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不言”的吊诡——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_金钰.pdf

收稿日期:2022 10 28作者简介:金钰，女，1993 年生，辽宁海城人，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本文虽择取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作为研究范本，但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指涉三个维度:1 发生在抗战时期南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2 南京籍作家、长期生活于南京的作家于该时期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这一部分自然也包括南京籍作家在外地的创作与活动，但并不是所有于外地的作品都被纳入研究范畴，本文选取的是在内容、风格、气质上同文学南京契合的作品，即以彰显鲜明的区域特色为标准。如本文第三节探讨南京现实主义文学时，选择了路翎而非张天翼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张天翼虽然出生在南京，但他祖籍湖南且成长于杭州。仅仅作为出生地的南京对张天翼的文学创作意义不大。而路翎虽然祖籍与出生地均不是南京，但他二岁时父亲身亡，随母亲迁往南京舅舅家，长期生活在封建大家庭中。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他日后创作 财主底儿女们 等作品有着巨大影响。3 将该时期南京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叙事背景、环境乃至叙事主角的文学。“言”与“不言”的吊诡 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金钰(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33)摘要: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同权力体制间的力量角逐对其文学风貌有着直接的浸染 不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涌入金陵城。“政”与“学”的冲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愈发激烈，由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生发出“言与不言”的两条书写路径。一条是旅居于南京的外籍文人，他们以“他者记忆”的方式进行着情感真挚的南京书写，重启了市民文学的辉煌篇章。一条是以南京为文学起点的本地文人，他们奔赴异地，以“外乡建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开掘。关键词:抗战时期文学南京政学冲突文学思潮中图分类号:I206 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9853(2023)02 131 08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7 月下旬，日军的增援部队抵达北平，企图强行攻占。29 日，北平沦陷。同一天，天津失守，数十万难民无家可归。平津沦陷后，日军将侵略的铁蹄踏入华北地区。1937 年 8 月，日军派出华中派遣军，向上海进攻。短短几个月，上海沦陷，继而进攻江苏。12 月 13 日，日军侵占南京，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滔滔罪行下遇难人数超过三十万。随后，日军北渡长江，逐步把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频繁向晋察冀等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死伤者无数。动荡的战局和残酷的现实虽未打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却使全国的文学生态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更对南京文坛产生了极大的波荡。一、战时环境变化与特殊的文学创作伴随着战时环境的不断变化，南京出现了种种特殊的文学创作，如暧昧屈辱的“和平文1312023 年 6 月第 2 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Jun，2023No 2学”创作、虚假繁荣的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群体的反抗创作，等等。以上文学创作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南京特色，与南京的首都地位、雅集结社传统不无关系。在抗战初期，尽管一系列文学活动并未停止，但文学南京却失去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和蓬勃的生命活力。文学活动上，南京出现了一些有着国民党官方背景的文学文化社群，如 1939 年12 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国文艺协会;1940 年 10 月于南京成立的中国作家联谊会等。他们的创作文学意味不足，本质上属于统治文学。与此同时，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组织机构包括伪中日文化协会、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等渐次成立，为“大东亚文学”助力。文学创作上，为配合汪精卫卖国求辱的“和平运动”，南京同时出现了“报国文学诞生”与“旧体诗词虚假繁荣”两大文学现象。“报国文学”(也称为“和平文学”)的重要骨干有张资平、陈大悲、胡兰成、陈寥士、龙榆生、周毓英(19001945，江苏宜兴人)、林微音(18991982 年，江苏苏州人)、陶亢德等。他们身居伪职，为日本殖民统治效力，或攻击抗战文艺是“浮嚣浅薄”、“八股式的宣传文字”，或为实现日本“大东亚文艺复兴”、打造“大东亚共荣圈”而撰写谄媚的故事，美化侵略罪行，使文学南京抹上了一层屈辱的暧昧色彩。旧体诗词的虚假繁荣主要由于汪精卫、梁鸿志、江亢虎为代表的汪伪要员的支持。为了维护新政权，以汪精卫为首的政党文人以雅集的形式(如举办秦淮雅集、行政院西园雅集)、以尊孔崇儒的口号、以旧体诗词创作的形式，试图笼络人心。南京历来有着雅集结社之传统，旧体诗词的创作从未中断，而是呈现为赓续的状态。但在这一时期，旧体诗词的创作数量较之以往有了巨大提升，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然而，这些旧体诗多属于官场间的酬酢之作，社会交际功用凸显而审美价值不明，表面的雅趣本质上指向的却是有利害关系的世俗需要。因此，该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是一种虚假繁荣的状态 质量欠佳且响应范围有限。正所谓万事皆有两面性，若换一个视角进行考量，即抛却政治予以文学的强力施压，会发觉该时期旧体诗词创作积极的一面。那些沐浴在古典文化下的传统文人或借景抒情，以抒发面对时局动荡、历史虚无的彷徨之感，如张尔田的 木兰花令、夏孙桐的扬州慢、朱庸斋的秋波媚;或借助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疗伤与自我宽慰，隐晦地表达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时的忧国之情，如林葆恒的汉宫春、吴庠的木兰花慢放翁生日、夏静观的水调歌头放翁生日作。他们于“政”(政治需要)、“学”(学者趣味、审美)的冲突中自觉地保留了文人的审美价值观念，以宽慰个体心灵的方式不自觉地完成了近百年来江南文脉的接续，实现了非典型意义上的精神还乡。值得一提还有一群有别于日、伪御用文人的“新进作家”，包括萧穆、长风等。这群“新进作家”以期刊 新流 和 艺潮 为斗争阵地，主张时刻透露“敢说、敢笑、敢骂”的“昂扬的集体情绪”，并致力于在文化的末日里“播散新文艺的种子”。所发表的小说黝黑的角落 厄运 沦落 饥饿线上 农民泪 未来的主人翁 文盲 原野的波动 大地的沉郁 均“积极介入社会现实、敢于发声，具有活跃的时代精神”。虽然一直以来“新进作家”都籍籍无名，但他们着实沿袭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灰暗基调的沦陷区文学中最耀眼的一抹色彩，更成为建构南京区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31曾祥金 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文学研究 以文学期刊为中心D 南京: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曾祥金 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文学研究 以文学期刊为中心D 南京: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同人 在春天里播种(代创刊辞)J 艺潮，1944(1)，第 1 页。二、他者记忆与市民文学创作的重启尽管抗战阶段的文学南京在整体上处于凋零期，但外籍文人的南京书写(尤其是新市民文学创作)从另一个维度打开了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南京的大门。此外，由于个人原因或国家需要，南京籍作家奔走各地，虽一路辗转流徙、颠沛流离，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熄灭心头的火，在小说、诗歌等方面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他们勇于肩负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以在外乡建功的方式宣告了文艺火种的生生不息，赋予后人长久的激励和启迪。由此，即便受政治高压与战时环境影响，文学南京也遵循着“他者记忆”与“外乡建功”的不同路径，在“言”与“不言”(其实是一种隐晦地“言”)的吊诡中顽强地生长着。受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人文风尚以及全国的战时环境影响，南京吸引了大量外籍作家行旅、流寓于此，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佳作。这些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诗歌、戏剧以“他者记忆”的形式极大丰富了文学南京的外延与内涵，更以历史的厚度、现实的广度调整了现代文学的创作格局。总的来看，有关“他者记忆”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围绕南京沦陷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在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时刻，首都南京之沦陷带给国人巨大的屈辱与伤痛。而南京几经枯荣的过往历史与所经历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更加深了南京城市文化中的凄凉感与悲壮感。因此，在民国后期的“他者记忆”作品中，与南京沦陷、抗日战争有关的内容占相当大的比重。散文与报告文学方面，包括聂绀弩的 怀南京 失掉南京得到无穷、吴浊流的 南京杂记、唐弢 帝城十日、范长江的 感慨过金陵、林娜的血泪过金陵、郭岐的 陷都血泪录、陈鹤秦与海燕的首都沦陷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袁霭瑞的 沦陷后的南京、周而复的 我怀念南京、戾天的永不忘怀的南京、雷焜灼的光华门歼敌记、李西开的 紫金山战斗、汝尚的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邱东平的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倪受乾的我是怎样退出南京的、适越的第七次挑选。诗歌方面，包括吴奔星的保卫南京、张余昕的南京失守、郑青士的南京浩劫、汪铭竹的控诉、罗家伦的春恨、朱偰的 哀南京、陈中凡的 金陵叟、徐英的 金陵杂诗、冯玉祥的五万人、王陆一的纪抗战初南京空战、钱仲谦的 舟过金陵不停泊待舟不得登万人 闻金陵沦陷感赋八首、陈禅心的 怀金陵 军撤金陵、杨苍白的闻南京夷军屠杀至数十万，悲愤有作、霍松林的惊闻南京沦陷、李蓁非的 闻首都陷、邵祖平的 南京沦陷悲感、程潜的抗战二十四韵、沈祖棻的 摸鱼儿再寄慰秋 解连环;小说方面，包括黄谷柳的干妈、阿垅的南京血祭、崔万秋的 第二年代。在众多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中国最早的南京保卫战小说南京血祭(原名 南京)。较之传统小说的传奇性色彩和虚构特点，阿垅的南京血祭 从全民抗战角度描绘日本侵略者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杀以及南京陷落，更具实感性。毕业于黄埔军校且参与过闸北保卫战的阿垅“不仅熟练地描绘了南京城及附郊的地势、地形、地貌和攻守上的宜忌，而且对整个抗日东战场，即整个江南地区的形势、战略要隘和预设的防御工事也全盘了然。”这些直面惨烈战争的描写具有史诗性品格，充溢着更加真实的血与火。小说还毫不留情地掀开了被美化、被掩埋的人性底色 混乱的战局中，既有浴血奋战的士兵，也有临331以下所列作品多参见胡春毅所著的 国族记忆:1937 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战脱逃的军人;既有慷慨赴死的勇士，也有苟安怯懦的普通百姓苦难人间中的众生不再仅仅是同仇敌忾的，而是在伟大与高尚中掺杂了卑微与冷漠。这份残忍的真实更加撼动人心，引发世人深刻反思特殊时代中的民族尊严与人的信仰。另一位值得探讨的作者是吴浊流，他的南京杂感 记录了从台湾殖民地到战时南京的外乡人一路以来的所思所感。由于作者特殊的身份，吴浊流笔下的南京始终萦绕着文化隔膜带来的困惑和漂泊无根的落寞，是最为独特的存在。此外，也有从家族叙事的维度观照南京书写的 老舍四世同堂 中的第一部惶惑、林语堂的 京华烟云 与 风声鹤唳 均涉及南京沦陷。这些作品通过家族的聚散脚注国家的命运、探讨民族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他者记忆”中还有比较特殊的个案，即外国作家对相关史实的描绘与追忆。除了日本军官、“笔部队”的侵华诗歌与军国主义小说，如官石根大将的 湖东战局之后、松井石根的南京入城式有感、松岛庆三的祝贺成功攻下南京的诗、佐佐木信的 南京沦陷、佐佐木到一的 进攻南京之歌、林芙美子的运命之旅 还有两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创作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 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 龙子。前者为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南京沦陷的小说;后者则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全用农民的视角”讲述南京大屠杀这场人间浩劫的作品。当然，在历史的真相面前，文学的南京是一个在重重叠叠的事件与虚虚实实的叙述中被不断累加、形塑的符号，但其蕴含的文化品格始终有着必然的缘由和演变的去路。第二类“他者记忆”属于比较私人化的情感话语范畴。作家或深情、或客观(甚至是批判)地叙说南京的自然山水与人文历史。这类“南京书写”以散文随笔和诗歌居多，包括朱自清的南京、梁实秋 南游杂感五、独清的 南京闲话、荆有麟的南京的颜面、石评梅金陵的古迹、钟敬文的 金陵游记、朱偰的 金陵览古、黄裳的白门秋柳 旅京随笔、袁昌英的游新都后的感想、王陆一的 东风齐助力别京、陈西滢的南京、潘伯鹰的别南京 等。这些作品有的借文化旧都的荒凉寥落抒发家国沦丧之哀、思怀旧地之感，有的则慨叹批判南京的残旧、衰破，均充盈着爱憎分明的个人情绪。同样具有开拓边缘性私人精神空间作用的还有小说创作，尤其是新市民文学。随着文化中心的转移和党派文学的式微，原本被左翼文学所排斥的通俗文学再次兴起、占据市场主流，这一现象可视为“市民文学的重启”。这些新市民文学作品注重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掘与体认，对殖民专制文化空间中“人的生存”问题作出了有力的思索。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天才女作家张爱玲(19201995，出生于江苏上海)。张爱玲的都市书写不同于左翼的批判视角下的子夜，而是游走于传统与现代、雅与俗、新与旧、通俗与先锋之间，将散落在时代角落的城市文化碎片通过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凝聚起来，冷眼旁观他们的爱憎离愁、生老病死，以形而下的世间百态展现出形而上的生存哲思，做到了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完美融合。她的南京书写虽然不多，却具有典型意义。在小说十八春中，张爱玲将男主人公沈世钧的家设置在南京，文中多次出现了南京的风光景致，如清凉山、玄武湖、五洲公园当然，南京不只是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而存在，更提供了一种城市文化建构的记忆因子。正如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六朝古都南京不同于时尚摩登的现代都市上海，沈世钧也完全不同于与张爱玲笔下的浪荡公子范柳原。他出生在南京封建家庭，在上海一家工厂里任实习工程师。即便生活裹挟着他来到新潮的大都市，他仍携带着属于自己城市的文化431胡春毅 国族记忆:1937 年南京陷落的文学书写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 115 页。如袁昌英的 再游新都的感想、陈西滢的 南京、孙伏园的 浦镇十三日之勾留。因子。传统保守的成长氛围塑形了他的踏实与善良，却也加深了犹豫与软弱。即便深爱着顾曼桢，即便内心痛苦挣扎，沈世钧仍在重重误会下投降于现实，演绎了一出“不彻底凡人”的生活悲剧。另外，小说也在重要的故事转折和情节冲突中提及南京，如曼桢在第二次南京行后，沈世钧家发生了巨大变故 父亲去世，母亲就此提出让世钧放弃上海回到南京的要求。此时，“南京”与“上海”成为彼此镜像的“双城”，具化为家庭与爱情的情感角力场。而“归去”与“留下”也升华为“平稳”与“飞扬”人生的不同命运载体。对于张爱玲来说，南京仅仅是她祖父母生活的城市，却被用想象与记忆建构得丰满立体。这座城既承载了一位苍凉女性心灵深处的无限感伤，也暗示了名门之后对家族文化的不自觉神往。另一位与南京颇有渊源的作家是张恨水。1936 年，张恨水举家迁往南京并与张友鸾合创南京人报。这是他首次个人出资办报，不惜倾其所有。小说角鼓声中 中原豪侠梦 均刊载于该报。离开南京后，张恨水也在很多作品中表达对这座城市的追忆思念之情，如小说八十一梦 秦淮世家 大江东去、散文日暮过秦淮 清凉古道 两都赋 等。在创作初期，他笔下的南京更多的是作为叙事空间背景与叙事内容本身而存在。在 丹凤街 满江红石头城外 如此江山 等小说中，张恨水不仅营造了空间意义上混杂着繁华与荒凉的南京城，也揭开了南京城内普通市众的生存秘密:唯有用有限的生命观照无限的时间，用恒定的生活抵抗无常的历史，用传统的道德观念解构游移的都市幻想，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体价值、收获自我尊严。因此，较之上海，张恨水笔下的南京有着更多的人情味与乡土气，是现代名士的理想乌托邦。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局势变化，张恨水的南京书写不再局限于市民生活原始生态的呈现，而是延伸到国家民族层面，蕴含着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如秦淮世家 表面讲述了南京秦淮河边的市井生活，实则隐晦地表达抗日的决心。通过描写歌妓唐大嫂、女儿唐二春、唐小春这些小人物与命运的抗争，诠释了真正的秦淮风骨。如果说秦淮世家 是“暗射着与汉奸厮拼”，那么 大江东去 便是直挺挺地面对鲜血淋漓的历史，带有某种宏大叙事的况味，堪称通俗版的抗战国难史。这部小说虽采用言情小说的叙事路数，却生动刻画了光华门、雨花台、中华门等南京保卫战的惨烈景象，愤怒披露了南京大屠杀中侵略者嗜血成性的暴行。总的来看，张恨水的南京书写常融“爱情”与“抗战”两大因素于一体，将私人话语与宏大叙事紧密结合，使作品更具耐读性，深受市民大众喜爱。其新市民文学创作是南京区域文学史的一部分，并再次开启了南京商业世俗文化的繁盛时代。概而言之，在特殊的年代，无论是哪一类“他者记忆”，作家们的南京书写都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文化地理学意义，成为建构国家民族形象的一部分。尤其是关于南京的新市民文学创作，可谓现代市民话语的珍贵结晶，既确证了都市的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世俗性间的相辅相成，也阐明了战时语境下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故事”等传统资源挖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开拓了赵树理方向以外的另一条文艺大众化道路。三、外乡建功与现实主义文学阵地的开掘一种身份认同的建立往往需要一个“他者”来比照定位(如上文提及的张爱玲、张恨水、吴531秦淮世家 最初刊载于商业性报纸 新闻报，不便于公开发表抗日言论，张恨水只能以曲笔的形式表达爱国情感。浊流等)。但对于成长于南京这片文化沃土的作家，其作品更能直接佐证自我，新文学阵营中的大将路翎便是如此。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且向着更讽刺、更深刻的向度奋力开掘。路翎(1923 1994，生于江苏苏州，成长于江苏南京)年少成名，代表作财主底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 云雀(话剧)蜗牛在荆棘上 大多完成于 20 岁之前。作为七月派的干将，路翎继承了“五四”以来鲁迅为首的批判国民性的理性精神，也深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影响。饥饿的郭素娥 塑造了美丽而强悍的妇女形象郭素娥，她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饥饿，一生都活在绝望的挣扎与固执的追求中。与她产生紧密羁绊的是几位性格各异的男性，他们的种种行径酿成了郭素娥的万般不幸，而自己也成为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悲剧本身。故事在灵与肉的碰撞中展开，喷射出原始的强力的生命火花，呈现了人类在无情命运面前搏斗的力与美，也暗示了一种心灵的觉醒。蜗牛在荆棘上 的秀姑是完全不同于郭素娥的女性人物，她不曾拥有强悍的美丽，甚至失去了灵魂。作为一个“愚得可惊”的麻木的“软的生物”，在被怀疑不贞、遭到丈夫毒打时，只是“痛苦而悲伤地向丈夫微笑了”。甚至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只希望丈夫饶恕她。这种安于被压迫、忍受屈辱的“奴性人格”是燃烧着生命强力的郭素娥的反面，却更贴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自知的亿万农村妇女的心灵。路翎以近乎疯狂和变态的姿态向世人发出诘问:十几年过去了，“祥林嫂”们消失了吗?还是仅仅换成了“秀姑”的名字继续在这黑色的人间蜗牛般苟活着?同样触目惊心的还有财主底儿女们。这部史诗般的巨著描写了苏州巨富蒋捷三家族的崩溃以及蒋家儿女们在抗战期间聚散无常的生活，被称赞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路翎的小说补充了南京区域文学史中“现实主义”的重要章节，也激发了文学南京“原生新质”中的“反抗”品格，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是小说，文学南京在诗歌方面也同样转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30 年代土星笔会的成员孙望(19121990，江苏常熟人)、汪铭竹(19051989，江苏南京人)、程千帆(19132000，生活于江苏南京)等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沉寂，而是作为一种持续的诗歌力量一直活跃于诗坛，先后组织成立了诗歌战线社、中国诗艺社与诗星火社。诗歌战线社成立于 1938 年3 月，是常任侠、孙望同穆木天、力扬等“左翼”诗人于长沙共同发起的。主编的刊物诗歌战线 周刊是 抗战日报 的副刊，主要供稿人还有程千帆、吴奔星、汪铭竹、沈祖棻、田园等旧时诗友。诗歌战线社曾积极参与抗战诗歌如何开展的讨论，刊发了多篇关注诗歌大众化问题的理论文章，如 谈诗歌大众化 怎样展开诗歌战线 诗人该不该搁笔 关于抗战诗歌 等。在 谈诗歌大众化 一文中，孙望谈到“什么是大众?(大众的文化程度如何)”、“怎样才能使诗歌大众化”两大问题。对于前者，他认为:因为阅读受众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一个真正的大众 的诗刊，里面就得兼收各种有技巧，没有技巧，有哲理，没有哲理的，高深一点，或是低浅一点作品”，“可以观察群众的文化程度和其他诗刊所销行范围内的文化环境，再决定这里面所纳的作品应该侧重那一方面”。而对于如何使诗歌大众化，孙望强调既要“从根本上提高一般大众的教育程度”，也要“设法使新诗不要失掉了 艺术的成分”，这番话表明这一诗人群体已经意识到过去远离群众、缺乏现实关注的创作缺陷，努力向民族化、大众化的抗战文艺目标靠近，但仍对自己的艺术理想有所坚持。1938 年 8 月，孙望、常任侠、汪铭竹等土星笔会631孙望 谈诗歌大众化M 洛蚀文编，抗战文艺论集 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 年，第 240 242 页。核心成员与徐仲年在长沙发起中国诗艺社，创办刊物中国诗艺。后因动荡的战局几经波折，最终流转至贵阳。较之 诗歌战线 ，中国诗艺 受到更多瞩目，供稿队伍名单可谓群星璀璨，不仅有早已成名的前辈诗人，也有厚积薄发的年轻一辈。既有自由主义文学阵营的翻译家、学者，也有“左联”作家或与延安有着密切联系的“左倾”诗人。除了土星笔会的原班人马孙望、常任侠、汪铭竹外，中国诗艺 的作家还有宗白华、袁水拍(1916 1982，江苏吴县人)、柳无忌(19072002，江苏吴江人)等。这一时期，他们受左翼诗潮影响更多，作品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现实感，如汪铭竹的在铜仁 丰收、孙望的车站 野寺 等。可贵的是，这一诗人群体并没有因立足时代语境而放弃艺术的独立性，而是坚持审美地把握世界，并带有一种哲理化倾向。如汪铭竹的 烟尾 致苏格拉底、常任侠的列车 等。除了创办期刊，中国诗艺社还出版了“中国诗艺社丛书”，包括程铮的 风铃集、常任侠的收获期、孙望的小春集、沈祖棻的 微波辞、齐扬的黎明的号角、吕亮耕的金筑集、李白凤的南行小草 等。中国诗艺社的活动大约持续到 1943 年，此后，这一诗人群体在中国文坛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 1948 年，他们再次吹响集结的号角，于最初的文学营地南京成立诗星火社。该社创办的 诗星火 虽仅刊行了五期，却收获了不俗的文学成就，包括参与现代诗派、“左翼”诗派间的新诗方向讨论，被称为“首都唯一纯诗刊”等。在经历了家国之殇、目睹了生灵涂炭后，这群曾经沉迷于波德莱尔“恶之花”的青年与过去彻底决裂了。他们不再是久居书斋的学院派诗人，诗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文字洗去雕琢浮华，蜕变得通达质朴，即便仍残留着感伤与哀怜，却充满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格局愈发磅礴开阔。如汪铭竹的春日苦雨，以阴雨的连绵凄苦反衬对复仇的渴望和光明的期许，构思繁复。又如孙望的长诗城，将对南京这座城市的忠诚热爱寄寓于对侵略者的愤怒控诉与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中，气魄宏大。这些诗歌密切地关注现实，以积淀着民族审美意识的意象和典故来书写历史经验，颇具时代精神。孙望曾在与友人的信中称自己从南京来到长沙，是一个“亡乡奴”。的确，这一诗歌群体的人生际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但幸运的是，时隔十五年之久，他们再次回到了文学之路的始发地，让人不禁慨叹历史的玄妙。这一诗歌群体目前在文学史上还未获得明确命名，笔者认为称之“南方学院诗人群”似乎更恰当。原因有二:其一，这群诗人最初集聚于南京，随后的诗歌战线社、中国诗艺社、诗星火社随着战局变化一路辗转流徙至长沙、重庆、贵阳等南方城市，最后又回到南京。其二，主要成员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后长期任职于南方的各大高校，是名副其实的学院派。创作初期，他们注重字句的雕琢磨炼和行列的整齐美观，有着艺术至上的倾向。抗战时期，虽进行着诗歌大众化的多种尝试，但创作中的书卷气和知识分子腔仍是较为浓厚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南京文人都尝试在现实主义的稻田耕耘。在 40 年代，也有相当一部分文人群体选择了“不问现实”的生存方式，或寄情山川河水，或皈依书斋生活，或陷入自我“清谈”，以山水小品随笔来逃避现实。如南京沦陷区刊行的人间味 求是 等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历史人物、掌故的散文作品。作家们将目光转向过往，不仅与战时紧张的政治环境有关，更与南京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总的来看，于外乡建功的本土作家与有着南京书写的外籍文人形成一种区域间流动似的默契呼应，有力接续了南京“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间的制衡传统。而在“言”与“不言”的矛盾状态中，文学南京沿着“新市民文学重启”和“现实主义文学阵地开掘”两条路径，以“迂回”的方式“自救”，曲折而隐蔽地保留了民族血731脉，具有文化性的接续意义。在或沉默、或低吟的交响乐中，多声部的文学南京于抗战时期顽强地发出了时代强音。四、结语尽管囿于相对守成的文化氛围与特殊的政治中心地位，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表现为“新旧模糊”、“政学纠缠”的特质，常陷入“言与不言”的两难境地，且这一时段的文学南京在整体上处于凋零期，但外籍文人的南京书写(尤其是新市民文学创作)从另一个维度打开了 40 年代文学南京的大门。此外，由于个人原因或国家需要，南京籍作家奔走各地，虽一路辗转流徙、颠沛流离，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熄灭心头的火，在小说、诗歌等方面实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他们勇于肩负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以在外乡建功的方式宣告了文艺火种的生生不息，赋予后人长久的激励和启迪。由此，即便受政治高压与战时环境影响，文学南京也遵循着“他者记忆”与“外乡建功”的不同路径，在“言”与“不言”的吊诡中顽强地生长着。责任编辑:丁可The Paradox of“Saying”and“Not Saying”:On the Literature of Nanjing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Jin YuAbstract: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epublic of China period，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different power systems directly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phenomena not only did the nationalist lit-erary movement vigorously unfold in Nanjing，but various special literary works such as“patrioticliterature”creation，old style poetry creation，and resistance creation of“new writers”also floodedinto this city The conflict between“politics”and“academics”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un-der the special background，which has led to two writing paths of“speaking or not speaking”in theliterature of Nanjing during that time One is the literati who reside in Nanjing and come from otherplaces of origin They write about Nanjing with sincere emotions in the form of“memories of oth-ers”，restarting the glorious chapter of urban literature The other is the local literati who took Nan-j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literature，traveling to different places and achieved strong exploration ofrealism literature by making achievements in other townsKey words:Anti Japanese War period;literary Nanjing;conflicts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cs;literary current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