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学”视域下“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_毛近菲.pdf

收稿日期2022-10-04修回日期2023-03-01作者简介毛近菲，副教授，主要从事哲学和思政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道路交通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中外，文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物质与精神的交往而发展的，而伴随人的交往与物的交易的，是道路交通的发展。道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较早是由海外的文化人类学者开启的。国内外路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旅游学、美学等领域。国内对路学的研究相对较晚，自觉的路学研究是从 2010年开始的，学者周永明呼吁从“道路史、道路的生态环境影响、道路与社会文化变化、道路与社会生态弹性等四个 方面来进 行 路 学 研 究”，并 提 出“Roadology”这个概念。他认为，“路学”是对道路与人、社会和环境复杂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但存在学科壁垒。“较之于道路铺设对生活和环境的影响，现有的视角和方法显得捉襟见肘”1。近几年，“路学”的研究逐步增多，但多集中在实证层面，同时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如薛熙明在 道路社会文化研究：基于路学与流动性的思考 中，尝试从道路的空间关系、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等方面展开道路社会文化研究；周恩宇在 道路研究的人类学框架 中，提出道路研究作为一种以“物”为载体的研究，探讨其作为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稳定部分所呈现出的人文因素，意图在于它承载的是人的观念，其发展变迁呈现了人的社会及文化样态。本文则以“路学”为研究方法和视域，观照、反思教育（特别是当前学校教育）之问题与现状，并略谈一点想法和对策。一、“路学”视域下道路与人类文明道路交通史往往与人类文明史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人类文明史离不开人类交通发展史。在遥远的人类祖先猿人那里，四肢主要用来在森林中攀缘，其食物的获取多是随机的，不可能产生固定的方向。道路对于猿人是没有意义的，也不会有明显的属人的道路产生。根据当今人类自非洲起源论的学说，人类离开森林，逐渐迈向稀树草原生活，之后在寻找食物或是一种对理想生存环境的追求中，开始了迈向世界各地的路途。在路途中，人的身体也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越是高纬度其肤色与毛发也随之逐渐变浅。对于走向平原、走向洞穴的远古祖先，道路的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直立行走，不仅带来了大脑以及身体结构的进化，还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路。路，意味着猎物的方向、水源的方向、安全的方“路学”视域下“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毛近菲（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纪委办公室，杭州311231）摘要在人类文明演进与文化传承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道路与人类文化有着本源性的关联。由道路开启的旅行是教育的最直接最初的形式。深入挖掘道路与文化、道路与教育之间的内生关联，对我们理解道路的“教育性”和教育的“道路性”都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道路与教育、文化关系的探讨，阐述教育的“道路性”与道路的“教育性”，最后提出研学旅行作为身体抵达教育性的三条途径。关键词道路；身体；道路性；教育性；研学旅行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2266（2023）07-0100-06DOI10.3969/j.issn.2096-2266.2023.07.014大理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第8卷第7期2023年7月Vol.8No.7Jul.2023100向。同时，也有可能是危险的信号。相对定居以后（比如山顶洞人居住在岩洞中），道路承载了回家的意义。正如学者林杉在对周口店山顶洞人进行研究后阐释，周口店山顶洞人的遗迹显示了早在约五十万年以前，当时的社会状况大致相当于旧史传说有巢氏时代，那个时期周口店附近地形与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气候较为温暖，周口店山顶洞人已经成群结队地在那里聚集，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并开始了制作工具，学会了用火。在他们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过程中，随足迹反复所到之处，逐渐形成了人行小路。之后，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路线也随之向远方延伸2。对于晚期智人来说，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道路上，也发生了各种变化，迁徙、定居、再到适应环境，乃至与早期智人发生基因的交流（例如尼安德特人），在这条进化与迁徙的道路上，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流中，不断发展，逐渐演化出灿烂的文明。可以说，道路，在人的进化、文化传播以及文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的身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以及人与人的交往中，发生了基因与文化的传承与变异，这与 道德经 中所包含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深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新石器时代为例，在中华大地上，继仰韶文化之后，进入了龙山文化阶段，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原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牛、马等家畜的普遍饲养以及物物交换的出现，人类已逐渐学会役使牛、马，从而牛、马代替人力参加了运输，当时有的主要道路，已形成了驮运路。由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顺应生产、生活的需要，当时已经出现了踏步桥及梁桥等较原始的桥梁。此时甚至更早一点，众多祭祀用途的考古场所及文物的发现，也证明此时的道路开始初步具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文化意义。在早期人类从事农牧业的时代，道路成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重要体现。对于农业地区来说，道路是连接居所与耕地、居所与工作场所、居所与教育场所、居所与祭祀场所的途径。道路因而产生了宗教意义、哲学意义、道德意义、教育意义、美学意义和政治意义。农业社会出现了以“路”为名称的行政区划单位。据 古史考 记载：“黄帝作车，任重道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西周时（公元前1066前 771 年）道路初具规模。在道路规划方面有“匠人营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环，野涂五轨”。而对于牧业地区而言，道路更体现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实践，随着四季的流转，游牧民逐水草而居，牧民的经济命脉在于牲畜，而牲畜的生命史也是仰赖于“一岁一枯荣”的草场，如此的生活实践演化出了一条条随季节变迁的转场之路，当气候变迁或是战争频繁之时，这条游牧之路也在不断流动摇摆，不同部族的文化也逐渐随着流动的游牧之路散播到远方。在欧亚大陆上，也逐渐形成了很多毛细血管状的道路，后来逐渐演化为早期横贯大陆的商贸之路网，从早期的玉石之路，到后来的丝绸之路，乃至南方的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等，道路促进了商贸与物产的交换，也随之带来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而道路的意义，有与生产生活及贸易的实际功用，其本身具有了多重文化意义。道路也更多指向了除了生产之外的文化生命意义。到了工业社会，随着蒸汽动力、电力的出现，以及大机器的生产与运用，汽车、火车、飞机、轮船以及航天飞行器等交通工具，让道路变得更为立体、更为通畅，也因路面遭人工造物的铺设硬化，交通意义上的道路更具有了“霸权”特征。18 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交通基础设施不断进步和完善，随之带来了对传统时空距离的超越。尤其是当代快速道路交通的发展，极大地引发了人们对空间观念的再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空间重构3。从此，道路的“交通”功能意义凸显，文化与生命的意义消隐，道路逐渐成为“无主体”的交通，人在移动的房子里隔绝了与道路的本源关联，一任交通工具在“路面”（以及供飞行器与水运工具高速行驶的航路与空路）驰骋。“道路”成为一种田园牧歌般小范围的事件。身体生命的表现促成了道路的形成，却又反过来被工业化“更高、更快、更远”的工具化功利精神所渗透的“交通”给异化了。毛近菲“路学”视域下“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总第 91 期第 8 卷101由此，我们所说的“道路”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存在。路是生命的发现、展现、呈现，是生命的焕发，导向生命的成长。路与人应该是相互走进的。或许可以这样说，路应该通向真理，且路本身是真理的展开。正如摆渡的船，恰成为水面风景的焦点。船点亮了整个画面，路也点亮生活、让生命绽放。二、道路的“教育性”与教育的“道路性”道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目前学术界似乎关注得不多。我们知道，道路作为人造物，其承载的人类文化信息是多样的、丰富的。歌德说，“智者认为最好的教育在出游”。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当今流行的“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由道路开启的旅行是教育的最直接的形式。深入挖掘道路与教育之间的内生关联，对我们理解道路的“教育性”和教育的“道路性”都有重要的价值。首先，道路具有文化性。“道”与“路”的字源学意义，结合先秦哲学文化，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道与路不仅仅有交通承载层面的意义，更是代表了至高的文化意涵。道，成为中国文化不同文化思潮中最高智慧、最高原理的范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4。而路，也被赋予了很多文化的含义。比如 孟子 万章下 中：“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如 说文 中：“礼，履也。”道，侧重于行走、运行、经过；路，侧重于运行过后的显露。道是路的肇始，路是道的轨迹。如果以中国哲学的话语来粗略阐释的话，道为路之体，路为道之用。其次，道路具有社会性。人的诞生与去世都与通道（道路）有关，路伴随一个人生命的始终。道路是人类生活方式和命运的象征。如 符号学 辞典中所指的那样，象征（性）的路具有时空维度。道路的起点和终点以改变状态为标志：人物获得新事物，或者弥补失去的事物5。道路是物质存在，也是人为的空间实体，其的出现是作为人或群体间流动往来的载体，自然在其物理属性之外，还附加有因人而来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道路，承载的是一个人的社会，所以它的发展变迁也同样可以呈现人的社会及文化状态。道路是人类与其所在环境互动最直接的产物，是人类生活景观的重要部分，对社会文化和生态具有多方面的影响6。孔子之周游、道家之游、世界文明演进中新大陆的发现、环球航行；海路、空路、太空之路、网络等的出现，都说明无论从思想领域还是物质文化的演进角度，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道路变迁。空间的改变，开启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变迁，而“变迁”表征为“道路”的出现与变化。再次，道路具有演变性。在人类文明演进与文化传承的历程中，道路的出现、发展与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到道路与人文化本源的同一性关联。道路与身体具有同一性。随着身体的出现，道路出现；而随着身体的隐匿，道路也随之隐匿。在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对身体造成异化的形势下，道路离“道路性”越来越远，以至于隐匿。在道路研究中注重“道由心生”，其实就是看到了作为实体空间的“道”，其时空性是随社会需求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呈多样化。心变了或观念变了，则道路的空间形态和形塑力自然也随之改变，呈现的社会和文化样态也就不同。这是一个心（身）物互动演变的历史过程。对于道路的研究，在理论上也是一种以“物”为载体的研究尝试。因此，研学旅行领域的道路与教育的关系，本质上是要处理“道路”这种“物”与主体的关系，即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心（身）物”关系；同时也要运用“空间理论”，把道路作为空间延展的具体承载物，探讨文化、权力、空间等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道路空间是文化生产以及权力运行的重要场域，而道路与教育之间的关联，其中间的载体就是“身体”。道路的存在性即身体，正如身体的身体性可以认为是“道路”。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大量实验证明，身体本质性地介入了认知过程，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判断、记忆、分类和概念的形成，身体和认知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那么将这一“具身认知”理论运用到教育领域，我们就会发现身体在整个教育过大理大学学报总第 91 期社会科学102程中的本源性与优先性。而身体在文化与教育领域的重新被发现，将直接引起学界对学校教育的反思也就是教育是否需要通过延伸道路、丰富道路而将教育的发生场引向更为本质的生命成长空间，也就是一种更具生活化、经验化的存在场域。身体道路的重新被发现，也将我们引至教育之“教育性”的思考道路上。所谓“教育性”指教育的本体存在，是教与学、知识与道德、情与理、方法与目标、知与行的源初统一。只有从教育性的高度去看日常的教育，才能回到一个完整而切身的教育上来。在应试教育盛行的中小学校园中，缺乏能与生命相焕发的道路，道路成为通勤意义上的交通之后，校园的生活成为灰色。随着道路的消失，学生的“身体”也随之消隐。正如道路沦落为“交通”，学生的身体也变异为只剩下“躯体”“肉体”。校内教育成为“脖颈以上”的事情。大脑被过度开发和使用，理性与感性维度的失衡，导致学生基于身体的想象力、感受力、情感力处于未充分发展的状态。身体的感官愈发显得钝化，身体处于近乎“无用”之处境。这就迫使我们思考如何彰显“教育的道路性”，教育的道路性既通向远方，在此过程中，也直抵达人的心灵，使得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成为一次理解自身的旅程。“教育的道路性”最终目的是让教育直面“教育性”。应试教育，一方面主要局限于校内，校外和校内通过学校的围墙与紧闭的大门相互隔离，所谓的社会与自然所构成的源初世界，被缺乏道路的教育悬隔；另一方面，应试教育不仅局限于校内，更局限于室内（教室+实验室+寝室图书室）。这种教育不需要与生命有内在链接的通路，而是“通向”升学或排名需要的“成绩”。校园里不需要“道路”，只需要“交通”。道路是蜿蜒的繁复的幽远的，交通则是便捷的直达的功利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校园里或辅导培训机构张贴“高考直通车”之类的标语，就是对校园不需要道路而只需要交通的表达。道路的消隐与交通的便利（道路的道路性丧失），恰使实施教育的校园日益匮乏“教育性”。也就是说，教育道路性的缺席就导致了校园教育性的缺失。“道路性”的缺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校园内身体成为模糊的主体存在。应试教育使得身体成了“知识的储存器”，成为应试的工具、知识的工具，正如道路成了交通的载体。身体的物化与道路的交通化（物化）是同步的。因此，我们通过“道路”的角度切入具身认知的学习角度，还原教育之教育性，就需要恢复校园内部道路的道路性，同时将校园内的道路通过一般意义的交通延伸至自然与社会。打开象牙塔之门，让学生走入知识与智慧生发的源生场域，让教育变得“四通八达”。正如陶行知曾在文章 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一文中这样写道：只有实施“四通八达”的教育才能创造四通八达的社会。只有构建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教育体系，终身教育才可能得以真正实现。在教育哲学的视域中，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成为路之本源，身也通过路来丰富。“无路可走”常常意味着身体处于极度的困境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身体的解放、解救、安顿。“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是对充盈身体和心灵的渴求。路，丰富了身体，延伸了身体存在的空间；行路，是身体对有限性的突破，当然也会成为学生成长、知识能力素养生发的场域。校内教育通过交通将道路延伸至自然、社会、生活等领域，将教育的发生同旅行紧密结合，这也就是当下国内如火如荼的研学旅行教育。三、研学旅行：基于“路学”对学校教育的启示陶行知主张“流动式的教育”，提出“行是知之始”，认为校园是教育的“笼子”，学生应该像飞鸟一样在笼子外面自由翱翔。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解放教育，回归教育性，就是要解放身体；一个流动（行动）的身体，需要道路，也解放道路自身，并向着生活、自然、社会去延伸。研学旅行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教育传统，但在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中起步较晚。自 2013 年在全国个别省市开始试点进行探索，毛近菲“路学”视域下“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总第 91 期第 8 卷103一直到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提出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中。与此同时，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紧跟教育部的步伐，合力推动研学旅行在旅游与休闲领域的开展。研学旅行，核心在“研学”，关键在“旅行”。其本质意义就是“最美的课堂在路上”，“路”成为教育开启的课堂，这就是将传统应试教育以校内教室为主的课堂，转变到以校外“路”为主的课堂。在路的延伸中，通过分析道路所触发的“五感”在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教育中的作用，凭借“以学生为本”的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可以反思当前教育的痼疾，并寻求一个“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教育解救之道。旅行靠道路，道路表现为身体的活动，身体的活动成为研究性学习的重要方式。那么行走于道路而得以放飞的身体，该以何种姿态去抵达教育性呢？这里提供身体行走的三条途径：“游、做、玩”，而“游中学、做中学、玩中学”就是身体抵达教育性的三条路途。三者在身体的行走与敞开的过程中，具有各自的规定性。第一，游是自身的体验，是研学旅行发生之基础前提，是觉知。身体作为某种意义上感官的综合体、感觉的集合，只有处身于“游”的状态时，才能全面而即时地与物交往。当主体以感官身体全面感知物的时候，才会产生“自身的体验”，即种种体验是“属己”的。当教育的“道路性”充分展现的时候，“游”就是教育发生的基本前提。游，是自在行走，也是自由体验。在行走游赏的道路上，身体才能全方位向世界敞开，心（身）物相遇加之身心互动，文化与知识的信息经由身体之感知、感受，教育也就随之发生了。假设缺乏“游”，身体作为片面、狭隘、抽象的存在，所发生的教育也就是片面、狭隘、抽象的。旅行中身体之“游”，意味着身体之敞开，是“自身”在完整意义上的觉知。用身体去感知信息、感受精神、感悟美。也即通过眼耳鼻舌身意“五感一识”，在行走之途分别进行体知、感受、欣赏的实践活动，完成对真善美的研学。第二，做是切身的体验，是研学旅行实施之关键，是践知。身体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更是会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进行实践的主体。而且，人正是通过劳动实践成为一种“切己”的存在。人通过这种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与物共在，甚至会体现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四方游戏”的存在情态。实践出真知。王阳明谓良知应于事上磨，以及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行知教育、劳动教育等，都是倡导一种“做”的教育。做，既是主体的身体创造性活动，也是最能接近还原知识生产、文化养成的真实场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行走于旅途，仅在“走马观花”的层面释放身心之认知功能，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学习而言，动手参与，实景模拟，真学真做，教学做合一，往往是道路之“教育性”的具体体现，并使得“行万里路”进入真正的教育发生之场域。旅行中身体之“做”，意味着身体之“入手”，是身体的手脑协调合作，是以物之法则进行的践知。做，由入手到上手，到游刃有余。第三，玩是乐身的体验，是研学旅行成效之魅力，是乐知。身体是一个能感性的主体，暂时摆脱物的功利性，以趣味化和娱乐化的方式，通过身体主体的互动与交流、表演与戏仿，完成一种乐身之体验。“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快乐学习，本是学习之属性，“乐能消融渣滓”，古人将“玩”不仅运用于一般日常的玩耍、玩好之中，还看到了“玩”本身可以活跃心性的价值功能，“玩”也被运用到较为严肃的教育与学习当中。玩，是人之皆有的天性，在幼儿、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学习阶段，让玩的天性行驶在教育的道路性上，更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研学的教育根本之于自然，源之于人性，通达于快乐之境；另一方面，这种结合会让研学之受众于研学旅行教育中轻松受益，由衷欣赏。所谓“玩”，堪称研学旅行对于中小学生的最大吸引力。玩，就是趣味，就是游戏与快乐，让学生在游戏、娱乐、趣味当中学习。玩是孩子的天性，从天大理大学学报总第 91 期社会科学104性出发的教育往往最有趣、最入心、最持久。“乐此不疲”“寓教于乐”，这都说明在研学旅行的过程中，能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能以最符合天性的方式，用润物细无声的趣味游戏进行知识能力与素养的学习。这需要我们对研学旅行的课程以及场所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思考。由以上分析可知，研学旅行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休闲教育，尤为强调体验，以快乐学习为原则，通过旅行这种休闲的形式达成研学的目的。成功的研学旅行必须通过精心设计课程，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用旅行来感知世界，在充满体验感知的过程中获取知识，获得成长。研学旅行是教育领域的创新，也是旅游领域的创新，是旅游与教育的融合发展，必将带来两个领域的变革。参考文献1周永明.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 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1.2林杉.原始社会道路发展史的初步探讨 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7（2）：179-181.3薛熙明.道路社会文化研究：基于路学与流动性的思考J.人文地理，2020，35（5）：1-7.4杨国荣.中国文化中的“道”：杨国荣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N.文汇报，2010-05-08（6）.5比力克 赛买提.俄语观念 （道路）的语言文化学探究 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10）：122-125.6周恩宇.道路研究的人类学框架 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7-82.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Study Tr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adologyMao Jinfei（Office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Hangzhou 311231，China）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human civilization evolu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is primary connectionbetween roads and the human culture.Travel by road is the most immediate and original form of education.Deeply excavating theendogen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ds and culture，roads and education is of great value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values of road studies.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d，education and culture，this paper expounds theroadness of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s of road studies，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study travel as three ways to reachthe educational nature of the body.Key wordsroad；body；roadness；educational；study trips（责任编辑刘英玲）毛近菲“路学”视域下“研学旅行”的教育价值总第 91 期第 8 卷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