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喜仁龙笔下的古都：《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译者评介_邓可.pdf

笔者有幸担任了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译作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翻译工作。此书英文版于距今百年前的1922年至1924年完成，并在英国伦敦出版，全书共约13万字，作者是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n）。该书在对北京城市演化历史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基础上，详细记录和描述了20世纪初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建筑特征和保存状况。不过在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处于相对封闭的年代，此书在全球只发行了800套便销声匿迹了1,2。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建议下，该书首次被译为中文出版，喜仁龙对北京城的研究方引入中文世界。2017年，该书英文原著经过笔者重译、修订和补全了原著内容后再次出版（图1）。在这位大洋彼岸学者的倾心之作面世百年后的今天，特撰此文重拾经典，致敬历史。喜仁龙生涯简述奥斯伍尔德喜仁龙1（1879-1966年）（图2），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瑞典籍，毕业于赫尔辛基皇家亚历山大大学2，获哲学博士学位。喜仁龙的履历非常丰富，他曾供职于瑞典国家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檀香山艺术学院担任访问学者或顾问。1956年获得第一届查尔斯朗弗利尔奖章。日本 岩波西洋人名词典增补版称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中国绘画研究的集大成者。百年前喜仁龙笔下的古都：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译者评介邓可喜龙仁在40岁之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西洋艺术史方面，之后开始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国艺术3。在开展对中国古代艺术与历史研究的同时，其活动轨迹还遍及世界各地，广泛涉足地理、建筑、绘画、雕塑、园林及风土人情等方面，为当时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917年，喜仁龙第一次来到亚洲，并六次游历中国（1918年、1921-1923年、1929-1930年、1934-1935年、1954年、1956年）2，走访了华东、华北、关中和中原地区，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郑州、洛阳、西安、天津等数十座城市和乡村地区留下了足迹，并在紫禁城接受了清室逊帝溥仪的会见和导游4。他还密切结交中国官方、学界、文化界人士，包括胡适、黄宾虹、袁同礼、张元济和蔡元培等5，可见其当时在华的影响力。1922年冬春之交，喜仁龙结束了在山东的旅行后，第一次来到北京4，开始了他在这座古都为期数月的考察生活，并在此期间完成了对这部著作原始材料的积累。此后，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辗转多地及日本等国并往返北京数次，最终写就此书并于1924年出版。此外，喜仁龙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还有：中国雕塑（Chinese Sculpture，1925）北京皇城写真全图（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早期中国艺术史（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1929）中国绘画史（Histoire 图2 喜仁龙图片来源：http:/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封面（两个版本）2186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de la Peinture Chinoise，1935）中国景观（Bilder fran Kina，1936）中国园林（Gardens of China，1949）等。本书的缘起及主要内容北京城墙之于喜仁龙：震撼、妙趣与忧虑喜仁龙对北京城墙的研究主要源于对其建筑艺术的强烈震撼和浓厚兴趣。由于地理等因素在不同的文化体间产生了巨大的隔离，来自欧洲文明体系的喜仁龙，对于东亚文化圈的中心中国所发出的惊叹自然不难想象。他的震撼是基于对中国文明的好奇和构想，与亲眼所见后的体验感知之间的高度碰撞并迅速契合后所产生出来的。这在他的自序中得到了直陈：“这本书的缘起是北京的城门之美，是中国都城所展现出的举世无双的壮美特征，是秀美环境中的古建筑、新生的树木和衰败的护城河，是建筑的装饰风格。”2在正文中，作者也无时无处不表达他对城墙的陶醉：“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巍峨高耸的城楼就像高台上的雄伟殿阁，使这种缓慢的节奏突然加快，并冲向高潮。那些气势恢宏的角楼则构成了整个乐章中最壮丽的休止符。”2同时，城墙对于北京乃至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一道道城墙，一重重城墙，可以说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池的骨骼或框架。它们环绕着城市，把城市划分成单元和院落，比其他任何构筑物都更能反映中国聚落的基本特征。”2喜仁龙来到中国时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国内正处于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新生事物与传统文化间正在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改变。彼时，北京的近代化已经蔚然成风，样式新奇的“洋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这座古老的都市中拔地而起，并不断改写着这座有着600年传统风貌的城市景观6。从1901年北京城开进第一列火车起，北京城墙的完整性就开始被打破，后来在正阳门东、西两侧陆续兴建车站。1915年建成的环城铁路更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穿过一重重城门，工业时代的产物不断地与城墙这一古老的城市标志物角逐着生存的空间7。一切都表明着，尽管当时的北京总体上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城市格局，但包括新式建筑的出现、城墙的改建等在内的一系列变化，相对于其几个世纪以来的状况，变化不能不说是巨大的8（图3、图4）。这也使喜仁龙对古老的北京城满怀兴味的同时，发出了对城墙未来命运的慨叹：“这些美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动人辉煌的历史的无言记录者，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屹立多久呢？”2喜仁龙以十分不确定的问句作为全书的结尾，足以体现他对北京城墙命运的忧虑。当然，作者在这里并非对新事物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只是在这新旧交替的巨大变化中，不断出现的新元素与旧事物间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至少，应该有一种法则去调和这种景观上的隔阂，从而保护城墙这一重要的历史遗迹。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机会得以对这一巨大而古老的城市遗迹做了最为系统和重要的研究。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共八章，前两章为北京城墙的背景性介绍，后六章在作者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城门和城墙两个部分进行具体描述。第一章为“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阐述了作者对中国北方城市的总体认知，以及对“城”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包括城市的总体格局、构成要素、建筑特征及当地的人文景象、日常习惯等方面，并选取了其先期考察过的西安、青州、上海等城市进行了比较。第二章为“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以中国古代的地方志，如元朝的 元一统志3、清朝光绪年间的 顺天府志、清人所著图3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市平面示意图2图4 前门改建前后的平面图比较2（左为改建前，右为改建后）北京规划建设 187OBSERVATION 观察日下旧闻考 及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行纪等史料为依据，对北京自西周至元代的建城史进行了回溯，从历史的延续性上为其研究对象明清北京城作铺垫。第三章至第六章依次为“北京的内城城墙”“北京内城城墙的内侧壁”“北京内城城墙的外侧壁”和“外城的城墙”，对北京内外城城墙的布局结构、规模尺寸等进行了概述，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城砖上的铭文为考证依据，结合顺天府志等史料的记载，逐段对城墙的墙体、墩台、角楼等部分的建造年代、建筑特征、保存状况及环境特征等进行记述。第七章至第八章依次为“内城的城门”和“外城的城门”，采用与上述类似的方法，对内外城各城门的布局结构、建筑特征、保存状况及环境特征等进行记述。此外，书中还附有53幅测绘图及128张由作者拍摄的照片组成的摄影集（图5、图6）。喜仁龙的研究特点兼容并蓄的学术素养喜仁龙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对北京城墙展开研究的。和其他门类的学科一样，系统的研究内容及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建筑艺术也是同样重要的。喜仁龙对北京城墙的描绘绝不仅限于耳闻目染式的感性认知，也不是选择性地对“美”的部分加以详细介绍而忽略那些“丑”的部分，而是建立了全面、客观的历史观，通过对史料的充分研究和运用，以及对实物细致、全面、严谨的考察，形成了这套研究成果。这里需要提及人文地理学和景观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化景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景观学派的代表学者之一奥托施吕特尔（Otto Schlter）提出了这一概念，并对历史景观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施吕特尔认为，人文地理学应该以“辨认地球上可以感觉到的现象的形态和排列”为目标，并在借鉴冯李希霍芬4（Von Richthofen）关于自然景观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文地理学必须采用形态学和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强调形态、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发展史这三种因素10。文化景观概念的产生为历史城市景观的研究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思路。从喜仁龙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并非长驱直入地对城墙古迹本身进行叙述，而是对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过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包括对中国城市的总体特征、北京城市的起源和演变的叙述，同时又对临近城墙的街市、农田等景观状况等进行了详细刻画。可见作者十分重视城市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动态演进和相互作用关系，建立了艺术和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学术素养（图7）。图7 体现城墙附近人与环境关系的照片1（左为左安门外护城河里的白鸭，中为在西便门外的树荫下休息的路人，右为永定门外热闹的街景）图6 内城南墙与墙脚下的房屋1图5 西直门全景1188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细致入微的田野调查全书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作者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躬行其事的工作态度。他十分注重文献记载与客观调查的结合和相互印证，在当时民国政府（内务部等）的支持及一些中国学者（如周谷城5）、友人的帮助下，其田野调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对城墙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踏勘，包括墙体、城门、角楼、马面、雉堞、马道和一些附属物的尺寸、样式、造型、保存状况，以及城砖的铭文记载中的年代、工匠等信息。如在踏勘墙体时，作者以具有一定连续特征的墙面（在城墙的外侧壁直接以墩台或城门为分段的依据，在内侧壁则多以墙面的砌筑手法、保存状况及外观的统一度为分段依据，长度精确至米）为基本单元，分段地考察，并分别记录了城墙的内侧壁和外侧壁的情况；在踏勘城门时，他将城门的各部分如城楼、箭楼、瓮城、门洞及道路等情况都一一记录，特别是对城楼和箭楼建造结构特征有一个较为全面细致的剖析，包括立柱、梁枋、屋架、斗拱乃至彩绘等细节。当然，这些都必须建立在作者对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具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之上（图8）。这看似琐碎的工作其实很有其必要性，正如作者所言：“今天的北京城墙绝不是一个均质的构造物。”2“如果对北京城墙进行必要的探查，使它们沉默的证词成为语言，它们无疑会讲述一个比任何记录这座都城的文字都更有趣而完美的故事。它们是一部用土石写就的编年史，其间历经了反复的修改和增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从它诞生之初直到清末，北京城的变迁和沧桑。”2城墙的兴建、修缮和毁坏必然与不同朝代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兴衰和变迁过程相一致只有建立在细致入微的考察之上，才能精准地把握物质现象蕴含的历史信息并对其进行转译，进而达到客观还原历史过程的目的。如果说艺术史学家必须善于从不起眼的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历史线索，那么喜仁龙在这方面是十分突出的，因为再精准的测算也只是工具，而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才能将目光引向问题背后的实质。对城墙进行一次全覆盖的勘测对常人来说已经是索然乏味的重复性工作，加之城砖的铭文有不同程度的风化和污损，这更增加了考察的难度，但喜仁龙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同时，对建筑式样的比较分析也充分说明，他并不只是在完成一件单纯的测绘工作，如他发现阜成门城楼的三圈立柱中，里面的两圈立柱都半嵌入围合城楼的墙体中，这与其他城门的做法不同，由此推断出阜成门城楼的建造年代较早2（图9）。如果没有细微和耐心的观察，是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文化与艺术的良好融合这部著作的另一特点在于，其避免了考古叙事所带来的枯燥乏味，而是在史实性和艺术性方面实现了良好的结合。作者对北京城墙的热爱和赞美，通过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语言自然地流露在全书的每个字节。与城墙相关联的城乡风景、百姓生活、社会面貌乃至动物牲口的活动细节，都通过作者生动写实的记录跃然纸上，成为一种可以被立体感知的城市和建筑意向，使城墙的艺术美得以很好地烘托：“顺着斜坡登上城墙顶部，你就来到这处充满趣味、全世界最适合漫步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逛上几个小时，饱览北京城的全景：黄色屋顶隐藏在茂密绿叶之间闪闪发光的宫苑和庙宇，覆以蓝绿琉璃瓦的华丽宅邸，带有开放柱廊的红色屋宇，百年古树下的灰色小茅屋，商铺林立、伫立着色带明丽牌楼的生机勃勃的街道，以及一块块有牧童放羊的空地图9 阜成门城楼与前门城楼的平面图比较2（左为阜成门城楼，右为前门城楼）图8 前门实测图（改建以前）2（上为箭楼正立面，下为城门正立面）北京规划建设 189OBSERVATION 观察所有这些景象都映入你的眼帘，它们就在你的脚下。”2如此扣人心弦、令人神往的文字风格，体现了作者的用心发现和感知，这是艺术学家由一种普通景象所引发的独特而强烈的精神活动。加之大量引人入胜的照片，原本已由文字烘托出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升华。“有时为了拍好一张照片，他会等上个把小时，直到光影把建筑的生动性表现到恰到好处时才按动照相机的快门，充分体现建筑真实的内蕴和艺术的气质（图10）。”4这种跨文化的热爱和赞誉是伴随着作者对传统中国和古都北京的不断认识和理解而发自内心形成的。艺术是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促成喜仁龙进行此项研究的推动力不仅是其受到的艺术感染和一腔情怀，更是其跨文化的欣赏和理解。其对待中国文化的真挚态度，又如何不令人肃然起敬？正如侯仁之先生为本书第一版（1985年）中文译本所作序言中所言：“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2“作为一个异邦学者，如此景仰中国的历史文物，仅这一点也足以发人深省。”2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今天，对人类文明多样化的传承显得更为宝贵，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保护显得多么重要。对城市遗产保护的启示城市历史保护需要坚守价值底线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需要站在本民族的历史根基之上。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浪潮下的当今中国，城市历史遗产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保护压力并时而受到冲击。喜仁龙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一次振聋发聩的呐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崇慎之情和对待历史研究工作的谨慎态度，对城市发展建设中的每一名参与者来说都是一种警示城市发展的决策者、管理者、从业者必须捍卫城市历史保护的价值底线，强化文化操守并提升职业素养。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历史的记载，也是传统文化的根源。历史无法复刻，它是眼前的商业价值所无法替代的，也更可持续。保护城市遗产就是保护历史，保护传统文化，这早已成为共识。过去，许多重要的城市遗产湮没在了岁月的进程中，使后人发出无限叹息。如今，接受了几十载现代化建设洗礼的国人，没有理由不再珍视那些留存至今、越发珍贵的历史遗产。现代化的发展也许需要激进和开拓，而对待历史保护的态度则需要理智甚至保守，只有当这两种力量取得平衡，城市遗产才能最大限度地得以保留，从而使社会发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好同步。城市历史在继承中不断延续在保护好优秀的历史文化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延续和叠加的过程。城市是有着自身发展周期和规律的有机体，一座有生命力的城市一定是随历史进程同步的。城市的历史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人的活动，给城市留下了复合的历史产物，赋予了城市景观丰富的内涵和魅力11。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城市的历史并非只局限于那些历经千百年的古物，而在现代文明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见证着世界格局不断重塑的当代产物，也是城市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审视的范畴。正如今天北京尚存的内城东南角楼及城墙遗址所呈现的那样，它已经不是一段古城墙那么简单了作为古代防御工事的明城墙本体、具有近代化意义的铁路所留下的火车券洞，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杰出代表北京火车站等历史要素，已经紧密地联结成一个蕴含不同历史要素的有机整体，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逐一呈现在视野里，同时又都处于不断现代化的环境之下（图11）。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城市还将不断革新和转型，并产生出新的城市历史构成要素。它们或许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许目前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或许正由于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在保护上受到制约。可是它们对于后人理解今天的人类社会发展状况来说，也许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地加以对待。因此，如何在文化复兴的语境下，构建立体多元、古今并重的城市历史评判标准和保护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议题。城市发展应当以人为核心要义城市的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脱离了人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12。历史上的城市和建筑，其本质是过去的人们建立在当时某种需要上的营造产物。对历史遗产进行保护也是出于满足今天的人们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除此之外，城市还承载着服务的功能，如何解决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始终是最首要的。这就需要为城市持续注入新鲜的血液，实现历史城市的良性图11 北京内城东南角楼及城墙遗址（左为城墙遗址及与之毗邻的北京火车站，右为现代化印衬下的东南角楼及火车券洞）图10 城门洞口处的孩童1190 北京规划建设观察 OBSERVATION循环，使其不仅包容着某一特定时期的优秀创造，也能处理好不同时期建设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发展11。为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对待历史城市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新生事物，除了精心呵护杰出的城市遗产，还应重视新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的创造，以当下的人为核心要义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历史环境中进行随心所欲的创作，而是应当建立起基本的历史环境观，需要兼顾历史保护、现实需求与时代特色，以严苛的标准去规范新的建设，以细致的手法去设计新的建筑，把握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局部与整体、物质与精神、功能与美观等关系，取文化之精华，去世俗之糟粕。只有用心和自信地创作新建筑，把当代的每一座建筑视为精品去打造，把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统一起来，才能化约束为动力，实现城市健康而长远的发展，同时保障历史文化永续地传承下去。结语北京城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都市计划中的无比杰作”13，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14。如今，北京的城墙已在激进的岁月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拆除，而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陈方案”的提出者之一梁思成先生所预言的那样，诸多城市顽疾和弊病已在北京逐一显现15。喜仁龙的这部作品无疑成为了北京城墙的绝唱，也成为了后人抚今追昔的精神源泉。正如侯仁之先生指出的：“把它译为中文，如果说在实物存在的当年，并非十分必要，可是在今天，却有了它的重要意义。”2而从字里行间中所体现出的同样重要的，在于其超然的艺术追求和献身精神，让后世幸得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伟大。在浩瀚宇宙的时空长河中，从一个人到一座城，也许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世界就是这长河中的一滴浪花，又可以那么精彩细腻，任凭水波翻滚，我自银光闪耀。然而一切终将流逝，并将烟消云散。历史的北京被定格在了百年前的那个夏天，而未来的北京还在继续抒写着属于它的新的历史：“我们的调查并不是研究的终点，这就算是我们对这座数百年来北京城最伟大的纪念物所做的历史和物质上的绵薄贡献吧。”2的确，历史保护的道路没有终点，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没有止境，百年前的外国人尚有如此情怀，今天的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如此。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城市面貌早已日新月异，换了人间；而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文化已然成为一座城市的软实力象征，甚至已经上升为一种不可多得的稀有资源。如果说喜仁龙教授所著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于历史来说是一种无声的记录，那么于当下全体国人而言，则是对文化保护未来之路的指引。今天，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唯有恪守信念，精益求精，勇于追求，才能在这座文明大国的历史与未来间搭建起更好的桥梁，这便是对民族的一大贡献。注释1 关于喜仁龙的中文译名，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译法，较为常见为喜仁龙、喜龙仁，此外还有西冷、喜龙士等。为了与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中文译本中使用的译名保持一致，本文亦采用喜仁龙。2 今赫尔辛基大学。3 原名大元大一统志，元代官修全国性地理总志，（元）札马剌丁，虞应龙，孛兰盻，岳铉等。4 据文献记载，喜仁龙与其有所交往并曾担任其助手。5 周谷城（1898-1996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参考文献1OsvaldSirn.ThewallsandgatesofPekingM.London:JohnLanetheBodleyHeadLimited,1924.2（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M.邓可,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3刘临安,杜彬.20世纪早期喜龙仁在中国建筑考察的回顾J.建筑师,2017(3):27-32.4杜彬.20世纪初喜仁龙对北京城市与建筑的研究D.北京建筑大学,2017.5叶公平.喜龙仁在华交游考J.美术学报,2016(3):64-73.6张复合.北京近代建筑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7张复合.北京近代市政工程之一大举措1915年改造正阳门瓮城和展修京都环城铁路J.建筑史,2003(1):164-172+250-251.8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9邓可,宋峰.文化景观引发的世界遗产分类问题J.中国园林,2018(5):110-114.10（美）罗伯特E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M.葛以德,林尔蔚,陈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 邓可,宋峰,史艳慧.文化景观视角下的历史性城市景观J.风景园林,2018,25(11):96-99.12（丹麦）扬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3 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中的无比杰作J.艺术与设计,2015(9):173-181.14（美）埃德蒙N培根.城市设计M.黄富厢,朱琪,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5 王军.城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责任编辑：刘逍然北京规划建设 191OBSERVATION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