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时代中小学生减负的“囚徒困境”.pdf

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2期（总第301期）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2024,24(2):74-81“双减双减”时代中小学生减负的时代中小学生减负的“囚徒囚徒困境困境”曹露（宝鸡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学生学业负担和学业压力问题1。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2，提出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其根本目的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自此，中小学生减负进入一个新时代，“双减”政策实施后，取得了一定成效3。然而，与中央减负政策的目标对比，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与政策目标间依然存在一些差距4。家长、学校、教师这些利益相关者对是否减负犹豫不决从而作出的“利己决策”，逐渐形成了博弈格局。由于受到利己决策机制、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评价标准固化与权责关系复杂等因素的影响，减负逐渐陷入博弈困境5。目前，对减负困境的归因与解决路径说法不一，单一落实减负措施并不能系统地解决减负困境中所存在的问题。“囚徒困境”这一经济学现象，主要反映了个人的理性决策容易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的问题，参与教育活动的不同主体的教育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摘要：“双减”是我国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教育政策。受到缺乏有效共识、利己决策机制、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与教育评价维度固化等因素的影响，“双减”实施过程涉及多方博弈，产生的博弈困境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减负逐渐陷入了“囚徒困境”。政府需从改变博弈规则、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学校需引导个体建立新的理性，或能走出减负的“囚徒困境”。关键词：学生减负；中小学生；“双减”时代；“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图分类号：G639.2DOI:10.19504/ki.issn1671-5365.2024.02.09收稿日期：2023-04-20作者简介：曹露（1998-），女，陕西商洛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小学教育研究。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2期（总第301期）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75行为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博弈，用这一理论来阐释中小学生减负问题，或能减少整体的非理性决策。在厘清减负“囚徒困境”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困境产生的根源，提出突破这一困境的措施和方向，同时强调在改变博弈规则、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转变个体的教育观念，引导人们建立新的认知，使减负落到实处。一、中小学生减负出现“囚徒困境”的具体表现中小学生减负问题自20世纪中期以来成为国际性的难题，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寻求解决途径和方法。此前，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公开一项限制中小学生家庭作业量的计划，要求2至3年级学生完成作业要在1.5小时以内，4至5年级学生要少于2小时，6至8年级要在2.5小时以内6，9至11年级学生不得多于3.5小时。我国政府关于中小学减负已经颁发9道减负令，21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呈现只增未减的趋势，“减负”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话题7。针对这一现状，“双减”政策颁发，自此中小学生减负不仅是中小学教育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个人、社会及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因此不能仅局限于教育的角度来分析减负困境，更要从国家、社会的层面出发，从参与中小学教育的多个利益主体进行分析与探究。（一）所谓“囚徒困境”减负是由参与中小学教育的多方主体共同落实的，各个主体对“双减”政策的响应也各有侧重。在现今的教育评价机制与人才选拔制度背景下，面对严峻的升学与就业压力，落实教育减负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已对这些减负政策产生免疫，教育部门多次下达指令，然而，学生负担只增不减，参与教育的各主体在博弈过程中，减负陷入”囚徒困境”。“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约束条件下，根据经济人的理性与计算而达成的非合作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8，是典型的静态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博弈理论的核心意思就是两个共同作案的囚徒被捕后在单独关押情况下的对策选择，面对罪行他们分别有“坦白”“沉默”两种选择。如果两人均沉默（合作），因证据不足，都被判半年后释放。如果两人都相互揭发罪行，各判两年。如果两人中一个沉默而另一个揭发对方，则揭发者被释放，沉默方被判十年。由于囚徒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或无法信任对方，都倾向于坦白：互相背叛，但我们可以看出双方抵赖才是集体的最优策略。“囚徒困境”所反映的深刻问题是：个人的最优策略并非集体的最优策略，个人的理性决策也容易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二）学生减负出现“囚徒困境”的具体表现作为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双减”政策的出台不但对规范和引导校外培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9，而且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教育评价的确定性引发了家长在孩子教育上竞争，出现了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局面，从而产生减负矛盾。中小学生的升学压力在短时间内难以迅速减轻，学业负担也难以快速下降，家长、教师、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都面临着想减不敢减的难题。1.家长：显性支持和隐性忧虑之间的较量10“双减”政策落地，聚焦减轻作业负担，立足学生身心健康；聚焦规范校外培训，坚持从严治理；聚焦学校主阵地，提升学校教育质量11。一方面，“双减”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政策实施前，大部分家长认为自己不能辅导好孩子，选择给孩子报校外培训班；“双减”政策实施后，校外培训支出减少，家庭经济负担有效缓解。另一方面，“双减”缓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76曹露：“双减”时代中小学生减负的“囚徒困境”解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政策规定要分类明确作业总量，教师不得要求学生或家长自改作业；自此，学生的作业量明显下降，家长被赋予教育教学任务的焦虑有效缓解。政策落实后，学校布置的作业量明显下降、学科类培训机构减少；对此，家长理应是减负政策的拥护者。然而，考虑到现有的升学与就业压力，家长认为减负不能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为了让孩子能得到更大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以获得更多社会流动和阶层跨越的砝码，家长不敢轻易减负，并试图通过“增负”在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2.教师：理性育人与评价机制之间的冲突“双减”政策下，教师在学生减负问题上也面临想减与不敢减的囚徒难题：一方面，作为教育者，教师不愿看到学生承受过重的学业负担，他们也希望尽早实现从“育分”向“育人”的转变，以学生为本、减轻作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从是否利于社会发展和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来看，教师应该率先落实减负政策。因此，从教育者理性的角度来看，他们应该是大力支持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中小学生减负政策的。然而，从现实来看，教师要面对学校和学生家长的压力，评价教师工作的主要依据和标准是学生成绩好坏与学校升学率的高低。“双减”政策出台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度减少，如果教师选择给学生减负，那么就要承担学生学习成绩以及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概率下降的风险。此外，政策实施后，教师的工作量加大，但福利待遇却没有明显提高，教师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缺乏落实减负的激情。教师落实减负与学校评价机制的博弈导致教师落实减负的意愿不强，未能按国家要求让学生减负落实落地。3.学校：政策执行与学校利益之间的矛盾对于学校而言，一方面，学校是减负的主阵地，“双减”政策提出的课后服务、作业设计等内容都指向学校这一场域；学校对于教育部门颁布的减负政策，要采取支持的态度且要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升学率直接影响学校的知名度；如果学校选择减负，则可能导致学生成绩下降，学校的招生也会受到影响；当考虑到政策执行与学校利益相冲突时，学校犹豫是否减负。学校管理层要及时响应“双减”政策，又要担忧减负后学生成绩受到影响，影响学校的利益。最终，学校对待减负的态度也出现了矛盾：政策执行与获取学校最大利益之间的矛盾，难以做到真正减负。此外，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信息不完全公开的情况下，在不确定其他学校是否真正减负，只能从对自身较有利的角度出发作出选择：不减负。因此，学校落实“双减”的积极性下降，学校也陷入了减负的囚徒难题。4.学生：快乐学习与升学压力之间的踌躇当下，我们所提倡的“快乐学习”本义是指自主地学习、学有价值的知识以及基于问题的学习。“快乐学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习范畴，更是一个活动范畴，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从学习范畴来看，轻松愉悦地心理状态能够提升学生的创造力水平。“双减”政策落地，学生的作业量减少，中小学生拥有更多的课外时间，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增加，学生却不知如何利用才能达到“双减”的效果。他们所面临的升学压力短时间内难以快速下降，重点学校的录取名额也没有大幅度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和焦虑情绪没有得到有效减轻，不少学生不敢真正放松。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下，有限的优质资源与现存的评价机制产生冲突，诸多家长在孩子教育上开始盲目攀比，学生不得不在闲暇放松、快乐学习与升学压力之间选择。二、中小学生出现“囚徒困境”的原因中小学生减负的“囚徒困境”作为一种社会教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2期（总第301期）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77育现象，其产生和变化并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当前，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减负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与评价方式下，由于参与减负的各利益主体对减负政策的理解程度不同，对学生学业负担的关注度不同以及未能就落实减负的行动达成有效共识，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过程中，逐渐背离减负政策的初衷，违背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原则，不利于学生身心愉悦、健康成长。（一）减负困境“驱动器”：各利益相关者的“最优策略”教育减负的“囚徒困境”是基础教育阶段各利益相关者各自教育策略的非合作博弈结果。“双减”政策出台后，中小学生的课余时间增多，但在升学压力下，不少学生与家长也不敢放松。在现有的博弈规则下，无论各主体选择“增负”还是“减负”，最终目的都是这一策略能使自己在竞争中获得较大利益。博弈的目标是高分、重点学校的升学率，这些目标是通过学生的学业成绩来衡量的12。各利益相关者均会采取对自己较有利的措施，通过增加学习任务、提高对学生的学习要求来提升学习成绩，于是学生负担越来越重。由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完全公开，家长以及学校势必会考虑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选择减负，其他人不减负甚至暗自增负；如果其他人增负了，那在中考、高考这个排名战中我就会落后，在高校的选择以及未来福利分配也会失去优先权。在考核体系不变的情况下，为了能在全员竞争中取得胜利，无论其他人怎么选择，他们只能选择对自身来说能获取较大收益的策略：不断给学生加码，暗自博弈，让其取得高分。在不知道对方策略的情况下，各利益相关者均选择不减负，由此产生了激烈的博弈，减负陷入囚徒难题。（二）减负困境的“加速器”：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减负有助于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进程，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这些政策家长本身是非常支持的，但由于考虑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以及未来的福利分配，家长与学校不得不重新审视减负的问题。此前，中国薪酬指数机构发布了 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指数TOP100，名校毕业生位于榜单的前列，名校毕业所带来的未来效益使得家庭在优质教育资源上投入更多资金，家长认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率的回报率成正比13。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性限定了中考、高考这一排位赛的录取名额，加速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全员竞争，在此过程中，家长之间互相攀比孩子成就的现象越来越多。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学生的竞争方式是“零和游戏”，又称之为“零和博弈”。优质教育资源的名额限制好比封闭的天花板，形成了一个有限且封闭的空间。“名校效应”限制了家长与学生的视野，他们都在竞争高等教育资源中的“冰山一角”。例如，在录取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少部分学生能获得这些资源，而其他学生则会在这场比赛中失败。家长与学校为了争夺这些有限资源，在不确定其他竞争者是否会减负的情况下，选择不减负的最佳策略，让兴趣与竞赛也成为学业竞争的筹码。这场竞争逐渐下沉到中小学阶段，中小学生教育减负也陷入“囚徒困境”。（三）减负困境的“放大器”：人才选拔标准与教育评价维度的固化、窄化“唯成绩论”成为选拔的普遍杠杆，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在亿万人中选取人才，考试成为最有效的武器，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它是检验学生的手段，是人才甄别的尺度14。当前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主要基于考试成绩，过度强化了终结性评价在教育评价中的地位。当前的考试是在有限的知识范围内的筛选，考试内容的封闭性限制了学生学习内容的丰富性；教育评价维度的窄化驱使参与教育的各主体更加看重考试成绩，而忽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78曹露：“双减”时代中小学生减负的“囚徒困境”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评价学生时往往依据分数和排名给学生贴上不同的标签，偏离了考试这一手段的初衷。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已对教育选拔的功能性价值产生了认知偏差，人们将考试视作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关注考试的结果，以考试结果衡量教育价值，并将其作为判断学生素质以及能力高低的依据。通过增加学生学业负担来提升成绩成为各利益相关者维护学生利益和获得更多社会流动砝码的无奈之举。于是，成绩不理想的学生通过校外培训机构来提升成绩，成绩优异的学生为了不被其他同学超过，在培训机构查漏补缺，让自己的成绩更加优秀。单一的评价方式使教育竞争无序泛化并且趋于低龄化；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减负逐渐陷入“囚徒困境”。（四）减负困境的“定型剂”：利益相关者落实减负的行动未能达成有效共识“双减”政策落地后，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政策备受社会关注，学校师生积极拥护，家长也满心期待。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做法大有不同，一方面，缩短学生在校时长、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以及减少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等措施并未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认可。政府明确要求落实减负可依然出现校内减负、校外暗自增负的行为；家长之间由于减负的信息不完全互通，逐渐形成了集体减负、个体增负的局面，各种暗自增负的行动相继出现，短时间内学生负担难以快速减轻，减负逐渐陷入“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者就学生在校内外学习地位的主次上也有不同观点。在部分家长看来，学生在校外补习中能获得更大的收益，能让学生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认为校外补习比校内的教育重要，过于依赖校外补习。然而“双减”政策落地，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度减少，家长担心校内教育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不能帮助学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部分家长又转向了“驻家辅导”，暗自增负。教师对学生的校外补习持两种态度：部分教师支持学生补习，校外培训作为课后补充，教师与学校考虑到考核机制与学校利益，支持学生；另一部分教师认为学校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学校应承担学生学习的主要责任，暗自增负非良性竞争，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不支持学生校外补习。由于各利益相关者未能就落实“双减”政策达成有效共识，学生负担持减不下，陷入囚徒难题。三、破解中小学生减负“囚徒困境”的实践路径教育减负的“囚徒困境”是我国当前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各利益主体“利己决策”的情况下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基础教育阶段家长、学校、教师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各自教育策略的非合作博弈结果。突破这一难题有赖于各博弈主体个体理性水平的提高，但根本办法是改变博弈规则，改革和创新教育考核制度。（一）改变博弈规则，优化升学竞争机制摆脱减负囚徒难题的根本办法是改变博弈规则，就各利益相关者而言，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与评价体系下，“增负”是最优策略。所以要想突破减负的囚徒难题，就离不开教育制度与评价方式的创新。1.改变博弈规则，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变博弈规则，就是要实现从“育分”向“育人”的转变；将德智体美劳的考查均按比例纳入学生的考核成绩，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方案（简称 方案），方案 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升学、唯分数、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15。针对当前教育评价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提升过程性评价的地位，全方位评价学生。学校应首先落实这一方案，发挥教育评价的正向功能，推进更科学的考试宜宾学院学报 2024年第24卷第2期（总第301期）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79评价体系，改变现有的博弈规则。其一，各利益相关者要基于不同维度来评价学生，注重教育评价的多样化、个性化；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尺”，要重视评价内容的多样化。学科教学目标的确定，要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要根据学科特点，坚持分类评价。注重评价的个性化，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其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教育评价是一个理性的科学探究过程。因此教师在评价学生时，要多方面考量，评价内容要全面；评价理念要顺应时代发展。改变利益相关者原有的利益关注，从而调整他们的利益观念。最后，要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改变现存教育的博弈结构，即改变博弈规则，形成一个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博弈均衡16。2.人才分流，走多元发展道路。调节现有的利益格局，当前，“中考、高考分数分流”是学校与家长盲目攀比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水平整体不高，与普通院校存在一定差距，家长为了自己孩子不进入职业院校，纷纷补课，增负。因此，突破减负的囚徒困境，构建科学有效的竞争模式，办好职业教育是关键。调节利益格局、为学生提供多样的上升通道，避免陷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困境。第一，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学设施，缩小二者差距，逐渐转变大众的职业教育的偏见。第二，改革“分数分流”，增加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让结合自身兴趣与未来职业规划选择学校。第三，坚持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强化学习、实训相结合，将新技术、新理念纳入职业教育教材，共同建设高水平、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学校。办好职业教育，培养出一批素质更高的技术型人才，转变大众的职业教育的偏见，使人才分流落到实处。（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外向改造“零和博弈”外向改造“零和博弈”，博弈双方外的第三方要努力扩大博弈的总体效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增加高校的录取名额，改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让每一位学生上好学，缓解个体的教育焦虑从而转变教育观念，真正落实减负。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优化义务教育资源空间布局是破解教育资源供需矛盾，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充分、不均衡。17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及区域之间，政府要做好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设计者和监管者，平衡博弈力量，改进资源的分配机制，避免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局面。政府首先需制定分配优质教育资源的具体方案，将新的资源纳入原有范围，外向引入新的博弈力量，产生新的利益以改变争夺有限优质资源的困境；制定可实施的分配方案，缩小城乡、区域间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改变盲目竞争的局面，让家长和学校真正落实减负。其次需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进行监督，政府的长效监督能起到平衡博弈力量的作用，杜绝不合理的增负行为，加强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的倾斜力度，增强对贫困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倾斜性支持，以维系各博弈主体对社会流动的期待。从外部引入新的博弈力量产生新的利益，调动人们转变博弈策略以改变争夺优质资源的困境，满足家长、学校等教育主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改变“零和博弈”的局面，是“双减”政策落地落实的突破口。（三）提升各博弈主体的理性水平，创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改变博弈结构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是突破囚徒困境的根本途径，提高理性水平转变教育观念则是减负意愿由潜在转向现实的基础保障。1.转变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观念。从减负“囚徒困境”的表现来看，各利益相关者内心博弈后从教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80曹露：“双减”时代中小学生减负的“囚徒困境”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做出理性决策争夺优质资源。在博弈规则改变及资源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引导家长和教师建立新的理性，使减负落到实处；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提高家长和教师理性水平的核心内容18。首先，家长要形成合乎时代发展的儿童观和减负观，改变“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认知偏差，学校和家庭教育要以“人”为逻辑起点来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19，兼顾同时使学生的个性需求得到满足；要形成合理且可实现的成长期待，关注儿童发展过程的主观体验而不是只看结果，不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和塑造儿童。其次，学校、教师及家长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提升学生学习的自我效能感；要教学生用科学的方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教师要注重因材施教。只有教育观念的转变，各博弈主体个人理性水平的提高，才能逐渐走出教育减负的囚徒困境。2.家校社协同合作，构建教育共同体。“双减”政策落地，要求学校要回归教育的主阵地；明确学校主导责任、家庭主体、社会支持的责任分工机制20；要强化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责任，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育共同体。第一，加强交流，凝聚“减负”共识；增强家校社之间的联系，落实协同育人的理念。在个体作出理性决策前提供合作机会，将个人理性转变为集体理性，避免因缺乏交流形成博弈败局。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家长会等途径，传播新教育理念、方法，共同掌握学生学情学校教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二，建立家校社协同合作机制，学校要协调好各方利益，避免各利益相关者陷入学生“增负”而其他人“减负”的选择策略陷阱。学校与社会要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高家庭教育服务专业化水平，增强家庭教育的有效性，改变家庭与学校之间“唯分数”的合作博弈的局面；健全社区委员会，建立学习型社区，扩大社区教育的影响力；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监督，实施教育政策，监督引导培训机构转变职能，优化课程设置，从学科培训向综合素质拓展转变，为学校和家庭教育提供支持。结语突破“囚徒困境”，落实减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教育理念入手，提高各博弈主体的理性水平，建立家校社协同信任机制、协同合作机制，创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型反映出许多重要的问题，对我们的教育减负的启发应是深刻且长远的。在“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补课与减负之所以陷入“囚徒”难题，是因为各利益相关者对减负政策做出的“利己决策”，逐渐形成了博弈格局。减负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问题，要从根本上落实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改变博弈的规则，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真正实行全面素质评价，才能走出教育减负的“囚徒困境”。参考文献：1殷玉新,郝健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业负担政策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展望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72-179.2张旸,张雪,刘文倩.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背后的供需困境与化解J.中国教育学刊,2021(9):27-32.3李广海,李海龙.博弈论视角下“双减”政策执行的阻滞与疏解J.现代教育管理,2022(6):10-19.4余晖,黄怡.县域义务教育减负政策的执行偏差及深层动因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0(3):38-50.5贾伟,邓建中,蔡其勇.利益相关者视域下我国中小学生减负的博弈困境及突破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2021(9):51-58.6秦璟.俄罗斯:家庭作业量最高上限“3.5小时”J.人民教育,2015(12):11.7赵士谦,梅晗.中小学生减负政策执行现状、偏差及治理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4(2):14-宜宾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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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ducation,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i,Shaanxi 721013,China)Abstract:The“Double Reduction”programme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to address the excessive academic burden on students at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level.Influenced by the lack of effective consensus,self-intereste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limited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education evaluation dimension solidification and other factors,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Double Reduction”involves multi-party games,resulting in game dilemmas affec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effect,reducing the burden of gradually fell into a prisoner s dilemma.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hange the rules of the game,expand the coverage of quality resources,schools need to guide individuals to establish a new rationality,perhaps helping them out of the“prisoner s dilemma”of burden reduction.Keywords:students burden reduction;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Double Reduction”era;prisoner s dilemma;gam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