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视角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出路——以阜阳市H社区为例_杨海莉.pdf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一、问题提出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央明确的“五个一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径之一，其旨在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Y 县将易地扶贫搬迁方案与脱贫举措同步谋划、搬迁住房与基础设施同步建设、管理服务与环境整治同步推进，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 2 666 人，建设住房66 650 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 11 534 平方米1。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县域内 4 个乡镇、208个自然村的 2 666 名贫困群众2搬离了生存环境恶劣的“穷旮旯”，迁向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县城、集镇等交通便捷的安置区。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的完成，现阶段处于“后扶贫时代”，各地区工作重点也开始转移，更加关注贫困群体搬迁后的社区建设和后续扶持问题。贫困户“搬得出”，只是做好了搬迁的前半篇文章。易地搬迁绝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同时也是居住、社会、文化空间消解与重构的过程，从散居到集居、从村落到社区，急剧的空间变迁与重组使得生活和文化背景不同的群体短时间内聚集居住在一起，这不仅让搬迁群众一时间难以调适，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易地搬迁群众失去的不仅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与村落、熟悉紧密的社交网络、低廉的生活成本，还有邻里守望的乡村共同体归属感及能够使他们精神得到慰藉的当地民俗文化。经过急剧的空间嬗变与重组，他们需要面对的是狭窄集中的居住楼栋，陌生疏远的邻里关系，相对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令人一时间难以适应的新社区环境。如何才能让搬进来的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生活好”，这就需要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不断创新加强对易地搬迁社区的治理。二、研究视角：空间社会学理论在早期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空间并未像时间那样被社会学家所重视，空间被理论视为是静止的、刻板的东西，研究者大都将空间视为客观化的物理环境。例如，马克思就将空间看作一个物理的情境，认为它是生产场所的总和。在笛卡尔看来，物质即空间，他认为物质的本质就是能够在长宽高三个维度上进行延展3。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则敏锐地察觉情感在空间中的体现，他认为由于注入的情感价值不同，空间划分也有社会差异性。虽然涂尔干这一思想对于后续空间的社会性研究具有一定启发，但仍未突破将空间视为物理外部环境的限制。不同于前者，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从心灵与互动的视角出发，突破了空间的物理情景限制，尝试探索构建具有社会性的空间，他认为空间是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起来的。虽然齐美尔在空间研究上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可能，但他对空间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并未建立起社会本体论的空间视角。由此可见,经典社会理论中关于空间的论述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对于空间与社会的论述是抽象模糊*收稿日期：2022-11-15基金项目：阜阳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课题（ZL202224）空间视角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阜阳市 H 社区为例杨海莉，刘丰华（中共阜阳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安徽 阜阳 236115）摘要：易地搬迁社区是基于精准扶贫政策下因空间嬗变与重组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由于急剧的空间变迁使不同地缘背景的社群骤然间聚集生活在同一社区共同体，进而产生了诸如人际关系淡薄、心理认同不足、社会适应困境、社区治理低效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文章基于社会学空间视角探寻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即完善包容性顶层设计，全力留住乡愁；创新五社联动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重构社会网络关系，增强社区归属感。关键词：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空间重组中图分类号：D63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318（2022）04-0020-05钱清华，桂玉梅，高慧：治疗肺动脉高压新药 Selexipag 的研究进展第 35 卷第 4 期2022 年 12 月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Lianyungang Technical CollegeVol.35 No.4Dec.2022DOI:10.19858/ki.1009-4318.2022.04.003第 35 卷第 4 期的，空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正如英国社会学家约翰 厄里厄里所言，“社会学经典确实探讨了空间，但探讨方式很不明晰，很不充分”4。直到 1974 年，法国学者亨利 列斐伏尔著作 空间的生产 一书的出版，引发了学者对空间概念的系统关注，空间转向由此开始，随后空间研究逐步进入社会理论的论域，并开始真正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列菲伏尔无疑成为空间理论转向最具影响力的推动者，他突破了传统空间主客体二元论的局限，填补了空间社会性维度的空白5，试图建构三元辩证的空间理论体系，并将空间结构分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6。美国学者苏贾在继承和发展列菲伏尔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观点，其承认空间的社会性，认为社会在变迁和转型过程中不断赋予空间意义7。我国关于空间社会学的论述初见于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一书中，其书中提到的“差序格局”显示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同时存在“有形的生活空间”与“无形的人际空间”858，其中更能深入揭示乡土社会规律的是以血缘、亲疏关系分布的“无形的人际空间”，每个人以“己”作为中心，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形成亲疏有致的关系格局，如同水的波纹一样，由中心延伸开去。随后，郑杭生等基于空间划分的前提对农村设计转型问题提出了思考9。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引入空间社会学理论视角研究乡村建设与社区治理问题。易地搬迁社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其过渡性特征决定其治理结构兼具乡村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双重特性。急剧的空间变迁与重组使搬迁移民在短时间内难以快速融入新社区，原有的空间、社会、时间的均衡状态被骤然打破，因而引发了搬迁移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困扰，导致社区治理矛盾此起彼伏。社会学空间理论为易地搬迁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空间社会学倡导的空间弱势群体城市权利的空间正义10，有助于促进易地搬迁社区转变治理思维、提升治理能力，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三、空间视角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困境（一）物理空间压缩导致社会适应困境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实践”的基础即为物质空间的，是能够被个体所感知的空间11。就易地搬迁居民而言，他们居住的搬迁楼、活动的公共区域都可视为物质空间。诚如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 中提到，对乡土社会而言，这里的单位就是村落，传统村落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乡土社会各村落拥有自己相对熟悉的圈子，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以终老乡里为归依。而急剧的空间变迁迫使不同地缘背景的社群骤然间聚集生活在同一共同体，使得村民与原有乡土村落空间分裂，物理空间迅速重组，曾经的独门独户的院落建筑被如今狭隘的单元楼所取代，原有的熟人社会被瓦解，从散居到集居，从自我管理到物业管理。面对急剧的空间变迁与重组，仅有小部分年轻移民应付自如，绝大多数移民尤其是老年人一时难以适应，在生活习惯上依旧保留原有村落的行为特征，与城市社区生活显得格格不入，进而滋生一系列社会适应问题。笔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在以“地缘”为基础的村落环境中形成的行为习惯同城市以“业缘”为基础组成的城市社区截然不同，在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下度过大半辈子的老年人，将原有的老式破旧家具，甚至是背篓、锄头等农具从自然村落搬进了小区楼房，问及缘由各不相同，有些人是舍不得、放不下“乡愁”，有些人害怕将来还会回到村落。易地搬迁社区是为了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而建设的安置区，因而大部分移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拥有的耕作技能难以适应城市工作，搬迁前尚且能够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而搬迁后生存成本的迅速增长使得部分移民生活拮据。（二）社会空间重组导致社区治理低效社会空间起初源于涂尔干的 社会分工论 一书中，他认为社会空间与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直接相关。正如列斐伏尔所言，社会空间的意识形态是“构想的空间”，即由理论家、规划者、城市学家构想出来的概念化空间，其包含着复杂的符号体系12。由政府规划的易地搬迁社区体现了政府的空间治理策略，通过易地搬迁政策实现对移民居住空间的变迁与重组，原有的村落被打乱，分散于各个易地搬迁安置社区。传统村落聚族而居，拥有各自的风俗文化，而现代小区狭小集中，多元文化背景和多样化需求之间极易产生摩擦与碰撞。因此，组织化程度低、居民参与不足等一系列社区矛盾此起彼伏，并逐步凸显，给社区治理带来严峻挑战。H 社区的移民经历了社会空间的嬗变与重组，原本皆是熟人的村委会变成了如今均是生人的社区居委会及物业，加之对新社区的集体意识不强，导致移民对社区治理滋生对抗心理，更有部分移民采取柔性不合作的态度和行为，甚至出现越轨行为。笔者在 H社区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移民尚未适应社区居委会及物业的管理模式，仍抱有“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心态，缺乏主人翁意识，对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杨海莉，刘丰华：空间视角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21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认为社区建设是政府和居委会的事，与自己无关，拒绝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同时，由于急剧的空间及身份转换与移民适应时间的不匹配，部分移民在短时间内难以调适自己的行为习惯，尚未形成规则意识，导致乱扔垃圾、高空抛物、占用消防通道、电动车搬上楼，甚至将小区绿地开垦成私家菜园等越轨事件层出不穷。因此，虽然 H 社区建成已有一段时间，但社区治理成效不足。（三）文化空间断裂导致心理认同不足文化空间的概念最早是由亨利 列斐伏尔在其著作 空间的生产 里提出来的。随后文化空间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包括思想文化、观念意识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要素。同时文化空间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已被诸多学者广泛应用于传统节庆、民族村寨、村落等领域开展研究。诚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言，文化作为一个包含信仰、习俗等在内的复杂整体，是个体所必需的13。易地搬迁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转换、社会空间的重组，而且使搬迁移民原有文化空间断裂。H 社区居住着来自 12 个乡镇村落不同的移民，包括回族等少数民族，不同生活环境塑造的风俗文化及价值体系也有所差异。易地搬迁前，同属一个村落的移民具有相同风俗文化，而搬迁后的社区聚集着不同村落的移民，他们原有单一且同质的文化空间被割裂，但又来不及适应新的多元且异质的文化空间。这种“社会跃进”是一种剧烈的变化，它虽然表面上使得易地搬迁的移民在身份上从村民变成了市民，却导致了移民身份认同的焦虑和心理的困惑。由于原有熟悉的邻里关系被瓦解，而新社区鉴于私密性和安全性等因素，邻里通常是门窗紧闭，交往契机少、主动性低。在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社区移民的社交范围及对象仅仅局限于社区里本村落的熟人，并未拓展新的社交网络。还有小部分移民对自己新市民的身份并不认同，办事仍习惯于求助原村的村干部。地缘关系成为搬迁移民在新社区里彼此间心理认同的身份标签14，并在此基础上结成一个个封闭、排他且具有同质性互动的小团体，这使得他们感受到暂时的归属感，但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其他村落文化的排斥，不仅不利于整个社区文化的建设，更难以真正从内心形成对新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四）网络空间兴起导致人际关系淡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社会空间形态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网络空间便开始兴起15。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 卡斯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变化，并在列斐伏尔传统空间形态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空间形式，即网络空间。2021 年中国互联网报告显示，全网用户已达 11.74 亿，其中社交、购物、视频等领域的用户规模均超 10 亿。网络空间的形成与兴起便捷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丰富了人们线上的休闲娱乐方式，但沉浸式的网上冲浪削弱了人们线下面对面社交的意愿，久而久之，原本亲近的社交网络渐行渐远，社会关系网络被破坏，邻里间因缺乏线下交流而变得淡漠。为了便于易地搬迁社区治理，H 社区借助互联网技术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在社区实体空间的基础上拓展时空体验开创了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借助 QQ、微信、抖音等新媒介改变了过往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交范式，其不囿于空间环境限制的优势使得 H社区居民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缺场”交往进行线上交流，通过构建网络空间的社会支持体系，组建起了网络社区共同体。鉴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与平等性，年轻群体迫不及待通过网络表达自身的诉求，但囿于网络反馈的滞后性与互动不足，居民的诉求往往得不到及时反馈，导致沟通效果大打折扣。年轻群体无疑是网络空间的主体，但由于 H 社区是易地搬迁安置区，社区主要以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为主，年轻群体占据少数，因此，网络空间的兴起给年轻人“缺场”交流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降低了社区“在场”移民交流的意愿。四、空间视角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一）完善顶层设计，全力留住乡愁“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乡愁多指一种忧伤情感，是游子对故土的思念之情。而乡愁记忆的载体被称为乡愁记忆承载空间，即能够承载具有明显时间和文化属性的乡愁信息载体，例如文化符号、城市空间、传统活动等。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让城镇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6。易地搬迁并不意味着单单地理空间的转移，更需要为移民留住田园乡愁。因此，在易地搬迁社区规划与建设中，保留一定的乡愁记忆承载空间十分必要，这就需要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层面的主导作用。首先，合理布局易地搬迁安置区。在安置区规划选址上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同时要增强包容性规划以兼顾民族地区移民文化的特殊性，综合考虑村落农民固有的乡土情怀。在规划设计之初，政府通过就近就地综合利用安置点周边撂荒地或流转安置房周边22第 35 卷第 4 期土地等方式，对有需求的移民逐一分配“微菜园”，满足搬迁移民的乡土情怀。其次，在搬迁安置分配住房时兼顾组团状村落布局的整体性，采取“一乡一区、一村一楼、一组一梯”的安置模式。搬迁移民从“乡里乡亲”变成“楼里楼亲”，虽然居住空间发生改变，但社会关系网络未曾断裂。最后，重构乡愁记忆承载空间。政府可以在安置区建设时综合考虑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安置区内建设民族文化长廊，打造民族文化墙、民族特色凉亭等能够承载乡愁记忆的空间建筑。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安置区建设乡愁陈列馆，将村落搬迁前的老照片，不同民族的服装、配饰，老旧生产生活工具等物件陈列在馆内，让搬迁移民心中的乡愁变得触手可及，有处安放。（二）创新五社联动，提升治理效能社会空间重组后的 H 社区由若干个民族及村落的移民组成，因地域及文化不同，移民之间存在隐形的排斥与对抗，短时间内难以在新的社区形成共同体意识，亟须介入第三方力量来突破因社会空间重组而形成的天然藩篱。五社联动社区治理模式是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一种新兴社区治理模式。易地搬迁社区是基于精准扶贫政策下因空间嬗变与重组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社区类型，在社区构建五社联动模式，以搬迁移民需求为导向，党建为引领，通过创新“社区（平台）+社会组织（载体）+社会工作者（支撑）+社区志愿者（辅助）+社会慈善资源（助推）”机制，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首先，强化党建引领。党建引领是基层社区治理的前提，通过党建促共建，把党建始终贯穿搬迁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同时充分调动各主体发挥作用，共同助力社区治理。其次，明晰角色定位。在五社联动模式中，社区占据重要地位，是搬迁移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服务的承接方，是连接社区与居民的重要载体；社会工作者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综合考虑搬迁移民的特征、民俗文化等因素，为不同移民提供精细化服务；社区志愿者作为辅助角色，要协助社区带领移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社会公益慈善资源发挥助推作用，为社会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搬迁社区移民的生活品质。最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管理者要深入挖掘并培养搬迁社区能人、精英、乡贤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带头人，吸纳搬迁移民加入社会组织，通过定期开展培训提高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并在搬迁社区内开展为民服务、邻里互助、文体娱乐等活动，提高移民自治能力。（三）重构社会网络，增强社区归属网络空间的崛起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改变了搬迁移民的社交空间和边界，QQ、微信、抖音等新媒介的出现，使得他们的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深度关联，且已经外显于他们的日常社交行为17。笔者在调研中发现，H 社区年轻群体更热衷于线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对线下社区活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老年群体由于楼层的限制，加之邻里已不再是原来的熟人，更倾向于宅家刷视频，将视频带来的短暂娱乐作为自己精神的慰藉；青少年儿童也不像之前那样成群结伴地满村落玩耍，而是各自被家长限制在钢筋混凝土的居住空间中。易地搬迁移民从世代熟人的乡村共同体搬迁到“半熟人”，乃至陌生的新社区，加之网络空间的兴起，让他们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松散，甚至被破坏，需要重构其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其对新社区的归属感。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宏观层面提供政策支撑。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就规划在易地搬迁社区设立老年活动室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社区社会工作站点，吸引专业社工和护理人员为易地搬迁老人和青少年儿童提供服务。其次，社区发挥主体作用，提供平台给予人际支持。社区以节日为载体，根据不同群体的特征、喜好开展社区活动，重建新的“熟人圈”。例如，为易地搬迁老人提供康娱社交、技能提升等支持性与发展性服务，为青少年儿童开设“四点半课堂”等学习性服务。最后，企业组织发挥补充作用，提供就业支持。物业组织充分挖掘并利用易地搬迁社区人力资源，为社区低龄老年人提供保洁、门岗、安保等工作岗位，利于搬迁老人熟悉小区，缓解过渡期的不适感，增强社区责任感、归属感、尊重感，实现自我价值18。参考文献：1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阜阳3个易地扶贫搬迁典型获全国通报表彰EB/OL.(2020-12-04)2022-10-26.https:/ 年以来颍上县易地扶贫搬迁 2666人N.阜阳日报，2020-12-17（4）.3叶涯剑.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概念解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6(1):68-70.4谢熠,罗玮.城市空间社会学:溯源与拓展J.荆楚学刊,2015(4):83-88.5郑震.空间:一个社会学的概念J.社会学研究,2010(5):167-191.6白冰雪.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研杨海莉，刘丰华：空间视角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出路23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orR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akingH Community in Fuyang as an exampleYANG Haili，LIU Fenghua（TeachingandResearchOfficeofMarxistBasicTheory，PartySchoolofFuyangPartyCommittee，Fuyang236115，China）Abstract:Relocation communities are a special type of community formed due to spatial evolution and restructuringunder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Due to the rapid spatial changes，communities with differentgeographical backgrounds suddenly gather to live in the same community，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weak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insufficient psychological identity，social adaptation difficulties，and inefficientcommunity governance.Therefor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ical space，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optimization path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for relocation：improving the inclusive top-level design and sparing noeffort to retain nostalgia;innovating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the five communities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community governance；reconstructing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and enhanc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belonging.Key words:relocation；community governance；spatial restructuring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20.7何雪松.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社会,2006(2):34-48.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21.9郑杭生,张亚鹏.社会记忆与乡村的再发现华北侯村的调查J.社会学评论,2015(1)：16-23.10王华桥.空间社会学:列斐伏尔及以后J.晋阳学刊,2014(2)：142-145.11张军.空间重组中的回迁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基于 K 社区的实地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7)：136-145.12秦和.空间重组中的社区“共治型”微治理转向研究基于小组工作的实务视角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77-81.13潘可礼.亨利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3-20.14吴宗友,丁京.从区隔到融合：空间视角下城市“混合社区”的多元治理J.云南社会科学，2021(4)：131-138.15张瑛.卡斯特网络空间理论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0.16李耀芹,茹婧.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老人社区融入的特征及策略以四川省龙泉驿区 Y 社区为例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2)：52-59.17李有军.新媒体场域媒介生态与主体身份延异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6)：69-73.18蔡华玲,吴宗友.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 F 社区为例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5)：57-63.作者简介：杨海莉（1995-），女，安徽阜阳人，中共阜阳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