作领域。3.推行成本导向思维，优化境外项目管理推行成本导向思维，优化境外项目管理 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企业应该推行成本导向思维，优化境外项目管理。企业的岗位设置应确保员工能在其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推动企业发展。对外投资企业应该明晰其岗位责任制度，优化岗位权责权限设置。海外产业园的员工岗位设置应将东道国文化影响、政治因素、行业适配等因素进行一对一高度匹配，减少人员流失，分离岗位职责权限，要求并倡导各国员工提升其文化包容度。根据东道国不同的人力资源禀工信财经科技 2023 年第 3 期 98 赋，对外投资企业应对其内部管理制度进行调整，依靠不同的激励机制去挖掘人力资源最大潜能，减少不必要的岗位设置与投资合作开销。另外，为避免薪酬过高引发内部不平衡以及过低引发动力不足等问题，必须要在兼顾内外的基础上构建累进制的薪酬激励制度。（三）微观层面 1.人民币为交易本位币，降低投资风险人民币为交易本位币，降低投资风险 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仍然占据全球对外投资计价货币的主要份额，我国应进一步鼓励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投资，并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支持。使用人民币作为本位币进行对外投资，一方面是减少我国企业在汇兑环节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减少因汇率波动等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水平低以及基础建设较为落后的国家，我国发挥自身资源、技术和资金优势，对这些国家进行的产能合作和投资，应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多地使用人民币作为本位币，从而有利于我国企业锁定投入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项目经济效益。在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中减少美元的使用，在东道国境内掌握人民币清算控制权、创建我国自主开发的支付系统。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工作重点，为企业在进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中扩大人民币结算创造新动力。2.考虑环境承载力，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考虑环境承载力，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成为共识。我国政府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实现发展绿色、可持续的国际产能合作模式，包括实现绿色经济发展、资源保护的可持续性，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以改变生活、生产、消费方式，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碳排放。首先，要求对外投资企业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持续发展的理念，履行境外环境保护责任，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和地区的环境保护法规，在进行对外投资时考虑东道国环境承载力，将环境保护纳入海外投资项目的发展目标当中，按时对海内外产业园员工进行环保培训，在合作国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实现自身和环境保护的互利共赢。其次，实行“一带一路”环境保护合作红利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状况捆绑制度，在海外投资项目申报程序上，设置企业环境责任指标。3.协同建设预警机制，协同解决海外争端协同建设预警机制，协同解决海外争端 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在日常经营环节会面临包括国家政治层面、金融外汇层面、管理层面、经营层面等风险，这就要求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冲突，建立海外联动风险预警机制。首先，要建立海外风险识别预警程序，对海外投资项目中有可能存在的风险尽可能地进行识别。其次，建立海外风险评估预警程序，秦勤等：“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及防范建议 99 对海外投资项目中可能存在风险的发生概率和损失后果进行量化计算。再次，应该建立海外风险预警程序，用相关指标输出风险的结果。最后，要建立海外风险防范预警程序，采用实时监控手段对海外项目风险进行监控和实时反馈，运用风险规避、损失控制和风险转移的技术进行风险控制，以降低损失频率、缩小损失幅度或者降低意外损失的不可预测性。参考文献 刘艳红.“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化J.经济与管理.2019,(4):14-21.聂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制造业服务化吗？：基于国际产能合作视角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0,(8):86-100.王兵，李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世界经贸格局重塑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96-106.尹佳音.气候变化背景下绿色国际产能合作模式J.宏观经济管理.2022,(9):47-53.Risks and Prevention Suggestions of the“Belt and Road”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QIN QIN(Xi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XIAHENG ZHANG(Foreign Rule of Law Research Center,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Abstract:Carrying out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high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t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our country to respond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mplement the going out strategy.It is also the engine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a high level open economy in the new era.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under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is summa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vestment scale,investment subjects,investment industries and investment methods,and risks exis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under 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at the macro level are clarified from the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and social dimensions,and risks existing in the medium level are clarifi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untries,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isks at the micro level from the aspects of investment access,green development and dispute settlement.Based on the risk of each level,the solution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Key Words: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risk prevention 学术编辑：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