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研究的“诞生”：为何关注城市？_村松伸.pdf

006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HistoriographyofCity：Cities PastasaMirrorofToday作者：日村松伸，东京大学荣誉教授，城西国际大学特任教授；赵齐（通讯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助理教授，东京大学协力研究员。录用日期：2023-2摘要：本文是城市史学史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本文指出，城市史学和城市研究都是立足于城市的现在而与过去所进行的对话。我国的城市研究在2000年代我国城市化率逐步接近50%时开始兴盛，这一城市研究、城市史学与城市人口增加的密切关系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至 20世纪初。英、美、中、日的城市研究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分别迎来了第一波热潮，本文追溯了引领研究热潮的四位先驱人物恩格斯、松原岩五郎、孙科、罗伯特帕克的经历与贡献，指出今日的城市研究仍应立足于脚下的城市现实，通过对构成城市现实的“过去”进行观察和思考，探索城市现存问题的解决方法。关键词：城市史学史、城市研究史、恩格斯、松原岩五郎、孙科、帕克Abstract：This paper is the first part of a series of papers on historiography of city.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oth ur-ban history and urban studies ar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citys past and the present.Urban studies in China began to flourish in the 2000s as the countrys urbanization rate gradually approached 50%.This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tudies，urban history，and the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19th to early 20th centuries.This paper traces the experiences and contributions of four pioneers Friedrich Engels，MATSUBARA Iwag-oro，Sun Fo，Robert E.Park who respectively led the urban studies boom in Britain，Japan，China and USA，and points out that urban studies and urban history today should still be based on the urban reality underneath，and explore solutions to current urban problems by observ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past”that constitutes the reality.Keywords：Historiography of city，History of urban studies，Engels，MATSUBARA Iwagoro，SUN Fo，Robert E.PARK中图分类号：TU-984.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3）02-0006-07DOI：10.12285/jzs.20230404001近代城市研究的“诞生”：为何关注城市？The Birth of Modern Urban Studies:Why Focus on Cities？日村松伸 MURAMATSU Shin 赵齐 ZHAO Qi当前的城市研究视野广阔，包罗万象，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建筑学及城市规划学科，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生态学可以说所有关注人类生产生活的学术领域，都在积极推进以城市为对象的研究。然而，回望历史，城市研究的兴起只是短短近二百多年的现象，在这之前，城市并未得到普遍的关注。在此，我们将近代时期城市研究的兴起称为城市研究的“诞生”，那么，这一“诞生”的契机是什么呢？首先，请看两张近代时期的人口曲线图表（图1、图2）。第一张是英国曼彻斯特、日本东京（江户）以及美国芝加哥的城市人口曲线。可以看到曼彻斯特的城市人口从1800年代开始成倍增长，东京和芝加哥的人口则在19世纪末开始急速增长。第二张是近代时期中国的城市总人口曲线，显示了从20世纪初开始的急速增长。这些人口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又和城市研究的“诞生”如何相关呢？在下文中，我们将带领读者回到处于人口极速增长期的这些城市，跟随当007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HistoriographyofCity：Cities PastasaMirrorofToday时在其中生活过的四位先驱者的脚步观察它们，并思考这些观察与城市研究“诞生”的关系。我们最先来到的是19世纪中叶的曼彻斯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带领我们走进这座城市。一、恩格斯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观察工业化社会的最前线1845年，年仅24岁的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露了曼彻斯特工人群体的悲惨境遇，第一次让全世界看到了城市化的弊端。这本著作对于恩格斯本人也意义重大，正是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作中在曼彻斯特的调查与分析，他确信了无产阶级的广泛存在和深厚潜力，并把引导这一阶级的解放作为了毕生事业（图3、图4）。作为长子出生在大工厂主家庭的恩格斯，究竟是如何开始关注工人群体状况的呢？与在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擅长由理论出发思考社会本质的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主要源于他对现实的观察。他的家乡德意志联邦莱茵省巴门市被誉为“小曼彻斯特”，是19世纪德意志工业化的旗手，也是基督教信仰兴盛的区域。然而，少年恩格斯却发现，巴门工人们的生活与基督教的宣传严重不符，他在乌培河谷来信一文中写道：“下层阶级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教会和“虔诚”信徒的工厂主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图5）。书本上的“理念”与现实世界的完全脱节让恩格斯开始探求工业化社会真正的运行原理，他试图梳理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社会史，于是在1842年来到了曼彻斯特。2.“城市银河系之中心”的现实19世纪中叶的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火车头，棉纺织工业让这个河畔小图1：近代时期曼彻斯特、东京、芝加哥的城市人口曲线图2：近代时期我国城市总人口曲线图3：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封面图4：1840年代中期的恩格斯图5：青年恩格斯画的漫画，描绘身为工厂主的恩格斯的父母看到他发表的 乌培河谷来信时的反应镇一跃成为“最伟大的工业城市”（图6）。然而恩格斯却看到了“掩盖在光鲜表层后面的工人区”，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以极高的密度挤在充满垃圾和恶臭的破烂房屋里，有些家庭甚至穷到连一件家具都没有。他犀利地批判资产阶级无视甚至掩盖这样的现实，“虽然英国人天知道用了多少年来研究和改善工人的状况，可是他们还没有一本专门阐述这种情况的书”，“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恩格斯研究城市的方法与此恰恰相反，住在曼彻斯特的21个月里，他用大量时间实地去探访、了解工人的现实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欲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这对于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青年而言是十分难得且极为困难的。恩格008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HistoriographyofCity：Cities PastasaMirrorofToday斯在曼彻斯特的朋友们成了他深入工人区的向导，尤其是他的恋人、爱尔兰人纺织女工玛丽，带他仔细地考察了爱尔兰移民聚居的“小爱尔兰”区域，让恩格斯和工人阶层有了极近距离的接触。恩格斯目睹的事实使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描述和分析极具现实意义和说服力，既是共产主义的先驱之作，也是立足于现实的城市研究的先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的同一时期，英国皇家委员会的改革家埃 德 温 查 德 威 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出版了专著英国劳工阶级卫生环境状况（1842年）。这些著作共同标志着英国城市研究的兴起。为了解决公共卫生和住房问题，英国在城市立法、市政管理、基础设施工程技术等方面率先进行了探索，为其他欧美国家处理类似的城市问题提供了重要经验。与此同时，英国民间的各种社会改良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离开恩格斯的城市研究著作诞生的曼彻斯特，我们随着时间的前进，来到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京。这时，积极西化的亚洲国家日本正在模仿欧美城市打造自己的首都，王朝国家都城的巴洛克式壮丽规划被选为模仿的样板。然而，一位目光敏锐的记者的出现，打破了政府主导城市话语权的局面，将近代化城市东京的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二、松原岩五郎与东京贫民窟1.最黑暗的东京1892年9月下旬，25岁的新闻记者松原岩五郎徘徊在残暑未消的东京街头。“从上野的山坡上缓步而下，大幅的全景画面就在眼前铺开，东西长、南北短的一栋栋长屋，就像蒸汽机车的车厢一样密集地排布着这里就是东京府（按：当时东京的行政区划）15 个城区中聚集了最多废旧房屋的贫民窟这是城市中最下等的区域。”松原岩五郎的著作最黑暗的东京的第一章“贫民街的夜景”是以这样的描述开头的。这本书1893年由民友社出版问世后迅速被抢购一空。对于现代人来说，书中的文语体日语读起来有些费力，但作者着重笔力刻画的世纪末东京最黑暗的一面，却能够突破语言的隔膜，沉甸甸地压在读者心上（图7）。松原岩五郎的家乡位于日本海东侧的鸟取县。他出生在酿酒商家里，后来家道中落，他在15岁的时候来到了东京。岩五郎由于从小就喜欢读书，便决定以文笔获取生计，进入了当时刚刚创刊的国民新闻报社做了记者。最黑暗的东京基于实地调查而细致地描写了东京贫民窟，让他一举成名。松原岩五郎最初调查的地方是上野一带的贫民窟。这里现在虽然是大学和博物馆聚集的文化区域，在130年前却是东京三大贫民窟之一，只有最底层的人居住在这里。除了上野，当时的东京城市中心区域还有不少贫民窟零星分布（图8）。2.在近代化城市东京的近旁松原岩五郎调查上野地区贫民窟的时候，虽然距离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只过了20多年，日本的城市已经在政府主导的城市改造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政府从上海聘请英国建筑工程技术专家托马斯华达士（Thomas Waters，18421898）来到东京，银座地区发生大火之后，华达士模仿欧美新式街道设计建造了银座砖瓦街（1873年），这条街成为东京城市近代化的象征。同一时期，明治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18711873年）考察了欧美各大城市，使节团回国后提出了壮丽的首都规划“官厅集中规划”（18861887年）。这一巴洛克式规划模仿当时的巴黎和柏林，还特地聘请了德国建筑师参与设计。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就始于上述银座砖瓦街和官厅集中规划，紧随其后的是规范城市道路和给排水系统的“市区改正”（1888年）。当时，日本通商口岸的欧美人居留地的道路往往是方格网，“市区改正”恰恰模仿了这些方格网。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城市片区进行整体规划的“官厅集中规划”，还是聚焦于基础设施建图6：从Kersal Moor看曼彻斯特，1834年，钢铁版画，作者GeorgePickering、ThomasHigham，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图7：2015年讲谈社文库复刻的 最黑暗的东京1893年第一版封面图8：1891年前后东京市中心贫民窟分布图009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HistoriographyofCity：Cities PastasaMirrorofToday设的“市区改正”，都试图将欧美的城市规划设计移植到日本。19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这种动向，是由于当时日本正全盘施行欧化政策。这个时代也被人们称为“鹿鸣馆时代”。所谓鹿鸣馆，是位于当时东京中心区域的国宾馆，由“日本近代建筑之父”、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18521920）设计。鹿鸣馆每天晚上都会举办西式舞会招待外国人，它所代表的华丽的西化生活情调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然而，恰恰就在这种高度西化的城市生活的近旁，存在着很多贫苦民众聚居的区域，它们往往被模仿欧美的城市规划建设项目无视。那么松原岩五郎又是如何注意到这些贫民窟的呢？他是受到了1890年伦敦的 畅 销 书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的启发。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慈善活动家、救世军的创始人卜维廉（William Booth，18291912），他在书中描述了英国城市中的种种社会问题，主张通过宗教活动和设施进行改善，显然延续了恩格斯等人在19世纪中期树立的关注城市现实问题的视角。日本的报纸在这本书出版4个月后进行了报道，迅速激起了东京和大阪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的纪实文学热潮，松原岩五郎的最黑暗的东京正是其中的翘楚之作。就在这一番纪实文学的热潮之中，日本内务省于1907年翻译出版了霍华德的著作田园都市。这固然仍可以看作日本追随欧美城市规划的一环，但选择引介田园城市理论，显然是受到了松原岩五郎等人的纪实文学的影响。在此之后，关注城市现实问题的接力棒传递到了关一（18731935）手中。关一早年是社会政策学者，从1923至1935年担任大阪市长，他认为城市改造的重点并不是塑造景观或建设道路，而是解决市民最现实的需求居住问题。由此，关一致力于推动住宅政策，以他为主导形成了日后日本城市研究的一大流派。关一对于居住问题的关注，显然也有着最黑暗的东京等贫民窟报道的影子。离开松原岩五郎笔下“黑暗”的东京，时间进入20世纪初，我国的城市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在租界、殖民地城市建设半个世纪的影响下，我国进入了由国人主导城市规划建设的时代，以时任中华民国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主持的北京市政建设和城市改造（19141916年）为始。朱启钤设立京都市政公所并任首任督办，对北京市的基础设施进行整顿改善，主持修建铁路、新市区和公园，可谓是北京的奥斯曼。他创办的市政通告等刊物，首次将田园城市等西方城市建设和管理理论介绍到了中国。紧随北京之后，第二个着手进行市政建设而成绩斐然的城市是广州。1920年代，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率先设市，完善市政制度成为紧迫的课题。在孙中山之子孙科的领导下，广州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了符合国民国家体系的市政制度。广州成功的市政改革成为其他城市市政建设的楷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市政运动的潮流，市政研究成为我国城市研究的开端。三、孙科与广州市政建设1.探索适合城市的行政制度19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列强在我国设立租界、殖民地，“华”“洋”城市面貌的鲜明对比让国人深感我国城市治理的落后，“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乞触鼻，僻静之区，坑厕连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由于人口急速增长，我国城市中产生了与前述曼彻斯特和东京相似的问题，但难以获得解决，部分原因是技术落后，更主要是由于缺乏针对城市的管理制度。我国城市长期被置于与乡村相同的行政管理之下，直到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才开始了“城乡分治”。而一套较完整的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则要等到孙科出任广州市市长的1920年代。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1920年代他作为政坛新人，最初的政绩就是广州的市政建设。彼时广州初建市制，孙科以在美国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府组织和市政管理的经历，被推荐为首任市长人选（图9）。他在美国留学的20世纪初，正当泰勒主义盛行，机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在1911年提出的“科学管理”手段大大提高了工厂生产的效率和利润，这种重视效率的管理理念也影响到了市政制度的改革。美国市政改革运动的成果，如采用科学管理原则、以行政委员会制度加强市政府行政权力等理念，就被孙科带到了广州。他拟就广州市暂行条例，在市政府下设财政、工务、公安、卫生、公用、教育六局，大幅拓展了此前仅限于拆城筑路修渠的市政管理范围。孙科还力排众议，各局局长均聘用在相关专业学有所成的青年留学归国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市政工作的专业性。在他的规划下，市长与各局局长组成市行政委员会决议各项事务，避免了繁杂的行政流程。图9：青年孙科与夫人及胞妹合影，美国旧金山，1912年010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HistoriographyofCity：Cities PastasaMirrorofToday2.务实的市政方针1920年代的广州政局变动频繁，在1921至1927年间孙科三次就任市长，在任期间总共不足4年。在如此短暂、动荡的任期内，孙科能够在广州成功施行新的市政制度，要归功于他务实的市政方针。孙科就任广州市市长之前，曾在建设杂志上发表都市规划论一文，其中已经可见他对城市当前紧要问题的理解和重视（图10）。他指出“新旧都市建设计划，所不可缺之要事有三”，为“交通”“卫生”“娱乐”（指开辟公园及游乐场）。这三点指向了当时我国城市最紧迫的三方面问题：道路狭窄，环境脏污，缺乏享受城市生活的场所，也体现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欧美国家城市治理的经验。孙科在广州市市长任上的建设，就针对这三点下了最大功夫，开辟道路累计约达30km，兴建排污系统、雇佣街道清洁工、开展卫生运动，并开设了多处大型公园（图11）。而稳定、高效的市政制度，是这些建设在短时间内得以实施的保障。由于孙科的留学背景和他所推行的市行政委员会制度，他的市政建设往往被认为是美国市政改革成果在中国的翻版。实际上，孙科并不拘泥于全盘照搬美国的市政制度，而是根据细致的观察，立足于广州的实际情况，在各方面做了因地制宜的调整，这从他拟定广州市暂行条例的一段小插曲即可看出。广州市暂行条例作为我国第一份正规的市政条例，成为之后诸多城市条例效仿的榜样，但在这份文件最初提交至广东省议会时，其中规定市长、局长暂为省长委任而非选举产生的条例，被省议会指出有违民主，不符合地方自治的市政精神。对于省议会的质疑，孙科的答复是，当时中央或是各省的选举往往受恶势力操控，结果无法真正体现民治精神，条例提出市长局长不由选举产生，正是为了规避这些弊端，“为图多数市民真正福利计，殊不能不暂循保育主义”。几年以后，在孙科离任期间，广州市市长选举发生最高得票数超出选民总数的闹剧，证明了当时广州民情确如孙科所料。可见孙科对于广州城市的现实情况有充分的了解，在借鉴美国市政制度的同时，针对我国的实情进行了灵活变通。在民国政府积极吸取美国市政改革运动成果的同一时代，美国的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19世纪中叶，在广袤的新大陆上把田园生活树立为文化象征的美国，在城市中也兴起了大规模的公园建造活动，以英国建筑师卡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18241895）和美国乡绅弗雷德里 克 劳 奥 姆 斯 特 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为代表。随后兴起的城市美化运动致力于进一步改善大城市中心区由于工业化和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拥挤和环境问题。到20世纪初期，在基本居住问题逐步改善之时，美国大城市中人口的持续增长使得社会问题成为新的焦点。接下来，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将带领我们走进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美国城市芝加哥。四、罗伯特帕克与芝加哥社会学派1.城市是活生生的提到芝加哥学派，我们会首先想到芝加哥建筑学派，在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之后，他们用前所未见的摩天大楼使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实际上，在同一时代还有另一个以这个城市命名的社会学派，正是他们开创了城市社会学这一领域。时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18641944），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领军人物，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图10：发表于建设杂志的 都市规划论论文首页，1919年图11：孙科主持广州市政前后的街道景象对比011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HistoriographyofCity：Cities PastasaMirrorofToday他的经历着实有些特殊。他50岁才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这之前，他曾长年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报社担任时事记者，还为黑人政治活动家做过秘书，广泛的社会观察和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为他建立芝加哥社会学派打下了基础（图12）。帕克对社会学的兴趣是在记者时代考察城市时产生的，这与始终在大学里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前辈学者们非常不同。为了写出独家报道，年轻的帕克曾长期徘徊在曼哈顿的贫民窟，亲身接触到了城市中的各色人等，甚至还曾有惊无险地潜入过地下赌场。帕克回忆道：“从这些经历中，我获得了关于城市、社区和区域的概念，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而且是一个社会有机体。”与同时期习惯于在平面图上描绘城市的规划者们相比，这是对城市截然不同的理解。帕克所关注的城市社会问题，也不能依靠此前城市学科提出的工程技术、景观塑造或行政手段获得解决，需要探索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基于城市是社会有机体的认识，帕克提出了城市生态学理论，将城市社会看作趋向于保持平衡状态的生态系统。他认为城市生态系统从旧有平衡状态被打破，到新的平衡状态建立之间，会顺次出现竞争、冲突、顺应、同化的阶段。为了分析、理解这些阶段，必须要从观察城市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入手。帕克将这些实际观察及从中得出的理论于1915年以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为题发表在了美国社会学期刊上，成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经典文章（图13）。无独有偶，1960年代震惊全美城市研究界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 简 雅 各 布 斯（Jane Jacobs，19162006），也通过对城市生活中人们行为的细致观察，提出了“城市是有机体”的主张。我们尚无法确定雅各布斯是否受到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直接影响，不过，帕克的学术主张通过考察真实的人来理解城市问题的本质在雅各布斯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从有机体的视角解读社会问题在帕克1914年来到芝加哥时，这个在19世纪后半叶的短短几十年内跃居美国第二大的城市仍在继续着成长的势头。作为美国中西部的枢纽城市，大规模的工业发展带动芝加哥城市人口不断攀升，高楼林立的繁荣景象之下，是拥挤、环境污染、贫困、犯罪、家庭破裂等种种问题。移民占芝加哥人口总数比例超过一半，导致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问题尤为突出。不过，这些让人们苦恼的问题，在帕克独特的视角看来，却是大城市的气氛让人“与生俱来的性情得到了充分和自由的表达”，他认为这些社会现象正是考察城市有机体的绝佳素材。在帕克和同事的指导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们对芝加哥的流浪者群图12：罗伯特帕克肖像图13：发表在 美国社会学期刊的论文 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首页，1915年图14：The Gang：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 封面，1927年体、犹太人区、家庭破裂、贫富隔离等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以真实的个人为对象的调查分析，让他们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成因获得了全新的认识，提出的改善措施与当时社会改良者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层解决方案截然不同。比如弗雷德里克思拉舍（Frederic Thrasher，18921962）针对城市犯罪问题的源头之一青少年帮派进行研究，正如他的著作The Gang：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的标题，他调查了多达1300多个青少年帮派，即使在今天，这也是令人瞠目的数字。极大量的实地调查让他发现这些帮派往往分布在城市中不同社区之间的间隙地带，成员多是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后代。青少年帮派犯罪的深层原因，在于移民难以融入新社区的困境，与城市的行政管理和社会关怀密切相关。因此，减少青少年帮派犯罪的有效措施，不是针对犯罪者本人进行惩罚和教育，而是引导移民形成新的社区，为他们及后代提供社会性的安身之处。思拉舍的这些研究结论被政府采纳，对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是因为芝加哥学派细致观察社会现象中的每一个个体，才得以揭示表面现象背后社会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图14）。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盛期之后，美国社会学进入定量研究时代，数据性分析取代个体观察成为主流。然而，帕克的研究方法在1930年代通过美国教会学校和留012城市史学史：城市的过往是今日的镜鉴 HistoriographyofCity：Cities PastasaMirrorofToday学生的引介传入我国，深刻影响了我国社会学初期的发展方向。五、城市研究“诞生”的动机：为了“医治”城市向过去“溯因”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城市？在城市研究中，历史的视角具有何种意义？如果读者在大学接触过城市史课程或者翻阅过城市史的书籍，大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认为，历史视角对于城市研究的意义，就如同医生诊断病情时对患者近况的参考。当人们因为原因不明的身体不适去医院就诊时，医生会测量体温、进行血液及C T等一系列检查，以确定病因。优秀的医生还会询问病人昨天吃了什么、昨天做了什么，并且详细了解病人及其家属的过往病史。我曾经到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就诊，那里的医生非常仔细地向我询问这些情况，并且一一记录下来，写了很多页病历卡，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昨天吃的东西、做的事、本人和家属的病史，就是个人的“较近的过去”。医生所做的，正是为了医治现在的疾病，而与“过去”进行“溯因”类型的对话。与此相似，城市研究“诞生”的契机，也是一种为了医治城市而进行的“溯因”观察。近代时期，工业生产以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聚集起人、物质和资金，城市人口急速增多，数据上表现为城市化率迅速攀升，同时也导致城市的设施、环境、管理、社会等层面出现问题。上文所述的恩格斯、松原岩五郎、孙科和帕克，面对人口极速增长的曼彻斯特、东京、广州和芝加哥，在城市中实地游走、细心观察，发现了近代城市的种种“病变”。为了探寻城市的“病因”，他们仔细地调查和思考，所依据的资料正是城市的现状，也就是城市的“瞬时的过去”和“较近的过去”。当我们在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又能够获得哪些“教诲”呢？对城市现状的观察、对城市“过去”的“溯因”思考，在今日看来或许有些浅显，但上述4位城市研究先驱者的成果展现了它的有效性。今天的我们所面对的城市，在诸多方面都优于近代城市，这些先驱者的具体主张或许已经过时。但是，他们关注身边现实、通过观察“过去”探求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研究方法，对当前的城市研究及城市史学仍有诸多助益。那么，就让我们在下一篇论文中再会，继续探索历史的视角对于城市和城市研究的意义。注释 19321933年，帕克访华并在燕京大学授课，对费孝通等我国社会学的奠基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参考文献1 Chaolin GU，Liya WU，Ian Cook.Review，Progress in research on Chinese urbanizationJ.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2012，1（2）：101-149.2 .時代：時代：知生活友人M.坂脇昭吉，岡田光正，訳.京都：書房，2003.3 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M.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4 卡尔 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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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以来都市主义思想的演变M.刘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图片来源图1：笔者根据曼彻斯特人口图表（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reater_Manchester_Population.png#filelinks）、东京（江户）人口数据（https：/ja.wikipedia.org/wiki/江戸人口）、芝加哥人口图表（参考文献19，图1.1，10.）绘制。图2：笔者根据近代时期我国城市人口数据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34-41绘制。图3：史博物館，出版社.=時代：伝記M.=全集刊行委員会，译.东京：大月書店，1982：83.图4：同图3文献：51.图5：同图3文献：63.图6：同图3文献：59.图7：参考文献8：封面.图8：石塚裕道.都市下層社会 細民住居論M.東京：国際連合大学，1979.图9：参考文献15：书首插图第三张.图10：建设（人民出版社影印版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55.图11：郭伟杰.筑业中国：19141935亨利茂飞在华二十年M.卢伟，译.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229.图12：A Mead Project reference pageEB/OL.2023-03-14.https：/brocku.ca/MeadProject/Timeline/ASAPresidents.html.图13：Robert E.Park.The City：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City Environment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15，20（5）：577-612.图14：Frederic Thrasher.The Gang：A Study of 1，313 Gangs in Chicag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7：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