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英雄史观批判与...——基于《神圣家族》的解析_李小柱.pdf

李小柱（吉林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118）解构与建构：英雄史观批判与群众史观形成的逻辑理路基于神圣家族的解析李小柱（吉林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长春130118）摘要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对群众史观的考察必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创立的理论原点神圣家族文本中去。青年黑格尔派的群众史观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的直接理论参照系，其群众观实质是建立在“自我意识”基础上的英雄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英雄史观进行批判性解构中建构了群众史观。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指认以及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论证，使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人道主义历史观向革命的共产主义唯物史观转变。关键词马克思神圣家族群众史观唯物史观共产主义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5-3980.2023.02.002文章编号1005-3980（2023）02-0011-07基于 神圣家族 的解析群众史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对群众史观的考察必须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创立的理论原点神圣家族文本中去。青年黑格尔派的群众史观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的直接理论参照系，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英雄史观进行批判性解构中建构了群众史观。全面梳理 神圣家族 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神圣家族”的批判逻辑理路，进一步阐释青年黑格尔派群众观的唯心实质，厘清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的理论建构路径，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最终逻辑指向，并对于在新时代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及群众路线，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驳和批判当代西方“神圣家族”式的唯心史观，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收稿日期：2023-03-05基金项目：2022年吉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四史 融入 纲要 课的理论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JKH20230318SZ）；2022 年吉林省高教科研课题“四史教育融入工科类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GJX2022D192）。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11长江论坛2023年第2期总第179期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一、对“批判”的群众史观的批判性解构（一）“批判”的“自我意识”哲学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批判”的批判称为如同漫画一般再现了思辨哲学。这里的“思辨”指的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批判”的群众史观的一般哲学前提是其“自我意识”哲学，而黑格尔的现象学是“自我意识”产生的“原罪”。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体系中的“自我意识”构成了“批判”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理论来源，因此，要深入分析批判其“自我意识”哲学，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是不可“缺场”的。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构建了以绝对精神（绝对观念）为核心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他称自己的哲学为“思辨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本质和主体，“精神是最高的概念”。他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绝对精神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为动力，不断外化、现实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扬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最终返回绝对精神自身，形成一个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闭环。黑格尔承袭了西方传统哲学中“逻辑在先”把握世界的思维范式并将其发挥到了顶点。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在于，首先预设一个逻辑起点作为本源性存在，从某种理念、精神、意识等出发去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以此作为把握世界的客观依据。这个逻辑起点作为“主体”具有自因性、绝对性，能够通过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演化出外部世界的运行。马克思曾强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将实体当作主体，实体具有绝对的人格，具有自身内在的发展过程。黑格尔抽掉了感性丰富的具体内容，将感性的现实存在都消融在绝对精神的“彼岸世界”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的思想思辨哲学进行了理论溯源。黑格尔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元论和费希特能动的自我，以其“绝对精神”实现了斯宾诺莎的“实体”与费希特能动的“自我意识”的统一。斯宾诺莎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的“实体”只是包括自然界，而无其他实体存在。这种脱离人的活动的纯粹自然实体是抽象的、僵死的实体，排除了人的精神的能动性，精神实体自然也就更不存在了。黑格尔正是抓住了斯宾诺莎的“实体”“缺陷”缺少主体能动性。因此，黑格尔弥补了斯宾诺莎的“缺陷”，凸显了主体精神于实体的本质地位，融合“绝对精神”与“实体”以充实“空洞的外壳”的实体。实体自我运动变化表现为自我意识，最终上升为主体。现实的、感性的世界都消融在思想范畴中，头足倒置地将现实和思想的位置颠倒了，思想变成了现实世界的主导。人以自我意识的方式存在于世界并且是唯一的存在方式，绝对精神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因此，最终他用绝对精神代替了人和全部的现实世界，在他的头脑中消灭了一切界限。黑格尔预设一个逻辑原点并从此出发，融入斯宾诺莎的“实体”最终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只是一个逻辑概念的推演过程。而问题在于，绝对精神无论是作为纯粹的真理，还是辩证逻辑推演的对象，都无法说明其为何能够自我运动。“实体”即“主体”意味着我们要将“实体”理解为“主体”，但是“理解”却是人的思维方式和立场，并且不可能不触及现实，即使是黑格尔强调我们要用辩证的思维方式思考，也无法说明绝对精神运动的内在机制。黑格尔像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试图以逻辑推演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以逻辑自洽的体系消弭“是”与“应然”的鸿沟，但也没有走出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与现实颠倒或者对立的困境。因此，我们看到鲍威尔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主体能动性，并将主体能动性提高到最高“主体”地位，用以弥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缺陷”，因而发展成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自我意识”哲学。“自我意识”在鲍威尔那里成了独立的主体，拥有了人的一切特性。但鲍威尔将“自我意识”片面的无限的放大了。鲍威尔以批判为工这里的“批判”不是动词，而是作为主语，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以“批判”作为主语，特指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主要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其宣扬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将其主张称其为思辨唯心主义。12解构与建构：英雄史观批判与群众史观形成的逻辑理路具，通过对自我意识以外的一切进行批判来推动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他强调批判必须反对自身，一种欲望使实体性关系产生力量，使“实体”本身发展，从而具有了普遍的规定性并变为现实存在，最终走向无限的自我意识。在鲍威尔那里，“自我意识”是真正自因、绝对的，“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创造者”1（第343页），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从“无限的自我意识”中能找到一切事物的起源和解释。在基督教真相中，鲍威尔强调自我意识能够掌控自身并有其自身的目的性，自我意识能够设定差别、设定世界、创造自己、创造历史，历史除了自我意识的变异和发展之外在没有任何意义了。从表面来看，鲍威尔继承了黑格尔能动性的“绝对精神”，发挥了“绝对精神”中的“自我意识”，完成了其“自我意识”哲学的理论建构。但是，实际上却没有改变哲学的“思辨”本性。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批判只是在重弹思辨的老调，只是提供一副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漫画”而已，这幅“漫画”就像滑稽剧一样将哲学与现实颠倒过来。“批判”将“自我意识”发挥到了极限，自我设定主体意识能够超越感性直观的限制，使客观服从主观、意识产生现实，不仅没有克服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缺陷，反而使这种意识与现实的颠倒更加严重了。（二）“批判”的群众观的实质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观由于“绝对精神”起着决定作用，而现实的哲学家个人不能改变世界历史进程而表现出历史观上思辨唯心的不彻底性，那么鲍威尔则消除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揭示了鲍威尔的历史观与黑格尔历史观的关系以及黑格尔历史观的实质所在。黑格尔历史观从基督教教条的思辨出发，将理念与现实对立起来。而鲍威尔所谓的“精神”与“群众”的对立关系也只是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式的批判。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那里，“理念”“自然”“精神”是三个核心要素。其中，理念是最高的存在，理念的自身外化便是世界历史的开端；理念进入自然界，整个自然界便表现为以“理念”为内容的运动变化发展史，从而形成了自然界发展的历史；而精神则是理念实现自身自由的手段，理念过渡到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便由此展开。由此可见，其思辨哲学的唯心性直接决定了其历史观上的唯心性。黑格尔以“逻辑在先”的思维范式预设一个逻辑起点绝对精神，在“应然”层面预设一个逻辑原点，这个逻辑原点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体，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作是预设的逻辑起点逻辑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绝对精神”的自由，进而为人类终极目标的实现寻找坚实的依据。在逻辑展开的过程中，现实的人只是逻辑的承担者，人类的热情、欲望、兴趣在推动人类有意识、无意识地完成了“绝对精神”的目的，形成了人类历史。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历史，没有诉诸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哲学家个人只是在历史的终点回顾整个人类历史，这种历史观还保留了某种“客观性”，因为个人的主体性没有改变历史进程。但鲍威尔以“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后，则连最后的仅存的“客观性”也抛弃了，人类历史完全变成了“自我意识”主宰的历史。因此，不难发现，脱胎于黑格尔历史观的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历史观同样是思辨历史观。鲍威尔则是将“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高扬，其“自我意识”作为逻辑起点同样具有自因性、普遍性，逻辑演化过程成了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在鲍威尔那里，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现实的群众，而是其所指的“自我意识”。“人所以存在，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1（第284页）。由此，鲍威尔进而虚无人类历史，否定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现代社会唯一的历史关系都表现为群众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全部历史的目的就是“群众”与“精神”的斗争，“群众”是最卑贱的、纯粹的无，而“精神”却是真理性的存在。他将历史活动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群众的关注和热情。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演化出来的历史还算是有血有肉的，鲍威尔从批判中抽象出来的人类历史则完全是空洞无现实内容的，被消融在“群众”与“自我意识”对立之中的历史丰富性无处可寻。鲍威尔看似为历史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实则是将历史发展的结果当作动因。原本某一历史时期的历史活动有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径，但是鲍威尔这种倒为因果的13长江论坛2023年第2期总第179期做法直接导致了历史发展路径的多种可能性的消失，致使历史发展结果具有单一性，从而扼杀了活生生的历史。“批判”所使用的“群众”概念不是我们正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广大人民群众，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集合。神圣家族中的“批判”的“群众”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群众”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存在，从这种抽象概念中衍生出来现实的人和事物，并且所谓的“群众”具有空虚、懒惰的特性。对于批判而言，群众只不过是“批判”的批判的材料而已。“批判”将那些轻视他们伟大事业的事物都纳入“群众”的范畴。马克思通过对这一虚无的“群众”观点的批判，阐述了现实的人及其社会生产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群众”是“批判”所想象的对立物，其存在是为了凸显“精神”的万能，“群众”不是现实的群众，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是作为“精神”的对头而存在。“批判”创造了“精神”和“群众”的对立，在这对立关系之中现实的世界不复存在了。在纯粹批判的国度里人类世界和历史都被消融了。为了凸显“自我意识”的最高地位，“批判”以贬低、否定和改变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黑格尔将任何一个个别都看做一般的实现，而鲍威尔却只肯定了少数杰出人物的资格，认为只有少数杰出人物才能代表自我意识。“批判”是自命不凡的，认为以“批判”为特征的“自我意识”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是“批判”的族长及其门徒这样一小撮伟大英雄人物才能够拥有的。因而，他将群众贬低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惰性的因素，而自命为“批判”的化身、代言人，自封为英雄。这样一来，像鲍威尔及其门徒这样的少数英雄人物成了“自我意识”的体现者，因而也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由此产生了一切的历史行动。他宣称群众作为“懒惰”“肤浅”“自满”的群氓，是精神的对立物，并且一直在限制“精神”的发展。马克思批判地指出，而现实却是真正的人民群众遭受了非人的境遇，人民群众的利益日益遭受损害。“批判”所塑造的这种智者与愚民关系，实则不过是在思维领域逞英雄。将英雄人物与消极群众的对立，通过蔑视、贬低群众来凸显自我力量，实质上不过是以德国哲学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英雄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历史是有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自我意识”和其代理人创造的。二、群众史观的历史性建构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在批判中破立结合，“破”了“批判”的思辨唯心史观，“立”了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雏形，其中包括科学地建构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社会历史的主体问题是自古希腊以来历史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自古希腊到近代，多数哲学家和历史家都将英雄人物或杰出人物作为历史创造和发展的主体。文艺复兴使人的力量空前的凸显出来，但所看到的依然是君王或主权者的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虽然向唯物主义走近了一步，但却陷入了“人是环境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逻辑悖论，最后不得不诉诸天才人物、杰出人物。这一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即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的对立。如上所述，“批判”赋予“自我意识”最高主体性，鼓吹“自我意识”创造历史，认为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群众，而是思想观念，而自己及其门徒则是这些抽象思想的化身，进而承认历史是有这些具有批判特性的少数人物创造的。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现实的否定。为批判和驳斥鲍威尔的英雄史观，马克思直言指出思想本身并不具有现实力量，要实现思想，就要诉诸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历史绝对不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更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任性。恰恰相反，马克思用现实的群众的历史代替了批判的历史，他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第287页）。以现实的人民群众取代了“批判”的“精神”，并强调了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对“神圣家族”的批判与超越促使马克思新世界观“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出场。当然，与“批判”截然不同，马克思所指的14解构与建构：英雄史观批判与群众史观形成的逻辑理路“群众”不是“批判”所强调“精神”的对立物，也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存在。马克思所指的“群众”是以承认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为前提的。“批判”将现实的人抽象化为某种历史范畴，将一种主观“意识”想象成为人自身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客观力量，人成了“意识”用以实现自身目的创造历史的工具。而现实却是，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自我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历史要去接触现实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要向现实的个人自身回归，更要向现实的“人的历史”返回。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站在了费尔巴哈的肩膀上，破除了思辨哲学对人的抽象虚无，将历史的主体重新拉回到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因此，恩格斯强调，“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1（第295页）。而人类和群体是由无数个现实的个人构成，否则将陷入虚无。创造历史的主体恰恰是这无数现实的个人“集合”构成的群众，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也必须理解为群众。通过对“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让历史回归到了现实的人及人民群众的历史，让历史寻找到了真正的主体。但群众为何创造历史以及如何创造历史？“批判”不去深挖历史发展的现实根源，而是在纯粹的思想斗争内兜圈子。将历史的失败和没有取得成效的责任归咎于群众的关注和热情。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驳斥，进而阐述了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在于群众的关注和热情，而在于事情的目的能多大程度上引起群众的关注和热情。现实的人的目的和需要构成了他们改造外部世界的源动力，“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一一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一一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第295页）当然，马克思的“目的”与传统西方哲学所提出历史目的论有本质的区别。传统西方哲学家从逻辑在先出发，预设某种外在的、抽象的先在目的决定着世界和历史的发展：维科认为人按照天意，受冲动和目的的驱使完成自己的目标，推动历史发展；黑格尔把绝对理念视为支配人类历史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康德则以人类沿着自然的意图来完成历史目标，形成了“自然的狡计”的观念。而马克思认为，人们受着目的和需要的驱使，通过实践活动推动历史发展。这一过程不存在抽象的先定目的，而是人们对历史规律的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反映，这种实践是合乎目的性、合乎规律的。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挖掘这种目的背后的深层次动力，即利益。群众之所以对某一历史事件投入关注和热情，是因为这一历史事件牵涉到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一历史事件在多大程度上牵涉到群众的利益，就能在多大程度上激起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大革命所谓的合不合时宜，法国群众的现实利益决定了革命，革命失败与成功并不是由群众的关注与热情决定的。群众的关注和热情背后的本质是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法国革命没有体现代表大多数群众的现实利益，只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因此，也并不能激起多大的热情。革命思想的实现必须与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思想能够体现多数群众的利益，以思想为指导的革命能够代表多数群众的利益是革命能够成功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看到了隐藏在革命背后的思想与利益的更深层次关系，强调思想的实现离不开对群众的现实利益的关注和满足。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还是从观念出发理解历史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与“批判”的历史观的关键分歧所在。如果“批判”从观念出发理解历史，以批判来改造社会，将一切外部感性的斗争变成纯粹观念的斗争，就必然会只了解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从而将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现实历史之外，最终导致只懂得抽象的信仰而不懂真实的历史，走向历史的虚无。而马克思重视哲学思想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不否认理论批判的重要价值，但却没有仅仅限于理论批判层面。马克思从理论批判开始走向现实批判，关注理论对现实实践的关怀。理论要回归现实生活本身才能具有革命性的指导意义。人民群众的斗争也要以外化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物质世界，是现实的物质上的斗争，而不是观念上的斗争。仅仅在思想上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回到现实中、感性世界中。马克思批判鲍威尔不了解自然科学和工业，将思想与现实世界剥离，只能到天上的迷15长江论坛2023年第2期总第179期雾的云兴雾聚之处去寻找历史的起源。然而实际上历史却起源于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只有清楚认识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才能认清历史。对“神圣家族”的批判，促使马克思恩格斯从思辨的、抽象的理性世界迈向感性的现实世界，更加明确现实的、活生生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体，而哲学理论要从现实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才能转变成为物质力量。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深化为马克思恩格斯走向更加成熟的唯物史观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人道主义向革命共产主义过渡。三、批判的逻辑指向：从现实的人道主义过渡到革命的共产主义列宁曾指出，“在这里，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是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的”2（第6页）。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向唯物史观过渡的重要环节，在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自己新的世界观，并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从人道主义到共产主义转变。而在这一过渡环节中，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史观，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即无产阶级的指认以及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论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关注，从异化的人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对异化的人的自我回归。1844年，马克思从对国家、法等上层建筑的批判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他从剖析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利润、地租三个基本范畴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批判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过程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再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异化。而共产主义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通过这种扬弃而是实现人对自我本质的真正占有，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存在两条逻辑线索：一是以异化劳动为基础，从资本主义客观经济事实出发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的政治经济学线索；二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说出发，将共产主义发展纳入到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思辨图式的人本学线索。“异化劳动”的提出使马克思虽然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界限，但还明显受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人道的共产主义具有浓厚的人本色彩，使其共产主义逻辑起点所关注的人依旧带有很强抽象性和思辨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的思辨唯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抽象的天上回到现实粗糙的世俗世界，从人本位转移到物质生产，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历史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人民群众）的历史”、“历史发源于物质生产”新的世界观的逐渐形成为马克思向革命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唯物论基础。其中，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是马克思恩格斯向革命的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前提，而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才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揭示最底层广大大人民群众贫困的非人的生存状况，阐述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经历革命意识觉醒向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转变的过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阐述人民群众的作用。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所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科学的考察和批判。蒲鲁东认识到了私有财产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指出了私有财产与人民群众的贫困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无法清晰阐释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恰恰相反，“批判”却企图为私有财产辩护，掩盖私有财产的剥削实质，论证私有财产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和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对立面。广大人民群众越是创造社会财富，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越是增加，而人民群众陷入日益贫困“这里”指神圣家族，列宁曾在1895年专门对该书作了摘要，对书中很多思想给予高度评价。16解构与建构：英雄史观批判与群众史观形成的逻辑理路的现实生活当中。最底层人民群众转变成为具有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前提条件是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作为人的一切被剥夺，意识到私有财产是自己生存及发展的对立面时，他们才能毅然决然地反抗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改变自身的非人的异化状况。马克思强调，“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1（第261页）。因此，无产阶级改变自身非人的异化状况的唯一途径就是诉诸阶级斗争，通过革命的反抗形式来消除造成自己非人异化的根源即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只有这样才能把强加于自己身上的异化力量转化为彰显人性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才能够而且必须解放自己。“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1第262页在这里，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被压迫的现实状况，马克思指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即无产阶级，阐述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性，在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明确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呈现出了理论批判与现实斗争的双重语境。理论上，对“神圣家族”的批判，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借鉴，对蒲鲁东批判私有财产的肯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都成为他们从现实的人道主义向革命的共产主义过渡的必不可少的理论环节。而理论上的斗争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了他们与现实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语境。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科学论证历史发展趋势，阐明了无产阶级斗争必然性的理论前提。他们用历史源于粗糙的物质生产、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社会发展，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政治统治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基于人的异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到神圣家族中基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认识而阐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论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从现实的人道主义过渡到革命的共产主义。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邓念雄邓念雄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