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操”与“体育”之辨：基于《壬戌学制》前后的考察_贺蕾.pdf

Journal of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Vol49 No32023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 年(第 49 卷)第 3 期DOI:1015942/j jcsu202303016“体操”与“体育”之辨:基于壬戌学制 前后的考察贺蕾摘要:文章考察了从“体操”“体育”最早出现于中国至 壬戌学制 颁布前后时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和使用情形。结果显示:“体育”“体操”引入中国后并非混用，而是语用分明各有所指。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并不是简单的课程更名也不是在两个混用的概念中选择了其中一个并将二者定于一统。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壬戌学制 一方面顺应了当时改革旧学制“体操”科课程的民意所向，废止了以军国民教育为指导、仿自日本的“体操”科课程体系，另一方面明确了制定新学制“体育”科的课标方向，新建了以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习自美国的“体育”科课程体系，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自此转向。通过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壬戌学制 不仅再造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课程体系，而且改变了 壬戌学制 后的学校体育实践。但其将“体育”定为一“科”使得 壬戌学制 后“体育”的语用发生了变化，也为后来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埋下了伏笔。关键词:体操;体育;壬戌学制;话语实践;体育史中图分类号:G812 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 9154(2023)03 0119 10作者简介:贺蕾，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文化传播;E mail:helei sus edu cn。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438收稿日期:2022 06 18修回日期:2022 12 11关于“体操”“体育”这两个中文概念，学界比较通行的观点是二者先后通过日文引入中国，混用指称体育，直到 1922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 和 1923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将“体操”科更名为“体育”科，二者方定于一统，体育在中国被最终定名为“体育”。相关研究表述如“近代中国的体操，一度是体育的代名词，它在内容上比我们今天所说的体操要宽泛得多”1，“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制度正式确立，体操更名为体育”1，“肯定的是体育和体操两词混用，概念意思不清”2，“体育 和“体操 一度并用，两者概念几乎相等。直到 1923 年北洋政府颁布了中小学课程纲要(草案)才正式将体操科 改为体育科，体育和体操自此代表了不同的含义。”3 等。其中有研究提及二者在 1914 年北洋大学周年概况报告中“从概念上逐步区别开来”2，之后在我国“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体育作为专门词语”2。但该研究并未说明为什么 1914 年这两个概念“逐步区别开来”，所谓的“逐步区别”是怎样的区别，为什么可以肯定 1914 年之前在我国“体操”和“体育”这两个概念是混用的，而 1914 年之后在我国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体育”而不是“体操”作为专门词语。从上述引证可知，学界通行的“体操”“体育”二者混用显然不是指少数人由于各种可能原因导致的对“体操”“体育”混用的散发言语现象而是指整体性的语言现象。对此学界通行观点，笔者存有两方面的疑问:其一，中文中既然已有指称体育的“体操”一词引入在先，何以又引入了“体育”一词来混用呢?其二，如果当时“体操”“体育”确实混用指称体育，何以 壬戌学制 会舍“体操”而用“体育”，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呢?为此笔者按时间序列追溯和考察了从“体操”“体育”最早出现于中国至壬戌学制 颁布前后时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和使用情形，以期回答上述疑问。由于口头语言已无从考，所以笔者考察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书籍报纸期刊等大众传媒类书面文献。1“体育”和“体操”引入中国后并非混用1 1“体育”和“体操”首次出现于中国关于何时“体操”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一说1878 年张焕纶在上海创办的“正蒙书院”课程设置中最早使用了“体操”一词4;一说最早见于 1894911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奏折中5;一说是在1895 年出版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学校上(十四卷本)中6。笔者无意对这三种说法一一考证，但笔者可以肯定的是至迟 1890 年“体操”一词已经出现于国内出版发行的中文大众传媒中了。1890 年申报中就出现了作为学校课程的“体操”一词，“每科中分为数目，理化学中有教育学、伦理学、英语、数学、物理学、化学、手工、图画、音乐、体操”。7 申报1897 年 观沪城育材中西书塾体操记 详细描述了当时学校“体操”课的情形。从“众学生排立院中，教习操西语若点名然，学生亦操西语挨次答应”到“往复两次复站起排立击鼓口号举步齐行如行兵之队伍，一路鼓声步声相间徐进学堂而操毕焉。”8 整个过程类似今日之队列队形操练。同年，利济学堂报 刊出 近日学堂皆增体操9，一个“皆”字表明学校“增”设“体操”课在当时已渐成风气。关于何时“体育”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曾有过20 种不同的说法。毕世明 2005 年在对既往的说法一一考证之后，认为 1898 年康有为辑录日本书目志 第一次把日文的体育学 移入中文10。新近的研究成果是“体育”一词最早出现在 1897 年 11月 24 日 蒙学报 创刊号上 蒙学会东文书报译例一文中。11 笔者查证后确认 1897 这一说法确实可信。1898 年 时务报 之日本各学校规则 中出现“日本教育之法大旨盖分三类，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12。上述早期文献表明“体育”确由日本引入中国，表示“教育之法”，是与此前引入中国表示课程的“体操”不同的概念。1 2“体育”和“体操”进入中国后语用分明各有所指文献考察结果显示，“体操”“体育”进入中国后并非混用，而是语用分明各有所指。前述 日本各学校规则 中就同时出现了“体操”和“体育”，“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12 如果此时“体操”“体育”处于混用的状态，显然没有办法解释这里“体操”和“体育”并用所要表达的语意。由此可以明确知道“体操”和“体育”进入中国后并非混用。1902 年杭州白话报 中有“现在是尚武的世界，体育是第一要紧，所以钦定京师大学堂功课，有体操一门”13。如果此时“体育”“体操”混用的话，这里为什么不用“现在是尚武的世界，体操是第一要紧”呢?后者在语用上岂不更合情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是当时“体育”“体操”并非混用。同年 新民丛报 之 军国民之教育 首先提出“言教育者，动曰德智体固也，然今日者则三者偏於智。”然后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三种“扩充”形式:一，体操;二，体操外的活动游戏;三，军事上智识之普及。14 再次印证“体操”和“体育”并非混用。1903 年 新民丛报 中有“故欧洲诸国家靡不汲汲从事於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踘蹴角觝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15 可知“体操”和“击剑驰马踘蹴角觝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这些游戏活动都是实现“体育”的途径。1905 年东方杂志 中有“乐歌为体育之一端，与体操并重体育功夫，体操发达其表，乐歌发达其里，强健四肢莫善体操，畅舒四体莫善乐歌，盖必二者相济为用而后体育乃全。”16 可知“乐歌”和“体操”为实现“体育”的两条重要途径。更为清楚地表明“体操”“体育”并非混用情形的是有关“中国体操学校”的报道。“欲提倡正当之体育，养成完全体操教员，特组织一中国体操学校”17 该校章程中也多次出现“体育”一词，“本校志在提倡正当体育发挥全国尚武精神养成完全体操教师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18，“本校课程以教育的体操为主凡关于体育上各种科学并皆注重”18。如果“体育”和“体操”当时确实混用状态的话，“中国体操学校”既然是为提倡“正当体育”，为何不名之为“中国体育学校”呢?为何不是养成“完全体育教员”呢?类似的二者并用但非混用的情形不再一一列举。关键是笔者在整个文献考察过程中未曾发现二者混用的情形。因此可以确知“体操”“体育”进入中国后并非混用指称体育，“体操”亦非“体育”的代名词，二者各有所指并且语用分明。1 3“体育”和“体操”两个概念的区别概括文献考察结果，时人视“体育”是德智体三育的基础，是教育的首要宗旨。“体操”则是实现“体育”的途径，是运动之一种。但是实现“体育”的途径除了包括“体操”在内的各种运动，还有饮食、衣住、卫生、乐歌、游戏等等不一而足。1902 年申报 中有“育其体勿使弱，育其智勿021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49 卷)第 3 期使陋，育其德勿使入于奇邪，此列国设教之宗旨也。先以体育强其质干，次以智育扩其才能，卒乃以德育养其性情而饬其伦纪，此列国设教之等级也。体何以育，曰讲卫生习体操强筋骸节饮食时寒暖”19 可知“体育”为教育之首要宗旨，“习体操”和“讲卫生”“强筋骸”“节饮食”“时寒暖”同为实现“体育”的途径。同年新民丛报 之支那教育问题 提出“身体强健，此谓之体育。”20 接着论述了“体育”的实现方法为“习体操”和“设立医学校”20 军国民篇 提出“体育”是“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21“故体操一端，各国莫不视为衣服饮食之切要。凡关系体育之事，奖励之方，无微不至。”21 可知“体育”是实现“体育”的“切要”途径。1903 年出版的体育学 开篇提出“盖体育者，教育之根干，智德其枝叶也”22 继而详细论述了“体育”“运动”“体操”之间的关系，“体育之目的，在养成完全之身体而致诸关节之运动自在。故运动一事，在体育上颇奏伟大之功绩。”22“运动”的方法分为规定运动、自由运动、技术运动三种，“规定运动即所谓体操也”22，同年出版的德育与体育 观点与体育学 相近，“体育之目的者，在助成身体之生长强健，使各部平均充分，且遂其充分之发达，兼为养成智德之基本。”23“体育”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食物、衣住、运动、休息”等。1905 年 东方杂志 之论道德教育之关系 在阐述了图画、唱歌与德育之关系后论及“体操”，“至体操运动尤为道德上所有事也。”24 这里“体操运动”的用法，类似于今日之称“体育运动”，抛开语境乍看之下似乎可以作为“体育”“体操”混用的证据，然而这是在今日的观念和语境下对过去的语用作出的想当然的判断。时人既然谓“体操”为“规定运动”，“体操运动”的说法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关键此处讲“体操”是论德育，在德、智、体三育并论的语境下，更可见“体操”“体育”概念有别。上述文献考察不仅表明当时“体育”“体操”概念不同，同时表明“运动”是与二者紧密相关的又一个不同的概念，既非“体育”亦非“体操”。时序其后的 学校体育之目的，体育实施之计划25 等诸多文献都印证了“体育”“运动”“体操”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 1920 年体育与体操之区别及体育范围与界说，从文章标题可知该文旨在对“体育”“体操”进行区别并对“体育”进行界说。“体操是体育中间一部分”26，“体育中的运动种类是有许多的。如 柔软体操 器械体操 国技 兵式田径赛 球术 舞蹈 游戏 游泳 击剑 马术 划船 自由车 等都是。”26 该文之“体操”“体育”不同的核心观点与前述诸多文献一致。但该文关于“体操”“体育”和“运动”三者关系的认知则与前述诸多文献不完全相同，该文“体操是体育中间一部分”与前述“体操”是实现“体育”的途径的观点就不大同。但是笔者之所以认为该文特别值得一提不仅仅是这些异同之处，更因为该文开篇的话:“现在有一般人说三育的次序，把德育放在最先，次之就是智育，至于体育大概都是放在末尾你看现在一般的人，叫他们说体育是什么，恐怕他们是答不出的!就是普通讲体育的人，他们亦没有一种正确明了的答案。所以糊里糊涂地说:体育和体操是一个东西。体育就是体操，体操就是体育，并没有什么分别了。”26 开篇这段话是否可以作为目前学界通行观点的证据呢?笔者认为不能。首先前述笔者按照时间序列进行的文献考察包括该文在内显示时人对于“体育”和“体操”是有明确的认知区分的，并非混用。其次该文开篇所叙述的一般人不能区分“体育”“体操”之现象，其意在于证明一般人把体育置于德育和智育之后。那么一个人不能回答“体育是什么”在逻辑上能否作为其把体育置于三育末尾的证据呢?一个不能回答“体育是什么”的人一定能回答“德育是什么”或者“智育是什么”吗?该文究竟是想说“一般人”不能区分“体育”和“体操”呢还是“一般人”不能正确认识“体育”呢?再次该文并未说明开篇所说的“一般人”是哪些人?“普通讲体育的人”又是哪些人?“大概”“恐怕”等用语则表明“糊里糊涂”的说法未必实有其事。何况此前笔者按时间序列所考察的所有涉及“体操”和“体育”的相关文献已经表明时人对于“体育”“体操”是有明确的认知区分的。最重要的是，“体操”“体育”混用的情况未曾在相关文献中直接出现过，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推断这是作文之法，是该文为表达和立论的需要而设的一个靶子，是为了接下来阐明“体育”“体操”区别并进而对“体育”进行界说的作文需要。因此笔者不认为该文可以作为目前学界通行观点的证据。问题在于，121贺蕾:“体操”与“体育”之辨:基于 壬戌学制 前后的考察该文为什么要对此前所指不同语用分明的两个概念进行区别呢?为什么要对“体育”进行界说呢?笔者认为该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有这样的需求，那为什么此时产生了这样的需求呢?本文后面会对此进行分析说明。2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是一种话语实践“体操”“体育”两个概念进入中国后语用分明所指不同，也就意味着 1922 年壬戌学制 和 1923年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并不是简单的课程更名也不是在两个混用的概念中选择了其中一个并将二者定于一统。更名是对同一所指赋予新的能指，在混用的概念中进行选择意味着对同一所指的不同能指进行取舍，其共同点在于同一所指，而“体育”和“体操”并非同一所指的不同能指。既然如此，壬戌学制 何以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呢?当代著名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语言使用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折射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在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不仅涉及语言，而且借助于语言实践中的变化被构筑到了一种富于新的意义的程度。”27 费尔克拉夫使用“话语”一词来指称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的使用，指出“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形式”，话语实践“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它也有助于改变社会。”27 从这个意义上讲，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是一种话语实践。通过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壬戌学制 不仅再造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课程体系，而且改变了壬戌学制 后的学校体育实践。2 1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顺应了改革“体操”科课程的民意“壬戌学制的酝酿肇始于 1915 年，它的制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密切相关。”28 全国教育联合会是由各省教育会和特别行政区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的全国性的民间教育团体，“新学制是由全国教育联合会率先提出草案、多次酝酿、反复讨论、审慎研究、深入探讨、多方博弈，形成决议并通过的，并最终作为民间力量强有力地推动了北洋政府颁布实施。”29“壬戌新学制的制定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其中，民间知识分子教育群体扮演了改革的主角。”29 因此说壬戌学制 的制定和颁布更多反映的是民间意向。1899 年 申报 之体操说 就明确表达了时人欲对“体操”课易名的想法。“体操二字既系日本方法，则我中国曷勿师其意而易其名方不至贻方法倒置之讥则尽人可能通晓。”30 1900 年皇朝经济报 和 经济报 均刊出体操合于古礼说 一文，该文无论从文字还是从观点上都与申报 之体操说 一脉相承，相近的时间在不同的报刊上出现相同或类似的观点至少反映了时人对这样一种观点的认同。可见民间对“体操”课易名的想法早已有之。同年 新闻报 之论昨报体操改习洋枪 提出若要“及西人之强”，“练体操”不如“习洋枪”31。1904 年 申报 之体操说 认为“学体操不如讲卫生之术”32。很难说民间这种“体操无用论”的观点对此后壬戌学制 废止和取消“体操”科全无影响。当时学校“体操”课程以及“体操”教员的问题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苏垣私家蒙小各学堂迩来各习体操以为尚武之计，唯各教员半非学堂出身，於体操一门原非素习，故所教各种式样诸多牵强，以致学生习之不但不能舒畅筋骨，而少年体骨脆弱因而致病者，所在多是，以致人皆不知教员之不善转咎体操之伤人，相戒子弟勿上操场，是亦学界之大阻力，所望亟於改良可也。”33 可见当时学校“体操”课程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民间对于“体操”课程的强烈质疑与不满。苏垣私家蒙小各学堂“体操”教员的情形并非特例。从当时的报刊消息中可知当时学校“体操”教员质量堪忧。有贩运假币的，“温州人张筱琴贩运铜质伪洋银，被包探缉获张供向在原籍读书，现充某学堂体操教习。”34 有品行不端的，“武备学堂毕业生张麟高等学堂充当体操副教习，后因诸生见其品行不端不愿从其教习遂面禀监督辞退张生。”35 有嗜勇斗狠的，“某体操教习竟拔刀出敌，学生受重伤者数人，一生削落上唇并失二齿，该教习业已就逮。”36 还有阴谋诈骗的，“南市省立商业学校担任一部分体操之某教员近因借用某某人寿保险公司名义在外做不名誉举动又校中做操221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49 卷)第 3 期衣事向操衣店有所纠葛被校长及学生查明将其辞退。”37 类似报道不一而足。中国体操学校创办人徐一冰曾对当时的学校“体操”课程的弊端以及民间对学校“体操”科课程的不满有过精辟的总结:“学校体操一科，竟以尚武为唯一目的，以兵式体操为必要之教材。此风一开，弊窦丛生，一般无知识、无道德之营弃之兵士，竟一跃而为学校教师。品类不齐，非驴非马，既不识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38 青年毛泽东也在 新青年 上发表文章指出学校“体操”课程的弊端和“体操教员”的问题，“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39 在此背景下，一些学校开始对“体操”课程进行改革，删除“兵式体操”课程，壬戌学制 前“兵式体操”内容在部分学校已被删除。全国教育联合会对体育课程改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五届年会上，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之推广体育计划案(呈教育部)明确提出“设立国立体育研究所”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均设体育专修科以应各省之需要”以及“各省城镇组织体育会”40 等。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之组织体育委员会案和改进学校体育案(呈教育部)明确提出“学校兵操，妨害心身之发达，而实际上所得军事之智识亦复有限，本应废止。特各省情形不同，故拟减少兵操时间以体育代之。”41 上述这些决议案一方面反映了民意之所向，另一方面也表明壬戌学制 以“体育”科取代“体操”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酝酿和渐进的过程。2 2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明确了制定“体育”科课标的方向与此前仿自日本的 壬寅学制 癸卯学制 壬子学制 癸丑学制 等中国近代学制不同，1922 年壬戌学制 仿效的是美国学制。所以由仿日转向习美，一方面在于民间及教育界对于仿自日本的旧学制多有不满;另一方面则在于辛亥革命以后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日增，赞誉和学习美国教育体制的呼声日高;更为关键的是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近代教育家群体充当了制定 壬戌学制 的主力。早在 壬戌学制 酝酿之初由仿日转向习美已是学制改革的重要方向。1915 年 4 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届年会上，湖南省教育会提出的 改革学校系统案 直陈“现制之弊害，甚为繁复，若一一指数之，虽屡纸不能尽。”42 1919 年 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案中明确提出“从前部令之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请明令废止。”42 此案同时表达了对 1919 年 4 月北京教育调查会 教育宗旨研究案 “吾国以共和政体应世界潮流，当采英、法、美三国之长，故拟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42 的认同，提出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宣布为教育本义。辛亥革命以后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不断增多，留美学生和赴美教育考察团形成当时“走出去”的两支主要队伍。“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之学制系统依然采用日本学制。逮后赴美留学者日多。清华学校每年选派若干人。各省亦皆选派留学欧美学生。而赴美参观学校者又复络绎不绝。故民国六七年间，多盛道美国学制之善。”43 从 1913 年到1922 年间国内有多批教育考察团赴美。“这一时期的赴美教育考察，对中国了解美国教育的发展动态、掌握世界教育的基本走向、借鉴美国各级各类学校成功的办学治学经验以及改革和发展中国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壬戌学制 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44 自 1918 年开始，杜威、罗素、孟禄等先后访问中国，传播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教育主张。新教育 杂志 1919 年推出了“杜威号”，主要刊出了杜威演讲大要以及胡适、蒋梦麟等关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专论，实用主义哲学及教育思想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继“杜威号”之后，1922 年新教育 推出了“孟禄号”，集中刊出孟禄的演讲、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以及孟禄与中国各地人士的谈话。孟禄来华不仅进行了大量演讲，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前述北京教育调查会正是在孟禄指导下进行的。孟禄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壬戌学制的制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并大多被采纳。可以说孟禄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如同汪懋祖在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人在中央公园饯别321贺蕾:“体操”与“体育”之辨:基于 壬戌学制 前后的考察会上所言“近年杜威罗素来华，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孟禄博士此次来华，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45。1914 年之后一批学有所成的留美学生纷纷回国致力于教育工作，这批“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近代教育家群体充当了学制改革的主力”29，其中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都是杜威的学生，胡适同时还是壬戌学制 的主要起草人。因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成为制定 壬戌学制 的指导思想。实用主义体育思想自然成为制定壬戌学制“体育”科课程标准的指导思想。从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初中和高中的“体育”科课程标准均指定由深受实用主义体育思想影响的美国人麦克乐起草即可见一斑。1923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全文中，“体育”科备注为“暂缓刊行”并特别说明“体育科课程纲要因身体发育标准尚在测验中，未能同时发表。容缓布。”46 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在将“体育”科备注为“暂缓刊行”的同时宣布小学体育课程纲要由时任南京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校长王小峰起草，初中和高中体育课程纲要由美国人麦克乐起草。就 壬戌学制 “体育”科课程标准细则而言，麦克乐本人的影响更为明显。麦克乐深受实用主义体育思想的影响，认为“兵式柔软体操、瑞典体操和种种器械体操这些体操的教育都是被动的教育，他造成的境遇是属军队的，不是属生活的。”47 1920年，麦克乐在其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正式宣布废除兵操。1922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体育及国民游戏组”公推麦克乐为主席，会议议决案提出“高级中学师范科及师范学校设充分体育课程俾养成小学校体育教员或分任体育教员职务之人才”，“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校每年应有体育课程列为必修科”48 考虑到麦克乐壬戌学制 “体育”科课标起草人的身份，其上述体育理论及实践实可视为壬戌学制 体育课程改革酝酿过程中的一部分。在实用主义体育思想指导下，壬戌学制 取消了“体操”科课程体系，新建了近代学校“体育”科课程体系，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学时学分的分配以及所用教材，新学制的“体育”科都和此前旧学制的“体操”科不同。课程设置方面，壬戌学制“体育”科以球类、田径等趣味性竞技性运动为主，初中、高中阶段增加生理卫生内容。学时学分方面，壬戌学制 对“体育”科非常重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规定小学校授课以分数计，各科约定百分比，体育科占总学时的 10%，卫生科单列，占 4%。46 初级中学授课以学分计，必修科目学分共计 164，其中体育科 16学分，由体育 12 学分和生理卫生 4 学分合计而成，占必修总学分 9 8%。46 高中普通科第一组公共必修科目共 67 学分，体育 10 学分，其中包括卫生法、健身法和其他运动，占必修总学分 15%;高中普通科第二组公共必修科目共 64 学分，体育占 15 6%，位居第三。46 教材方面，新学制体育教材 实际上是由麦克乐译自美国的体育教科书，由沈重威整理编写后以二人合著形式出版的。该教材的编写“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教材中凸显实用主义教育思想”49。综上可知，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一方面顺应民意废止了以军国民教育为指导、以“兵式体操”为主的旧学制“体操”科，另一方面新建了以实用主义教育为指导，由田径、球类等运动和生理卫生构成的新学制“体育”科，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自此转向。2 3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的意义与影响壬戌 学 制的 产 生 被 认 为 是“历 史 的 进步”50，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50。后来的学制多是在壬戌学制 大体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局部调整。就学校体育而言，壬戌学制 通过取消“体操”科而代之以“体育”科不仅再造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课程体系，而且改变了 壬戌学制 后的学校体育实践。然而通过学制将“体育”定为一“科”使得“体育”这一概念的语用发生了变化。1923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体育及国民游戏组”31 件提案通过了 9 件，其中第 9 件为“体育与国民游戏组”应改为“体育组”动议案，“此案由朱重明临时动议，以为体育二字可以包括国民游戏云。”51 这届年会上“学校卫生组”通过的 5 件提案中，中学校之生理卫生学学科应改授体育学学科案 和学校421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3 年(第 49 卷)第 3 期卫生组与体育组合并案 均与“体育”有关，学校卫生组与体育组合并案 是由麦克乐临时动议，由“体育与国民游戏组”移交至“学校卫生组”的，可知将“学校卫生组”和“体育组”合并与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而代之以“体育”科有明确的关联。因此笔者认为，壬戌学制 颁布后，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通过提案将“体育与国民游戏组”更名为“体育组”以及将“学校卫生组”和“体育组”进行合并都不应仅仅视为时间上的巧合，它反映的是壬戌学制 后“体育”这一概念语用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 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而代之以“体育”科的明确关联。壬戌学制 后，中文语用中“体育”时而用如“三育的基础和育人的根本”，是与“德育”“智育”并列的概念，时而又用如“教育的手段和实施的途径”，成了与“语文”“算术”等并列的概念。与之相关，“运动”“游戏”等时而是“实现体育的途径”时而又成了“构成体育的要素”。新的“体育”语用在实际上是再定义了“体育”概念。壬戌学制 后新旧语用并存却不兼容，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体育”概念的内涵，影响时人对“体育”概念的认知。澄清“体育”概念的内涵必然成为壬戌学制后的现实需求。由于 壬戌学制 从酝酿、讨论到制定、颁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社会影响必然是一个同样的过程，早在 壬戌学制 颁布前其对“体育”概念的这种影响就已经有所表现，前文所及之体育与体操之区别及体育范围与界说 即为这种影响之表现，说明在当时社会上已经产生了澄清“体育”概念的需求。1922 年壬戌学制 颁布之后这种影响和需求也更加明显。1923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初级体育教练法 提出“体育为一种教授躯体活动之科学，自广义言之，足以保障个人及种族的健康及精力之安全;就狭义言之，则与特殊的躯体活动所适用种种方法，如体操、柔软、游戏等及其对于身体所发生之影响有关。”52 当“体育”的新语用出现，而原有语用并未消失时，折中调和也许是时人面对新旧语用并存却不兼容的问题时最容易的解决之道。广狭“体育”说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折中调和的产物。事实上，广狭“体育”说在 壬戌学制 酝酿期间就已初见端倪，1919 年郭希汾在其 中国体育史 中就提出了“体育”三义，“最广义:举凡与身体发育有关系者，如日常之饮食起居，无论为卫生为运动，胥包含在内。次广义:凡属运动，不论有意无意，即如农夫之耕田，工人之作工，凡所以运动其躯体者，无不包含在内。狭义:守一定之方法秩序，以为运动，其主旨专为肉体之锻炼”。53 壬戌学制 后广狭“体育”说并非只见于初级体育教练法 独家。“体育是什么?从广义地讲，就是人类日常的运动、工作、饮食、起居对于身体能发生影响，都可以谓之体育。从狭义的讲，就是完成身体发育所行之有系统的运动。”54“体育原是教民众使有适当的身体的活动的科学。广义说来，其目的在谋个人及种族的健康和精力的安全。狭义说来，在研究各种体育事业，如体操、柔术、游戏等的方法、动作及此种动作对于身体的关系。”55 概言之，广义之“体育”概念多秉承 壬戌学制 前之“体育”内涵，狭义之“体育”概念内涵一定程度上则由新语用所衍生，基本等同于“运动”和“游戏”。但是必须看到，广狭“体育”说不过是避免争议的权宜之计，其意不在广义而在狭义。当“体育”被定义为“一种教授躯体活动之科学”和“完成身体发育所行之有系统的运动”时，曾被视为实现“体育”切要途径的“饮食”“衣住”“卫生”“乐歌”等必将与“体育”渐行渐远;而“运动”“游戏”等则与“体育”关系越来越密，逐渐被视为构成“体育”的要素，乃至于如前述提案中所言，可以被“体育”所包括。正如 初级体育教练法 虽题名“体育”教练法，其内容则以“运动”为主，附录为各种“游戏”，通读全书之后，读者很难不从中得出结论，该书之“体育”教练法实为“运动”教练法和“游戏”教练法。同年 教育与人生 刊发 体育究竟是什么?提出又一种广狭“体育”说。“体育的范围极广以教育全体言，体育是教育中的一部分，与德育、智育居平等的地位。”56 但“这还是就狭义讲。若照广义说起来，体育简直可以兼有德智二育”56。不论该文是否有意针对前述广狭“体育”说进行论争，但至少表明当时存在不同的广狭“体育”说，也反映了探讨和厘清“体育”内涵的现实需求。同年 时事新报(上海)刊发体育之真谛 提出“体育这种科学应当精神与肉体并重”，之后引述了数家“体育”概念，如“体育一个名词的定义很不521贺蕾:“体操”与“体育”之辨:基于 壬戌学制 前后的考察一定，有时，有时，但是现在”57 此定义虽为引述，但从中可知时人对“体育”观念确实有不同的理解。又如“常人视体育即为运动，运动仅为体育中之一部分，非体育也”57，从这一引述可知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将“体育”与“运动”视同，而这正印证了笔者所分析的通过学制将“体育”定为一“科”所产生的影响。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该文所引述的“体育”概念，诸多不同的“体育”定义表明当时确实存在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笔者引述壬戌学制 后书籍和报刊文献中种种不同“体育”观念意不在辨析对错，而是想展现从壬戌学制 酝酿期间到颁布后所出现的时人关于“体育”概念的认知差异、变化和争议。虽然一个外来概念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出现认知的差异和内涵的变化是常见现象，其致因也常涉及多方面，并非单因所能解释，但就“体育”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而言，虽不能说是 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而代之以“体育”科所致，但不得不说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而代之以“体育”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或者是催化剂。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常常会想，如果壬戌学制 是以“运动”科或者“运动游戏”科、“运动与卫生”科取代旧学制的“体操”科会怎样呢?还会有广狭“体育”说吗?还会有“体操”“体育”混用说吗?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壬戌学制 后各界对“体育”概念下定义、进行解释的文章不断见诸书刊，其中较为深入的是 1941年金兆均专文就“体育真义”进行 的“科 学 分析”58。再其后，1982 年“烟台体育科学理论会议”大概是关于“体育”概念最有影响的一次集中讨论。类似的争议和讨论断断续续持续至今，试图厘清“体育”概念的声音几乎未曾停止过。如今关于“电竞”算不算“体育”这一新的争议热点，表面上看是关于“电竞”归属的争议，若仅从学理层面分析，实质则是争议双方对于“体育”内涵的认知与理解的差异。“体育”内涵不厘清，今后还将会有新的类似争议出现。3结语“体操”和“体育”进入中国后并非如目前学界通行观点所认为的二者混用指称体育，直至壬戌学制 将“体操”科更名为“体育”科后二者方定于“体育”一统。“体操”和“体育”进入中国后明确各有所指并且语用分明。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也并非简单的课程更名或者是在两个混用的概念中选择了其中一个并将二者定于一统，而是一种话语实践。通过取消“体操”科代之以“体育”科，壬戌学制 不仅再造了近代中国学校体育课程体系，而且改变了壬戌学制 后的学校体育实践。但是通过学制将“体育”定为一“科”使得中文“体育”的语用发生了变化，新的“体育”语用在实际上是再定义了“体育”概念。因此，虽不能说中文“体育”概念的定义出现差异和分化以及随之产生的与之相关的争论是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而代之以“体育”科所致，但不得不说壬戌学制 取消“体操”科而代之以“体育”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或者是催化剂。参考文献 1 李海萍，唐溢敏 清末民初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政策研究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18(5):88，86 2 刘桂海“体育是什么”:一个概念史的考察J 体育与科学，2015，36(4):36 3 曹新建 由体育概念之争引发的哲学思考 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9(4):116 4 旷文楠，胡小明 中国体育史话 M 成都:巴蜀书社，1989:167 5 杜俊娟“体操”与“体育”的词源学略考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8(3):76 6 张天白“体操”一词的历史沿革J 体育文史，1987(5):13 7 振兴学校论 N 申报，1890 6 23(1)8 观沪城育材中西书塾体操记N 申报，1897 12 7(1)9 何炯 近日学堂皆增体操 J 利济学堂报，1897(3):67 10 毕世明 二十种说法究竟哪个准确?关于“体育”一词最早出现时间的核查J 体育与科学，2005(2):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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