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出巡：近世皖南乡村地区龙神信仰初探_孙圳.pdf

明清以来，皖南地区多数乡村于春节或元宵节到来之际会举办“龙”出巡活动。虽然名称上多有区别，但诸如举办时间、形式、参与人员等基本构成要素大致相同。在这一活动中，皖南地区的乡民在正月初一至十五前后，完成龙灯制作后游走于里社之间，在男女老少广泛参与下成为新年的高潮。作为皖南地区的代表之一当涂县，至今仍会举行“龙”出巡活动。1其地其民其风当涂县地处长江东岸，始建于秦汉，古称丹阳县，隋开皇九年定县治在姑孰延续至今，宋元之后隶属于太平州（路），明清近六百年间一直隶属于太平府，现今隶属于马鞍山市。该县“六朝为畿辅地”185，明朝洪武年间由京都南京管辖，是安徽省境内较有代表性的历史名县2。该县共有水田59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90%，境内多江河湖泊，水面47万亩3。不仅是水多，该县圩田也多，圩区867.38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62%，县内的大官圩更是有“皖南首圩”之称4。地理位置上，该县“扼三江之襟要溃江淮之腹心”1181，对外交通较为便利。当涂县因侨置而设，“成帝咸和四年，苏峻祖约反，江北江淮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当涂县及淮南郡以处之”193，所以魏晋后该县居民以中原民众为主体。随着中原民众的开发，人口不断增多，公元十世纪至十七世纪基本维持近3万户的人口规模，因战乱、太平、灾害、丰收等情况发生有所增减，自康熙五十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增加约 6000 户5353-356。“民国”二十二年统计共计59408户，303779口人61785，人口规模较大。正如“祝銮旧志曰：质而不华、俭而不侈，务耕读之业，绝淫博之风”所言，独特的水田文化涵养了乡民躬耕的朴实民风。虽然“壤接金陵，界连芜邑二地繁华古今称最”，但是不带有“轻扬之性”，更注重安土重迁，不轻易离开故乡；水文化熏陶下的乡民，更是“远百里而不趋商利”“受侮而甘忍者十常八九怀诈而谋诱者百无一二”，颇具有老子 道德经 中所提“上善若水”的性格，所以“民不甚贫亦不钜富”；毗邻理学执牛耳者朱熹的故乡，使得他们十分注重礼的规范，“父在而无分析之家，令出而无梗违之俗”1251-252。气候宜人、自然灾害少、水网密布孕育了当涂县独特的乡风。稻米是其主要的物质产出，直接促使从官员到乡民对农业生产所需的水极度重视，加之辛勤的稻作程序，更是让性格坚韧的乡民愿意积极参与这一年一度“龙”出巡活动，是对风调雨顺的祈愿，也是对躬耕田亩劳苦之状况的集中释放。2“龙”出巡的前前后后康熙年间的当涂县志中提到，“十五日为元宵节其中元宵五日，城市多作鱼龙花球、走马诸灯其间萧鼓喧闹、游人歌唱旧志云千里风烟同乐国，万家灯火共楼台，其盛可见矣”1256，可见当涂县龙灯巡游活动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并且乡民参与程度也较高。收稿日期：2022-01-15基金项目：上海师范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项目（AC9103-21-368012304）。作者简介：孙圳（1996），男，安徽马鞍山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洪煜（1966），男，安徽安庆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近代江南社会文化史、城市史。“龙”出巡：近世皖南乡村地区龙神信仰初探孙圳，洪煜（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00）摘要“龙”出巡，是近世以来流行于皖南乡村地区的一项民俗活动。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模式孕育下的皖南乡村社会依旧延续着这一传统，不仅使乡民获得风调雨顺的“心理安慰”，更使躬耕田亩带来的辛劳和疲惫在这场狂欢中得到释放。作为“龙”出巡活动的流行区域之一，当涂县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近世皖南乡村地区龙神信仰自起源至传承的诸多方面。从“龙”的制作到“巡神路”再到“退光”，这一系列仪式的内容都在历史的演进中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动，而其精神内核由“娱神”逐渐转变为“娱人”恰恰可在这一变动中得以窥探。关键词近世；皖南乡村；龙神信仰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102（2023）02-0073-04Journal of Chizhou University2023年4月 第37卷 第2期Apr.2023 Vol.37 No.2DOI：10.13420/ki.jczu.2023.02.017池州学院学报第37卷2.1 前期的准备由于活动涉及规模较大，所需要的人手和物资较多，具体工作繁杂，所以在开始前往往会选出一个负责团队，团队的成员有时被称作“头首”，有时被称作“总管”，名称大同小异，均取领导者之意。当某村规模较小时，会选择村际联合，此时团队成员名额平均分配，各村都需要同样的名额；当某村规模较大时，则无需联合，仅本村内部决定成员即可。选举资格基本一致村中有威望、号召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与金钱多少有直接联系，往往和家庭成员的多少有关，家族庞大者就更可能被选择。负责团队将对“龙”出巡的线路、贡品香火的收取与登记、锣鼓和旗帜队伍的运作、扛“龙”队伍的训练和人员安排、物品采买和财务等事务进行商榷，落实至每一人具体负责。“龙”的制作是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专业化分工程度较低时，制作任务往往由村内的篾匠和箩匠完成；当传统制作工艺慢慢消失，这一任务往往去较远的村请人来完成，更简单的做法是从更高等级的市场上购买。不仅是日用品手艺人减少的原因，物质条件也是一个考虑因素。物质条件较差时，选择本村手艺人多从控制成本的角度考虑，当前物质条件改善后，多以制作美观与否为标准，所以当下多会选择更专业的人制作。2.2 完整的过程一系列仪式，是整场活动的核心。“对一个神灵来说，仪式是神灵通向神圣的阶梯对于社会个体来说，仪式是一种超常态行为，隐含着观念层面的一种心理模式，帮助完成个体的各个人生阶段从社会群体看，仪式以交流为基本原则，激发群体热情导致社会感产生，它以同一个需要、同一种心态凝聚社会团结”7，若仪式缺席“龙”出巡活动，就使得这一活动仅保有表演含义，只是一个节目，而不是一项活动。完整的仪式包括三项“点光”（赋予“龙”所谓“神力”的仪式）、“走神路”（所有参与成员跟着扛“龙”队伍经过各家各户的出巡活动）、“退光”（将原先赋予的“神力”送走）。“点光”的人往往是固定的，当村内有和尚或道士时，就由其完成，后随着神职人员缺失，各村由村内自选担任，选择标准为说辞是否通顺、合理。“点光”的场所主要有两种，若该村由同一个姓的大家族构成就在祠堂，若没有就在庙宇当中。“点光”的时间通常在正月十四，即开始“走神路”的前一天夜晚。人选、地点、时间确定好后，就是仪式的具体过程。虽然具体仪式过程各村落间有所差异，但是仪式中的说辞所含各要素基本一致，并且在这些说辞中可看出儒释道三者的融合在皖南乡村地区接受度较高。例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金木水火土”等周易之学；祝词中涉及的省到县再到村的行政等级，反映的是对等级秩序的遵守，合乎“礼”的规范；所请的各路神明中，既有释教的“三佛、观音”等，又有道教的“玉帝、龙王”等。这样杂糅的说辞，经过一代一代传承，无形中将传统文化中众多元素融合在皖南地区乡村生活景象中。当然，该项仪式中的说辞还包含着一项很重要的祈愿安稳的农业生活。作为典型的“水乡”，深受着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当涂水国也，通邑圩田最多，而圩田如大官圩延袤三百余里，滨抵江湖风浪，一穴溃则合圩成壑，一缺不筑则颗粒无收，此真亿万生灵命脉所系”11153-1154，一旦雨水过多就会出现溃堤，而当涂县地处季风气候带，有雨水过量的风险，所以乡民们渴望司雨的“龙神”能通过这场活动，为他们的收成保驾护航。“走神路”是整场活动中历时最长，参与程度最高，涉及范围最广的仪式。从结束“点光”的第一夜开始，就会开始巡游，每一次都会受到沿途各家各户的隆重迎接。迎接需要摆上香案，如果整个队伍中有自己亲属还需要准备一份礼物，可能是红绿被面，可能是一包烟，也可能是一对糕点，具体各地会有区别。“走神路”途中会有表演和“过龙关”两项活动。表演主要为变换队形，有“剪子箍”“盘龙尾”“盘龙头”等。“过龙关”是因为在医疗资源和水平较差的乡村，幼童往往会因为天花、百日咳、流感等疾病夭折，乡民们希望这场狂欢给孩子带来好运，将来平安健康长大。仪式过程中往往伴有“拔龙旗”行为，在“过龙关”时，有人就去拔制作的小旗，拿回放在家中香案上，寓意出入平安、添人进口。整场“走神路”的路线都需要提前规划，包括设计线路和清理路障，原则是逢庙必过（即使其已荒废）。通常出巡顺序是由近及远，范围会越来越大，最远的边界往往取决于该村人口流动范围，或者所属该乡镇的人口流动范围。“走神路”的参与人员往往由组织这次活动的村民构成，以一家一人为最低标准。这一环节是整场盛宴的重头戏，也是狂欢的核心，乡村静谧的夜晚会随着锣鼓声和灯火一起沉浸在这一年一度的祈福活动中。“退光”往往是整场活动最简单，参与度最低，存在感最小的仪式。“退光”的主持者往往是之前“点光”者，地点也通常选在本村的空地上，不一定去庙里或者祠堂。首先进行舞龙表演；其次由“退74光”人进行一场祷祝，说辞区别于“请龙”时的谦逊，往往用词生猛、态度傲慢；最后由在场乡民抢走各节“龙身”，以祈求一年的好运，而龙头由组织者带回祠堂庙宇或某一组织者家中存放以备来年。从准备到完成，耗时近半个月，参与者感受到的是一年来辛勤劳动不曾有的愉悦。正是这一次出巡中，完成了乡民和信仰、乡民和政权、乡民和乡民三者的互动。也正是在这一互动中，将一些矛盾无形或有形的缓解，促成皖南地区乡村社会的稳定，并在稳定中促进其不断发展。3龙神信仰的产生与发展3.1 信仰的起源这项出巡活动的核心信仰是龙和司雨职能的结合，这一结合在 山海经海内东经 中已有提及，“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在吴西”860，流传至近世则有龙的司雨职能。元朝至正元年（1341年），徐復亨在当涂县内复建雷神庙，其中“殿南有龙王堂”，此庙宇在其后也发挥了作用，“岁有旱有司祷雨于此多应”1757。某村是否举办“龙”出巡活动往往因为某些传说。比如县境内的一处村落吴家潭，该村因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丹阳湖二龙起相斗至吴家潭，倏一龙距地不数尺房屋上色正白光闪灿，鳞甲俱可数，气寒噤人，閒不可当，忽起，附近民屋有吸起空中，远四五十里坠，常稔圩中者”11336，举办起“龙”出巡活动，延续至今。更早在宋朝，绍兴二十四年（1154 年）“丹阳湖螭龙穿岸而岀，石臼湖冰合，一螭自湖中徙丹阳声如霆震”9804。众多传说穿插在皖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中，极度渴望收成丰裕的乡民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举办“龙”出巡活动，祈求消解或者应和“神意”，带来生产的顺利进行。正如赵世瑜在论述江南庙会特点时所说“江南庙会的区域性或社区性极强的特点与江南地区内部相对封闭的小环境有关。究其所由，大体因北方文化发展较早，血缘及地缘观念日渐淡化；北方的自然环境相对完整，不像江南地区为众多江河、丘陵、山脉分割得比较破碎，故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整合；从政治文化上说，北方距政治中心较近，具有对统治文化的较强亲和力，具有一个相对的文化主轴，而江南缺乏这种向心力，甚至具有一种距离感，故而在本区域内发展起相对独立的文化”10，“龙”出巡在皖南乡村地区的出现，源自分割后小聚落之间相互的非政治性交流，源自早期文明时代“淫祀”文化的影响，源自农业生产的经济化水平提高，共同造就了“龙神”信仰在该地区的形成。3.2 信仰的传承虽然近世以来王朝政府曾多次颁布有关禁止“迎神赛会”式的祭祀活动的法令，但是皖南农村地区“龙”出巡活动却一直得以延续。这一延续，一是生产的需要，二是政府的默认，三是精神的满足。生产的需要。皖南多水，河流湖泊众多，耕种的田多由围圩所造，圩起到保护田地不被湖水淹没的作用，村落不被洪水冲击，人口得以聚集而居。以“皖南首圩”的大官圩为例，大官圩“为本县（当涂县）第一大圩，有田二十四万亩，占全县田赋五分之一，南北濒河，东滨丹阳、石曰诸湖，西滨路西湖，堤线长八十余里，略似正方形，分筑始于孙吴合圩。远在南宋，内有永丰圩，相传成于秦桧之手，查该圩原分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局管理”111651，一旦出现大量降水，将直接威胁圩内20多万亩水稻田，“将舞龙与元宵灯火的结合是在水稻种植区域生态条件下的文化创造，它成就了一项敬神保民、祈福攘灾的复合性民俗信仰”12。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需要，更是小商品生产者的需要。“常谓富商大贾出有余以补不足，而技艺者流，藉以谋食所益良多，使禁其繁华歌舞亦诚易事，而丰财者但知自啬，岂能强取之以赡贫民，且非王道所宜也，化民移俗言之易，而行之难，率皆类此”13218，乡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在这一信仰活动中通过制作相关应用之物，获取可观的报酬，接济自己的生活。政府的默认。当政府取得对地方控制时，仅仅是物质的控制，为了“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在当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民间信仰成为政府构建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途径”14，而“龙神”作为自然神灵的一部分自然被政府接纳，成为默许的一类祭祀。但是不可否认，依旧存在反对龙神等信仰的力量。例如吴宏在 禁神会 中写到：“煌煌禁令，何等森严，乃尔徽民囿于习俗，一方各奉一神，每岁敛钱赛会非能敬神，实以亵神，故神亦不佑，而使尔民不能得福，反以酿祸也。尔民血肉之躯，受于父母，何苦执迷不悟，甘心为此干犯禁令之事，以自触法网哉。合亟出示刊榜严禁如有愚民仍前迎神进香、击鼓鸣锣聚众，张打旗帜执事等项者，该鄙保甲约地即时禀县申究，定依新例治罪”1580。主要原因是在出巡活动中所造成的混乱与官员保境安民的思想相抵触，以致在特定时期一些官员主导的政府会禁止此项活动，但是从目前流传的程度来看，禁止并不是持续性的常规活动。最高统治者面孙圳，洪煜：“龙”出巡：近世皖南乡村地区龙神信仰初探第2期75池州学院学报第37卷对此类信仰活动，也多认为“严禁赛神之事则民终岁勤劳，无一日之乐事，岂非拂民之性哉!”16547精神的满足。皖南地区朴素的乡民，恪守农人本分，大多一生躬耕田亩之中，繁重的农田生活，让辛苦一年的身体极度疲乏，心灵压抑；皖南地区少自然灾害，出现丰收局面的机率较高；皖南地区，社会稳定，很少出现重大的军事动乱。三者共同推动在庆祝新年时，将信仰外化成行动，“切以田禾丰熟，人丁茂盛，全仗神灵护佑，是以各村各乡立会敬神祭祀，巡游田间，邀神欢媚之意”1578。在“龙神”信仰活动中，随着近世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了娱神，也添加了娱人的成分，商人“商海沉浮，祸福难料，他们往往需要精神的支撑”17，乡民因为久久缺乏娱乐生活迫切需要获得内心的休憩。4结语流传在皖南乡村地区几个世纪的“龙神”信仰目前依旧存在，众多乡民在这场集体无意识的活动中和社会所处的集体产生互动及共鸣。在仪式这一行为模式和传说这一观念模式的共同作用下，乡民将“龙”出巡活动以娱神的方式传承到今天，并逐渐转向娱人。随着科技和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皖南乡民已普遍不再相信真实存在“龙神”这一说法，但是这一信仰下的仪式“携带着文化自豪与社会记忆逐渐复兴”18，当下的流传过程中会针对现状进行合理修改，再以一种带有信仰外壳的“龙”出巡活动呈现在皖南地区的乡村社会。之前对于“龙神”信仰的支持，可能出自维系家族兴盛和凝聚力的初衷，也可能出自对大自然不可抗力的原始敬畏，现逐渐转变为民俗活动传承的使命感以及社会和谐欣欣向荣的幸福感使然，即当下此类“龙神”信仰活动，“更确切含义上可以说是一次民众的狂欢与精神调节”17。参考文献：1成文运.当涂县志M.康熙四十六年（1707）增修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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