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苏文辑佚与考辨_江枰.pdf

第 卷第 期学报.年 月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的苏文辑佚与考辨江 枰，李 琳（江西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摘 要：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收文超过 篇，虽经辑佚，仍有未尽。经过逐一比对，又辑得不见于今本苏轼文集的佚文 篇，文同题异及互见者 篇。这些佚文都可确认为苏轼所作，其中颇有补于苏轼行实者；文同题异者其题名多以外集为胜；被编入不同接收者名下的小简，也以外集为是。在考察这些作品在不同版本中的存佚状况、文字异同及致误原因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外集、御府本、续集、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和茅维苏文忠公全集及四库本东坡全集等版本之间的关系。这既有利于苏轼文集的逐步完善，也可为全面梳理和揭示苏文的编辑历程提供线索。关键词：重编东坡先生外集；苏轼佚文；辑考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苏轼散文研究史”（）作者简介：江枰（），男，重庆城口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李琳（），女，山西大同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五代民俗与民俗文献学。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以下简称外集）由康丕扬主持刊刻于万历三十六年（）。它的出现，不但使原编于南宋前期但流传不广的外集避免了失传的可能，且基本保存了该书原貌，对苏学研究贡献良多。尤其是该书保存了大量原本极易散佚的尺牍、题跋和杂记，既为苏轼散文（下简称“苏文”）的全面承传提供了文本基础，又促进了晚明小品阅读和创作的繁荣。因此可以说该书对苏文研究尤其重要。从其篇幅构成也可见此点：全书 卷，前 卷为诗，次 卷为文，再 卷为词，末 卷 为 乌 台 诗 案。文 为 其 大 宗，共 计 篇。茅维万历三十四年（）编成苏文忠公全集（下简称“茅本”）时，即利用过重编前的外集。年代孔凡礼据茅本整理苏轼文集（下简称“孔本”），又从外集辑得施饿鬼文等 篇（其中 篇为重辑，详下），但仍有未尽。笔者将外集所收文章和孔本逐一比对，又得到佚文 篇，文同题异而未被识别的 篇，已有提示但仍有必要指出的 篇，被视为诗编入苏轼诗集的 篇，今本两出而未被发现的 篇，现据外集卷次分别辨析如下：一、卷十六上好礼则民易使论为国无难，而莫难于役人。人不可役，则尊者不得安于尊，卑者不得安于卑；则君子小人，其体相抗而劳逸之事遂至乎无分。故圣人常患天下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故为礼以定其志，而有尊卑贵贱之辨，使君子劳心于上而安于乐逸，享天下之奉而不为泰；小人尽力于下而安于劳苦，应无穷之役而不为恤。然后君子不失其养，而小人不失其所治，安夫贵贱尊卑之理，而谓其分之所当然。此圣人立礼之大凡也。虽然，天下之至愚，进退周旋，未必皆中其节文。强而使之入吾教法，则必潜紊等差，而孰为之服从？必上之有所仪刑，使之入而不自知其驱率之力，可易而无难。故孔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谓其只逊之心生其中，而非出于勉强者也。夫上好则下必有甚焉，岂有此不先率，而彼必乐从者也？古之王者未始区区求民之从我，而惟患我之不能自好。吾能尽心于礼让，则天下之人所自必于服从，不待人人提谕而后知之也。苟惟自蹈之不能，而必责人之不出乎节制之外，虽鞭笞捶击，而望其无逾，吾知其不能为也。今有人不知父兄之奉而见慢于嗣子，不咎己之不奉父兄，而反咎嗣子之不能尽孝于我，是亦惑也。苟知彼之不易使，则莫若先招之，能自必于此，则彼不待教而自至也。故王者欲使民为礼，无以异于是也。此文和下文也见于绍兴三十年董应梦刊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下简称重广文集）卷六二，题目皆无“论”字，文字互有优劣，如上文“然后君子不失其养，而小人不失其所治”，外集“治”为“始”，显误，此即据改。“岂有此不先率，而彼必乐从者也”，重广文集为“岂有此先率，而彼不乐从者也”；“而惟患我之不能自好”，重广文集为“而惟忠我之不能自好”，两句都以外集为胜。虽不能断定董氏是据外集录入，但可以确定外集要早于该书。本文从治国之难“莫难于役人”入手，指出圣人制礼以定贵贱尊卑使上下各安其位的目的。但这种目的不能强制达成，必须由在上位者率先垂范，百姓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礼”的规定，而安心于下位，故孔子有此论。又从不同角度进一步申说王者欲治民必先治己和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但文中要求为政者的已不是抽象的“好礼”，而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规范和实践。本文是直接对儒家经典文句的发挥，可以和苏轼的论孔子等对读。其余于下首合论。二、卷十六周礼法周官论郑康成注周礼曰：“六官之属三百六十天道备矣。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义，故周公摄官分职以法之。”愚尝推考载籍，判别真伪，窃未以斯言为得也。何者？成王嗣位，年甫幼冲，三监兆乱，天下荡摇。周公念王业之艰难，虑有危于基构，摄行王事，负黼扆以朝诸侯；制礼乐、颁度量而服天下；诞保文武之受命，七年而归政成王，召诰曰：“复子明辟。”立政曰：“嗣天子王矣。”是周公之八年，成王之元年也。于是召公为左右，淮夷及奄于是叛，周公亲征而灭之。五月乃还，而作多方。越明年而巡行侯甸，归于宗周。董正治官，而周官之篇作矣。即周公之九年，成王之二年也。而云“冢宰掌邦治”，天官也；“司徒掌邦教”，地官也；“宗伯掌邦礼”，春官也；“司马掌邦政”，夏官也；“司寇掌邦禁”，秋官也；“司空掌邦事”，冬官也；“六卿分职以倡九牧”，乃周礼之六官也。然则皆袭周公所制旧典礼经矣。又曰：“仰惟前代时若，训迪厥官。”由此明之：周公制礼，非惟于始摄位之时，盖在武王拨乱之后，成王未立之时。损益四代以为己制，亦已备矣。故武成云：“列爵为五，分土为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垂拱而天下治。”傥制作未备，典法未行，能如是耶？岂成王始有作之之意，周公反奉而成之者哉？然则成王乃上智之主，材器德业，当处周公之右，岂得谓之中人耶？且较之前籍，篇第明彻，自召诰而下凡七篇，皆作于周公反政之后，岂惟周官乎？盖周官既作而公旦已没，又不闻其始制礼也。言之不核，何乃至是？又云：“乃立三公，论道经邦。”即周礼之任也。则知周官之所以申命百僚，使遵守周公之旧章，修方效职而已。康成乃谓“述天授位，周礼之法”，甚无谓也。夫以通儒之才，经传洽熟，闻见杂博，犹有谬论，以至取讥后学。惜乎！“虑有危于基构”重广文集作“虑有危于基绪”，“于是召公”作“于时召公”，“列爵为五，分土为三位事惟能”作“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莅事惟能”，“言之不核”作“言之不覆”。查尚书周书 武成，“为”皆作“惟”，但“莅”作“位”，故此篇两本文字还是各有高下。此文以郑玄对周礼卷三“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以下经文的注释为驳难对象，利用史实及尚书周书中的武成周官等内容为论据反复辩驳，证明周礼在前，周官在后，是周官法周礼，而不是周礼法周官。结尾语带锋芒，并为郑玄出现这样明显的错误惋惜。本文对前人关于经典文献的注释和结论加以辩驳，其论据也以文献材料为主，近似一篇规范的学术论文。以上二文可以确定为苏轼佚文。首先，有外集和重广文集两个版本的支持。其次，从文风来看，二文事证、理证俱随手拈来，文理清晰紧凑，文风畅达自如。论大道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探讨学术问题逻辑严密，论据充分，又明白简练，正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点，一如苏轼其他论说文的风格。再次，苏轼的科举文章如礼以养人为本论礼论周公论等都以儒家的治国理念和经典文献立言，和此二文所论范围一致，见解相近。甚至所用措辞都有迹可寻，如上好礼则民易使认为劳心者应“享天下之奉而不为泰”，其“泰”为“骄纵、傲慢”意；续欧阳子云“愚以谓治道去泰甚耳”，“泰甚”指过于骄纵的豪强势力或造乱的首恶分子，两者字义有联系，当也与使用习惯有关。苏轼前后参加各级考试的文章都存世。从文风和内容来看，两文都和这些应试文相似。有学者认为，和此二文同见于重广文集的另一篇苏轼佚文君子有不言之辩论应是“在嘉祐二年登第之前所作的一篇私试策论”，也即为备考而进行的写作训练，则此二文也很可能是苏轼早年的习作。不过，苏轼有论语说 书传 等学术著作，这两文内容与之相关，也不能排除是在传注二书时的副产品。三、卷二二马铭数日前，梦人示予一卷文书。大略若论马者，用“吃蹶”两字。梦中甚赏之，觉而忘其余语。戏作数句，足之。天骥虽老，举鞭脱逸。交驰蚁封，步中衡石。旁睨驽骀，丰肉减节。徐行方轨，动辄吃蹶。天资相绝，未易致诘。此文见于国家图书馆藏 卷本苏文忠公集，已归入四言诗类，以其序为题册。傅增湘明刊东坡大全集跋认为此本“字体圆湛，刊工亦精美，颇似成、弘间风气”。其实此本就是以明仁宗命工翻刻、因其驾崩而未完成的洪熙御府本的少量续添本，因而有多处“续添”标识且大部版刻精工、少数颇为粗劣（下文简称“御府本”）。因此该本正是成化本七集的底本，也就是其中续集的来源。此本明显参考了外集，如卷五五与广西宪曹司勳五首第 首题下注“一云与林天和”册；卷六七贺新运使张大夫启题下注的“一本作贺叶运使”及文末的文字异同说明册，以及一些尺牍的分布和顺序全同等现象，都能证明是取自外集。但因其并未刻完，故对外集的利用也不充分，尤其是外集中大量的杂记题跋未被收入，而这篇马铭在该本中也未有注明。成化本续集卷二据御府本收入，题名沿用册。嘉靖本同。后来晚明茅维和清初朱从延将其编入东坡诗分类注“嘲谑”类，也以其全序为题。此后邵长蘅、查慎行和冯应榴整理施注苏诗时，都将其作为诗歌补缉。王文诰编注苏诗，将包括该文在内的前此数人补缉的两卷苏诗大部删削。孔凡礼据王本点校苏轼诗集，而增入冯本补编，合两卷为一卷，篇目略有调整。此文在卷四八。张志烈等以孔本为底本校注苏诗，又对孔本有改编，此文收入卷四七。以上诸家除王文诰外，都肯定其为苏作。然现存传自南宋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并无此诗。可以推测，它最初即被外集编者作为“铭”体编入文类，南宋人也未视其为诗。此后外集流传不广，但未失传。晚明在康丕扬的主持下，毛九苞以两个外集 抄本为基础重编外集，主要做了删伪和订定讹谬等工作，因此该书卷数从杨士奇所见至少 卷减为 卷，但并未进行篇目文体的调整。所以此铭最初编入外集时即被视为文章，虽因御府本导致此后一直被看作诗歌，而据重编外集，此作仍应回归其铭文的身份。因见于苏诗，此文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佚文，且铭本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过渡文体，视其为换韵的四言诗也有其合理性，但梳理其从文到诗的接受过程，或可了解南宋和明清学者关于此种文体的不同标准。四、卷二二舍镜偈轼第三子过畜铜镜，圆径数寸，光明浻彻。元丰八年游登州延洪禅院，僧文泰方造释迦像，乃舍为佛鉴，且说偈云：鑑中面像热时炎，无我无人受者心。花发明照十方远，还度如是恒沙界。此文御府本卷一八作佛心鑑偈册，续集卷十二、孔本同。除题名外，内容也颇有异。序言部分，“畜铜镜”御府本等都作“蓄乌铜鑑”，“浻彻”作“洞澈”，“八年”后多“十一月二日”，“释迦”后多“文”字，“佛鉴”为“佛心鉴”；偈语差别更大，只第一句全同，其余三句御府本等为“无我无造无受者。心花发明照十方，还度如是常沙众。”但“沙”字，孔本作“法”。御府本等偈语后还多“眉山苏轼元祐元年三月一日立石”等文字。“无我无造无受者”来自维摩诘所说经卷上“说法不有亦不无，以因缘故诸法生。无我无造无受者，善恶之业亦不亡”，表示虽然诸法因缘而生，但其中并没有造作主体（无我），没有造作行为（无造），也没有接受果报者（无受者）。不过依世俗谛，善恶之业也不会就此消亡。苏轼直用其语。“心花发明照十方”来自圆觉经所载普觉菩萨语：“若善男子于彼善友不起恶念，即能究竟成正觉，心华发明，照十方刹。”后来释德洪（即惠洪）送常上人归黄龙省侍昭默老 首句即云“心花发明照十方，死生窟宅无隐藏”，或是袭用苏轼此句。“常沙（法）众”，意即需要超度的俗世众生和普罗大众。而外集的“无我无人受者心”“还度如是恒沙界”，虽也可以释读，但总涉扞格。因此从内容而言，无论序的完整还是偈的义胜，以孔本为优。至于题名，舍镜偈强调了镜的来历和去向，从而引出偈语；佛心鑑偈则对应了镜的功用和佛心的广大，似各有高下而以前者稍优。五、卷二二养生偈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每腹空时，即便入定。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有死无犯。”又必用佛，及老庄语。聄鼻端白，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生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强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随之不已，一旦自住，不出不入。或觉此息，从毛孔中，八万四千，云蒸雨散。无始已来，诸病自除。诸障自灭，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尽于此。外集卷二二末尾有两首养生偈，御府本等都收了后首，而遗漏了前首。查御府本卷一八有偈 首，续集卷十二有其中的 首，从第 首十二时中偈到第 首养生偈，内容顺序全同孔本。因孔本来自茅本，可知是茅维直接从续集录入了这些文章。外集卷二二有这 首中的 首，无寒热偈和十二时中偈，但顺序是、（题为舍镜偈，前已论及）、，外集第 首送僧应纯偈排在续集第（续集“应纯”作“应讬”，御府本同），第 首养生偈则不见于续集。可知是御府本的编者遗漏了这篇文字，进而导致续集、茅本、孔本的遗落。然而，此文却见于赵开美所刻东坡志林，题作养生说。“每腹空时，即便入定”，东坡志林作“当腹空时，即便入室”；“有死无犯”作“有犯无恕”；“又必用佛，及老庄语”作“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聄鼻”作“视鼻”；“此生”作“此心”；“强名”作“其名”；“毛孔”作“毛竅”；“雨散”作“雾散”；“已来”作“以来”；“自灭”作“渐灭”。除“聄鼻”似不如“视鼻”合理外，其余多以外集文字为胜。据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东坡志林的条目原为其友汤云孙手录，未刻成而汤氏病卒，其子赵开美加以补遗和订正，刻于万历乙未（）。可知该书乃汤氏自编，而非南宋传本。万历中期苏文刊行虽已较繁荣，但还未到高潮，茅维的全集和康丕扬等重编的外集都要十余年后才问世。当时已刊的苏集主要有御府本、成化本和嘉靖本，但都未收此文。而外集的抄本从明初以来一直在流传。从文字异同来看，全文 字，两个版本加题目仅 字不同，且这些字也不影响整篇意旨，应可判断是出自同一版本。因此在不可能看到重编外集的时代，汤云孙很可能是据民间流传的外集抄本录得此文。六、卷二四翰林院乞外郡劄子臣闻“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臣学术荒浅，论议迂疎。自忝禁林，初无所补。近者两目昏暗，左臂不仁，艰于搢笏。深虑晨趋夜召，有所旷废。欲望圣慈，悯其衰病，特除一郡。尚冀涓埃之効，少逃尸素之讥。取进止。苏轼因元祐元年（）十一月为馆职试所出考题内容遭谏官弹劾，曾四次上章乞郡。连上四章之 事，他 曾 多 次 言 及，如“臣 四 上 章，四 不允”，“某方杜门请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请尔”，“然方求郡，累削不允，终当坚请，以息烦言耳”，“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 命，期 于 必 得 耳 盖 为 台 谏 所 不 容也”，“近者凡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但这四次请郡的奏章未见。莫君陈月河所闻集记云：“伤弓之鸟，固已惊飞；漏网之鱼，难于再饵，苏子瞻辞内翰表也。太后宣谕曰：但勤职事，不要高飞。”所引之联或为其中一篇之残句。这次纷扰因太皇太后高氏裁决，以双方皆不问结束，苏轼也于元祐二年正月底继续履职。然而才过一年左右，苏轼又多次乞郡。且这回增加了眼昏臂痛等身体原因。元祐二年正月前后的四篇请郡文字虽未见，但从其向友人多次提及该事时并无称病之说，大概可以相信以有病为由逃避台谏攻击而请郡是后来的事。而上文第一次出现这个理由，且并无追忆回溯之意，故可以肯定第二阶段请郡的第一篇上表并未失传，就是此文。其时间应在元祐三年三月之前。因为作于元祐三年三月的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劄子云：“臣近因宣召，面奉圣旨：何故屡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状对。又蒙宣谕：岂以台谏有言故耶不用更入文字求去。”乞郡而不得，遂退而求其次，希望朝廷给一个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的闲慢差遣。此时苏轼即以疾病回复皇帝的垂询，可知此时以疾病求去的表状已上呈皇帝。而从皇帝“何故屡入”的问题中也可知此时已不止一次。其实所谓目昏臂痛，皇帝也知其为借口。毕竟果真病痛如此，不仅不能履职翰林，也难出守方面。他后来也坦陈是因“积此数事，恐别致患祸。又缘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补外”。有病是真的，但主要原因不是这个。求闲慢差遣也不得，苏轼遂继续请外。作于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的乞郡劄子云：“臣近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此云“失仪旷职之忧”正与上文“艰于搢笏，深虑晨趋夜召，有所旷废”相呼应。此前苏轼得赐假养疾也有确证，作于此时的与王定国第 首称“当以酒洗泥，而久在告”，第 首又云“数日卧病在告”。所谓“久在告”，即久已告病在家，故不便出门会友。其诗卧病逾月，请郡不许，复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是日苦寒，诏赐宫烛法酒，书呈同院也提示这次所谓的卧病时间不短，超过一个月，应在该年的九、十月间。高太后“遣使存问，赐告养疾”后，苏轼仍于十月十七日上章求去，于是就有下文的再派中使颁赐御膳之举。七、卷二四再乞郡表臣近蒙圣恩，特赐宽假将理。今月七日，又蒙再降中使，临赐御膳，问其治疗之增损，督以朝参之日辰。臣下履渊冰，上负芒刺。蹄涔虽小，能延两曜之光；寸草何知，莫报三春之泽。正使豚鱼幽陋，木石坚顽，亦将奋励忘躯，奔走赴职。而臣尚有无厌之情，敢守不移之遇。在法当诛，原情可悯。实以负薪之疾，积有岁时；勿药之祥，恐非旦夕。终愿江淮之一郡，少安犬马之余生。尚冀此身，未填沟壑；得于异日，别効涓埃。臣无任。御府本卷七八“表状类”有此文，作谢御膳表册，续集卷八同。“又蒙再降中使”作“又再蒙中使”，“无厌之情”作“无厌之请”，“不移之遇”作“不移之愚”，“少安”作“以安”，茅本、孔本沿袭，见卷二四。写作时间应在元祐三年十一月七日之后。从其文意来看，并未多言及与御膳相关的内容，虽感激至深，但仍重在再呈乞郡之请，且所列恩荣也远不止御膳一端。所以此文内容虽未失传，但题目大异，而以外集的再乞郡表较优，且与前后内容关联密切，故仍列于此。因自陈疾痛求去，遂有太后和皇帝允假调理，并派中使存问。大概十月十七日临近假满，故一边仍上表求郡，同时也得回翰苑复职，遂有十一月一日锁院草制之事。而皇帝及其祖母的态度仍是不许，且再派中使慰问，还赐御膳。然而苏轼还是于十一月七日之后上了此表，显然也未获准。不过朝廷如此优礼，苏轼不可能不为所动，其作于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的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劄子云：“臣近以目昏臂痛，坚乞一郡，盖亦自知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伏蒙圣慈，降诏不许，两遣使者存问慰安故复起就职。”可知至该年底，他已打消了乞郡之念。本文也证实了上文太皇太后两次派人存问的格外恩宠。然而在元祐四年三月，朝廷又命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曾肇的制词云：“方冀纳忠于朝夕，遽祈养疾于东南。章却复来，告满辄赐。力固难强，义所重违。”似乎是因苏轼屡次乞郡养病而从其请，不但苏轼自己喜出望外，故交知友也都为之高兴。然后来苏轼听到风传，还是因为台谏论列过多，朝廷不肯降黜，而优礼补外。苏轼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即云：“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纷然，皆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外补。”因此苏轼请求公开那些对他进行攻击的章疏，朝廷从之，结果“考其所言，皆是罗织，以无为有”。两年后，朝廷要他回京任职，虽不得不从，仍多次乞郡，甚至说即便“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忌，别加阴中也”。这阶段的乞郡文字多数留存。八、卷二五贺叶运使启伏承抗节入境，拨日临民。方一节之风驰，已列城之云靡。矧缘雅好，尤激欢悰。伏惟某官，蚤以异材，著闻美绩。望高郎选，粲列星之经缠；华使周爰，凛外台之风采。自闻新命，实慰舆情。载惟衰朽之余，得荷宽明之庇。其为厚幸，未易究陈。此文御府本已发现其在外集中的标题为贺叶运使，故于贺新运使张大夫启题下加注说明；也发现其中“议法造令，久裨于庙谋；宣化承流，益试之民事”在外集中为“望高郎选，粲列星之经缠；华使周爰，凛外台之风采”册。文字稍异，“抗节”作“抗旌”，“拨日”作“揆日”，“雅好”作“雅故”，“载惟”作“再惟”。续集卷十、茅本卷四七、孔本照录。该文校注者据御府本注确认其中内容“均与温叟情事相合”，但并未指出版本依据。叶运使为叶温叟，苏轼同年进士，元祐四年（）以朝散大夫度支郎中权两浙转运副使。专职物资分配调运但管辖范围更大的两浙路副长官前来就任，作为其辖下的杭州知州，苏轼遂有这篇礼节性贺启。无非用华丽的言辞将其称美一番，文体也是骈体这种当时标准的公文体裁。当对方答复后，苏轼有回叶运使启：近审下车，辄尝进记。徒欲闻名于将命，未皇尽意以占词。不图谦光，遽赐褒宠。感铭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旧德之贤，当圣朝之选。恩足以济法，义足以理财。先声所临，公议同庆。凡系属部，实有赖于庇庥；惟是孤踪，更曲蒙于优借。此为过幸，岂复胜言。一贺一回，文意明显呼应衔接，文风文体也一致。两文都收入外集卷二五，位置前后相邻。但这首回叶运使启在御府本中为谢监司启二首之第 首册，续集卷十、茅本卷四六和孔本同，显然御府本误收，应以外集 为是。孔凡礼也未发现这一情况，而据外集将后者收入苏轼佚文汇编卷一，以致重出。这两首内容密切相关的贺启和回启，无疑应按外集编列一处，才便于读者。但从御府本以来，贺启虽逐步被确认其原题名之误，但因未重视外集的证据，遂仍沿用其旧题。而回启则未被发现就是已收入的谢监司启之一。于是，两文不但题名都误，且拆作两处，极不利于研读。因此，虽然两文都不算佚文，但仍有必要于此特加引录，以裨学者。九、卷七答王定国其三近绝少过临。宾客知其衰懒，不能与人为轻重，见顾者渐少，殊觉自幸。昨日偶见子华，嗟叹老弟之远外。蒙嘱闻过必相告。吾弟大节过人，而小事或不经意。正如作诗，高处可以追配古人，而失处或受嗤于拙目。薄俗正好点检人，小庇不可不留意也。此文见御府本卷五九，为答王定国三首之三册。且该处的题名、顺序、篇数和外集皆一致，当是来自外集。两处“或”字，御府本皆作“亦”。“小庇”御府本作“小疵”，是。续集卷六同。孔本据茅本收苏轼致王定国尺牍 首，又先后补缉 首（苏轼佚文汇编卷二 首，苏轼佚文汇编拾遗卷上 首），但未见此首。外集卷七编于苏轼离开黄州后所作。子华，即韩绛，嘉祐二年（）的五名主考官之一，苏轼中进士后有谢韩舍人启，熙宁时韩绛两次拜相，苏轼 分 别 有 贺 韩 丞 相 启 贺 韩 丞 相 再 入启，又 有 上 韩 丞 相 论 灾 伤 手 实书，及尺牍与韩昭文，还有任翰林学士时起草的关于韩绛的诏书 首。苏轼从元丰七年（）六月底抵达金陵后，至第二年七月下旬离开常州赴登州，这一年余时间里，都盘桓往来于金陵、常州、宜兴、扬州、泗州、商丘等地，动辄留驻一两个月，其间拜会过不少退职或在职的高官显宦，如王安石、滕达道、苏颂、吕公著、张方平等，至于书信往来的就更多。这中间见到韩绛应属正常。而韩绛此期也有机会见到苏轼。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后，三月庚申（日），“建雄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为镇江军节度使，进封康国公”。八月己巳（日），“镇江军节度使、知河南府韩绛加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虽然节度使在当时只是担任过宰相的文官的加官，不一定要赴其地任职，但此时韩绛已 岁，过了宋代官员 致仕的常例，也未必真在河南府所在的洛阳任上。味其语气，此信应是暂住某地时所写。而此间苏轼留驻时间较长且最靠近首都汴京的是在商丘，从元丰八年正月下旬到四月上旬，计两个半月。苏轼在此安葬了苏辙的乳母，又值神宗驾崩。就苏轼而言，黄州待罪数年，处境刚有好转，且少有空闲，恐怕都是宾客往来甚少的原因。偶见韩绛，显然也属意外。相与感叹的话题是王巩以“乌台诗案”从犯之罪，却受罚最重，被远贬至宾州（今广西宾阳）年。不过因王巩乐观旷达，南荒的经历几乎没给他身心带来伤害，见者都颇叹服。但也因其豪迈不羁，“跌荡傲世，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议”，虽才能出众，又出身显贵，而仕途始终偃蹇不通。主动请苏轼有所提醒告诫，都符合双方关系和性情。事实上，苏轼与王巩他书也指出“公平生不慎口，好面折人”，可以和此信互证。因茅维据东坡先生翰墨尺牍（下简称翰墨尺牍）卷二录入苏轼致王定国书 首（顺序有调整，且将第、两首合并为第 首），又从他处录入第 首（即短简“桂砂如不难得”），从外集等处录入第 首（即“数日卧病在告”），共 首。但或因外集等本所收关于王定国的 篇书简较为分散（外集卷三三有 首，卷七有 首，卷七二有 首，卷七四有 首，分别见续集卷十一、卷六，卷六的 首也分在三处），故遗漏了上引这首。十、卷七六与程天侔其三至后福履增胜，辱访不果见，悚怍无量。宠惠羊、酒、纸、茗，极荷厚意。答谢稽缓，不罪！不罪！御府本卷六三有此首，为与程天侔七首（惠州）之第 首册，续集卷七同。考苏轼与程氏至儋州后的书信，皆为感念对方惠赐甚或主动请求寄与药物纸张等内容，北归时并未有见面的记载。而此信所记显然是在定居状态下双方往来拜访之事，外集也系于惠州时，故可确定为惠州时所作短简。余见下首论列。十一、卷七六与程天侔其四适辱访别，岂胜怅仰。晚来起居佳胜。为饯蔡守，遂不得诣违。尚丐珍练。御府本卷六三有此首，为与程天侔七首（惠州）之第 首册，续集卷七同。外集紧接上首，显然也是在惠州时因与对方往还而作。考外集卷七六有与程天侔 首、卷七八有答程全父推官 首、答程天侔 首，皆见于御府本卷六三和六四，也都见于续集卷七，题名和编排分合顺序全同。可知御府本的确参用了外集，尤其是尺牍类。但因未刻完，故外集中大量题跋杂记未能编入。这也决定了之后续集的面貌。这前后共 首尺牍主要见于翰墨尺牍卷四的与程全父 首和与程秀才 首，文字有所分合。全父乃程天侔的字，程秀才即程天侔儿子程儒。程氏为常州人，苏轼贬谪惠州和儋州期间，程天侔在广南一带任推官之职。从内容和编排来看，显然以翰墨尺牍为胜，因此茅维据以编入全集，仅与程全父的 首顺序有调整，但很可能此处完全没有参考御府本、续集 和外集，故致遗落。另外，翰墨尺牍中的第 首（孔本为第）“某启，新诗幸得熟览，至于钦诵。老病废学，无以少答重意，愧怍而已”不见于外集、御府本和续集。而外集等本又有上 首不见于翰墨尺牍，故总数上翰墨尺牍少 首。十二、卷七七与增城令林天和其九专人辱书，仰服眷厚。仍审比来起居清胜。至慰。长子未得的耗，小儿数日前暂往河源。独干筑室，极为劳冗。承惠牙蕉数品，有未尝试者，幸得遍尝。感愧不已。此首见御府本卷五五与广西宪曹司勋五首之二，题下注“一云与林天和”册。续集卷四同。可见御府本编者知道外集中此首的位置。其实不止这首，因为下列与增城令林天和第 首就是与广西宪曹司勋第 首。这两首茅维收入全集五八与曹子方五首之四、五，孔本等沿袭，从御府本或续集 补了题下注。外集卷七七与增城令林天和共 首，御府本卷五五和续集卷四有与林天和长官 首。其中御府本、续集的第、两首不见于外集，而外集的第、两首不见于御府本和续集。另外翰墨尺牍卷六也有与林天和 首，然而仅前 首确实为致林天和者（第 首为续集第 首前半，茅本录为第 首），后 首在外集中为与孙叔静和冯祖仁者，而这 首不但没有标题，且翰墨尺牍目录中也无冯祖仁之名。茅维显然发现了这一问题，遂据翰墨尺牍录入了前 首，仅顺序微有调整，再将御府本和续集的第、（后半）、录为全集的第、首。十三、卷七七与增城令林天和其十数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胜。构架之劳，殊少休暇。思企清论，日积滞念。尚冀保卫。上已提及此首见御府本卷五五和续集卷四与广西宪曹司勋五首之其三，茅维收入全集卷五八与曹子方五首之五。以上两首实为致林天和而误收为致曹子方者。理由如下：（）有外集的版本依据。（）从篇幅看，苏轼致林天和的其余 余首都较简短，和此 首相近；但与曹子方的另外 首篇幅更长，且这 首外集卷三三还合为两首。（）从文风来看，这两首随意亲切而家常琐屑，与苏轼与林天和的其他尺牍的风格一致，而与和曹子方另 首有别。（）从内容来看，此 首所谈天气、建房、谢惠等内容都反复见于与林天和的其他书牍中，前后有明显的呼应衔接关系，而与曹氏的另外 首则未谈过天气等话题。其中虽也感谢曹氏所赠奇茗、丹砂、乌药等，但这些都是适合存放和长距离运送的物品，而林天和所赠则多是香蕉、荔枝、羊肉以及花木等在南方容易变质和枯萎的东西。（）从地理位置来看，林天和时为增城县令，仅在惠州西边百里左右，所以他能给苏轼经常送这些。但曹子方为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其属部即便是离惠州最近的梧州、藤州，距惠州都在千里之外，不但苏轼不可能得到他的牙蕉等水果，即便信写得太短或只是闲聊都显得浪费。十四、卷七七与循守周文之其一近日屡获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闻动止之详，并深感慰。桃、荔、米、酒诸信皆达矣。荷佩厚眷，难以言喻。今岁荔子不熟，土产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有空寓岭表之叹。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饱外又以归遗，皆云其香如练家紫，但差小耳。二广未尝有此，异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无一损者，此尤异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与者，故自不凡也。蒸暑异常，万万以时珍啬。此首见御府本卷六三，文字仅“言喻”作“尽喻”册。续集 卷七同。外集 卷七七先有与循守周文之 首，间隔与封守朱朝请 首和与李大夫 首，接着又是与周文之 首。御府本、续集的排列顺序与此全同，则知二者所录来自外集。周文之，名彦质，绍圣时知循州。循州治今龙川，与惠州东北邻界。林天和为惠州西边的增城县令，三人彼此往来惠赠，自属常情。十五、卷七七与周文之其二闻公服何首乌，是否？此药温厚无毒，李习之传：正尔啖之，无炮制。今人乃用枣或黑豆之类蒸熟，皆损其力。仆亦服此药，但采得阴干，便捣罗为末。枣肉或炼蜜，和入臼中，万杵乃丸服，极有力无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此首也见御府本卷六三和续集卷七，文字仅“啖之”作“嗳之”，“炼蜜”作“炼暵”。苏轼常于书信中介绍医药养生之方，此属其类。翰墨尺牍卷七有与周文之 首，其中仅 首见于外集、御府本和续集。茅维将其录为前 首，又据外集等本补入与循守周文之第 首，而遗漏了同题的第 首和与周文之第 首。十六、卷七九与孙叔静其一昨日辱临顾，宿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叹深矣。属饮药，汗后不可以风，未即诣谢。又枉使旌，增重悚怍。捧手教，且审尊体佳胜，旦夕诣谢，以究所怀。御府本卷五五为与孙叔静七首之第 首，“宿昔”作“夙昔”，“增重悚怍”作“重增悚惕”，“诣谢”作“造谒”册。续集卷四同。孙鼛，字叔静，钱塘人，年十五游太学，曾为苏洵所称赏，哲宗时为广南东路提举常平，宋史卷三四七有传。苏轼北归时到广州前后，多得其照顾。他与李之仪为姻友，又与黄庭坚、晁补之为亲家，故苏轼与李端叔多次提及，如“荷叔静诸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静拏舟相送数十里”（其四）“去岁在广州，托 孙 叔 静 寄 书 及 小 诗，达 否？”（其十）。余见后论。十七、卷七九与孙叔静其二辱手教，伏审晚来起居佳胜。惠示珠榄，顷所未见，非独下视沙糖矣。想当一笑。御府本卷五五为与孙叔静七首之第 首，“珠榄”作“珠揽”，“想当”作“应当”，后多“羊、面、酒、醋为惠，礼意兼厚，敬已拜赐，感佩之极”等文字册。续集卷四同。此首和下首在孔本为卷五五与冯祖仁第五、六两首。因为翰墨尺牍卷六与林天和 首的后 首被茅维认为皆为致冯祖仁者，而外集卷八一也有与冯祖仁 首，其中 首不同。茅维据翰墨尺牍录入（仅第 首调整到第）首，再据外集录入不同的 首，从而构成与冯祖仁的 首。但茅维没发现翰墨尺牍这 首中不见于外集的 首在外集、御府本和续集中在孙叔静名下。这 首除此首和下首外，还有 首两见于孔本，即卷五五的与冯祖仁第 首和卷五八的与孙叔静第 首。前者为：某启。辱手教，具审尊体佳胜，甚慰驰仰。拙疾亦渐平矣，来日当出诣。番烧羊蒙珍惠，下逮童稚矣。谨奉启谢，不宣。后者为：辱手教，具审尊体佳胜，甚慰驰仰。拙疾亦渐平矣，明日当出诣见。烧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无论从文字异同还是所述内容，都可断定两首实为一简。应该是茅维据御府本卷五五或续集卷七补入翰墨尺牍卷七的与孙叔静 首时，没发现此首已收入与冯祖仁中，更不知道它就是外集卷七九与孙叔静的第 首。这一互见情况也因未被发现，故虽非佚文，仍加指出。十八、卷七九与孙叔静其三前日辱下顾，尚未果走谢，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胜。卑体尚未甚清快，坐阻谈对，为怅惘也。惠示妙剂及方，获之喜甚。从此衰疾有瘳矣。御府本卷五五为与孙叔静七首之第 首，无“果”“甚”字，“谈对”作“谈论”，“喜甚”作“幸甚”册。续集卷四同。上已论及，此首也见孔本卷五五与冯祖仁第 首。外集卷七九与孙叔静中这与致冯祖仁互见的 首，笔者认为以外集为是。首先，翰墨尺牍中这 首不但和另 首一样本无题名，且刚好 首连续位于末尾，整体混入的可能性较大。其次，苏轼从元符三年（）九月下旬到广州和从惠州赶到的儿孙们相会，直到十一月初才继续北行。而孙叔静当时正在广州，因留驻较久，且苏轼一家需求较大，故孙叔静馈赠频繁，而苏轼答简也每有感念，外集所收 首内容与此相符。且其他内容也明显前后衔接，如第 首提及“属饮药，汗后不可以风”，第 首则云“卑体尚未甚清快惠示妙剂及方从此衰疾有瘳矣”，第 首已称“拙疾亦渐平矣”，因果关系井然。再次，离开广州后，苏轼经清远、英州到曲江（今韶关），主要于曲江停留数日，和冯祖仁的相会即在此间。冯祖仁字齐参，本为广东英德人，绍圣中为河源令时与苏轼结交。从外集卷八一所收的 首来看，冯氏当时正处于为父守丧期，故苏轼的问候之词多为“孝履如宜”“孝履佳否”等，又叙及对方“已走松楸”，多有劝其节哀等内容，而这 首与这些内容不沾边，且 首中的第 首已对冯氏所送“羊边、酒壶”表达感念之意，不太可能数日内再送“烧羊”给苏轼一家。十九、卷七九与孙叔静其五令子重承访及，不暇往别，为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怍矣。河源藤已领，衰疾可恃矣。御府本卷五五为与孙叔静七首之第 首，仅“增感怍矣”作“增感怍也”，其余全同册。续集卷四同。此首叙及孙叔静派其子前来送行，并赠送菜肴藤杖等旅途所需。应作于绍圣三年十一月上旬苏轼一家从广州启程北返之时。二十、卷七九与孙叔静其六去德弥月，思仰萦怀。比日履此新阳，起居增胜。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数日，此去尤艰。阂借舟，未知能达韶否？流行坎止，辄复任缘，不烦深念也。后会未卜，万万为国自重。御府本卷五五为与孙叔静七首之第 首，“万万”前多“惟”字，其余全同册。续集卷四同。此信所示，苏轼一行将近 个月的时间，才过清远，刚到英州（今英德），并核实此前向孙氏借舟之事。当作于是年十二月初。二一、卷七九与孙叔静其七已别，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喜佳胜，感慰之极。早来风起，舟师不敢解船，故复少留。因来净慧，与惠州三道人语尔。无缘躬诣，临纸怅惘。御府本卷五五为与孙叔静七首之第 首，“且喜”作“且审”，“舟师不敢解船”作“舟不敢解”，“躬诣”作“重诣”，“怅惘”作“惋怅”册。续集卷四同。此首是刚告别过，但阻风少留，也不便再回去相见，遂去净慧寺与原在惠州时相识的道人闲聊。净慧寺即今广州的六榕寺，可见还未离广州。应编在上首之前。二二、卷七九与孙叔静其八眉山有巢谷者（初名榖），字元修，曾学进士、武举，皆无成，笃于风义。年七十余矣，闻某谪海南，徒步万里来相劳，至新兴病亡。官为槁殡，录其遗物于官库。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来迎丧，颇助其路费。仍过永州而南，更当资之，但未到。闻其旅殡无人照管，或至坏暴露。愿公愍其不幸，因循巡按至新兴，特为一言于彼守令，得为稍修治其殡，常戒主者谨护之，以须其子之至，则恩及存没也。公若不往新兴，则告一言于进叔，尤幸。亦略曾恳此，恐忘尔。御府本卷五五为与孙叔静 首之第 首，“眉山”作“眉山人”，无“初名穀”字，“曾学”作“曾应”，“年”作“已”，“相劳”作“相劳问”，“仍过”作“仍约过”，“未到”作“未到耳”，无“闻其”两字，“至坏”作“毁坏”，“因循巡按至新兴”作“因巡检至其所”，“得为”作“得”，“谨护”作“保护”，“存没也”作“存亡耳”，“公若”以后 字御府本无，而有“死罪死罪”字册。续集卷四同。进叔，不详其人，或与孙鼛一样同为广南东路一级的长官。苏轼嘉祐二年有与叶进叔书，其中已有“欢然若与之忘年焉”，应非其人。据苏辙巢谷传，巢元修以 多岁高龄，从眉山徒步数千里，先到龙川看望苏辙，又不顾苏辙苦劝，以病弱之身继续前往海南探望苏轼，至新会时行囊被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