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礼学师以兴族：元代大名路唐兀人的朱子《家礼》实践及其影响.pdf

125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厚礼学师以兴族：元代大名路唐兀人的朱子家礼实践及其影响张益哲摘要：家礼 是一部有家日用之礼书，涵盖冠、婚、丧、祭四礼，旨在于改造社会风俗，崇化导民。元代是 家礼 从“私家之礼”演变为“国家之礼”的关键时期，除官方、朱子学、汉儒等多重力量的推动外，西夏遗民唐兀人入居中原后也将 家礼 应用于家族建设，规范日常生活。比如他们依据 家礼“刻志石”体例为先人撰写墓志铭，丧葬礼节、构建祠堂、置祭田等亦依 家礼。这表明 家礼 不仅在汉人之间影响深远，也逐渐渗入其他族群并助力家族发展，成为不分族群和文化属性的经典礼书。关键词：元代唐兀人；大名路；朱子 家礼；国子学朱子 家礼（后皆称 家礼）的兴盛肇始于南宋末年朱子门人及其后学的推崇。进入元代后，历经官方、朱子学和汉儒等力量的推动，家礼 于明初永乐年间被认可，并将其擢升为“国礼”。因而，元代是 家礼 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期。此时 家礼 的传播和实践主要集中在汉人之间，他们以此建设家族，如南方郑泳、北方赵时勉等人。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汉人实践 家礼，对其他族群涉及寥寥。但据笔者搜集资料，元代大名路下有西夏遗民唐兀人实践 家礼记载，分别是昔李氏家族后人教化请汉儒遵照 家礼 为其祖父昔里钤部和父李爱鲁撰写墓志铭，杨崇喜以 家礼 修建祠堂和置祭田。目前学界关于大名路唐兀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作者简介：张益哲（1995），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宋代思想文化史和朱子学研究。按，刘舫元代朱熹家礼略论（历史教学问题2017 年第 2 期）考察了元代家礼的传播和汉人士庶的服膺情况，认为在元代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它充当了儒学的“戒律”，一定程度上成为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文化认同的寄托。赵生泉：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补正，宁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朱建路：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释补，宁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这两篇文章部分内容讨论了大名路李爱鲁的墓志撰写与家礼的关系，本文将范围扩至整个大名路唐兀人群体，以此探讨家礼对于唐兀人产生的影响和缘由。126126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不乏高论，主要集中于昔里氏、杨氏和师氏等家族的墓志考释、族属、婚姻、儒学研习等问题，不过这些研究忽视了大名路唐兀人实践 家礼 的缘由、濮阳杨氏家族的转向与社会网络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利用出土墓志和个人文集，首先对大名路西夏遗民保留的墓志铭体例、撰写者与 家礼 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濮阳杨氏家族为例进一步论述大名路唐兀人的 家礼 实践特点和缘由，由此管窥唐兀人入居中原后，如何一步步实现自我转向融入地方社会和运用 家礼 助力家族发展的。一、大名路唐兀人的墓志铭撰写宋元易代，元廷完成了大江南北的统一，作为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夏遗民唐兀人迁居中原，大名路便是他们较为集中的迁入地。迁居大名路的唐兀人有昔里氏、索元岱、杨氏和师氏，以及述哥察儿等家族。此时通过“职武”获得战功提升地位的途径逐渐壅塞，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来代替，而研习儒学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是提高其社会地位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比如，受儒学影响颇深的昔里氏家族非常重视大名路的教育事业，昔里钤部三子小钤部在庙学走廊两侧绘画儒家七十二先贤，“断事官小李钤部其子小钤部来莅府，事请于朝，以本道历日钱，崇饰貌庙，剏两庑绘七十二先儒于璧”。师氏家族师克恭仕途顺利，重视儒学教育与民众教化，与多位理学名家存在交游关系，并且“崇重儒术，教子谆切”，为理学世家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家学基础，家族成员进入国子学求学并涌现了多名进士。述哥察儿家族和杨氏家族亦是如此，结交汉族儒士，实践儒家礼制。作为朱子学重要组成部分的 家礼 是损益古今之礼而成，“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王颋：元代大名路达鲁花赤唐兀人昔李氏世系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朱建路、刘佳：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2 年第 3 期；朱建路：元代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4 年第 6 期；修晓波：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探源及其补正，中国史研究2022 年第 1期；邓文韬：元代唐兀人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 年。何光博主编：述善集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杨富学、胡蓉：从述善集看宋元理学对濮阳西夏遗民的影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3 期；朱建路：元末明初濮阳唐兀杨氏家族事迹考略，西夏学第二十四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 年第 1 期；杨富学：述善集与河南濮阳西夏遗民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 年。按，大名路原为金安武军，元代因袭北宋大名府旧名，改为大名府路总管府，领一司，三州，十一县，今大致在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及山东省东明县一带，隶属本路的大名、濮阳、浚州、白马等州县均有唐兀人分布。明 宋濂等：元史 卷五十八 地理一，中华书局，第 13611362 页。亦可参考邓文韬：元代唐兀人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 年，第 4850 页。按，关于大名路唐兀人家族的儒学研习及缘由前人已有介绍，本文不再详细复述。比如马晓英元代儒学的民间化俗实践以述善集和龙祠乡约为中心，哲学动态2017 年第 12 期，第 4955 页；刘志月元代西夏遗民理学世家考论以师氏先茔碑铭并序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七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 年第 2 期，第 328335 页。明石禄修，唐锦纂：（正德）大名府志卷五学校，正德元年（1506）刻本，第二页,邓文韬：元代唐兀人研究第五章 元代唐兀人的儒学与宗教活动（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年，第244250页）详细梳理了元代唐兀人官员于各地的兴学事迹。刘志月：元代西夏遗民理学世家考论以师氏先茔碑铭并序为中心，西夏学第十七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 年第 2 期，第 328335 页。127西夏历史文化研究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强调通过日常生活中实践礼文，使家庭成员熟知与习惯各种仪式，由仪式而实现礼义，最终目的在于培育“修身齐家之道”与“慎终追远之心”。因此，唐兀人亦用 家礼 礼文建设家族和规范日常生活。通过大名路出土的 小李钤部公墓志李爱鲁墓志 唐兀公碑铭 墓志，以及保存在文集中的 述哥察儿墓铭 师氏先茔碑铭，不仅有助于了解迁居大名路唐兀人人物生平和家族发展，还可以考察其实践 家礼“刻志石”撰写墓志铭的具体情况。首先，家礼“刻志石”条言：用石二片，其一为盖，刻云“有宋某官某公之墓”，无官则书其字曰“某君某甫”。其一为底，刻云“有宋某官某公讳某字某，某州某县人，考讳某，某官，母氏某封某。某年月日生，叙历官迁次，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于某乡某里处。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适某官某人。”妇人，夫在，则盖云“有宋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无封则云“妻”，夫无官则书夫之姓名。夫亡，则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夫无官则云“某君某甫妻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适某氏，因夫子致封号，无则否。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铁束束之，埋之圹前近地面三四尺间，盖虑异时陵谷变迁，或误为人所动，而此石先见，则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为掩之也。家礼“刻志石”体例内容大致分为四部分：一是志题，二介绍墓主名讳、籍贯、生卒年、仕宦经历、葬地、婚姻及子孙情况。三是妇人墓志称谓变化。四是志石埋葬方式。其次，为方便对比分析，将五篇墓志大致内容整理如下：表 1大名路部分唐兀人墓志铭小李钤部公墓志至元十五年（1278）全文共二十一行。第一行是志题；第二行至第十二行首字叙述了名讳、祖籍、随军征战（攻沙洲、征钦察和斡罗斯等）事迹、病卒、享年；第十二行其余部分至十八行三分之一交代其妻享年及三子（爱鲁、罗合、小钤部），三孙（教化、帖木儿、万奴）仕宦经历等；第十八行三分之二处至二十一行介绍撰写墓志缘由和时间。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873 页。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917 页。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8页。此碑文则是王恽所撰 神道碑 的简化，参见 元王恽著，杨亮、钟彦飞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五十一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3772382页。明代正德年间编撰的大名府志卷十收有未署撰者名的元大名监郡昔李公神道碑，比较元人王恽撰昔里钤部神道碑，内容一致，仅个别字句有出入，且文中有“百拜以墓碑来请”“恽谢不敏”字样，为照录王恽碑文无疑。参见修晓波元史昔里钤部、爱鲁列传探源及其补正，中国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33 页。128128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续表李爱鲁墓志至元二十九年（1292）全文共三十三行。第一行为志题；第二行至第八行前三分之二交代其名讳及曾祖、祖父等事迹；第八行余下部分至十六行介绍了李爱鲁仕宦经历及病卒、享年；第十七、十八行写其谥、葬；第十八行末三字至二十行初交代其妻王氏及其家族情况；第二十行余下部分至二十行初是其弟罗合、小钤部历官；第二十一行余下部分至三十一行首字介绍其子（教化、帖木儿、忽都答儿）、侄万奴、女三人（长适忽都虎宣慰次子，次适也先不花平章次子，次尚幼）、孙三人（阿丁、黑厮、元元）、孙女四人（俱幼）之仕宦、婚姻等。述哥察儿墓铭泰定四年（1327）墓碑今不存，仅存吴澄为其撰写的墓志铭。墓志铭大致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交代述哥察儿祖籍、仕宦经历、婚配（康里氏）；第二部分介绍父（哈石霸都儿）、母（蔑里吉氏）事迹；第三部分介绍述哥察儿入侍贵由（蒙古帝国第三任大汗）、随宪宗蒙哥征战、参与平定李璮之乱、任浚州达鲁花赤的经历及卒年；第四部分介绍子（哈剌哈孙）、孙（脱因涖、纳嘉德、教化、女一人）、曾孙（男五人、女二人）之仕宦经历；第五部分赞美之词。师氏先茔碑铭泰定四年前后（1327）墓碑今不存，仅存柳贯为其撰写的碑铭。碑铭大致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师氏家族的籍贯、祖先、世系及迁居濮阳的事迹；第二部分记叙了第三代族人师克恭的仕宦和政绩；第三部分介绍子（师克恭、脱脱木儿）、孙（恒，晋，升）、师克恭子（德宁、孛罗）、脱脱木儿子（塔海）、外孙（安儿）之婚姻、求学等；第四部分是赞美之词。唐兀公碑铭至正十六年（1356）全文共七十二行。第一行为志题；第二行介绍碑铭撰写及书丹者；第三行至第七行交代了碑文撰写缘由（崇喜请业师潘迪为祖父所撰）；第八行至二十二行半交代了唐兀氏的籍贯、闾马（祖父）参与襄樊之役、迁居濮阳并繁衍生息和好学尚义事迹、卒年和享年；第二十二余下部分至五十五行半记载了祖母哈剌鲁氏病卒和享年、子（达海、镇化台、闾儿、当儿、买儿）、女（迈讷）、孙（崇喜、卜兰台、塔哈出、换住、留住、教化、帖穆、广儿、野仙普化）及重孙之仕宦、婚姻等；第五十五行剩余部分至七十行立石者和时间、赞美之词。昔里氏家族 小李钤部公墓志 李爱鲁墓志 的撰写均与教化有关，李爱鲁墓志 是教化命大名路教授王彧依据“朱文公志石”所撰，“朱文公志石”即 家礼“刻志石”条内容。这是 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00202 页。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三元故浚州达鲁花赤赠中议大夫河中府知舟上骑都尉追封魏郡伯墓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3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558559 页。元柳贯著，魏崇武、钟彦飞点校：柳贯集卷十师氏先茔碑铭并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80282 页。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7245页。也可参考焦进文、杨富学 元代西夏遗民文献 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37143 页。文集所载碑文末多刊工姓名，其余两者并无差异。赵生泉：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考释补正，宁夏社会科学2015 年第 4 期，第 137139 页；朱建路：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释补，宁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第 205207 页。129西夏历史文化研究首次有明确记载 家礼“刻志石”条被运用到墓志撰写的实例。小李钤部公墓志 是教化亲自撰写，从体例来看，墓志总共二十一行，第一行为志题，第二行至第十二行介绍其名讳、仕宦、病卒和享年，第十二行至十九行介绍夫人及其子孙仕宦事迹，第十九行至二十一行介绍撰写墓志的缘由和时间。碑文最后一行言“至元十五年（1278）二月有五日，嘉议大夫大名路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达鲁花赤孝长孙教化志”。碑文体例完全符合 家礼“刻志石”。之所以祖父墓志是由长孙教化所撰，是因“以父之出仕未还，念祖权厝未葬，是以改卜新茔，仍刻贞石以志其后”，此时教化担任地方大名路达鲁花赤兼诸军奥鲁达鲁花赤，可以亲自为祖父撰写墓志。十四年后，此时的教化已经离开大名路，担任“资德大夫、江淮等处行尚书省右丞”，于是命大名路儒学教授王彧为父撰写墓志。王彧曾担任将侍郎国子助教，是许衡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对 家礼 内容非常熟悉，所以教化才会命其依据“朱文公志石”为父“直叙其始末”，在最后表明是“资德大夫、江淮等处行尚书省右丞、孝子教化志”，这与教化为祖父撰写墓志最后表述格式一致。述哥察儿墓铭 师氏先茔碑铭 石碑均已佚，见于文集中，前者是哈剌哈孙请托名儒吴澄为父所撰，后者是师克恭请名儒柳贯为表彰祖先事迹所撰，唐兀公碑铭 是杨崇喜请业师潘迪所撰，这三位墓志铭撰写者均熟知 家礼。虽然这三篇墓志均无按“朱文公志石”字眼，但大致与 家礼“刻志石”体例一致，只不过最后多了赞美之词。吴澄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历任元代江西儒学副提举、国子司业、翰林院学士、国史院编修等职，被誉为“国之名儒”，曾接任许衡在国子学讲学授课，内容包括 家礼，又参考 家礼 撰写礼书。在父亲去世后又依据 家礼 治丧，“父左丞公卒。公居丧治葬，率循古制，参以 书仪 家礼 之行，乡党姻戚亦多依效”，漫游抚州、燕京、宜黄、南昌等地讲学，促进了 家礼的传播。金陵郡士王寅叔丧祭遵照 家礼，便是受到了吴澄的影响，“（吴澄）过金陵，郡士王寅叔授予馆，执弟子礼而请学焉居丧三年，不酒不肉，不处于内。未葬，衰绖不去身，祭祀一遵司马氏 书仪、朱氏 家礼”。柳贯亦是朱子学服膺者，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师承关系是朱熹黄榦何基王柏金履祥柳贯，如此可看柳贯是朱子学嫡传。宋濂曾经向柳贯咨询深衣尺法之事，答曰：“紫阳文公编类 家礼，于 深衣制度条，明言度用指尺，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45 页。朱建路：元代唐兀人李爱鲁墓志释补，宁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第 206 页。元吴澄：礼记纂言卷七王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 册，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219 页。此外，周茶仙、胡荣明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09 页）在梳理江西朱子后学群体时将吴澄纳入朱子第四传弟子。元危素：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3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20 页。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八故金陵逸士寅叔王君墓碣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3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619 页。刘志月：元代西夏遗民理学世家考论以师氏先茔碑铭并序为中心，西夏学2018 年第 2 期，第 334 页。130130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复（杨复）注云 中指中节为寸 释者即援文公之说，曰 周尺当省尺七寸五分弱。”柳贯又“以周尺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赞同 家礼之说，可知他非常熟悉 家礼 内容，并且柳贯与南方实践 家礼 的典范浦江郑氏关系较为密切，“至正戊寅（1338），朝廷下蠲复之命，伯祖贞和君立石于门，太常博士柳贯记之”。潘迪历官国子司业、集贤学士、致仕礼部尚书，是杨崇喜和其子理安在国子学的老师，关系密切，对杨崇喜遵从 家礼 祠堂制度所构建的“思本堂”和日常实践祭礼评价颇高，“唐兀氏能思其本，固所以为孝”。墓志撰写者熟知 家礼 内容，于是这些唐兀人顺理成章地将儒礼运用到家族建设中。濮阳杨氏即参照 家礼 礼文，通过修建祠堂、置祭田等方式敬宗收族，延续家族百年达到“子孙蕃盛”的局面。二、濮阳县杨氏家族的祠堂构建与社会网络濮阳唐兀氏原本世代居住在宁夏路贺兰山周围，西夏灭国后，先祖唐兀台追随蒙古皇嗣昆仲南征。有一子闾马生性恬适，不追求功名利禄，战争结束之后来到大名路濮阳县东，由官府拨付草地开始定居，为迁居大名路的始祖。闾马有五子，分别为达海、镇化台、闾儿、当儿和买儿，达海之子崇喜是杨氏家族发展和延续的关键人物。元廷统一后，以个人武功晋升的途径被压缩，不得不寻求其他手段，儒学研习是可能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而这个途径也是那些中低级军官阶层家族晋升上层的手段之一。即使在各类典章制度中将唐兀人视为色目人群体的一员，但从投充怯薛、荫叙官职方面并未充分享受色目人所应有的特权。杨崇喜（1300？）进入国子学研习儒学，在考核中为“上舍生”，“曩在成均，深蒙教养，获跻上舍，积分入等，已豫会试”。元初国子生以“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量授官职”，仁宗延祐二年（1315）秋八月，改为升斋等第、私试规矩、黜罚科条，“每岁终，通计其年积分至八分以上者升充高等生员”。此时国子生可以通过积分及第后步入仕途，若依此制崇喜在获得成绩考核优秀之后就可以获得官职。不过在泰定三年（1326）夏六月，元廷参照世祖旧制将国子学积分及第制度改为贡试，提高应试难度，“其贡试之法，从监学所拟，大概与前法略同，而防闲稍加严密焉旧例举积分生员充之，后以积分既革，于上斋举年三十以上、学行堪范后学者为正、录又命所贡生员，每元柳贯著，魏崇武、钟彦飞点校：柳贯集卷十三答金华宋景濂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64 页。元郑泳：义门郑氏家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 114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第 419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54155 页。日饭山知保著，邹笛译：另一种士人：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493 页。邓文韬：元代唐兀人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2 年，第 279 页。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43 页。明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学校，中华书局，1976 年，第 2030 页。131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与其将精力投入贡试和“天下士”竞争获得未知的可能，不如继承武职回到地方建设家族，“一门之中，父子昆弟，咸膺武爵，褒封祖考，荣及存殁，诚子孙之至愿也”。况且杨崇喜也承认自己资质有限，“资虽不敏，叨居胄馆，忝预会试”，在“俟贡有期”时值“父忧”，不得不回家照顾母亲。因此除碑文所叙“奈户隶蒙古兵籍，为门户计”外，恐怕自身学艺不精，无法在竞争激烈的贡试脱颖而出也是原因之一。于是杨崇喜继承父辈遗志回到家乡积极投身教育事业，购置义塾，修建崇义书院，延请儒师教授本族本乡子弟。其子理安，也是国子生，同样受学于潘迪，“崇喜父子皆从余游”，并且娶名儒伯颜宗道女哈剌鲁氏。从崇喜开始，杨氏家族开始由“职武”转向“士人”。（一）杨崇喜依据 家礼 构建祠堂家礼 是朱子礼学“行乎庶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后世家族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杨崇喜服膺朱子学并践行 家礼，体现在为父治葬、修建祠堂、置家族祭田等方面。至正四年（1344）秋，杨崇喜寓居京师时父亲去世，其弟卜兰台依据儒礼制作棺椁和衣衾。在回乡后，杨崇喜又为父“置明器，修葬具”。同时，他还根据 家礼 修建祠堂，将其命名为“思本堂”，营先祠以奉祖祢，达到“报本反始”和“慎终追远”之心。杨崇喜业师潘迪作 思本堂记，认为古者家必有庙，欲营宫室，先营家庙，称赞“家礼 通上下，始祖以下，四世祀之。则祠堂之设，虽非庙制，亦礼缘人情而为之制”，又“本为木之根。本之盛者，枝必茂；实之繁者，根必深。人之谱系，叠衍子孙，殷盛其先世。籍之者，必深远可知”，对其遵从 家礼 所构建的祠堂和日常实践祭礼评价颇高。予观唐兀氏，自其乃祖积德，派衍五枝，子孙蕃盛，一门万指，则其积累，岂无自而然哉？今崇喜庸思其本，乃构堂以妥其先祖，不丰不陋，适合厥度，叠甓以代筵，列明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学校，中华书局，1976 年，第 20312032 页。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242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50 页。按，当时参加科考的最大生力军就是来自军户，因为在军职世袭制度下，下级军人子弟前程依然有限，不得不弃弓马而就诗书，另谋前途。参见萧启庆元代科举特色新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八十一本第一分，2010 年，第 13 页。此外，据统计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共录取一百人，以“军户”身份考取进士者就有二十七人，可见元代科考也并不排斥军户参与，而且与杨崇喜有往来的张桢即是军户身份，于本年以乡试河南第三名、会试第五名获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侍郎。参见萧启庆 元代进士辑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八，2012 年，第 5198 页；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第七章元统元年癸酉进士，中华书局，2016 年，第 345418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9 页。按，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载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 年，第 5758 页）否定儒学研习即等同于“汉化”的一般观点，指出在蒙古人、色目人研习汉学的事例中，未必能看到他们改变了自身的传统文化、语言或自我认知的现象。于是他将这种儒学研习的倾向定义为“士人化”。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77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54 页。132132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位以陈主，帟以覆之，帷以周之。春秋致祭，由祖祢推而思之，则思之所及，庸可已乎？且四时迁改，霜露下降，晨鸡鸣，暮角哀，此固孝子之思亲也。此特思之小者，由一世推而至百世，必思本之所自，则其思也。唐兀氏能思其本，固所以为孝。清代杨氏重修祠堂时言：“思本堂者，昔之所建，以报本而垂裕后昆也。自百夫长崇喜先生有孝思无穷之心，遵文公家庙之制，乃与 龙祠乡约、崇义书院并建，题其曰 思本堂，盖欲使本支百世穷本追源，孝子贤孙思承无替云。”“文公家庙之制”即 家礼 中的祠堂构制。此外，为了避免出现家族式微无法祭祖的状况，杨崇喜又作 祖遗契券志，强调“夫契者，家业之基，祖先所遗，祭祀供需之源，宗族衣食之本，诚为重事”，不许族人典卖。家礼 也言：“初立祠堂，则计见田，每龛取其二十之一以为祭田皆立约闻官，不得典卖。”置祭田保证祭祖费用充足，亦使族人更加团结和具有凝聚力。通过这些举措，儒家文化中“同居共爨”“孝悌之本”的思想融入濮阳杨氏家族的传承中。在研习儒家经典、践行 家礼 的同时，杨崇喜还以 吕氏乡约 为范式撰写 龙祠乡约，在当地推广教育事业，建立义塾，“夫其龙祠乡社有约，蓝田吕氏之范也；精舍论堂曰 崇义，曰 亦乐，睢阳戚氏之规也；祀先之室曰 思本，肄业之斋曰 敬止，曰 知止，则紫阳 家礼、横渠砭愚之训也”，又研习四书和以孝悌之道，“以 诗 书 礼 乐、干龠、弧矢，正之以君臣、父子、长幼、朋友，协之以友助、扶持之义”。在秉持“厚礼学师以教子孙”的观念下，杨氏家族一直延续至今，今日濮阳县柳屯镇与鲁河乡的杨什八郎、西杨和南杨三个村庄皆是杨氏后人。与杨崇喜有姻亲关系的哈剌鲁氏伯颜宗道同属驻军家族，家住濮阳县南之月城村，深受儒学浸染。伯颜宗道六岁时便学习 孝经 论语，夜诵不辍，后又师从黄坦，研习朱子学，“有以四书 见示者，一览，辄忻然曰：圣贤之事，其在斯乎！”当时学业精进，旁及诸史百家，并向其他人讲授，“令弟子执书册，侯端坐剖析浪然，其旁引子史与其注文，皆哩识无遗，由是人大服之”，“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甚众”。崇尚儒家文化，模仿朱熹“晦庵”而自号“愚庵”。和杨 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54155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81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58 页。宋朱熹：家礼，朱子全书第 7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876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26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26 页。清王梓材、冯云濠撰，沈芝盈、梁运华校：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十九文节哈剌鲁先生伯颜，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904 页。133西夏历史文化研究氏家族一样，伯颜宗道亦修建祠堂祭祀祖先，春秋举行释奠仪祭祀先圣先师，极有可能参考了家礼 祠制，“择隙地为祠堂以祀其先，弟子则春秋释奠先圣先师父母丧事，悉如礼制，浮屠葬师皆不用”。（二）杨崇喜的社会关系网络杨崇喜不仅用礼书建设家族，还在国子学读书期间积极结交名士，与之建立紧密的人际关系。述善集 保留了家族崇儒与汉族士人交际往来的事迹，形成了一个从京师到濮阳的多族士人交流互动网络，称为“述善集 多族士人圈”，即萧启庆所谓的“多族士人圈”，入元以后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徙居中原，与汉人、南人共存共荣，相互涵化。这些异族士人群体并非孤立于汉族士大夫主流之外，而是与后者声气相通，紧密结构，相互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遂形成中国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族士人圈。这些活跃于多族士人圈的蒙古人、色目人已经“士人化”，有着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伦常的规范。文集总共分为 善俗卷 育材卷 行实卷，主要记录了与杨崇喜往来师友的诗、序、记，总共有三十七人，出现两次及以上次数频率的有潘迪、张以宁、程徐、张桢、张翥、伯颜宗道、睢稼，其中要数潘迪、张以宁文墨最多，为十四篇和七篇诗文。现将 述善集 中所记载与杨崇喜相关的部分各级官吏整理如下：表 2濮阳杨崇喜社会网络中元明各级官吏统计姓名属地主要身份潘迪元城人历官元代国子司业、集贤学士，以礼部尚书致仕。张以宁古田人元顺帝时征为国子助教，后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入明复任翰林学士。程徐庆元人至正中官至兵部尚书。明初，授刑部侍郎，后升刑部尚书。张桢开封人元统元年（1333）癸酉科进士，历官高邮县尹、中政院判官、监察御史等。张翥晋宁人至正初为国子助教，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加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濮阳人元代历官翰林待制、江西廉访佥事。睢稼开封人明代历官翰林应奉、中书省参知政事、弘文馆学士。白守忠不详元代曾任检校之职，以郎官任大名开州达鲁花赤。伯都濮阳人元代历官濮阳监邑、密州儒学正。曾坚临川人元末进士，累官翰林直学士。明初任礼部员外郎、礼部侍郎等。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27 页。胡蓉：述善集多族士人圈及其文化倾向，西夏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71 页。萧启庆：元朝史新论第八章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允晨文化公司，1999 年，第 203242 页；亦可参考氏著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联经出版公司，2012 年。134134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续表姓名属地主要身份危素金溪人元代历官国子助教、中书参政、翰林学士等。明初授翰林侍讲学士。王继善东平人天历三年（1330）进士，后任翰林应奉。贾俞开封人至正十四年（1354）进士，曾任国子助教。胡益开封人至正间任国子助教、太常博士。张士明河东人至正二年（1342）进士，历官山东长清县尹、国子助教、秘书监秘书郎。武起宗东原人至正间进士，历官国子博士、监察御史。刘让不详元代判濮阳县。陶凯天台人至正七年（1347）乡试中举。明代历官翰林应奉、礼部尚书、湖广参政等。魏观蒲圻人元代事迹不详，明代历官国子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国子祭酒等。曾鲁新淦人明代历官礼部主事、中顺大夫、礼部侍郎。项驾昆山人明初任礼部郎中，后调官广东。张筹无锡人明代历官翰林应奉、礼部主事、礼部尚书。张孟兼浦江人明代历官礼部主事、太常司丞、山西按察司事、山东按察司副使。上述统计了二十三位与杨崇喜有关的中央官员和地方士人，有国子学受学或者教学经历者颇多，可以看出在达海培养崇喜进入京城国子学之后是其家族和个人的转折点。杨崇喜以国子学为平台，广交士人，累积人脉关系，为家族后人通过研习儒学获得晋升提供可能。在受学期间广交的师友，其中部分在入明之后依然位居高官。从这些官员的官职来看，既有任职于中央的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也有在地方任职的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濮阳监邑、密州儒学正等。既有汉人、南人出身的官员，也有色目人出身的官员，反映了濮阳杨氏社会关系网络的多元性。从 述善集 保留的诗文来看，所举士人与濮阳杨氏发生互动关系基本皆是因为杨崇喜主动邀约。比如，杨崇喜将其居室命名为“知止斋”，至正九年（1349）邀请国子司业潘迪作 知止斋记，至正十二年（1352）请张以宁作 知止斋后记，睢稼亦应邀赋诗。至正二十一年（1361），避居京师的杨崇喜执集贤学士潘迪所撰 亦乐堂记，请名士题诗，贾俞、刘文房就在其中。至正二十四年（1364）杨崇喜自京师返回濮阳时，危素撰 赠武威处士杨象贤序 一文相送。洪武五年（1372），礼部侍郎、西夏后裔杨大本的叔叔杨崇喜从金陵还乡，杨大本邀请同僚、朋友写诗文送别，西夏人李颜也在其中，撰 送杨公象贤归澶渊。由此可见，杨崇喜广交士人不仅是为 按，1351 年爆发农民起义，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在颍州发展至十万余人，不久祸及濮阳，正在建设中的崇义书院遭到破坏，杨崇喜不得不避乱于京师。135西夏历史文化研究了留名与跻身上层社会，更是为了后续这些潜在的政治力量可以助力家族发展，并且积极维持地方乡邻关系，与千夫长高公商议制定龙祠乡约，修建“龙王社”。教育是举业仕进的基础，修建书院有利于创造乡里共荣的一体感，进而推动各项地方互助活动与建设，还可以拓展人际关系。所以唐兀氏在定居濮阳之后，二世祖闾马即着手修建书院，厚礼学师，但因为兵乱被毁。至正十三年（1353）夏四月，杨崇喜重新在濮阳县鄞城乡修建庙学，因有“献粟为石五百，藁为束万，予县官，佐军兴用”之名不求名爵官钱，只求官方赐名书院之号，被称为“义士”。于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时由官方赐名庙学为“崇义书院”，张以宁为此作 崇义书院记，评价其“兴言为国，如汉臣式”。为了维持书院日常开销，杨崇喜又出资修建学田，“皆在学宫之旁，地以亩计，凡四百五十有四，其入皆为学用”，并另置田籍以防发生意外被侵夺，时任奉训大夫监察御史程徐为此作 崇义书院田记。在此基础上，杨崇喜积极延请儒士传道授业，培养人才，潘迪认为崇喜修建书院可使君子众而彝伦明，风俗易而师道立，英才愈盛。1358年官方又下诏 中书礼部护持学校文榜，文曰“护持禁欲约，使庙学无沮坏之虞，田土免侵之弊”，平时必须要官吏巡视，防止非理搅扰之人，以此达到“朝廷重道崇儒之意”和“励士庶学古向善之心”。崇义书院日后也成为明代濮阳四大书院之一，为濮阳的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通过官方的庇佑、崇喜的义行、结交拥有官员身份的汉族儒士，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为家族后人晋升和延续提供了可能。比如明代五世祖杨大本任礼部侍郎；七世祖杨瓒任两淮盐运司判官；八世祖杨绍为成化庚子（1480）科举人；八世祖杨聪为成化壬寅（1482）科举人，后又中甲辰（1484）科进士，历官江都、隆德县知县。所以张以宁在 崇义书院记 评价崇喜“惟忠与孝，天下大义，今世类皆学孔氏者也，若崇喜之所为者，能几人哉？”在正德十三年（1518）开州同知潘埙搜集历代功臣入乡贤奉祀时，言“考得崇喜祖有功，送祖入州祠”。家族社会网络随着一个家族发展不断变化，一个家族扩张势力的过程也是它的社会网络扩 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25 页。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台大出版中心，2019 年，第 17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25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0101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3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23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74 页。清祁德昌总修，陈兆麟纂修：（光绪）开州志卷八崇义书院记，中国地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76 年，第 1382 页。焦进文、杨富学校注：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71 页。不过此时潘埙任开州同知，并非为文集所载“知开州事”。参见明王崇庆纂修（嘉靖）开州志卷五官师志，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第二十一页。136136西夏学二二三年第二期（总第二十七辑)张的过程。反之，家族势力衰落，原有的社会网络也会萎缩。在所举与崇喜有关的二十三人当中，张以宁、程徐、张桢、张翥、曾坚、危素、胡益、陶凯八人也与元明时期较为著名的南方义门浦江郑氏有所往来。但濮阳杨氏发展远远不如浦江郑氏，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郑氏自南宋末年就定居浦江且以儒礼治家，积极用 家礼 建设家族取得成效；而杨氏入元定居中原后才以礼治家，经历了与汉人融合的阶段，家族发展较为缓慢。第二，身份不同，濮阳杨氏作为众多中低级军官阶层家族之一，并没有与上层建立紧密的关系；而元朝政府为了稳定江南地区，多次褒奖浦江郑氏义行且族员担任地方官。第三，濮阳杨氏与浦江郑氏同样修建书院，聘请儒师教授乡里子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从后续发展来看，效果远不如浦江郑氏，如明儒宋濂就曾在郑氏修建的书院求学，入明之后又位居高官。第四，濮阳杨氏并未编著家礼书作为指导家族延续的礼仪手册，而浦江郑氏家族在发展中所形成 郑氏家范 郑氏规范 郑氏家仪 等家训或者家礼书有力地促进郑氏家族长远发展。第五，杨崇喜所结交的士人关系网络是在国子学受学期间形成的，当他放弃参加科考时，他不得不回到家乡建设家族，而此时所形成的士人关系网络也无法为杨氏家族发展助力更多；而浦江郑氏一开始就积极建设家族，修建书院，扩大地域影响力，所结交的士人多与浦江郑氏共同发展，入明后，部分士人与族员进入中央，这种由“自下而上”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往往要比前者牢固。所以濮阳杨氏在入明之后也就渐渐销声匿迹，而浦江郑氏则依然持续发展，多次被官方旌表为“义门”，并成为家族发展的典范。三、大名路唐兀人实践家礼的缘由大名路为何有诸多唐兀人 家礼 实践的案例出现？旧国西夏本来就以儒治国，有元一代，迁居中原的唐兀人在诸多因素作用下，继续研习儒学并且以礼治家，在各路担任地方官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儒学教育事业。此外，还得益于朱子学的传播、汉儒在国子学教授礼学、官方统治者的重视和周边汉人的影响。第一，与朱子学的传播和地位提升有关。南宋灭亡后，理学经由赵复、姚枢、许衡等人的推崇而逐渐在北方兴起。皇庆二年（1313），四书章句集注 被纳入科举考试内容，“蒙古、色目 申万里：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12 年，第 342344 页。按，郑泳曾在温州路总管府担任官职。对于元政权来说，江南的稳定和繁荣，是其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郑氏捍卫地方，聚族同居，对当地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也会得到元政权的支持和推崇。参见申万里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第八章元代的浦江郑氏中国古代同居共财家族的一个个案考察，对浦江郑氏的社会网络，以及与元代蒙古统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