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子扶贫干部会带来积极的...贫困个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_赵丹.pdf

2023年5月第41卷 第3期May 2023Vol.41 No.3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急性子扶贫干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对贫困个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赵丹1，解智宇2，傅安国1（1.海南大学 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 本研究根据领导部属交换理论，探究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简称为LMX）等前因变量对贫困个体脱贫内生动力的直接影响，并探讨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对LMX与脱贫内生动力关系间的调节效果。研究者以充当农村扶贫团队主管的国企驻村干部及其部属（即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主）为研究对象，利用问卷方式收集63位扶贫干部与485位下属户主的配对数据，采用二层次阶层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LMX均对贫困个体的脱贫内生动力产生正向影响，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会增强LMX对脱贫内生动力的正向影响。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认识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与LMX的联合效应，并指导扶贫工作者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有效地激发贫困个体的脱贫内生动力。关键词 领导部属交换；时间紧迫感；脱贫内生动力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23）03-0209-10DOI 10.15886/ki.hnus.202112.2905一、引 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扶贫干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脱贫攻坚期间，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2。他们勠力同心，长期奋战在偏远农村一线，坚持带领贫困群众挖穷根、争项目、谋发展，打通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2。为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国家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责任、不摘监管，保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之际，用管理学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总结中国扶贫干部的管理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扶贫干部在时间紧迫感上的个体特质差异很可能与其扶贫绩效差异有关。时间紧迫感是指个体将时间视为稀缺资源，并有计划地运用时间的倾向，是一种稳定的时间人格特质3；具有时间紧迫感特质的团队主管，往往会降低对其他事务的分心程度4，积极地进行团队任务安排，协助部属加快工作进度5。若具有高时间紧迫感的扶贫干部所领导帮扶的贫困户主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任务，则扶贫干部的紧迫行为能激发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脱贫内生动力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6-7，且目前尚无学者从时间视角展开研究，故本研究拟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扶贫干部(主管)的时间紧迫感是否会增强贫困户主（部属）的脱贫内生动力？以往研究发现，主管与部属的关系质量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8。领导部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以下简称为LMX)理论认为，由于时间压力，领导者不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下属，少部分下属因与领导建立了特殊关系而成为圈内人，从而得到更多的关照9。因圈内部属与主管拥有高质量的收稿日期 2021-12-29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YJA840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2160200）作者简介 赵丹（1993-），女，黑龙江鹤岗人，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通信作者 傅安国（1982-），男，湖北荆州人，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脱贫内生动力、中国人人格动力、工作动机与主动人格研究。政治学与公共管理209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LMX，主管的行为往往能使圈内部属产生正向心理和行为10。与主管拥有低质量LMX的部属，在与圈内同事比较后，往往会主观地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 11，进而降低其工作主动性和内在动机12。因此，本研究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LMX会对脱贫内生动力产生影响吗？时间资源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宝贵资源。高时间紧迫感的扶贫干部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时间。他们需要制定脱贫时间表，督促贫困户主按照时间进程执行任务，提醒贫困户高效地运用时间，达到预期的生产标准。拥有高质量LMX的部属，在高时间紧迫感扶贫干部的带领下会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可能会提前完成相关的生产任务，同时激发其脱贫内生动力。已有研究发现团队主管的时间相关人格会在LMX与工作动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13。故本研究的第三个研究问题是：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是否调节LMX与脱贫内生动力之间的关系？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脱贫内生动力相关研究脱贫“内生动力(endogenous power)”不等同于“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前者是我国扶贫语境下的本土心理学概念6-7，后者是西方心理学话语中自我决定理论14的概念。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追求关系、胜任、自主这类需求源于人类本质的、内在的源头15。这一论述是西方学者基于其文化背景对人性的具体信念和假设而提出，如社会是相分离的、自主的、独立的，这些假设的基础是高度个人主义信念16；但中国情境下的扶贫是由国家主导的，是基于集体智慧与力量的自上而下的减贫行动。通常关乎责任、义务、道德等价值观念，因而脱贫内生动力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6-7。傅安国等人6研究发现，脱贫内生动力结构是由价值观、自我观与主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三因素组成的层层嵌套的“洋葱模型”。首先，价值观是人们判断好坏、美丑、对错、益损，及违背或符合自身意愿的信念系统，处在内生动力的核心位置 17-18，它为贫困个体的行为提供信念支持 19。其次，自我观处在内生动力的中间层次，是一个人关于自己，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及环境的观念系统 20。积极的自我观念是个体不断进取和脱贫的动力。最后，脱贫行为倾向处在内生动力的最外层。个体呈现主动脱贫的行为倾向主要基于清晰的脱贫规划、脱贫相关的心理素质（如克服困难的意志）、身边的人际支持以及周围的资源整合6-7,21。积极的价值观和自我观决定着个体是否有主动的脱贫行为。（二）时间紧迫感对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时间紧迫感被定义为“个人致力于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多活动任务”的人格特质，能够反映出个体对时间资源的主观感受程度22-23。特质论观点认为，时间紧迫感反映出个体知觉到的源于外部环境的时间需求强度，促使个体设定更严格的时间期限。高时间紧迫感者会高效地工作，并提醒共事者关于任务的时间安排与剩余时间，以便有效利用时间，同时还会考虑到任务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或障碍。对于贫困户主而言，高时间紧迫感的扶贫干部会要求每位贫困户主遵守既定工作日程，并配合其他贫困户的工作节奏。故扶贫干部这种对工作进度高度控制、严格要求的领导方式会增强其脱贫内生动力。由此提出下列假设：H1：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对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三）LMX对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在中国扶贫情境下，扶贫干部与帮扶对象之间所构建的“帮扶”关系，并非一种单纯的“服务”或“管理”关系，还融合了“治理”关系24。LMX是指领导与下属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质量的关系，通常用来衡量上下级关系质量25。扶贫干部与帮扶对象之间形成的关系与组织中领导-部属的关系存在相同之处。因为驻村干部经常通过采取“基地+农户”“合作社+困难户”“能人+困难户”等形式，与贫困户建立契约关系和帮带机制26，并与贫困户形成以自愿性、互惠性、动态性、相互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交换关系27。自愿性表现为贫困户和驻村干部间的社会交换是自愿期望从对方那里获得回报的28。互惠性体现在贫困户和扶贫干部形成的关系遵循社会（心理）交换或经济交换契约29。即贫困户作为广泛意义上的被服务者和被管理者会配合和听从驻村干部（管理者）的指导，两者作为命运共同体完成组织使命。210赵丹等：急性子扶贫干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由此可见，扶贫干部与帮扶对象之间存在的社会交换关系符合领导部属交换的核心原则。因此，本文将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的互动关系当作领导-部属交换关系（LMX）开展研究。LMX理论认为，囿于时间压力等主客观因素，领导者无法给部属提供一视同仁的资源与支持，部属们亦不可能以一致的态度来与领导者互动，故领导者与每位部属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差异。领导者将部属区分为圈外人或圈内人，在资源交换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程度的交换关系25。主管会期待圈内部属执行非结构性任务，主动承担职责之外的工作，故会给予圈内部属更多的支持，并为其提供个人与职位资源(如：工作弹性、内部资源、决策影响力、支持与关心)作为回报；圈内部属因得到主管较多的关注与支持，感受到主管对自己的信任与偏爱，会感知到较高的LMX关系质量，对主管产生较高的认同与信任，亦会表现出更强的出勤动机30、工作投入及绩效提升动机31等双向互惠行为。故圈内部属可能会产生较强的内在工作动机。由此提出假设：H2：LMX会对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产生正向影响。（四）主管时间紧迫感的调节效果主管对时间资源的认知会影响其对任务的部署和规划32。具有高时间紧迫感的主管会衡量任务优先级以及时间的紧迫程度作出最有效的规划，以便节省时间资源，并扮演时钟功能提醒贫困户主完成任务的期限。Mohammed与Nadkarni13的研究指出，当工作要求必须在期限内完成预定绩效或任务时，高时间紧迫感主管除了规划整个团队的工作日程外，还会向个别部属指派个性化的任务目标与期限。基于领导部属交换理论,当主管和脱贫户主之间保持较高的LMX时,贫困户主就会获得更多的脱贫资源，产生更强的回报义务感，其脱贫内生动力也随之增强。高LMX情况下，具有高时间紧迫感的主管基于其对圈内部属的了解与信任，可能会指派符合贫困户主能力与需求的工作任务及期限，亦会提供充沛的资源和有力的支持，协助他们顺利完成任务。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资源获得螺旋，在面临着时间短、任务重、压力大的脱贫形势时，拥有更多资源的高LMX脱贫户主通常不容易受到资源损失的影响，亦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其伴随的脱贫压力更小，动力更强33。除此之外，高时间紧迫感的主管也强化了脱贫户主的回报义务感。随着LMX的逐渐提高，从而使脱贫户主愿意投入更多的心理资源与情感承诺回报主管的高质量社会交换28。因此，LMX对脱贫内生动力的促进效果被增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3：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在LMX与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主管时间紧迫感越高（低），LMX对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的正向影响越强（弱）。本研究的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进行研究。以充当农村扶贫团队(公司+农户)主管的国企驻村干部及其部属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户主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LM)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架构，解释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LMX对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的直接影响。同时，为进一步揭示其具体的内在影响机制，亦考察了时间紧迫感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三、研究设计（一）研究对象与样本特性近年来，H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H控股，系H省政府直属国有独资企业）现有下属二图1 研究框架211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级企业46家(其中农场公司28家)，在职职工8万多人。其下属二级企业根据自身产业、技术与品牌优势，纷纷加入“一企一镇（乡）”的产业对口扶贫队伍行列，采用“公司+农户”直接帮扶的模式，取得了产业扶贫的良好效果。为赶在脱贫攻坚期内完成帮扶任务，各农场公司对对口帮扶的农村普遍采取小规模的团队编制，责成派驻的扶贫干部以团队主管的身份指导、监督、激励贫困户（部属），在指定的期限内，完成既定的种植、养殖或加工任务，达到预定的增收金额。换言之，在客观时间限制的工作情境中，对口扶贫的团队主管对部属的督导行为，会受到主观时间相关人格的影响。本文以H控股下属的28家农场公司组建的帮扶结对村作为研究对象，每个农场公司派遣10-20名基层管理干部进村组建扶贫团队，每个团队包含7-10个贫困户，共计形成约450个帮扶团队，包括3590个贫困农户户主。为减小同源性偏差，本研究采用配对式问卷调查，针对扶贫干部与其所督导的贫困户户主施测，主管填答测量其时间紧迫感程度的A卷，户主则填答测量LMX与脱贫内生动力的B卷。为提高问卷回收率及配对率，本研究在取得H控股集团领导的协助同意后，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研究对象。首先随机选取出7家农场公司，然后从每家农场公司中随机抽取9名扶贫干部及其帮扶的贫困户主，共计抽取63个扶贫干部（即团队主管）及其配对的500名贫困户主参与本研究。研究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内，分别邀请扶贫干部与贫困户户主填写问卷调查，并确保调查研究的机密性。在发放的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主配对问卷中，剔除配对失败、填写缺失以及随意填写等无效问卷后，共回收63位扶贫干部（有效回收率100%）与485位贫困户主（有效回收率97%）的配对问卷。在主管样本中，男性占72%。扶贫干部平均年龄为43.35岁（SD=9.83）；教育程度则以本科（或大专）为主，占71%；在对口帮扶工作中的平均帮扶年限为4.21年（SD=1.27）。在有效贫困户主样本中，男性贫困户主占81%，贫困户主的平均年龄为36.62岁（SD=10.49）。大多数贫困户主具备初中或高中（中专）的教育程度（65%），而每位户主与其主管扶贫干部的平均帮扶年限为3.25年（SD=1.62）。（二）测量工具本研究采用自陈式问卷测度变量。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来确立主要研究变量的题项，且所有量表均经过修订程序。问卷收集的数据采用HLM 6.08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变量所采用的测量问卷详述如下：1.时间紧迫感本研究参照Mohammed等人13,34的研究，选取原始时间紧迫感量表的一般急迫性作为测量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的工具，以Likert五点量表询问扶贫干部对各陈述题项叙述的同意程度(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包括“我通常会快速地完成工作”“我经常缓慢地工作”“我做事的速度很慢”3个测项，其中有两题为反向题（=0.793）。2.LMX本研究参考Graen与Uhl-Bien25发展的LMX-7量表来测量贫困户主知觉到的LMX，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询问贫困户主对各陈述题项叙述的同意程度(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包括“扶贫干部对我脱贫存在的问题和需求很了解”“我认为自己与扶贫干部有良好的工作关系”“我非常信任帮扶我的干部，即使他(她)不在场的时候，我也会维护他(她)的决定”等7个正向题（=0.965）。3.脱贫内生动力本研究采用吴娜等人35编制的脱贫内生动力量表测量贫困户主的内生动力，该量表在傅安国等6的扎根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心理测量学的原理编制而成，包括价值观、自我观和脱贫的行为倾向三个维度。考虑到价值观和自我观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发生变化，而脱贫的行为倾向类似于一种状态性的特征，且在短时间内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本研究将脱贫的行为倾向作为快速反应脱贫内生动力的简版指标是切实有效的35。量表采用Likert五点量尺进行评分（1=完全不赞同，5=完全赞同），包括“我常常设法让家庭的收入渠道更多一些”“我经常会把大的目标分解成小的任务来一步步完成”和“一想到太多的困难，我就难以开始做某件事(反向计分)”等5个题项，得分越高，表示该贫困个体具有越强的脱212赵丹等：急性子扶贫干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贫内生动力（=0.823）。4.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显示，主管性别会影响主管的领导方式36，如部属会对男性主管产生较强烈的不当督导知觉37，故本研究将扶贫干部性别列为主管层次的控制变量。在部属层次方面，部属与主管的共事年限，会影响主管与部属的LMX10，故本研究将贫困户主与扶贫干部帮扶年限及贫困户主性别列为部属层次的控制变量。5.信度与效度分析本研究针对各个层级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各层次的模型拟合度，并进行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检测。在主管层次的时间紧迫感变量，3个题目的因素负荷量的t值均大于2.63(p 0.01)，其组合信度(CR)为0.763，平均方差提取值(AVE)为0.512。在部属层次的LMX与脱贫内生动力，所有题项的因素负荷量的t值均大于2.578(p .01)，两因素模型有良好的适配(2(60)=157.893,p 0.01;RMSEA=0.079,SRMR=0.046,NFI=0.959,GFI=0.928,CFI=0.761)。LMX的CR为0.971，AVE为0.738；脱贫内生动力的CR为0.856，AVE则为0.541。LMX与脱贫内生动力两因子间的相关系数为0.469，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介于0.413,0.535，并未包含1，根据有关判别标准，LMX与脱贫内生动力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四、结果与分析（一）共同方法偏差评估领导部属交换关系与脱贫内生动力的变量数据，均由部属(贫困户主)而来，可能引起共同方法变异问题，使得各变量间的关联性产生偏差，故本研究采用Harman单一因子检测法38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39。结果显示，第一因素解释的变异量仅为55.316%，相较于本文分析所显示的二因子模型有良好适配且两因子具有区分效度，将所有变量以一因子模型的分析则未有良好适配(2(61)=852.762,p 0.01;RMSEA=0.196,SRMR=0.138,NFI=0.816,GFI=0.683,CFI=0.842)，结果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变异属于可接受的范围。（二）相关分析本文分别针对扶贫干部(主管)与贫困户主(部属)两个层次，探讨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各层次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在主管层次，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与性别(r=-0.238，n.s.)无显著相关；在部属层次，LMX与脱贫内生动力呈现显著正相关(r=0.431，p 0.01)，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主帮扶年限则分别与LMX(r=-0.188，p 0.01)、脱贫内生动力(r=-0.193，p 0.01)呈现显著负相关。表1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分析表研究变量主管层次1.时间紧迫感2.扶贫干部性别部属层次1.LMX2.脱贫内生动力3.贫困户主性别4.帮扶督导年限平均值3.9780.5674.1841.8010.6882.845标准差0.5970.4950.7310.6820.4581.642CR0.763-0.9710.856-AVE0.512-0.7380.541-1（0.717）-0.238（0.857）0.431*-0.081-0.188*2（0.729）0.031-0.193*3-0.068注：AVE的平方根值位于对角线括号中，当此值大于垂直或水平栏的相关系数值时，则表明该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女性编码为1，男性编码为 0。*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213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三）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本文的各项研究假设，涉及到同一层次或跨层次的变量关系验证，从不同层次的自变量(时间紧迫感、LMX)中，探讨其对个体层次因变量(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属于跨层次的混合前因模型。此外，本研究的数据类型系为贫困户主嵌套于不同的扶贫干部，在验证时间紧迫感对脱贫内生动力的跨层次效果之前，必须在不考虑任何解释变量情况下，计算组内内部一致性系数值(Rwg)与组内相关系数值(ICC)，确认脱贫内生动力是否会因扶贫干部不同而有所差异，判断是否适合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各扶贫干部对应贫困户主的填答Rwg平均值为0.878，满足大于0.7的要求，代表同一扶贫干部所对应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填答结果的评分者间一致性非常高35；ICC(1)值与ICC(2)值分别为0.288与0.742，满足ICC(1)值大于0.12、ICC(2)大于0.60的要求40，代表各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差异显著，因此本研究适合采用二层次HLM来检验各研究假设41，分析详见表2。由表2的HLM的模型1可知，当控制贫困户主层次的性别、扶贫干部对贫困户主帮扶年限以及扶贫干部层次的性别后，02值为0.247(p0.01)，表明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显著地受到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的正向影响，H1获得支持。考虑到不同层次变量同时造成的直接影响，本研究采用同时导入各层次全部控制变量的模型2，检验贫困户主层次的LMX对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结果显示，LMX对脱贫内生动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0=0.377，p 0.01)，H2获得支持，表示当贫困户主与扶贫干部关系质量越高，脱贫内生动力越强。同时，本研究还检验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对LMX与脱贫内生动力之间关系的调节效果。根据表2中的模型3显示，当排除各主要变量与控制变量的解释力后，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与LMX的交互作用对脱贫内生动力有显著影响(31=0.221，p 0.05)。图2为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对LMX影响脱贫内生动力的调节效果图，由图可知，在扶贫干部高时间紧迫感下，LMX与脱贫内生动力之间有较强的正向关系；低时间紧迫感下，LMX与脱贫内生动力的正向关系会较弱。此外，根据Aiken与West(1991)42的建议，本研究以时间紧迫感（调节变量）平均数的正负一个标准差来进行分组，分别检验LMX对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效果。在扶贫干部高时间紧迫感下，值为0.631(t=13.042,p 0.01)；在扶贫干部低时间紧迫感下，值为0.268(t=2.292,p 0.05)，根据系数值的差异可知，高时间紧迫感的扶贫干部比低时间紧迫感者加强了LMX对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的正向影响，本研究H3获得支持。表2脱贫内生动力的HLM分析摘要表贫困户主层次（N=485）截距项（00）性别（10）帮扶督导年限（20）LMX（30）扶贫干部层次（N=63）性别（01）时间紧迫感（02）跨层次交互作用LMX时间紧迫感（31）随机效果贫困户主层次误差项（2）扶贫干部层次误差项（00）模型1系数1.886*-0.0860.003-0.0920.247*0.3780.046标准误（0.088）（0.072）（0.021）（0.102）（0.078）251.348*模型21.787*-0.045-0.0280.377*0.0 010.3210.052系数 标准误（0.079）（0.071）（0.023）（0.050）（0.102）246.375*模型31.851*-0.061-0.017-0.371*-0.066-0.2090.221*0.3260.051系数 标准误（0.086）（0.067）（0.031）（0.048）（0.105）（0.081）（0.091）246.526*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214赵丹等：急性子扶贫干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五、研究结果与讨论（一）研究结果第一，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与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也提示组织可从扶贫干部时间人格特质着手，思考其他改善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的途径。第二，LMX正向影响脱贫内生动力。与国外研究的结论一致，即部属(贫困户主)所知觉的 LMX 关系强度，会影响其工作主动性和内在动机12，43。对此结果的可能解释是，当贫困户主认为自身与扶贫干部之间，有较良好的交换关系时，基于回报互惠原则便会产生较强的脱贫内生动力投入工作。第三，扶贫干部(主管)的时间紧迫感正向调节LMX与脱贫内生动力的关系。相对于低时间紧迫感的扶贫干部，高时间紧迫感的扶贫干部更能够增强LMX对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的正向影响。此外，低LMX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不会因为扶贫干部的高低时间紧迫感，而有明显的变化。可能原因是，当贫困户主认为扶贫干部把自己当“圈外人”，会产生更低的脱贫内生动力，并疏远与扶贫干部之间的距离；换句话说，不论扶贫干部是否因时间紧迫感而有不同的管理行为，或是对自己有不同的任务要求，圈外贫困户均不愿意配合、承担，脱贫内生动力难以得到激发。（二）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1.理论价值第一，本研究创新地将“时间”引入领导研究领域，探讨其对部属内在工作动机的影响。关于管理中的时间议题，早期研究者着重探究时间分配、时间管理、时间限制或时间序列分析等客观时间引起的组织现象。自从Das44指出时间是主观现象而非客观存在的事实之后，研究者才开始从个体的“时间视角”来验证组织成员对于时间的感知与诠释的差异。由于领导行为与时间息息相关，在研究领导风格或建构领导理论时，必须考虑“时间”在其中的影响效果45。针对领导时间特性的研究重心已由多元时间使用倾向转向时间紧迫感，但仅局限于探究团体成员时间紧迫感的差异对团队绩效的影响13，或是探讨高级主管时间紧迫感对于时间领导风格与创业精神的影响34，忽视了主管时间紧迫感对部属内在工作动力的影响。实际上，部属会根据主管基于性格特质而表现出的相关行为，形成对主管的人际知觉。正因为学者们发现领导者时间特性会影响领导者的行事风格与领导方式，进而影响到部属的工作动机。因此，学者建议将时间议题纳入领导研究领域5,44,46。本研究根据时间紧迫感的特征，解释为何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会影响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获得实证支持的同时亦印证了在探讨主管与部属的冲突时，应将团队成员(如：主管、部属)的时间紧迫感纳入考虑47。第二，本研究探讨了时间紧迫感对脱贫内生动力的影响，为理解领导者在行为模式上的个体差异与下属工作动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事实上，时间紧迫感高的领导者，通常也具有较高的敌对性、野心及竞争性，经常专注于工作，要求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多项目标与挑战，故经常会感受到时间流图2 主管时间紧迫感对LMX 与脱贫内生动力的调节效应脱贫内生动力扶贫干部高时间紧迫感扶贫干部低时间紧迫感215第3期2023年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逝和时间紧迫性，进而显得缺乏耐心。以往研究显示，这类领导者在面对外在刺激时，会产生侵略、攻击行为，更容易在职场中，表现出冒犯他人的行为48，但尚无研究证实此类特质主管，会影响到部属的内在工作动机。本研究则发现，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反而会增强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本研究亦发现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对于LMX与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之间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提出可能的理论解释。这一发现从特定角度扭转了以往人们对时间紧迫感的负面认识。2.管理启示时间紧迫感高的主管在面对组织设定的紧急性团队任务时，会指派任务与日程表给各部属，协调各部属间的活动顺序，协助部属配合同事的工作节奏，从而增强部属的内生动力。故本研究建议，扶贫干部在选派与任用阶段，除了关注专业知识与工作态度之外，可利用各种测验工具评估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或是模拟时间限制情境观察干部如何在有限时间内进行统筹规划，以此确定其是否为高时间任务特性的扶贫干部。在干部培训方面，可设计针对性的“时间任务特性”训练课程(例如：情境模拟、经验分享)，协助扶贫干部认识自己的时间紧迫感，并让其了解时间紧迫感作为人格特质时如何影响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本研究发现LMX会影响贫困户主的脱贫内生动力，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也可能调节LMX与脱贫内生动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尤其能够增强LMX对内生动力的正向影响。故本研究建议，扶贫干部应和贫困户建立长期导向的社会交换关系，并给予贫困户主重视与支持。对贫困户进行绩效评估，补助发放时，应避免户主在与邻里的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三）研究不足与展望在研究设计上，本研究虽力求完善，但仍有许多不足与限制：其一，尽管研究者向参与者保证资料的匿名性与机密性，贫困户主可能会美化自身与扶贫干部的交换关系，过高地评估脱贫内生动力，进而影响研究结果。本研究虽然是在不同时点收集不同来源的数据，但研究样本仅限于H控股下属二级企业的扶贫干部及其督导的贫困户，仍无法证实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亦囿于公司企业文化、产业特性、组织形式(公司+农户)等因素，无法充分将本研究结果推论至其他公司或其他产业。故未来研究可扩充研究样本的多样性，并采取纵向调查的研究方法，除了能解决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外，亦可增强研究结果的推论能力。其二，高时间紧迫感主管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会塑造部属对主管领导风格的认知，继而影响部属的工作态度与工作表现。本研究推论并证实扶贫干部的时间紧迫感，会增强脱贫内生动力。但本研究却未验证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所产生的时间相关行为(如：时间领导)，在扶贫干部时间紧迫感与贫困户主脱贫内生动力间的中介效果。故后续研究可将各项与主管时间紧迫感有关的领导行为变量列入考量，进一步发展出与时间相关人格有关的内生动力前因变量完整理论模型。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 汪三贵.中国40年大规模减贫:推动力量与制度基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2(06):1-11.2 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J.共产党员,2019(17):4-7.3 黄希庭.探究心理时间M.商务印书馆,2014:32.4 BECKERS D G,VANDER L D,SMULDERS P G,et al.Working overtime hours:relations with fatigue,work motivation,and the quality of workJ.Journal of occupational&environmental medicine,2004,46(12):1282-1289.5 MOHAMMED S,ALIPOUR K K.Its time for temporal leadership:individual,dyadic,team,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sJ.Industri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4,7(02):178-182.6 傅安国,张再生,郑剑虹,等.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J.心理学报,2020,52(01):66-80.7 傅若云,傅安国.脱贫内生动力: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2-14(003).8 CHENG J W,LU K M,CHANG Y Y,et al.Voice behavior and work engagement: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pervisorattributed motives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2013,51(1):81-102.9 孙健敏,穆桂斌.管理心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73.216赵丹等：急性子扶贫干部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吗？10 SPARROWE R T LIDEN R C.Process and structure in leader-member excha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22(2):522-552.11 MARTINKO M J,HARVEY P,SIKORA D,et al.Perceptions of abusive supervision:The role of subordinates attribution style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1,22(4):751-764.12 BARBUTO Jr.J E,WELTMER D F,PENNISI L A.Locus of control,sources of motivation,and mental boundaries as antecedent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qualityJ.Psychological reports,2010,106(01):175-188.13 MOHAMMED S,NADKARNI S.Temporal diversity and team perform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temporal leadership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1,54(3):489-508.14 DECI E L,RYAN R M.The general causality orientations scale:Self-determination in personalityJ.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1985,19(2):109-134.15 大卫范德.人格心理学:人与人有何不同M.许燕,邹丹,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368.16 GUISINGER S,BLATT S J.Individuality and relatedness:Evolution of a fundamental dialecticJ.American psychologist,1994,49(2):104-111.17 黄希庭.探究人格奥秘M.商务印书馆,2014:17-18.18 黄希庭.人格研究中国化之我见J.心理科学,2017,40(06):1518-1523.19 傅安国,吴娜,黄希庭.扶贫先扶志: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与质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05):208-214.20 黄希庭,郑涌.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6-17.21 傅安国,黄希庭.开展心理精准扶贫 破解世代贫困难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3-05(006).22 CONTE J M,LANDY F J,MATHIEU J E.Time urgency:Conceptual and construct development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5,80(1):178-185.23 RASTEGARY H,LANDY F J.The interactions among time urgency,uncertainty,and time pressureA.SVERSON O&MAULE A J(Eds.),Time pressure and stress in huma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C.Plenum Press,1993:217-239.24 方菲,张恩健.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116-122,158-159.25 GRAEN G B,UHL-BIEN M.Relationship-based approach to leadership:Development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LMX)theory of leadership over 25 years:Applying a multi-level multi-domain perspective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1995,6(2):219-247.26 张明锁,杨新甫,王尧.如何激发社会救助对象脱贫内生动力N.中国社会报,2019-01-07.27 陈维政,任晗.人情关系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比较分析与管理策略研究J.管理学报,2015,12(06):789-798.28 BLAU P.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M.Routledge,2017:89-91.29 DABOS G E,ROUSSEAU D M.Mutuality and reciprocity i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of employees and employer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4,89(1):52.30 WANG Y,CHEN C C,LU L,Eisenberger R,Fosh P.Effects of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