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的演变趋向及其现代化审视_刘魁.pdf

书书书第 36 卷第 3 期2023 年 6 月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Vol 36 No 3Jun 2023收稿日期:2023 02 16作者简介:刘魁(1964)，男，安徽祁门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理论。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技术创新哲学与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逻辑研究”(19ZDA04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趋向研究”(19BKS077)本文引文格式:刘魁，罗民杰“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的演变趋向及其现代化审视 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 11 在学术界，也有人把“Anthropocene”译作“人类纪”。但是，按照国际主流的地质学分期，我们处于显生宙的新生代的第四纪的全新世(Holocene)。在地质学命名法中，“纪”的一个常见后缀是“gene”，而“世”的常见后缀是“cene”。因此，“Anthropocene”应该翻译成“人类世”。“纪”是“世”的上一级概念，如果将“Anthropocene”译作“人类纪”，易造成混淆。所以，本文一律译作“人类世”。DOI 编码:10 19847/j ISSN1008 2646202303 001“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的演变趋向及其现代化审视刘魁，罗民杰(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摘要:对于当代全球气候危机的成因及其对策，保罗克鲁岑提出了著名的“人类世”假说，主张以气候工程应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争议，其中以马尔姆、摩尔等人的“资本世”与其“人类世”之争影响最大。自历史学家查克拉巴蒂从大历史的视角对于这场争论进行反思之后，学术界逐渐走上了如何走出“人类世”危机、建设后人类世的探索道路，哈拉维、拉伍洛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各种后人类世假说应运而生，生态现代主义、生态非现代主义等学派从不同路径进行了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脑机接口技术、人类增强技术以及 GPT-4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发展，“人类世”的生态危机可能为智能机器人的“替代危机”所取代，为此社会各界忧心忡忡。对此，人类必须转换思路，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特征的经典现代化，走人与自然(包括智能机器人)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才有可能迎接光明的未来。关键词:人类世;资本世;保罗克鲁岑;气候危机;现代化审视中图分类号:F205;B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 2646(2023)03 0001 11随着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人口膨胀、资源与能源短缺等全球危机的爆发与加深，国际学术界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围绕当代全球危机尤其是当代全球气候危机的成因与对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的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与斯托尔默(Eugene Stoerme)2000 年正式从地质学视角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说。但是，随着问题讨论的深入，克鲁岑等人倡导的“人类世”说，包括其中从技术应对视角提出的气候工程，也遭遇杰森摩尔(JasonMoore)等人的广泛质疑，杰森摩尔甚至针锋相对地从社会科学视角提出了“资本世”(Capitalo-cene)说，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但是，杰森摩尔等人的“资本世”与克鲁岑的“人类世”是两种不同视角的学说，不可完全替代，何况“人类1世”说在地质学上也越来越得到科学界的广泛认可。此后，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Chakrabarty)从大历史的视角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总结与反思，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走出“人类世”的研究思路。受查克拉巴蒂等人大历史观的影响，其后学术界就如何走出“人类世”、建构后人类世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其中著名的有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克 苏 鲁 世”(Chthulu-cene)、拉伍洛克的“新星世”(Novacene)、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负人类世”之类假说，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现代主义与生态非现代主义等都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脑机接口技术、人类增强技术、GPT-4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对于“人类世”又提出了新的挑战，“人类世”由气候变暖引发的“生态危机之路”可能走上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生存终结之路”，社会各界由此忧心忡忡。鉴于气候变化与人工智能等都是近代以来工业现代化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从现代化的视角进行认真审视与反思。一、“人类世”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在目前的“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中，涉及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类世”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人类世”只是地质学界在“全新世”之后的世代划分，意味着人类成为一种新的影响地球演变的地质要素;也有人认为，“人类世”意味着人类超越自然力成为地球的一种主宰力量，所以，“人类世”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还有人认为，“人类世”意味着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类进入了由于自身行为而产生的巨大危机时代，意味着人类自为的生存危机。对此，我们有必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人类世”观念内涵的演变，澄清其中的一些误解。1 1999 年之前的“人类世”概念探索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在保罗克鲁岑于 1999年提出“人类世”这个概念之前，一些学者就已经提出一些类似的想法或概念。早在 1778 年，自然主义者布丰(Georges Louis de Buffon)在 各个自然时代 里就已经阐述关于气候变化深层时间和人类活动对于动植物的影响，并指出人类的时代将成为地球的第七个亦即最后一个时代。1 1854 年，威尔士地质学家和神学教授托马斯詹金(Thomas Jenkyn)在一系列广泛传播的地质学课程中指出:若以未来的化石记录回看现在，当今可以被称作“人类时代”，“所有近期的岩石，或许都可以被称作灵生石(Anthropozoic)”。2 1863 年，美国地质学教授詹姆斯德怀特达纳(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在其撰写的风行一时的地质学手册 中，将“精神的世界和人类的时代”称为地质学上最年轻的时期。2 1864 年，乔治 马 什(GeorgeMarsh)在 人和自然:或，被人类行为所塑的自然地理学 一文中就探讨了人类活动对地理地貌的影响。3 不过，最接近的“人类世”思想探索应该是 19世纪 70 年代以后。1873 年，意大利地质学家安东尼奥斯托帕尼(Antonio Stoppani)明确将人类生活 的 时 代 称 为“人 类 时 代”(Anthropozoicera);3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俄国地质学家、地层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亚历克西巴甫洛夫(AlekseiPavlov，18541929)于 1922 年首次提出了“人类世”的概念，把当时人类所处的时代称作“由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系统或人类世”的一部分。4 其后，苏联地球化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在弗罗洛夫()的“智力圈”学说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生物圈”与“智慧圈”的说法，人类成为一种地质力量;5 环境科普作家安德鲁列夫金(AndrewRevkin)在 1992 年出版的著作中谈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也许有一天会被称为人类世(Anthro-cene)的时代。毕竟，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地质时代。”3 由此可见，“人类世”概念的诞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内涵也在逐步丰富中。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人类世”只是学者们个人的想法，还没有受到科学界的普遍关注。2 19992006 年“人类世”概念的问世与内涵演变目前流行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是由著名的地球科学家保罗克鲁岑与生物学家尤金斯托尔默提出的，提出后不久，就受到科学界以及后来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与争议。此时，科学界与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类对于地球地质演变的巨大影响，更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对于地球生态危机的巨大影响，换句话说，关注的是“人类世”的生态危机问题。2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人类世”概念的流行与关注是与保罗克鲁岑这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分不开的。保罗克鲁岑是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与化学家，以提出轰动一时的“臭氧空洞”说而在 199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臭氧空洞就是由于人类工业大量排放的氟利昂而造成的，是一种典型的人类行为导致地球发生巨大地质变化乃至威胁人类生存的巨大灾害性事件，这种科学研究经历对于他提出“人类世”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的背景影响。对于“人类世”的内涵、起始年代及其应对措施问题，学术界一直有各种争议，保罗克鲁岑本人也多次做出修正。但是，这个概念的基本涵义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是一个明确的新地质时期概念。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个概念提出的会议背景及语境进行分析。保罗克鲁岑是在 1999 年墨西哥举办的一次地球科学会议上提出“人类世”这个概念的。他对与会代表说，“别再用全新世这个词了我们 不 再 处 于 全 新 世 了。我 们 在 人 类世!”6 随后，与会学者就开始讨论“人类世”问题了。“人类世”这个新的地质分期概念就这样诞生了，但是，由于这是一次学术界的内部会议，因而影响有限。后来，克鲁岑了解到年轻学者尤金斯托尔默数年前曾多次在一些场合提到过“人类世”概念，但人微言轻，没有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便主动与他联系。2000 年 5 月，二人共同在墨西哥会议组织方的内部通讯上发布论文阐述有关“人类世”的思想，“人类世”概念才正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在这篇简短的内部通讯中，克鲁岑和斯托尔默对“人类世”进行了定义，并将其开始时间定于 1784 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因为大约从这一年开始，因工业发展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在地球上大多数湖泊沉积物中都留下了明显的地层标志。他们强调，除非发生重大灾祸，如火山爆发、传染病、核战争、行星撞击等，否则，“在接下来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将依旧会是一股影响地质变迁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当前的地质时期，使用 人类世 这个术语恰如其分，因为它强调了人类在地质活动和生态环境中的核心角色”。7 由此可见，“人类世”概念最初是作为一个地质划界概念而出现的，是在全新世之后的新的地质时期概念，突出了人类在地质活动和生态环境中超越各种自然力量的主导作用与核心力量，其时间开端于 18 世纪晚期。不过，“人类世”概念提出以后，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克鲁岑的“人类世”把全球生态危机归因于人类整体，忽视了人类群体的阶级、民族与种族差异及其生态正义问题。为此，2002 年 1 月克鲁岑在 自然 期刊上，修正了他关于“人类世”的想法，提出这一新世代的变化“主要是由世界人口中的25%造成的”。8 此外，他为解决“人类世”的地球环境危机初步提出了运用大规模地质工程的解决方案。2006 年，克鲁岑发表平流层硫酸盐注入提高反射率，是解决政策困境的一种贡献吗?一文，进一步探讨了“人类世”的内涵以及相关“地球工程”设想。他明确指出，“人类世”不仅仅意味着人类继续掠夺地球资源，向环境中倾倒大量的废物，不仅仅意味着人类“自为”的生存危机，还意味着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大幅改进的技术和管理，明智地利用地球资源，控制人类和家畜的数量，全面谨慎地操纵和恢复自然环境。他将“地球工程”视为应对气候危机的良策，并明 确 提 出 以 气 溶 胶 应 对 温 室 效 应 的 解 决方案。9 3 学术界对于“人类世”理解的各种分歧由于“人类世”问题既是一个复杂科学问题(尤其是地质学问题)，牵涉到其起始时间以及公认的地质证据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牵涉到如何应对人类在新世代的生存危机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各种分歧，至今还在争论不休，不断推动着问题研究的深化。首先，“人类世”起源于何时?根据目前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四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人类世”起源可以回溯到 12 000 年前人类的农业革命时期，农业革命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就已经对地球的地质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地球在那时就开始进入了“人类世”;第二种看法认为，“人类世”起源应该可以回溯到 18 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因为根据科学家对极地冰层中的空气分析，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开始增加是从18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这个日期也恰好与 1784年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时间相吻合。这也是克鲁岑早期提出“人类世”概念时所持的看法;3第三种看法认为，“人类世”可以追溯到 1945 年，这一年美国在日本引爆原子弹，这些核爆的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河流、海洋与地层，形成地质积淀物，标志着“人类世”的开端。这种观点在地质学界受到广泛支持，2019 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工作组(AWG)的投票支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并计划据此在 10 个拥有“人类世”完整地层的备选地点选择一个作为“金钉子”;第四种看法认为，“人类世”应该是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因为从1950 年起，地球工业发展进入加速期，地球上空的二氧化碳浓度大幅度上升，从 310ppmv 上升到380ppmv。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增加的二氧化碳含量多半发生在过去 30 40 年间，与此对应的正好是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具有全球同步的性质。10 鉴于“人类世”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克鲁岑在 2007 年联合著名气候学家史蒂芬(Will Steffen)与环境史专家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发表 人类世:人类现在已经是超越自然的巨大能量了吗?一文，对“人类世”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讨论。可能是考虑到学术界对以瓦特改良蒸汽机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类世”这样的地质时代的开端有些非议，三位作者对“人类世”的起始时间进行了修改，将起始时间设定在 1800 年这一代表大工业发展的普遍年代，并对“人类世”的演变进行了阶段划分。“人类世”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工业化时代(约18001945 年)。在这一阶段，全球范围内矿物燃料的使用给地球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第二，大加速时代(1945约 2015 年)。在这一阶段，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和广泛。第三，地球系统的管理者时代(约 2015)。在这一阶段，人类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地质作用力发挥作用，也开始思考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制定相关政策。他们指出，“人类世”没有一个确定的起始点，而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时间进程中。11 2011 年，保罗克鲁岑、威尔斯蒂芬、约翰麦克尼尔与雅克格林瓦尔德(Jacques Gri-nevald)合作发表论文 从概念和历史的角度看人类世，指出地球正在走出当前的地质时代全新世而迈向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人类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堪比自然力的地质力量，要为这一新的地质时代的到来负主要责任。这篇论文意味着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就“人类世”问题从分歧逐渐走向了共识，当然，目前还只能说是部分共识。12 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界，2009 年国际地层学委员会成立了“人类世”工作组，主要根据地层学证据探究地球是否正在经历全新世的终结、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间区间 “人类世”。2016年 8 月，“人类世”概念由科学家联合同意提出，并提议向“第四纪地层学分会”申请进行正式命名。2019 年，“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工作组(AWG)确认，“人类世”在地质时间尺度内正式化，确定始于 20 世纪中叶，其标志是工业化、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的明显加速，以及原子武器的首次使用。一句话，“人类世”作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目前虽然在科学界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但是其认同程度与范围已经与日俱增。其次，“人类世”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自然科学中虽然逐步得到确认，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仍然受到各种非议与批判。归纳起来，“人类世”的反对者主要有以下异议:第一，在“人类世”图景中，地球仅仅是人造工程，被人类活动所塑造，把复杂的“人类世”问题简单归结为技术问题，人类仅存的希望就是允许科学精英们自上而下地去管理国际事务，使自然资源可以被更有效地开采。除了技术专家以外，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消解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其中的历史责任。第二，在危机归因问题上，克鲁岑等把气候危机归因于人口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把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化作为工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犯有马尔萨斯主义“人口决定论”的错误，忽视了地理因素、社会制度因素、生产方式等在工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第三，在方法论上，它把人类作为一个同质的群体，忽视了不平等的阶级、种族、国别等差异的影响;把当代全球危机归因于膨胀的人类整体，含蓄地指责全人类造成了生物多样性和物种丧失，忽视了碳排放、海洋退化、森林砍伐和其他压力对我们生物圈的有害影响。第四，克鲁岑的“地球工程”意味着人为大规模干预地球，也带来了伦理争议。应对气候变暖的地球工程操控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是否公4正合理?其实施的效果与作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任何地球工程计划能否按计划运作或持续维持，都需要稳定的国际政治与合作做保障，这一点恰恰是不确定的。此外，如果在地球工程活动期间发生负面气候事件，就有可能发生跨界冲突。根据以上分析，在“人类世”概念的内涵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在克鲁岑于2000 年提出“人类世”这个假说以前，科学界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想法，提出了类似的概念，但多数不是作为一个地质学的分期假说提出来的，也没有意识到生态危机对于人类生死存亡产生的全球影响，更没有系统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地球工程”方面的技术问题;第二，“人类世”是在本世纪作为讨论当代气候危机问题而提出的，其核心不在于歌颂人类力量的巨大增强和科技的进步，而是对人类力量巨大增强带来的地质变化的巨大担忧与焦虑。由于气候危机的起源问题、社会内涵和对策问题的复杂性，克鲁岑的“人类世”学说也一直在调整、丰富与发展之中;第三，“人类世”作为一个科学假说，不仅在自然科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了巨大争议，其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与丰富。但是，它作为一个地质分期的科学假说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可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围绕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以及解决途径的争议，还远远没有平息。对此，我们有必要谨慎对待，不可混为一谈。二、“资本世”对“人类世”的批判及其遭遇的反批判1 马尔姆、摩尔等人激进的“资本世”批判在当代有关“人类世”危机问题的讨论中，其中以克鲁岑与马尔姆等人的“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影响最大，需要认真辨析。“人类世”说倾向于强调“人类世”最早起始于 18 世纪中叶，并倾向于将化石燃料的使用作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可是，以马尔姆与杰森摩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当代全球危机起源时间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 1492 年西方殖民者的大航海运动。“资本世”说没有把危机归责于全人类，因为全人类包括世界上数十亿最贫穷的人，他们消费和污染很少，而是强调将当代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更为准确。马尔姆与霍恩伯格(Alf Hornborg)认为，“导致气候变化的元凶并不是地球上生活的数十亿芸芸众生，而是控制着生产资料、决定着能源格局的少数人。在这个与其说是人类世，不如说是资本世 的时代，要预防像摧毁了多米尼克的飓风那样的极端天气事件，不可避免地要与化石资本产生正面冲突。”13 在马尔姆等人看来，那些信奉“人类世”学说的人犯了决定论的错误，把人类从发现火到蒸汽机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决定论过程。与其相反，马尔姆与霍恩伯格认为，“人类世”危机不能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不同国家、社会群体和物种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均，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方法论上，杰森摩尔反对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把人与环境、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而是强调人与环境、自然与社会是密切关联的、孕育生命的生态之网络。摩尔坚持认为，“资本世”是以“世界生态学”辩证法为前提的，在这种辩证法中，资本和权力不是作用于自然，而是通过生命之网发展。由此视角出发，他认为，当代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生态危机不是一个单纯的气候系统危机与生态系统危机问题，而是与社会危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复杂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追溯“人类世”的起源时间点，不能从二氧化碳大规模排放算起，而是要从大自然当初作为廉价的资源算起，这就与资本主义的商品扩张发生了联系。在封建社会，统治者追求的是领土的扩张，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追求的才是商品交易市场的扩张，追逐的是廉价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所以，我们要追溯“人类世”的起源时间点，必须与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与资源掠夺活动关联在一起。正是在此意义上，摩尔将 1450 年确定为“资本世”的起点。摩尔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价值的秘诀在于它实际上并不重视其大部分投入，相反，它依赖于源源不断的“廉价自然”劳动力、食物、能源和原材料 来促进积累。14 自 1970 年代新自由主义阶段开始以来，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危机可能归因于获得廉价自然投入的难度越来越大。在他看来，当代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与其说是一种“人类世”的危机，还不如说是一种“资本5世”的危机。在他看来，“人类世”概念虽然很好地展现了生物圈和地质时间都被人类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将人类历史与自然史放在一起，但并未解释清楚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原因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出发，杰森摩尔认为，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大希望取决于找到用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取代不可持续的“资本世”的方法，寻求“文明”救赎的希望。针对马尔姆和杰森摩尔从“资本世”对“人类世”的批判，克鲁岑等人采取的应对策略主要有二:(1)改进、完善“人类世”理论，消化吸收“资本世”倡导者的指责与批判:为应对“资本世”倡导者对“人类世”忽视社会因素的指责，在内容上承认社会因素在生态治理、气候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在气候工程问题上考虑气候治理的社会维度，在“人类世”起源问题上强调过程性;为应对“资本世”倡导者对其马尔萨斯主义的指责，在方法论上也承认全球存在人口差异，承认富人群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气候危机负有更多的责任;(2)坚持“人类世”学说内核的合理性，“资本世”不足以说明与应对气候危机:当代“人类世”危机既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因素，也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因素与多种的自然因素，但根本上是一个石化能源危机，是一个地质危机，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就像臭氧空洞危机最终是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决一样，社会因素只起辅助作用;“人类世”危机毕竟是一个全球危机，富人也没有特别的救生艇，必须全球共同倡导责任，只不过富人与资本主义承担的责任份额更大;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说资本主义起源于 15 世纪，全球性的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并没有随之出现，相反，全球性的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与工业革命的发展阶段密切关联。何况“人类世”已经得到地质学的底层积淀验证，而“资本世”学说没有得到地质学验证。此外，非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这从侧面也验证了“人类世”危机根本上是一场全球危机，尤其是一场全球能源危机。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世”的反批判针对克鲁岑与摩尔等人的“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虽然对克鲁岑把当代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类世”的危机、忽视资本主义在其中的原罪有不满，但是，从地质学的角度讲，“人类世”的说法毕竟还有一定的根据，所以，他们总体上赞成“人类世”的说法，只不过强化其中的资本主义批判。与此相反，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倡导者，福斯特、斋藤幸平等针对摩尔以“资本世”代替“人类世”的做法，反倒是从反经济还原论与辩证法视角提出了批判。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公开宣称:资本主义的增长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源，但是他对摩尔的“资本世”理论把复杂的生态危机简单归结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深感不满。在 人类世时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演进 一文中，他揭示了以摩尔为代表的“资本世”在本体论上是一种激进社会一元论，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人类世”冲突归结为社会一元论的内在冲突，既消解了自然的存在，也消解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和解的可能性，“在这个转向社会一元论的过程中，最经常丢失的是在一种辩证的整体性概念中来理解对自然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调和。这个结果排除了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相一致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15 在这里，对自然的消解掩盖了自然的异化，任何抨击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理论，都被错误地看作一种二元论，包括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变换断裂的概念，也被错误否定。在福斯特看来，摩尔的“资本世”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还原论”，把复杂的生态危机简单还原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把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还原为长期受到西方学者指责的“经济决定论”。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增长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根源，自然也因此发生异化。对于福斯特与摩尔的争论，日本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在他的人类世的马克思主义 一文中指出，摩尔对生态价值理论的分析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在批判福斯特的二元论时也曲解了马克思的断裂概念。16“实质上，福斯特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对自然新陈代谢的破坏，而摩尔关注的是自然新陈代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的反馈作用，显然因二者各执一端而引发论战。”17 另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伊恩安格斯(IanAngus)更加猛烈地抨击了摩尔的观点，认为他对“人类世”、地球系统的危机或新的全球时代的认识都是错误的。第一，摩尔的“资本世”代表着资6本主义是一种组织自然的方式，而“人类世”会对他的“世界生态观”产生重大挑战;第二，摩尔批评“人类世”将环境变化归因于“人类作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但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科学文献来支持他的说法;第三，摩尔对“人类世”概念是二元论观点的指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忽视了“人类世”理论中的地球系统论。在“人类世”的地球系统论看来，“人类、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活动是地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扰乱一个自然系统的外部力量。系统内有许多自然变异和不稳定的模式，以及人为驱动的变化”，18 因此，“人类世 科学家并不是说新时代是由人类社会从外部攻击自然引起的，而是由全球社会经济体系的惊人增长，地球体系的人类部分 引起的”。18 针对“资本世”理论，霍恩伯格则批判了摩尔关于自然和社会完全交织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明确的分离，资本主义就无法受到批判，这样也就减少了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三、查克拉巴蒂的大历史观与后人类世的转向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是印度裔的美国历史学家，也是历史学界最早对“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作出深刻反思的学者。2009 年，查克拉巴蒂在 批评探询 上发表了著名的 历史的气候:四个命题 一文，在这篇论文中，针对“人类世”时代气候变暖这一严峻问题，他提出了四个命题，其中最为核心的命题是:“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解释气候的变化，意味着由来已久的人 文 主 义 者 对 自 然 史 和 人 类 史 区 分 的 失效。”19 该命题的提出，是对人类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严重挑战，开启了大历史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研究，由此出发，也对“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进行了后人类世反思。对于这场“人类世”与“资本世”的辩论，查克拉巴蒂承认，毫无疑问，资本主义是“气候危机的近因或有效原因，”19 但是理解气候变化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挑战，需要我们从物种的角度来思考，但要超越使用物种作为生物学术语进行分类，而应该将物种视为一个已经成为地质的政治经济集体。查克拉巴蒂把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和人类漫长历史连接在一起，他发现抵制现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抵制其在利润驱动下对弱势群体和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剥削是解决现今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但他坚定地认为，单独的反抗资本主义并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地球的大气、海洋、岩石、植物还有动物正在经历着一种大到足以标志一个世代的结束和另一个世代的开始的变化。环境灾难的能量、规模与形态是比资本主义更大的问题，它动摇了独立于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生存边界”。环境灾难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无疑会比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的时间更长。对此，工业化进程中的所有国家都负有责任。查克拉巴蒂断言，西方左翼与后殖民主义涉及范围太窄，无法处理人类成为地球物理力量的事实，只有通过添加“人类世”的物种视角，我们才能开始理解这一事实。对查克拉巴蒂来说，资本的政治历史与碳的地质历史的对立并不代表“人类世”已经没有出路，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可以重新思考人类以及非人类间权力关系的机会，将社会批判与物种思维方式相结合。由此，查克拉巴蒂提出了一种合二为一的观点，试图综合资本历史与物种历史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年代表。但是，由于“人类世”框架的特点是其对人类规模历史的明显超越，因此将其硬塞进政治理论是尴尬的，这是查克拉巴蒂试图融合“人类世”与“资本世”之争所遇到的困难，对此，他也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他希望拼接的物种层面的普遍性缺乏规范性内容(除非人们将物种生存的必要性作为一个例子);该物种是一种“无视正义的集体存在模式，”20 为此，他的理论也遭到了福斯特、摩尔以及后殖民主义者从社会正义视角提出的质疑与批判。查克拉巴蒂集中对福斯特、摩尔等批评者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从逻辑上讲，气候危机本质上并不是经济不平等的结果，而是我们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数量问题。那些将气候变化完全与现代世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起源形成联系起来的人提出了关于历史不平等的有效问题，但是，将气候变化问题简化为资本主义问题(并入现代欧洲扩张和帝国的历史)只会使我们看不到我们当前的本质。”21 查克拉巴蒂强调，历史学家应当打破人在历史叙事中的中心位置，将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结合起来。为此，查克拉巴蒂提出了两种关于人7类的历史，一种是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历史，这是一种人类占据主体位置的历史;一种是人类的深度历史(deep history)，它超出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人类在其中只是地球上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人类历史也只是地球上生命历史的一部分。查克拉巴蒂认为，只有将人类的历史置于深度历史的语境中，人们才有可能对“人类世”这一概念做出客观的理解，进而对人类未来做出负责任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人类世”概念对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力量的强调，并不是要说人类因为具有了堪比自然力的改变地球的力量，而成为一个特殊的物种，可以凌驾于地球上其他物种甚至自然之上，相反，“人类世”概念其实是想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和危机意识，是要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及自然环境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由此可见，查克拉巴蒂的学术贡献不在于融合物种的视角与人类的视角以应对当代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而在于他开辟了大历史的研究视角，即开辟了后人类世的研究视角。正是受查克拉巴蒂等人的这种超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是后人类思想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人类世”时代，地球环境和人类之外的生物对人类这一气候力量所产生的反作用，已经不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这说明非人类的影响已经直接作用到人类自身之上甚至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后果。人类因而也参与到了非人类转向之中。在此背景下，哈拉维提出了“克苏鲁世”(Chthulucene)、拉伍洛克提出了“新星世”(Nova-cene)、斯蒂格勒提出了“负人类世”(Neganthropo-cene)、拉图尔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等后人类世理论，强调打破人与机器、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伦理之间的界限，建立人类与无机物、各种生物、机器之间的生物网络，进而通过各种智能技术、增强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等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适应恶劣的气候环境与生态环境，走向美好的未来。这里，所谓后人类世，并非否认“人类世”，而是意味着人类面对生态灾难所能够采取的一种新的应对方式，通过技术改变自身结构与功能以应对环境危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也是人类未来可能存在的方式、可能的进化方式。在这一点上，恰如女性主义者海伦赫斯特(Helen Hester)所言，“对于女性主义技术政治学来说，身体是潜在的干预场所，它是一种可能的工具来避免女性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并不是说在这里技术科学在根本上或在本质上具有解放的能力。相反，我想在异女性主义蓝图中给出一个结构性的方向，来彻底重构女性的身体，让女性摆脱身体的封闭。未来仍然在建构当中。”22 在后人类世倡导者看来，让人类真正摆脱痛苦的方式，就是打破人类身体的生物性，让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智能技术重塑人类的身体，从而让人类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这里，人类的身体不再是纯粹的碳基身体，而是融合硅基芯片，变成了一个赛博格，“而赛博格的神话仿佛已经成为了我们在走出人类世 之后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未来的一种可能性。”23 但是，人类的增强技术如果走到重塑人类肉体以致彻底消解作为生物物种的程度，“人类世”也就走向了终结之途。四、“人类世”的终结之途及其现代化审视如果说后人类世意味着人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从物种的视角把握气候变化及其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物种的可持续发展与生存的影响，意味着人类对走出“人类世”危机路径的探索，那么，今天的人类面临着的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图景:即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类，随着脑机接口、人类增强技术以及 GPT4 等智能技术的出现，无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有可能被各种智能机器人替代，人类在“人类世”面临的生态危机可能为智能机器人的“替代危机”所取代，碳基生命面临终结。最近，随着 GPT4 的出现，各大媒体纷纷传播各种有关“人类有可能被智能机器人征服与取代”的言论，放大“碳基生命可能被硅基生命取代”的焦虑与绝望。确实，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与机器、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之间的界限也在不断被突破，人类仅有的独特性与骄傲在技术的日新月异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无情碾压，碳基生命最终有可能被硅基生命取代。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人类被各类智能机器人的替代、人类的终结难道就是“人类世”的未来吗?人类何以走到了这一步?人类发展技术原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包括避免气候变暖带来的生存危机，但是，如果人类被取代了，就像恐龙在地球上被取代了一样，这难道不是自取灭亡吗?如果说我们目8前还只是处在通往人类灭绝或者说“人类世”的终结之途中，如何行动才能改变我们的绝望处境与结局呢?对此，我们需要认真辨析。第一，通过技术改进包括技术伦理的改进与规制，是否可能的路径呢?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是存有幻想的。在一些人看来，如果是智能技术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我们就不发展这类技术，或者是推迟这类技术的发展(就像马斯克等人呼吁暂缓 6 个月开发 GPT 技术一样)，等规制条件成熟了再发展，我们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问题在于如果人类最终被取代的悲剧是由于技术发展造成的，全球技术发展已经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何况也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控制技术的发展，所以人类作为地球“主体”被取代的结局最终也难以避免，只不过形式与时间受到了影响。许多人对技术伦理的制约抱有很大的希望，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因为技术伦理的发展总是落后于技术创新的节奏，技术伦理在相当程度上总是“马后炮”，何况技术专家与技术创新人员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由于竞争创新与自我实现的价值追求，未必都愿意遵守伦理制约的规制。第二，如果技术发展的惯性受制于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那么，推翻这套制约机制，走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道路，是否可能呢?从长远来讲，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问题在于目前毕竟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价值观念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价值博弈、制度博弈与全球主导力量博弈还在进行中。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近年也在以各种方式对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进行疯狂、蛮横的打压与围堵，全球制度博弈还在激烈进行中，许多国家处在观望与徘徊之中。换句话说，以“资本世”批判与重构的方式来应对全球面临“人类世”的危机，也是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如果技术改进、技术伦理制约、社会制度革命都面临重重挑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追根溯源，对技术改进、技术伦理制约、社会制度革命面临重重挑战的源头进行追溯。从文明史的视角看，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些挑战，在根本上都是人类的主体意识面临的挑战，是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