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pdf

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李圆内容摘要：“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源自个体对政治生活的现实体悟，是微观个体与宏观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微观政治传播的“个体主体”指传播技术将人从传统的社会信息结构和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在交往实践中自觉地发生社会关系的“每个人”。这些个体存在于具体的宏观政治之中，通过微观政治传播活动积极地表达自我，强调自身的需求、欲求与价值，彰显着自身的主体性。在当下的网络空间中，智能算法在现实存在、交往关系和生命价值三个维度上将现实的、具体的、鲜活的个体潜移默化地驯养为数字权力的愧圖，导致现实中的微观政治传播活动存在信息来源失衡、运行过程隐匿、内容呈现虚假、目标导向操纵、价值取向片面及信息监管脆弱等问题。人使用媒介的主动性和算法压制人的主体性成为一个悖论。基于此，当下网络空间中看似喧嚣的微观政治信息及其传播未必凸显了人真实的意志，算法背后的数字权力极易伪装成个体的形态影响宏观政治的运行，扰乱政治传播的整体秩序。关键词：微观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算法；个体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4.02.006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为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赋权赋能，催生了个人的微观政治生活，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与传统的“以政党/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宏观政治传播相对的“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此前,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微观政治传播的核心概念、学理基础、运行机制、特殊形态等内容。本文试图进一步深入揭示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对微观政治传播的深度影响。一、具体的个体：微观政治传播何以“以个体为主体”“主体”一词源自希腊语“根据”，意指“作为基础把一切聚集到自身那里”，这个“自身”包含实体概念与关系性概念，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承担者。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个体”才能被称为“主体”。个体的政2024.2_ 55专题研究：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治传播行为由来已久，不论是古今中外人们茶余饭后、田间地头对政治的种种谈论，还是每个人与政治相关的各类微行动，抑或每个人内心深处对政治的期待和向往,都彰显着每一个微小的个人对宏大的政治发自内心的关注。但是，这些个体由于时空、场域、关系、技术的限制，不足以形成与宏观政治传播研究主体相对的微观政治传播研究主体。在主体活动的视域下，“个体”的概念历经了三个层次。在前现代社会人类自发的生存、生活的基本实践中，个体存在于人类社会诸领域未分化阶段的“无意识”状态中。这一时期，以家庭和城邦为代表的公共生活是社会的基础和核心，个体只有作为其中的部分才能存在,即个体必须将自身“系统化”于家庭与城邦的结构之中,才能实现自我。因此，个体依附于群体的主体性而存在，公共的社会生活是个体存在的终极目的。随着近现代社会诸领域的分化，个体从传统的家庭角色、村落归属、生活模式、君臣等级等制约中解脱出来,开始具有空间和结构的流动性。这一时期，个体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运动中所倡导的与“神的价值”相对的“人的价值”笼统地混淆，原本鲜活的、不同的个体被组织化、秩序化的整体所忽视并屈从于整体。由此，个体被视作近代国家、组织、群体的组成部分，成为宏观理性下的抽象单位,即“原子化”的个体。这一观念将个体视作机械的、均一的存在物，忽视了个体之为人的生命本能，限制了人的自主和自由。当代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为个体赋权、赋能，个体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相对自由、自主地运用各类媒介进行自我发现和自我展示。个体的思维、意志、个性、欲望、情感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家、56-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组织和群体的限制，成为在社会交往实践中自觉发生关系的生活的、鲜活的、真实的“每个人”。在这一时期，个体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宏观理性对人的抽象假设，追求自身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真正实现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催生了当下种种“以个体为主体”的社会实践。传统的政治传播研究通常认为人的政治行为受到政治系统的严格控制，个体几乎可以完全被纳入规定的集体结构之中。因此,其倾向于以“大众”“受众”“民众”“草根”“底层”等概念代替对个体的阐述。但是，“大众”等原子式分析框架以一种瀑布式自上而下的传播逻辑将个体天然置于政治传播的“下游”地位，无法考察到现代传媒社会中个体实际具有的传播主动性；“底层”等阶层式分析框架则侧重于强调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精英与民众、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分化，忽略了传播技术赋权的双向性。虽然现代西方政治观念也强调个人，但其对个人的预设首先是分立的，即分立的个人相加构成社会。个人以各种形态参与政治，通过集团分利、政党竞争等途径各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观念倾向于否认个人与宏观权力之间生成、联结与合作的关系，导致了身份政治的困局，使个人遭到了多重、多向、多维的裂解而相互斗争。这一点，就连一贯为西方政治背书的福山也感慨道：自由主义倾向于让人们原子化而产生隔阅，人们未来或会成为“安逸自足的最后的人”，也有可能退化为“最初的人”，从而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深入“人心”、凝聚“人心”、引导“人心”，就要超脱狭隘的个人主义个体观，深刻认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知在当下政治传播现实活动中存在的具体的、不同的、鲜活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深入了解每个人与宏观权力主体之间支持与协作的合力关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微观政治传播中具体的、鲜活的、真实的“每个人”，正是根源于传播技术从传统社会信息结构和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客观存在的个体。虽然这些个体往往立足于自身的社会实践，以个体的需求与欲求作为政治传播活动的价值导向，但是这些个体首先存在于具体的宏观政治之中，他们既具有个性特征,又在现实的交往关系中实现彼此的连接，与宏观政治进行协作。此种“具体的个体”的崛起，使人对政治的认知开始由以往“国家一社会一个人”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转变为“个人一社会一国家”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即在现实的政治传播活动中，人们不再仅仅通过宏观主体的各类宣传来形塑自身的政治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每个人的日常的政治生活的体悟来思考宏观政治,并借由社交媒体凝聚舆论,形成与宏观政治传播相对的种种微观政治传播现象。这些源于“个体主体”的舆论,对宏大的国家政治产生了难以回避的重要影响，需要学界与业界积极研究、认真研判、合理引导。二、算法对个体的深度嵌入微观政治传播依赖于社交媒体而发生、发展。社交媒体平台中的算法技术通过对个体无孔不入的嵌入和操纵，使“具体的个体”在互联网中彰显主体性的同时,也极易被潜移默化地驯养为数字权力的愧。算法说明了微观政治传播并不是每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政治传播活动，而是内蕴了各方权力的复杂博奔过程。（一）算法对个体现实存在的重塑算法研究的经典之作算法导论最初将算法定义为“任何良定义的计算过程”，本质上即计算问题的工具。随着智能化时代的来临，人们开始开发智能算法系统进行自主决策，使算法逐渐摆脱单一的工具属性,成为新的生产力。当下，数据挖掘、声像识别、医学诊断、舆情研判、教育培训、司法评估等诸多领域都与算法深度捆绑，现实世界逐渐演变为被算法所包裹的“计算空间”。其中,以往人不可被量化的精神、情感、价值都成了可被测量的数据，人开始必须依赖数据以表明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算法已然成为一种广义的社会选择工具和人们感知现实的基础中介，驱动着人类整个现代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规范。算法开启了每个人自身基本存在的数字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人的基本存在逻辑和状态。对个体而言,算法能够通过对个人的数据抓取在网络中再造与现实的个体相对的“云个体”，从而实现每个人主我与客我的分离、真实与虚拟的融合、理性与知觉的混淆，为个体打造数字化生存模态。每个人只要与互联网发生关系，就开启了自身的数据化状态。这些状态并不全然是现实自我的映射，恰恰相反,其能够通过算法来操控、驯化甚至重塑现实的自我。一方面,现实的个体通过互联网与云个体进行交流。借用唐伊德的观点，真实个体即2024.2 57专题研究：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身体一”，云个体即“身体二”，后者是前者在用户统计、建模、画像等思维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存在，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替真实世界中人的身体，实现个人的数字化与数字的个人化。另一方面,算法能够通过自动运算、聚合与分发，让现实的个体之间通过“云个体”的身份在互联网上发生交往，为个体赋予政治参与的双重身份与能力。其中,每个人不再仅仅通过控制自身现实的身体就能够进行社会实践，而是要积极创立、利用并理解“云个体”的存在,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实践。这种真实个体与云个体的分离为个体带来了一种“数字化人格”，即基于算法对个人进行数字化描摹并进行信用评级，由此生成的数字化个人镜像。换言之，每个人自身的基本存在都不可避免地有算法组成的部分，人的现实存在要通过数字化个体的存在来得到肯定。因此，人只有借助自身数字化的身份才能够完全享有自我，数字对人的定义逐渐超越了人对数字的定义。但是人对构成自己数字自我的数据并没有控制权，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信息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采集，采集的用途是什么,谁来保管和使用这些数据。个体在数字权力面前的弱势地位几乎根深蒂固。而个体的数字化，也意味着生命的“档案化”，即个体数据成为治理层面维系社会安全和运作的基本方式，每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体，都必须按照这种方式重新生产自身。疫情期间，曾在全国通行的“健康码”即涵盖着个人的身份信息、健康信息、地理信息等重要的个人数据，完整地体现了人（用户)一机（算法)一环境（社会）协同的算法化传播机制，清晰地向人们呈现了算法所具有的全民性、全球性和全数据的特征。其中，人们首次通过算法塑造的云身体实现了政治的“无意识传58-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播”一一即便没有参与政治的需求和意识，人们也迅速被卷入，成为算法政治传播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数据。在这个维度上，个人并不享有对自身完全意义上的解释权,算法及其背后的数字权力能够直接定义人的基本存在。（二）算法对个体交往关系的改造个体的交往关系是基于个体生存生活的基本的、现实的交流沟通的关系，其内蕴的是每个鲜活的个体对自由、和谐、公正、平等的美好生活的内在向往。算法通过有目的地引导甚至创制个体“需要”的方式，为个体提供差异化服务，不断构设各种虚假的需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路中,算法将人的需求的自然的生发机制由现实的个人的生活“需要”，转变为外在力量的“创造”。换言之,算法通过为个体不断创设虚假的需求来实现对个人的深度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交往需求不再是生发于本身的自然需要，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算法技术及其背后资本力量不断积累和增殖的必要。?在个体的现实交往中，,算法能够利用自身的数字特征和价值偏好对个人认知直接进行改造。一方面,算法既能够调用每个人的欲求，从而维系个体对算法技术的依赖与沉浸，又能够以技术资本的价值立场对数据进行筛选，将算法的偏见变为个体自身的偏见。个体实际上成了被资本控制的棋子，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不再是一种寻求沟通、共识、美好、愉悦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而是基于利益交换的资本价值逻辑。在这一过程中,算法为个体有针对性地定制了种种“幻象”，其看似是对个体差异的尊重与认可，实际上只是在通过对个体的驯化来获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取其自身的“价值增殖”。在算法的操控下，个体的思想与行为深刻体现出算法的意志，个人看似是自由的个体，实质上却是技术的个体、资本的个体、权力的个体。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算法越来越多地左右着他者对个体的评价，影响着个体的综合形象及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及流动的可能。当前，智能手机绝大多数由算法驱动，公共系统很多也是由调度算法操控运作，在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算法的“风险评估”，即算法通过参考量刑数据来评估某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可以说，算法能够判断出一个人是否可靠、一个行业是否有前景、一个决策是否正确有效，个人所产生的数据成了算法进行利益分配的重要依据。表面上，算法在特定的情境下做出了数理层面的最优解，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其所服务主体的利益，但是，每一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变为档案和数据，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了一种以算法为中介的“打分制”关系。正如学者彭兰所指出的,这种算法评价成了今天社会的重要思维，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对自身的“肯认”。?基于此,算法在“知识一权力”的理路上产生了新兴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形式。个人的交往位于以算法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利益体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下。其不断冲击、挑战着传统的制度利益体,或与之进行合谋,形成了一股与传统权威势均力敌的“算法权势”。这一点，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兰登温纳指出的，“技术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不可避免地与制度化的权力和权威模式相联系”。以算法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并未使个体的政治生活变得更加理想，恰恰相反，其以一种软性的渗透代替了硬性的控制，以一种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形式改变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每个人。（三）算法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异化海德格尔曾言，技术和人的存在互为一体，我们在考察技术时,实际上是在考量人的存在。任何技术本应反映人的意志，为人类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生活服务,但算法及随之而来的技术理性将自然的科学性和人类的社会性整合到技术原理中,以一种“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的形式,不断进行着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和价值取向的社会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算法衍生出了一套以技术逻辑为轴心的规则，并逐渐走向制度化，催生出庞大的“数字混合媒体系统”，不断影响、塑造和操纵每个人。在个人生命价值的维度，算法应是一种作为生命个体主观建构与互动选择的结果而被人利用，但在现实中，几乎只有算法能够筛选、培养个体，个体却很难识别、控制甚至理解算法。这一现象促使算法对人类主体价值创造进行搜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雇佣劳动、价值实现等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与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人类主体身份的“算法依附”，最终导致了人发展的主体性危机。尤其是在当下的智能化浪潮中，智能算法已对大量重复、机械的工作领域造成明显的压制,相较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人们面临着一种“不被需要”的困境。鉴于算法权力的拢集，人的行为可以被技术精英用算法动员的方式来操纵，以至于在部分人看来，数据和算法才是真正的资源，人本身反而不再重要。可以说,算法虽然能够准确地识别人的差异,但它也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工具都能够有效地抹杀人的差异，或使这种差异不具有任何有价值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算法已然将人困在马克思韦2024.2_ 59专题研究：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伯所形容的“铁笼子”中一一人们不是提着笼子的人,而是生活在笼子之中,别无选择地被结构化到数据收集、生产和分析的算法技术和治理系统内。掌有算法的各个社交媒体平台能够利用算法建构起一种“平台权力”，包括平台准入权、行为管制权、标准制定权、政治谈判权等。其不断打破多元主体间性中应有的平等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甚至越过传统宏观权力主体的行政能力，建构了一种“数字强权”机制。其中，算法的价值和理念成了现代人的价值观，使人们不自觉地成为公众与政府政治关系中的“拆台者”，从而深刻地影响宏观政治的进程与结果。这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图景，也是一种更加隐晦、高明的算法政治样态。在微观政治传播中,真正的个体逐渐被替代、被驯化、被伪造，个体看似享有大众传媒时代所不具有的独立与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够真正自觉地代表自身的价值。诸多微观政治信息不仅是个人意见的表达，也代表着某些技术团体和资本势力的利益，促使个体不自觉地对宏观政治信息进行异化和挤压。比如，当下互联网中盛行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等思潮，看似受到网民的推崇，实际上是诸多商业力量通过算法“共谋”的结果。三、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危局微观政治传播源自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现实体悟，是微观个人与宏观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真实是微观政治传播活动之所以具有意义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算法对个体的深度驯养,算法壁垒、算法黑箱、算法屏蔽、算法伪造、算法拖钓、算法偏60-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见、算法自净等技术现象日益渗透到每个人的社交媒体生活中，导致微观政治传播存在信息来源失衡、运行过程隐匿、内容呈现虚假、目标导向操纵、价值取向片面及信息监管脆弱等问题。（一）来源失衡：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壁垒算法壁垒即算法运行过程中形成的阻碍信息形成与交流的屏障，体现在“数字鸿沟”与“信息茧房”两个层面。数字鸿沟是由于不同群体对技术的了解、应用、创新程度具有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信息茧房是人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心理偏好的算法体现，即算法能够依据个体偏好构筑用户的认知空间。算法运行的基础是用户数据，用户数据取决于每个人对互联网的嵌入范围和程度。在算法通行的时代，人们的社会政治价值往往预设了“共同体所有成员全体全时联网在线，数字时代的福利和红利为人们共同分享”的前提，但实际上，不同国家、地区、群体、阶层间具有一定程度甚至较为巨大的技术差异。在国际上，Google图像识别训练库中，占世界人口1/3的印度、中国所占的数据量仅为3%，而欧美国家的数据占比则近3/4。在国内，目前城镇网民规模占网民整体的7 2.1%，农村网民仅占2 7.9%；6 0 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比亦有41.9%。可见，不少个体难以将自身的行动有效地转换为数据。这种差异易导致算法对网络弱势群体的“选择性失明”，并借助信息茧房反向加剧对特定群体刻意的边缘化、对特定信息刻意的屏蔽和对特定价值刻意的倾斜。现代政治预设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微观政治传播应是每个个体在社交媒体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平台上对政治信息的平等参与。但算法壁垒导致了越靠近算法识别圈的个体越能够掌握话语权,越能够左右舆论的导向，从而越能够对宏观权力产生影响，最终造成微观政治传播的信息来源严重失衡。对于个体和公共机构而言，这种壁垒是一种“可怕的梦魔”。那些数据弱势群体，看似也在进行微观政治参与,却往往遭到了算法的选择性对待,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身基础的政治表达的权力和能力。（二）过程隐匿：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黑箱“黑箱”是不为人知且难以被观测的技术系统。算法黑箱指算法运行过程中不为人知的部分，即算法的“不可知性”，主要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算法作为一种专业性的技术,其工作原理不为一般人所熟知；二是算法作为一种数字程序,因技术特性而导致算法开发者对其的不完全可控性；三是算法作为规模化的商业集团的所有物，各算法主体刻意隐瞒所造成的利益盲区。政治系统致力于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公平性、合法性、民主性是其重要特性，在算法日益辅助政治决策的当下,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通过算法表达出来，但算法黑箱却造成了公共权力运行中存在太多不可能公开或即使公开也难以被理解和管理的过程，进而使得现代社会的权力极易假借技术的复杂形式与公众拉开距离，以逃避必要的公众监督。亚马逊的警用系统就一直面临着女性及有色人种计算错误率偏高的问题，使很多边缘化群体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但亚马逊公司仅仅强调该服务是一个简单的“对象识别工具”，并未公开任何有效信息予以说明。在微观政治传播中，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展现的政治行为、立场与价值几乎是公开的，个体相信自已所感知的政治信息环境并深刻地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甚至会以此评价、评判宏观政治传播甚至宏观政治。但算法黑箱导致微观政治传播中时常出现信息运行不透明、不公正和信息结果与过程不匹配等问题。即使是算法的设计者与管理者在检视算法黑箱的过程中,也只能针对算法的数理逻辑漏洞进行修复,难以回到当初设计算法的情境中考察算法执行的结果是否合理。可以说,算法无法保证自身呈现的政治信息环境最基本的真实性，从而致使人们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个体用户对自身的数据如何被收集、存储、调用与分析毫不了解，对自身面对的信息投喂无能为力，更对自身接受的信息服务一无所知。这对利用算法辅助决策的现代社会造成了极大侵害。（三）内容虚假：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拖钧拖钓（Troll)是行为体（国家)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所使用的一种跨国网络平台的新型政治传播策略,是一种智能技术下信息宣传战争的新形态。通常表现为拖钓主体对拖钓客体有目的地在社交媒体上围绕争议话题传播误导信息，并在算法技术的配合下影响社交媒体中的微观舆奥论走向，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目前，社交媒体正在由“人”的主导转向“社交机器人+人”的共生状态。算法拖钓主要以大量的社交机器人来伪装他国网络平台中的真实的个人ID,并与真实的个人进行互动，从而对人进行信息欺骗。有学者指出,算法拖钓主要通过“制造争议一虚假扩散一算法推荐”的流程实现。具体而言，拖2024.2 61专题研究：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钓者会对社交媒体上各类种族、宗教、政治、民生、人权等重要的话题进行蓄意扭曲,并针对其生产具有误导性、极端性、侮辱性的言论，以制造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海量的社交机器人伪装在社交媒体中与真实网络用户互动，传播虚假信息。拖钓者善于以深度伪造、虚实相生、借题发挥、捕风捉影、真假参半、阴谋叙事等形式增加虚假信息的真实性。在国内，一些境外势力时常将重大的民生议题与极具煽动性的话题结合起来，以“阴谋论”“威胁论”“压迫论”等方式恶意煽动舆论，威胁国内信息安全。有研究发现，在国外关于新冠疫情的涉华报道中，社交机器人所刻意发布的煽动性的话题操纵了16.5%的国际舆论。基于个体的求新求异心理,这些被蓄意制造的争议性话题更易引起关注。而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以点击量为首要逻辑，因此，算法更加倾向于大量推送带有某一争议性话题标签的误导信息,形成“认知一推荐一认知”的恶性循环，导致微观政治传播平台存在着大量虚假内容。（四）目标操纵：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屏蔽与推荐微观政治传播中的算法屏蔽与推荐集中体现为算法对政治话题的屏蔽与推荐能力。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微观政治信息看似经由个体的自由讨论而形成，实际上，算法会自动将一些政治话题进行屏蔽与替换，以操纵微观政治传播的舆论生态。以一些著名的社交平台为例,虽然其算法大致遵循（搜索热度+讨论热度+传播热度）互动率的推荐机制，但是在面临敏感的微观政治信息时，即便公众的关注使该话题突破一定的热度冲上62-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爆”点，平台算法依然能够第一时间“撤热度”，以实现控制微观政治传播的整体目标。即使面临不敏感的微观政治信息，算法也能够通过推送大量与政治话题不相关的信息来转移用户的关注,并将一些特定政治话题与无效的信息牢牢绑定，从而模糊奥论空间，使人们的政治讨论陷入“空转”。这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标签劫持（hijackingthe hashtag）烟雾遮蔽（smoke screening）策略。而进入新一代的基于大模型技术的智能内容生成系统后，ChatGPT等平台能够在算法程序中预先设置对特定政治话题的直接屏蔽或引导，从而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减少政治风险。在这种人机对话中，人们的微观政治交流由一种“主动检索”变为了“交互问答”，个体甚至失去了主动接近微观政治话题的权利和机会。通过这种算法屏蔽和推荐机制,算法所掌有的议程设置的权力甚至比个体本身更大。而对政治的刻意规避，直接导致了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弥散的微观政治信息愈加庸俗化、娱乐化、偏激化。人们被算法的屏蔽与推荐裹挟，在信息自主权的失落中极易产生“越看越累”“越看越烦”“越看越不知道看什么”的微观政治参与异化现象，从而催生惰性思维和政治淡漠心理，使微观政治传播失去原有的目标关怀。（五）价值片面：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偏见算法并不是从技术中来到技术中去的独立闭环,而是以人为主体的技术形式。作为算法的基础，数据是社会数据化的结果，原旨地反映了社会一切先进或落后的价值观念，即使是偏见性数据也会在算法初始设计环节被客观地嵌入算法模型内，成为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人类社会固有偏见的数据表现形式。算法拢集了算法开发者、投资者、使用者、反馈者等所有人的价值立场，易造成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文化歧视等综合问题。罗尔斯曾言：“社会的经济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利益补偿，它们就是正义的。”算法偏见恰恰侵害的是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被算法标记为边缘群体的人成为“算法底层”，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有算法参与的领域中持续遭遇歧视。比如，COMPAS和LSI-R等美国司法领域内用来辅助法官量刑的人工智能系统显著存在歧视黑人的情况，即自动将黑人的再犯率视作白人的两倍。当下互联网上的各类微观政治传播内容看似充满种种“底层逻辑”“底层叙事”“底层观念”，但其是否代表真正底层的切身利益和真实想法，确实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六）监管谎言：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自净算法不仅是社交媒体中微观政治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把关人”。这一双重角色催生了微观政治传播中的“算法自净”现象,即算法本身成了管理自身的一种技术形式。换言之，算法的强大能力使微观政治信息控制机制本身成为一种算法技术,而算法的不断突破又进一步促进了政治信息的生成，进而反过来摧毁了原有的信息防御系统。这种悖论式的自净逻辑使政治系统的运行出现了强烈的“技术垄断”。微软公司构筑的PhotoDNA数据库、Twitter等企业联合建立的GIFCT数据库都是算法嵌入内容审核的成果,而Facebook平台超过8 8%的有害内容是由算法进行自动删除的。在国内，诸多社交媒体平台所使用的“关键词识别技术”亦是依靠算法对信息进行打分,并依据评分阈值来决定信息是否被屏蔽的。算法自净现象只能解决算法对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进行管理的问题，却没有“第三力量”对算法自身的运行进行监管。其实质上造成了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向个人的单向监管困境。这本质上不是一种监管,而是一种对算法的保护。为了逃避这些算法的监管，诸多微观政治信息不得不通过拼音缩写、图像扭曲、语义替换等形式出现，导致微观政治传播的信息内容极其繁杂、多变和模糊。这种算法逻辑极易盲目扩大微观政治信息的监控范围,形成对各类信息的“误伤”。可以说,这种算法自净现象极大地提高了微观政治信息监管的难度。四、算法未来：微观政治传播的算法可能算法技术的兴起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形塑是一种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早在17 世纪,威廉配第就在政治算术中阐明,凡关于统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这种“数化世界”的思维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逻辑在社会层面的本能拓展。其规律是：将科学理性建立在研究对象能运用经验手段重复观测、检验的可量化性之上。基于此，算法在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上,否定自由意志，倾向行为主义，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则认为量化方法可以摆脱主观性甚至超越人的理性，获得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这种“数化世界”思维需要警惕之处在于：人之为人意味着人具有一种不为其他物种所具有的、2024.2 63专题研究：智能时代的政治传播特殊的“德性”，具有与自然界相区别的尊严与自由。这种人与非人的本质区别,使人可以成为“自因”，做出自主的道德选择,而不会全然被自然本能驱使。而算法对世界的简单化约表明，以算法为代表的现代技术不仅可以解释对象，也能控制甚至生成新的对象，其实质上已然具有了一定的“本体论”意义。基于此，算法及其技术逻辑倾向于以自身作为能动性的价值体系，从而否定人的自主道德选择的可能性,进而以一种低于人的维度来理解人的行为。其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之间失去本质的差异。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如果忽视甚至否定人高于自然的尊严和价值，那么人也会随之失去支配自然的正当性，从而动摇现代技术发展的根基。具体在当下的微观政治传播中，以算法为代表的数据化框架既是每个人解释政治、参与政治、理解政治的方式，也是每个人不知不觉中创造政治的方式。因此,被广泛应用在微观政治传播中的算法催生了一种强大的技术能动性,并以此作为人们进行微观政治传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而形成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泛在的微观政治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对每个人的微观政治参与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操纵，直接消解了个体的独立能力和自由意志。因此，当下迅猛发展的传播技术虽然使个体因获得了媒介使用的主动权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主体性，但是，其又不可避免地使个体被现代技术体系驯化，使人不知不觉中交付了自已的主体性。这一过程必然会带来算法专制，形成对人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压制。人使用媒介的主动性和算法压制人的主体性成了一个有趣的悖论。芒福德曾指出,在“巨型机器制造的诸多牺牲和不幸结局当中，首要一个就是当今人们对科学技术界的无条件的崇拜”。在当下复杂的、多变的、多样的政治传播现实中，互联网空间中的微观政治传播虽然广泛崛起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是，人们要深切认知到以算法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并不必然带来更加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媒介、算法与人的博奔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权利的来临必然伴随着新的管理形式。现代技术对人的管理甚至比传统的宏观权力还要无微不至，那些披着“技术便利”的外衣对人展开种种服务的技术形式很可能是另一种更加不易被识别的权力样态。而对算法的治理或制约，则要跳出“数化世界”的思维，在意义与价值的维度上去审视算法运行机制。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上，人们也应意识到,技术的赋权是双向性的,其既能够给社会民众的微观政治权力赋权,为其提供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机会与能力,又能够为宏观主体赋权，为其提供社会控制和引导的新的形式。因此,我们不妨思考两个问题：是否因为微观技术的发展，人们反而更加受到了宏观主体的种种微观形式的制约?算法背后的数字权力是否又会借由个体的形式,以微观政治传播的样态恣意地影响宏观政治的运行过程?这是今后研究微观政治传播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注释关于微观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界定和学术框架,见荆学民.微观政治传播论纲 J.现代传播,2 0 2 1(7):16-2 7.相关研究详见微观政治传播论纲（荆学民,2 0 2 1)、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向纵深拓展的三大进路（荆学民,2 0 18)、论微观政治传播中64-MODERN PUBLISHING_现代出版算法对微观政治传播的形塑技术主导的隐忧及其消解（荆学民、李圆,2 0 2 1)、从“视界融合”到“学科建制”：中国政治传播研究40 年学术检视与理论思考（荆学民、赵洁,2 0 2 2)、论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机制（李圆、荆学民,2 0 2 3)、论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情感（李圆、荆学民,2 0 2 2)、基于社交媒体的微观政治传播中新型性别权力探究（李圆、荆学民,2 0 2 1)、论微观政治传播中的“游戏”形态（荆学民、李圆，2 0 2 3)等。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M.孙周兴,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 9 6：8 9 7.林媛红，刘发明“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性问题 J.理论导报,2 0 10(12):2 6-2 7.5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M.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 0 14:333-336,30 6-30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2022-10-25)2023-11-01.http:/ 0 2 1,43(7):16-2 7.李圆，荆学民.论微观政治传播的运行机制 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 0 2 3,45(11):8 1-8 9.科尔曼.算法导论 M.殷建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 0 13:3.彭兰.生存、认知、关系：算法将如何改变我们 J.新闻界,2 0 2 1(3):45-5 3.李凌,陈昌凤.信息个人化转向：算法传播的范式革命和价值风险 J.南京社会科学,2 0 2 0(10)：10 1-10 9.蓝江.生命档案化、算法治理和流众：数字时代的生命政治 J.探索与争鸣,2 0 2 0(9):10 5-114.方兴东,严峰.“健康码”与正在浮现中的智能传播新格局 J.未来传播,2 0 2 0,2 7(5):2-13.钱燕茹.网络算法分发技术逻辑的生命政治叙事 J.学术交流,2 0 2 2(8):16-27.荆学民,李圆.论微观政治传播中技术主导的隐忧及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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