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pdf

2024年第2期 第45卷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Vol.45 No.2（216）2024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吴潇航1，周鹏飞1，李美宏1，赵玉峰2（1.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1311；2.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38）【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82020年中国817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既能促进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推进了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渠道，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跨越门槛值后，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由此，在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地区纵深发展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制，兼顾其均衡发展，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以良性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实现城乡共享共同富裕成果。【关键词】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共同富裕；产业结构升级【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24.02.008【收稿日期】2023-10-25【中图分类号】F327；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24）02-0091-12【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进共同富裕的机理阐释与进路研究”（23SKGH06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区社区营造助推精准脱贫的机理建构及路径改善问题研究”（19XMZ095）。【作者简介】吴潇航，女，广东宝安人，重庆师范大学经管学院讲师，美国Troy University访问学者；周鹏飞，男，湖南长沙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美宏，女，重庆南川人，重庆师范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赵玉峰（通信作者），男，山东济南人，博士，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一、问题的提出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要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问题得到显著改善，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迈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新征程中，我们必须重视后脱贫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等客观问题。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战略位置、宽阔的市场潜力及特殊的文化底蕴等优势，但由于地缘、历史、社会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该地区仍然是我 91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国面积最大、农村低收入群体最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也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难点区域。为实现小康社会向共同富裕社会的转型，持续提升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补齐发展短板至关重要。近年来，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来促进效率提升与经济结构优化，在乡村空间场域发展迅猛，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正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乡村建设逐渐成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动能（谢璐、韩文龙，2022）1。因此将数字乡村建设纳入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范畴，并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中的影响效应，厘清其作用机制，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二、文献综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更新阶段的社会形态，也是新时代解决我国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人民需求的日益变化，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认知与定义也逐渐成熟，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新时代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测度评估和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的探讨。首先，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共有、共建、共享三个方面（杨文圣、李旭东，2022）2，共同富裕体现出来的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因素，其中发展是前提条件，共享是核心元素，可持续性则是稳定基础（郁建兴、任杰，2021）3；共同富裕是与小康社会相接续的、提档升级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新征程的奋斗目标，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问题，必须要从政治要求、时代特征、人民情怀、发展路径等多重维度正确把握其内涵与特征（周文、施炫伶，2022；王虎学、王薪岩，2023）4，5；共同富裕不是指个别人的富裕或平均主义，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实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下，建立“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爱”的三轮驱动机制，以制度力量统筹公平与效率的科学分配体系，以现代化科学技术赋能提高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物质与精神富足的统一，打造社会共享和个人全面发展的格局，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李军鹏，2021；李实等，2022；唐任伍等，2022；袁媛，2022；韩广富等，2023）6-10。其次，共同富裕是具体而非抽象的，量化反映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有利于综合评价与判断其具体实现程度，有效识别与分析其影响因素。刘培林等（2021）基于对共同富裕内涵和实现路径的理解，从发展成果共享程度及总体富裕程度两方面构建了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11；李金昌和余卫（202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富裕、共享和可持续为基本出发点，构建了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测算了浙江省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程度12；郭卫军等（2023）在测度省域层面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共同富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区域差异13；吴桐等（2023）通过构建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发现，西部地区整体上共同富裕发展趋势良好，但仍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内生动力不足等现实障碍14。此外，还有研究聚焦于地方旅游业发展（郭为等，2022）15、数字普惠金融（张金林等，2022）16、教育（苏德等，2022）17等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征程上，作为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农村低收入人口最多、对外开放水平偏低的西部地区面临的挑战往往更加严峻。胡联等（2022）基于全局发展视角指出，由于受地域环境、历史文化、政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仍是我国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短板18。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向乡村领域的下沉，922024年第2期 第45卷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Vol.45 No.2（216）2024乡村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乡村建设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已成为重要影响要素。李波和陈豪（2023）实证研究表明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是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19；王中伟等（2023）指出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影响政府支持力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赋能20；龚新蜀等（2023）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21。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关于数字乡村与共同富裕的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探讨，微观层面的研究尚有待补充。鉴于此，文章立足西部地区县域数字乡村建设系统性框架，利用2018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期为促进西部地区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镜鉴。文章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一是基于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尝试使用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表征“富裕程度”和“共享水平”，并以此剖析和评估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其次，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最后，基于数字乡村治理水平差异，进一步讨论了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共同富裕是体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同时蕴含了全面富裕和全民富裕的深刻意义。数字乡村建设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信息技术重构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长期、动态和创新的过程（王胜等，2021）22，覆盖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生活、治理等多个领域，是全面赋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和抓手。进言之，数字乡村建设立足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统筹协调生产与分配关系，以增加农户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核心出发点，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将数字信息技术嵌入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助力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推动了农业与乡村文化、旅游、康养等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了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的涌现，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业产业体系内部，数字技术强化和推动了农业产业内、农工产业间以及农服产业间供需信息的互动共享，实现了农产品从生产、交易到服务等各个环节的互通互融，延伸和拓展了农产品产业链（王娜，2023）23。从产业融合角度看，数字技术是乡村智慧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等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有效手段（周鹏飞等，2021）24。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独特资源环境，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与产品，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产业价值链，促进就业增长、增加农户收入。其次，数字乡村建设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拓展农产品流通渠道。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应用数字技术为农业生产体系赋予信息化动能，调节农业产出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减少农业产业因周期性、季节性、地域性和农产品低需求弹性引致的生产与消费信息不对称，有效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在提高农产品流通率的同时，也能供应更多充足安全的粮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消费黏性来提高农产品复购率，进而促进农产品销量提升。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分好蛋糕”的方式助力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嵌入是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重要驱动力，它既能为公共资源提供数字化应用空间和场景，降低乡村社会治理成本，也能推动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乡村低收入弱势群体，助力打通乡村治理场域内循环（陈桂生、史珍妮，2022）25。具体而 93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言，数字化乡村治理主要从共建共享两方面促进提升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在共建层面，数字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传统乡村治理方式，数字平台将政府、市场和公民等治理主体相互连接，形成了一种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共治村务的数字化乡村治理格局，打破了以往公共事务治理权集中在村领导或村干部手中以及农民主体诉求难以表达和呈现的传统权力结构困境，也增加了乡村治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度，从而提高农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满意度。在共享层面，乡村数字化治理通过发挥普惠共享效应，有利于实现城乡信息互联互通，带动教育、医疗、新型基础设施、农业信贷等资源下沉到乡村，克服城乡区域间资本要素分配不平衡、不平等状态，推动村民共享数字红利，缩小城乡差距。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在集体经济或私营经济的嵌入，通过发挥经济拉动效应，有助于优化与重组制度、信息、农民、土地等产业价值链，降低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成本，提高收入水平，夯实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林海等，2023）26。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H1：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二）数字乡村建设影响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数字乡村建设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新技术为产业发展带来资源集聚效应，促进农业产业价值链延伸和产业融合发展，激发和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推动产业结构的更迭与升级，增加劳动就业岗位（张凯等，2023）27，拓宽农民收入渠道，进而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其次，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的各个环节，综合分析和有效测算各个部门资源环境利用情况，科学合理分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有效配置率，实现各产业间协调发展，在持续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带来农村居民收入和财富的上升，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渗透发展，数字化信息也逐渐成了产业链“标准化”的流通媒介，产业链也会随之发生解构和重组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幅提高产业运转效率（李春发等，2020）28，加快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而产业结构升级会产生生产要素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突破效应，这种“结构红利”会驱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促进劳动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实现城乡劳动力收入的趋同，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9。此外，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与机制，优化农民子代就业环境以提升其收入水平（方福前等，2023）30，营造良好的乡村创新创业和城乡互动氛围，赋能当地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H2：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影响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机制。四、研究设计（一）模型设定本文着重考察数字乡村建设能否能够有效提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鉴于此，本文参考万海远等（2021）31和孔祥智等（2022）32的研究，从“富裕程度”和“共享水平”两个维度刻画共同富裕，并选取农村居民相对收入（Incit）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代理变量衡量共同富裕的“富裕程度”，选取城乡收入差距（Gapit）衡量共同富裕的“共享水平”，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准回归模型如下：Yit=0+1Drit+2Xit+i+t+it（1）式（1）中，i表示县域，t表示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由农村居民相对收入Incit和城乡收入差距Gapit两个维度组成，Drit表示数字乡村建设，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i为地区固定效应，t为时间固定效 942024年第2期 第45卷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Vol.45 No.2（216）2024应，it为随机扰动项。其次，为验证数字乡村建设影响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文章在式（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Medit=0+1Drit+2Xit+i+t+it（2）Yit=0+1Drit+2Medit+3Xit+i+t+it（3）其中，Medit为中介变量，表示县域i在t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其余变量含义与基准回归模型相同。（二）变量选取与说明1.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在理解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选取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度量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其中，农村居民相对收入采用西部地区县域当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当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之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采用西部地区县域当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县域当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进行刻画。2.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建设。阿里数字研究院公布的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研究报告 和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研究报告 较为全面地测算了县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好的可靠性与代表性，因此，文章拟借鉴现有文献做法，整理西部地区县域层面的数字乡村指数作为衡量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原始值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为了更便于解释，除描述性统计部分外，文章借鉴赵佳佳等（2022）的做法33，实证分析部分均采用Z-Score标准化后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进行回归。3.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文章参考现有研究文献的通用做法，同时考虑县域面板数据的可得性，用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近似比值来表征产业结构升级。4.控制变量为了更全面地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文章选取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金融发展水平，采用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2）人力资本，采用县域在校生总人数占县域总人口的比重表示；（3）政府调控，采用县域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占县表1变量选取与说明变量分类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变量名称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政府调控非农就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度量方式西部地区县域当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当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之比西部地区县域当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县域当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取对数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研究报告 和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研究报告 中的西部地区县域层面数字乡村指数县域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县域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县域生产总值之比县域在校生总人数占县域总人口比重县域政府公共预算支出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值县域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占农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县域人均GDP取对数 95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域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4）非农就业占比，采用县域农村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占农村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衡量；（5）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县域人均GDP的对数表示。表1为各变量的选择与说明。（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文章根据相关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可靠性，在剔除部分严重缺失数据和异常观测值的基础上，最终选取西部地区817个县（不含市辖区）20182020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文章所涉及的变量数据来源涉及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布的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研究报告 和 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研究报告、20182020年历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在线统计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五、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经Hausman检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表3汇报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分别表示在无任何控制变量情形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第（3）列考察了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结果为影响系数为正，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促进提高城乡“富裕程度”。第（4）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显示出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促进提升城乡提升“共享水平”。控制变量中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为正，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但均不显著。人力资本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它既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也能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与预期结果一致。政府调控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的介入与干预更多偏向于城市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非农就业占比的扩大意味着更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非农业部门，其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能增加农村相对居民收入，也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较小且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的抑制作用。基准回归结果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还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研究假说1得证。（二）稳健性检验文章采用更换回归模型、改变样本容量和双侧缩尾的方法来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影响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文章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重新进行参数估计，表4列（1）与列（2）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城乡收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变量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水平观测值2 4512 4512 4512 4512 451均值0.61250.670943.21201.95600.8274标准差0.28650.528712.51531.85090.4695最小值0.0629-1.055000.06840.0028最大值2.45202.649586.858419.55585.7915变量人力资本政府调控非农就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观测值2 4512 4512 4512 451均值0.14940.53400.429710.5310标准差0.05210.47830.17550.7632最小值0.00770.06140.00428.1659最大值0.42404.12130.985816.2695 962024年第2期 第45卷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Vol.45 No.2（216）2024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更换回归模型后的估计结果可靠；其次，考虑到县级市在行政地位、资源配置权、政策制度与产业发展机会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地区，为排除这种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文章将对剔除县级市后的研究样本进行参数估计，具体结果见表4列（3）与列（4）。在改变样本容量后，通过对照基准回归结果，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然稳健；最后，为消除离群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文章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前后1%的缩尾处理，表4列（5）与列（6）估计结果显示，缩尾处理后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无显著变化，因此证明文章研究结论稳健。（三）异质性分析1.区域异质性文章根据行政区划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县级市与非县级市两个子样本来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两个不同样本中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显著为负。比较两大区域解释变量的估计系表3基准回归结果变量数字乡村建设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政府调控非农就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常数项时间固定个体固定NR2（1）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89*（0.0031）0.7933*（0.0023）是是2 4510.8869（2）城乡收入差距-0.0057*（0.0021）0.7143*（0.0015）是是2 4510.5213（3）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84*（0.0030）0.0018（0.0083）0.5831*（0.1239）-0.0465*（0.0124）0.1373*（0.0456）0.1123*（0.0156）-0.4965*（0.1660）是是2 4510.8957（4）城乡收入差距-0.0058*（0.0020）-0.0087（0.0056）-0.2185*（0.0830）0.0545*（0.0083）0.0126（0.0306）-0.0531*（0.0105）1.2711*（0.1112）是是2 4510.5504注：*、*和*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表4稳健性检验变量数字乡村建设控制变量常数项时间固定地区固定NR2（1）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21*（0.0029）控制-0.2637*（0.0996）是是2 4510.8952（2）城乡收入差距-0.0061*（0.0020）控制（0.0030）1.2524*是是2 4510.5500（3）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66*（0.0037）控制-0.5822*（0.1747）是是2 1660.8977（4）城乡收入差距-0.0045*（0.0025）控制1.3081*（0.1204）是是2 1660.5548（5）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78*（0.0028）控制-0.4595*、（0.1540）是是2 4510.9064（6）城乡收入差距-0.0057*（0.0020）控制1.2148*（0.1073）是是2 4510.5605 97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数与显著性水平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在县级市中的积极效应要大于非县级市，由此可见，虽然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如火如荼，但区域内部也仍然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县级市相比其他县域而言享有更优的区位优势和更良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因而可能会优先将数字乡村建设引致的资本要素合理运用到各个核心部门，提高资源转化率，进而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维度异质性为探究数字乡村建设的结构效应，文章将数字乡村建设涵盖的四个维度分别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参数估计，对比分析其异质性，如表6所示，乡村生活数字化、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影响效应大小依序递减，乡村治理数字化影响为正，但影响效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建设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相比，其农村地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问题仍旧客观存在，既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的事实又限制了其消费能力。而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数字生活化程度提高的过程，为广大农村地区带来了信息红利和互联网发展机遇，帮助农村居民及时、快速、高效地了解到最新创业就业资讯，拓展农民就业渠道，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列（5）至列（8）估计结果显示，乡村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可能的解释是，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环境条件有限的西部地区而言，推进乡村经济数字化，为农村地区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契机，有利于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相比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场域的嵌入以弥合数字鸿沟，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而言，乡村经济数字化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率更高。（四）机制分析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将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为此，文章根据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第（1）列和第（2）列分别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0.0184和-0.0058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3）列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其估计系数为0.121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合理调整和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4）列和第（5）列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升级纳入模型中的回归结果，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乡村建设估计系数方向一致，与理论预期相符合，数字乡村建设估计系数分别为0.0177和-0.0052，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绝对值与第（1）、（2）列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说明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上述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影响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研究假说2得证。（五）拓展性分析上述分析主要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相对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线性影响。但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数字乡村建设可能表5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区域异质性变量数字乡村建设控制变量常数项时间固定地区固定NR2县级市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223*（0.0057）控制0.9532*（0.4950）是是2850.9147城乡收入差距-0.0072*（0.0037）控制1.2438*（0.3219）是是2850.5403非县级市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66*（0.0037）控制-0.5822*（0.1747）是是21660.8977城乡收入差距-0.0045*（0.0025）控制1.3081*（0.1204）是是21660.5548 982024年第2期 第45卷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Vol.45 No.2（216）2024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因而在考虑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讨论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以寻求其最优实现区间及其作用方向。鉴于此，文章采用门槛效应模型来检验其非线性关系，模型可能存在单个或者多个门槛值，文章此处仅以单门槛示例，构建的面板门槛模型如下：Gapit=0+1DritI(qit)+2DritI(qit)+3Xit+it（4）式（4）中，Gapit表示县域城乡收入差距，I()为指标函数，qit为门槛变量，为门槛值，Xit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此处控制变量选取与前文相同。本部分以数字乡村建设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乡村治理数字化为门槛变量，采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1 000次，着重考察乡村治理数字化在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时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如表8所示。表6数字乡村建设分维度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变量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生活数字化控制变量常数项时间固定地区固定NR2（1）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082*（0.0023）控制-0.4657*（0.1673）是是24510.8941（2）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57*（0.0031）控制-0.5033*（0.1667）是是24510.8950（3）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025（0.0030）控制-0.4903*（0.1685）是是24510.8934（4）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208*（0.0025）控制-0.4498*（0.1645）是是24510.8976（5）城乡收入差距-0.0023（0.0016）控制1.2617*（0.1115）是是24510.5487（6）城乡收入差距-0.0056*（0.0021）控制1.2742*（0.1113）是是24510.5501（7）城乡收入差距-0.0039*（0.0020）控制1.2839*（0.1118）是是24510.5492（8）城乡收入差距-0.0034*（0.0017）控制1.2607*（0.1114）是是24510.5492表7机制检验结果变量数字乡村建设产业结构升级控制变量常数项时间固定地区固定NR2（1）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84*（0.0030）控制-0.4965*（0.1660）是是2 4510.8957（2）城乡收入差距-0.0058*（0.0020）控制1.2711*（0.1112）是是2 4510.5504（3）产业结构升级0.1219*（0.0443）控制-2.9980（2.4338）是是2 4510.1836（4）农村居民相对收入0.0177*（0.0030）0.0058*（0.0017）控制-0.4793*（0.1656）是是2 4510.8964（5）城乡收入差距-0.0052*（0.0020）-0.0050*（0.0011）控制1.2560*（0.1107）是是2 4510.5558 99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根据门槛检验结果，乡村治理数字化具备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在此基础上对式（4）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基于乡村治理数字化程度的差异，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两个区间内呈现的作用大小也不同。当西部地区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值小于或等于0.2444时，数字乡村建设的估计系数为-0.004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当西部地区的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值跨越门槛值0.2444后，数字乡村建设的估计系数为-0.0332，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显示出在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进程中，仍需要乡村治理数字化条件来加持。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显著。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一）研究结论文章基于20182020年西部地区817个县域层面的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从“富裕程度”和“共享水平”两个方面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并以乡村治理数字化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提高“富裕程度”，还能通过“分好蛋糕”的方式有效弥合城乡收入的差距，促进和提升城乡“共享水平”；第二，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乡村生活数字化、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均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其影响效应依序递减，乡村治理数字化影响效应为正但不显著。乡村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为负但不显著；第三，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具体而言，数字乡村建设先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农村居民相对收入的提升，继而再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第四，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当乡村治理数字化突破一定水平后，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能力将显著提升。（二）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持续加强数字乡村建设，扎实推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具体而言，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理环境、人力资源和物流运输条件等限制，其独特的优势资源和优秀的生态环境往往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而数字乡村建设战略的实施能打通农业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梗阻，将更精准的资源和服务平台应用到广大农村地区。因此，必须在充分了解和评估西部地区资源禀赋的基础上，立足各县域实际条件与实际需求，针对性地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畅通农业供需变化的表达渠道，破除西部地区农资出村进城难的实践困境，实现资源与市场的有效对接，进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第二，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表8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与门槛估计值门槛个数单门槛双门槛F值71.187.73P值0.00000.7970门槛值0.2444表9门槛效应检验结果（1）门槛变量乡村治理数字化0.2444控制变量常数项NR2（2）城乡收入差距-0.0047*（0.0026）-0.0332*（0.0037）控制2.9699*（0.0977）2 4510.4043 1002024年第2期 第45卷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Vol.45 No.2（216）2024制，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红利。一是建立统筹兼顾、区域协调发展的数字乡村建设体系，鼓励欠发达县域地区积极向发达县级市学习数字乡村建设的丰富经验，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弯道超车”，拉近区域发展差距。同时也要注重城乡之间数字乡村建设的均衡性，以消弭数字鸿沟问题；二是关注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等具体应用场景，激发西部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共促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第三，充分合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为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产业基础支撑。地方政府、企业等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产业政策，积极打造数字乡村建设新优势，通过将数字化肌理嵌入产业发展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固经济发展基础，壮大经济发展引擎。同时，西部地区还应在聚焦与夯实自身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培育升级和承接转移其他产业集群，不断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