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毕业论文-主动上升与被动保持-土改后农民阶层的内部分化简析.doc

本团队长期从事论文写作与论文发表服务，专科本科论文300起，详情加伍老师qq 30040983主动上升与被动保持：土改后农民阶层的内部分化简析内容摘要：土地改革后，随着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经济地位普遍上升，农村出现中农化趋势，与此同时，在农民内部也出现了分化现象。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由于片面理解“共同富裕”等原因，很快主张限制和消灭分化，导致农户倾向保持现有的阶级成分，而缺乏进一步扩大生产、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关键词：土改后 农民阶级 社会分化土地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土地、农具等重要的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大多数农户经济地位得以提升，农村出现中农化趋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大多数农户倾向保持现有的阶级成分，而缺乏进一步扩大生产，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本文将对上述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一、土改后农村阶级的变化趋势（一）在东北、华北老区中农化日趋普遍东北农村在1947-1948年实行了土改，经过多年的发展生产，到1950年前后，农民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农村阶级关系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动。如据1949年冬黑龙江省21个村（分属16个县）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前占农村户数一半的雇农，已经上升为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占50.6%；原来的贫农，除1%下降外，有57%上升；原来的中农也有17.1%上升了；在农村全体户数中，土地改革后有62.7%的户数是上升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在农村中的比例，已由土地改革以前的16%上升到53.8%。另据土地改革完成稍晚的辽东省15个村调查，中农已由939户增加为2 748户，几乎增加了两倍。1 1950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对黑龙江、吉林、松江、辽东4省10个县16个村屯的调查材料显示，“农村经济发展颇为迅速，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东北局政策研究室经过综合调查和认真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生产发展的结果，就是中农成为农村主要阶层，大部上升，小部不动（实际亦有上升），下降者是个别的，这就是今天农村的基本情况。”2华北地区在1947年基本上完成土改，经过1948-1949两年的生产运动之后，到1950年时，“绝大部分贫农、雇农和中农摆脱贫困，普遍上升”3。据对河北省平山、阜平、定县、河间、遵化、威县等县所属10个村共1 517户的调查，土地改革以前的592户中农中，已有14户上升为富裕中农；553户贫农中，已有27户上升为富裕中农，388户上升为中农。另据对山西省黎城、潞城、平顺等县所属5个村共964户的调查，1939年中农在全体户数中所占的比例为32.3%、贫农为42.4%、雇农为5.4%。1949年中农的比例数已上升为84%，成为农村中的绝大多数。又据对察哈尔省浑源、山阴、张北、怀来、龙关、延庆等县所属13个村共1 571户的调查，原有的贫农767户中，已有593户上升为中农，4户升为富裕中农；570户中农中，已有5户上升为富裕中农，1户上升为富农。3当时华北各地政府组织的农村调查反映出来的情况，基本上说明了农村中农化的变动趋势。（二）在新区土改后中农化趋势逐渐凸现新区土地改革在1952年底基本结束，土改后，由于农户收入普遍上升，农村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基本特点是成分普遍上升或接近上升。据对中南区35个乡农户的调查，1953年与土改时相比，农户成分变化如表1：表1 中南区35个乡自土改时至1953年各阶层农户比例变化情况 单位：%贫农中农其他劳动人民富农地主其他剥削阶层土改时1953年土改时1953年土改时1953年土改时1953年土改时1953年土改时1953年河南51.5716.7040.9275.000.110.111.912.585.155.160.340.45湖北57.8231.2832.8559.320.530.743.673.613.633.611.501.44湖南55.6135.2129.9651.694.843.312.662.824.394.392.542.58江西56.4035.4728.9448.163.504.033.503.633.463.464.205.25广东62.8238.8718.7347.279.335.462.092.093.923.333.712.98资料来源：根据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整理。如表1所示，从土改后到1953年，中南区5省调查乡中农成为农村中的基本力量。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1个省14334户农户的调查，到1954年，土改结束时的8191户贫雇农已有3991户及48.7%上升为中农，土改结束时的中农则大部分不动，只有一部分下降为贫雇农和上升为富农，而新富农只占全体农户的0.57%，土改结束时的富农，则有49%下降为中农。4(P14)因此，中农已成为农村的主要阶层，这是当时农村的基本情况。（三）农户经济地位普遍上升的原因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在农村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进而经济地位得到上升。下面我们仅从两个侧面来考察土改后农户经济地位的上升主要因素。1、生产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据中南区35个乡11791户农户的调查，如以1952年各阶层农户占有的生产资料为100，1953年平均每户占有的生产资料情况变化如表2。表3-9 19521953年中南区35个乡农户户均占有生产资料变化情况 单位：%贫农中农其他劳动人民富农地主及其他剥削者平均耕地119.57108.72112.3797.5255.73118.40耕畜107.41105.77100.00110.17125.00110.53主要农具112.90100.56116.98101.64 91.07 105.60注：主要农具包括犁、耙、耖、水车、禾桶、大车等。资料来源：根据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整理。如表2所示，1953年与1952年（相当于土改结束时）相比，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各阶层占有的生产资料处于增加的趋势，即生产规模有一定程度扩大。其中，贫农占有的耕地和主要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平均水平。这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户经济地位的提升不是少数人剥削其他农户劳动所得，吞并其他农户财产积累财富的过程，而是广大农民普遍扩大生产的过程。2、农户经济地位上升是自身努力劳动的结果土改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发展农副业生产，经济收入逐年提高，经济地位得以上升，从农户的是收入结构来看，据中南区35个乡的调查，土改后新中农的收入构成如下表2。表3 1952-1953年中南区5省新中农、新富裕中农各种收入的比例情况 单位：%河南9个乡鄂、湘、赣10个乡湖北5个乡广东12个乡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其它收入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其它收入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其它收入农业收入副业收入其它收入1952新中农90.875.014.1279.4614.965.5880.4013.935.6763.1720.0016.83新富中91.086.022.9077.8016.355.8576.0717.606.3361.0825.8313.091953新中农90.374.365.2778.8413.417.7579.7911.938.2867.2024.997.81新富中91.924.973.1173.7718.088.1574.1517.288.5760.8231.427.76注：其它收入包括救济金、借贷收入、预售产品、亲友赠送及在外家庭成员寄回等。资料来源：根据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湖北农村经济调查（五个典型乡综合材料）（1954年6月），湖北省档案馆，SZ-1-285整理。如上表3所示，各省新上升农户的收入来源构成上，农副业收入均占了绝大比重，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两者收入比重占新中农和新富裕中农家庭总收入的90%以上。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广东省，与其他几个省份相比，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而副业和其它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大。从当时的调查情况来看，广东省农户的主要副业收入是养猪、鹅、鸭和种植瓜菜等，其它收入主要是工薪、侨汇及兼做小买卖等。另据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经济调查组1954年9月对该县竹皮寺乡46户上升农户自身因素的调查，因劳力强而上升的22户，占上升总户数的35.4%；有其他辅助收入而上升的4户，占6.4%；因耕作技术好而上升的9户，占14.5%；因兼营其他副业而上升的9户，占14.5%；因兼营小商贩而上升的2户，占3.2%。5表明土改后农户收入的增加及经济地位的上升主要是依靠自身劳动而不是占有他人劳动的结果。土改后，农村经济呈现较明显的中农化趋势，但农村仍存在30%左右的贫农阶层，但他们面临困难的程度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不同的。其中大部分虽然是贫农，但经济呈上升趋势，已接近中农水平。据中南区35个乡的调查，1953年，河南省贫农户占农户总数的16.70%，其中69%的贫农（占全体农户的11%）已接近中农水平，鄂、湘、赣3省贫农农户占33%，其中的64%（占全体总农户的21%）已接近中农水平，广东省贫农占38.87%，其中63%（占全体农户的24%）已接近中农水平。6该调查报告中也指出，占农村总户数2030%的接近中农户，预计到1955年大部分可上升为中农，届时中农将占农村总户数的60%甚至70%。这部分贫农户上升缓慢的基本原因是，原家底薄，生产资料不足，在土改中又未得到充分满足。在贫农户中还有一部分面临严重困难，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农村平均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缺吃少穿，据中南区35个乡1953年调查，严重困难户约占贫农户的1/3，占农村总户数的10%。造成这些农户严重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生产资料不足，劳动力缺乏，天灾人祸等。但与接近中农户相比较，人口规模小、劳动力缺乏、单位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数量多是其基本的特点，如下表4。表4 1953年中南区5省农村各阶层农户家庭结构情况 单位：人河南9个乡鄂、湘、赣10个乡广东12个乡人/户劳/户人/劳人/户劳/户人/劳人/户劳/户人/劳各阶层总平均5.052.561.984.192.161.944.222.191.93中农平均5.302.711.954.502.391.894.712.561.84贫农平 均4.021.932.093.841.912.013.871.951.98接近中农户4.172.062.023.982.011.984.012.111.90严重困难户1.360.602.263.611.772.043.641.732.11开始下降户3.751.672.253.501.402.513.601.432.52资料来源：根据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整理。如表4所示，一方面，从各阶层农户户均人口规模及户均拥有劳动力水平来看，严重困难户与平均水平甚至与接近中农户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从各阶层农户家庭单位劳动者负担的人口数量来看，严重困难户劳动负担人口要高于平均水平与接近中农户。因此，从自身原因来说，严重困难户之所以困难主要在于底子薄、户均占有劳动力少及单位劳动力负担的人口数量较多，这种因素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严重困难农户经济收入的增加。综上所述，在土改结束后的几年中，农村中的老贫农已有一半左右已上升为中农，尚未达到中农水平的大部分贫农经济正在上升，可望在几年内上升为中农，仍有较大困难的少数农户，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甚至没有劳力及劳动负担人口较重。这一阶段农户的经济地位的提升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积极、主动的上升过程。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农户经济地位的被动保持（一）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农村主要阶层的思想动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任务，就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一切私有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就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7(P198)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宣传贯彻之后，对农村原先所提倡的“四大自由”进行了批判，进而把农民放债、买卖青苗、买卖土地、土地租佃、雇工经营及经营商业等经济行为视作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予以打击。下面我们来考察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贯彻执行之后，农村主要阶层（此处的阶层是调查时根据农户当时的经济状况新划分的）的思想动态。1、贫农农民本来就存在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刚刚经过一场分配土地财产的巨大变革，接着又在农村大力宣传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来消灭“两极分化”，使人们误认为社会主义又是一次均贫富，这样就助长了平均主义的蔓延。在一部分农民中形成了富裕可吃、贫穷光荣的思想，使得一部分农民不积极发展生产，“经常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8(P255)寄希望于政府救济，想早点进入他们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如有的农民看见别人买马就说：“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马？”9(P9)有的农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让饿死人，没啥吃政府总不能让饿死。”6当然，也有一部分贫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部分人迫切要求搞好生产，争取早日赶上中农，但由于耕牛农具的缺乏、生活上的困难，经营副业又怕说成“搞自发势力”，出雇无人喊，社会借贷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很着急。 2、中农经过总路线宣传后，中农阶层一般要求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农业生产，增加收入（多系新中农）；但一部分又产生了新的顾虑，对社会主义不摸底，误认为是平均，对新道路勉强，有等齐上升思想（多系老中农）；另一部分富裕中农，尤其是严重的“自发户”表现顾虑大，他们认为不许囤粮，不许放高利贷，不许买青苗就是不许发展，他们的论调是“要发财就得有点剥削”，“好容易奔到有碗饭吃（中农），现在算是完啦！”10因而，就表现出生产消极和生活浪费现象，如湖北省建始县七矿乡富裕中农樊永辉余资不投入生产，1953年杀了三头大肥猪（700斤），全部自食，喝酒360斤。11在湖南，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农村的宣传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部分富裕中农在思想顾虑很大，表现为“三怕”，怕“露富”，怕说“自发势力”戴剥削帽子，怕统购。因而装苦叫穷，闹“假分家”，余资余粮不敢公开外借，见了干部就打探政策，个别的生活大吃大喝。12还有的富裕中农反映：“放债不许可，有钱没地方花，只有穿好些、吃好些，看看采茶戏。”“明年田里不下肥，免得人家说我多打谷子。”63、富农富农分旧富农和新富农（剥削收入占其总收入25%以上）。旧富农多数已无剥削，如据中南区调查，1953年无剥削户占原户数的比重分别为，湖北41%，湖南68%，江西66%，广东65%；一部分土改中削弱较多和曾因划为地主，土地和生产资料被没收，改划富农成分后未全部归还的户，生产生活已下降为贫农；新富农是由中农（主要是富裕中农）和少数贫农上升起来的，就中南区全区而论，1953年新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的1%左右，广东比较少，占0.74%。6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后，给了富农很大的震动，对社会主义不摸底，偷偷看风色，对党领导农业生产走向合作化，实行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与限制富农经济，他们是不满的，他们说：“搞社会主义是见鬼的事，做那一行就说那一行好。”13 据国家统计局1954年调查表明，富农单位面积创造的农副业收入只高于平均水平的4%，这不能不说是富农懈于经营的结果，有的地方还出现富农抛荒的现象。（二）农户经济地位被动保持的原因土改后，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其中一部分人上升为富裕中农，贫、雇农的经济地位得到普遍的上升和改善。但是，在互助组和合作社中因“平均主义”盛行，而引起了中农的怀疑与不满。针对中农的这种怀疑动摇态度，毛泽东根据农民对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把中农分为新中农、老中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中中农、新上中农、老上中农等。1954年制定的阶级政策指出，“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部分。”14(P354)这样就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内容有了新的内涵，使得富农及富裕中农，尤其是富农，极易成为运动的牺牲品。这就使得农民阶级内部的阶层朝中农单一化发展。同时，政治性的阶级政策又硬性地将中农细化为七个不同的等级，这些并非农民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形成的，而是因政治的需要刚性定位的，并且这种刚性定位所带来的强迫性，使得中农及其他阶层农民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遏制。这就是土改后农民保持中农化的重要政治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带来了土地、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动，贫、雇农翻身转化成了乡村的权威群体，地位得到了上升，造成了农村中普遍存在“以穷为荣”、“以富为耻”的思想。加之许多地区在合作化运动中，不仅没有中立富农，而且连本来作为依靠对象的属于中农成分的富裕中农也排除在依靠对象之外，也就无形地让农民形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的错觉，使得大量的农民不得不抑制求富的热情，宁愿自己保持贫下中农的成分，也不愿意被扣上富裕中农等不光彩的政治成份的帽子。这就一方面使得贫、雇农想“发家”盼“发家”，又害怕“发家”后失去了原来优越的政治成分。另一方面，使得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对社会主义作简单地理解并普遍流行，也使得中农情绪不稳，顾虑重重，不敢积极发展生产，资金不敢投资于生产，怕“升阶级”怕“冒尖”。而富裕中农更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中忐忑不安，害怕不知道哪天就成了人民的阶级敌人。在如此大的社会与政治压力下，导致农民的“求富”到“怕富”的心理变化，也使得农民失去了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在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之中，疯狂向农业合作社挤车，以保证自己政治身份的平稳与社会的认同。这种社会从众心理也压制了农民内部的分化与发展，使农民在土改以后总是在中农阶层左右徘徊不前。三、结语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大部分农民收入水平上升，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地位得以提升，少部分农户由于各种原因，而生活水平下降，总体变化形势是中农化趋势，而不是两极化，如果一定要用“分化”二字，那么这种分化也只是农民内部的分化，并没有达到阶级分化的程度，这种变化趋势是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起积极作用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为了快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而片面强调农村的“两极分化”，并把土地买卖、雇工、自由借贷等看作是“两极分化“的表现，于是就急忙消灭这些东西，使农村社会走向无差别的共同贫困状态。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农产品商品率很低，农业尚处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起始阶段。要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可以避免，但发展商品生产的过程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走向社会化、现代化的过程是广大农民经历了巨大痛苦的过程。在新民主主义下，这种痛苦可以大大减轻，但也不可能没有痛苦。既然要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存在着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就不可能是所有的农民在富裕道路上齐步走，不可能是所有农民在经济生活上平等划一。即使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也会出现少数人经济上升很快，开始雇工，而部分人上升缓慢甚至经济下降的情况，这种情况应是被允许的，不可怕的。因为只有允许这种竞争，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9(P25)国家强行保证利益的平等化与一致性，最终只能带来低水平的利益平均化，而将大批人口固定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地位，只能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来保证整个农民阶级低层次的公平。总之，总结认识土改后对农村经济形势判断及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农村改革无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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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peasants general rose up, at the same time, the phenomenon of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easants class appeared . After general line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 being poin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stand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ne-sided,soon polarization was maintained to be limited and eliminated, which led peasants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class, and lack of further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enthusiasm of his wealth.Keywords: after Land Reform; peasants; social differentiation作者简介：常明明，1974年生，男，湖北钟祥人，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鹿冲关路276号贵州财经学院科研处，550004Email: changmingming100 电话：[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