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pdf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2024 年 1 月第 18 卷第 1 期Jan.2024Vol.18,No.1108收稿日期：2023-10-18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启的数字生态革命研究”（项目编号：23BZXJ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清涛，男，山东诸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济哲学与时代问题；娄丙功，男，山东新泰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B0；N02A1674-0955（2024）01-0108-12直观看来，数字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人类理解和掌控世界的工具。但只有到了 21 世纪，数字才展现出自己的强大威能。它不再只作为世界的抽象本质的指号，而是作为现实的时间空间生产者，成为世界的真理本身。人这一数字生命，似乎只是被动地作为数字时空的结构环节，作为数字本质的揭示者，作为数字之神的工具而存在。如何把握数字时代的真理，即如何正确看待生命时空的这种主动被动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人这一数字生命的必然与自由、枷锁与解放。因而我们的任务在于：本源性地、历史性地考察人与时空的互动关系以及考察人类真理观念的变迁，为数字生命寻找一个合理的存在论位置。一、客观时空与主观时空即便经由对时间和空间的常识理解，我们也摘 要：在数字时代，人的位格多元化，出现了数字位格，几近演变为数字生命。数字生命开拓着自己的主观时空，也被客观化的时空所规训，生命时空的这种主动被动的辩证关系即是数字时代的真理现象。时间、空间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的相对性，客观化时空理解使时空成为可被外在规制的对象，与人本真的生命经验相分离，不足以解释人与时空的亲密性和联动性；时空的本质需要经由人的生存结构而得到揭示，认识生命与时空的统一性需要从时空变迁的客观历史中获取经验，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时空与生命相互分离的形而上学，数字时代则有望基于数字重建时空与生命的统一。数字生命的未来命运又与其对真理的理解态度息息相关，对真理的先验的知识化理解遮蔽了生命的本源真理“让自由”，使现代人甘于沉沦于数字形而上学的绝对统治，数字生命与真理的统一性的重建需要彰显生命的自由原则。关键词：时间；空间；数字生命；真理；自由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王清涛 娄丙功（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09不难意识到时空规定之于人性规定的根本性意义。我们或者把时间、空间视作先天给予我们的自然物理环境，或者把时间、空间当作一种心灵现象，无论如何，时空总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与我们的生存密不可分。因而，对时空本质的探索和对时空伸延规律的把握，是我们理解人类存在结构和存在历史的根本视域，也是界定数字生命生存可能性的必经途径。以下，我们首先对时间、空间概念的历史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以获得对时间、空间的本质的一些原则性理解。我们选取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海德格尔的时空观点来作解析。（一）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亚里士多德可能是最早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系统化理论研究的思想家。他的时空观不仅构成了中世纪神学和牛顿物理学的理论基础，甚至至今也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对时空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时空观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深远的理论影响，当与其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常识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讨论集中在他的 物理学 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空间的理解可归纳如下：1.空间独立自在，不受人类意识影响，即使空间内的事物不存在，空间也仍然存在，因此它是自在自足的；2.“上、下、左、右、前、后”等方位是空间自身的属性，人们是通过对运动的测量和对状态变化的感知而认识到这些方位概念的，因而从逻辑顺序上讲，是客观的空间方位在先，人们对其的认知在后；3.空间本身不运动，一切运动发生在空间之内，空间是运动的基础或载体，空间内可以是虚空而无运动的事物存在，但运动的事物一定处在某一空间内而不可能脱离空间；4.空间是宇宙的界面，是个绝对的框架，一切事物都在空间之内。1简言之，我们可以把亚氏所说的空间想象成一个容器，它有明显的客观属性，是承载一切物理运动的基础或背景。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理解可归纳如下：1.时间本身不是运动，但时间不能没有运动，没有运动就无从得知时间的存在；2.时间是对运动、变化的度量，根据于“靠先和靠后”的关系；3.时间是以数字形式呈现的测量结果；4.时间是一条单向流动的河流，是单向射出的箭头，它从过去流到现在，再流向将来。从亚氏的时空观来看，首先，时间和空间还是不一样，就实在性而言，时间显然不比空间更实在，换言之，时间比空间更抽象。我们比较容易想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外在空间，因为似乎有实在事物与空间相对应，对空间可作直观理解。但时间不同，我们无法从有形事物中找到一个叫作“时间”的形象，而只能从事物的运动变化中推知时间的存在；亚氏强调时间与运动密不可分也是基于此。其次，亚氏说时间是对运动、变化的度量。运动好理解，指物理运动、位置变化，但变化就比较复杂了，包括了质的变化（比如由生到死）、量的变化（比如年龄增长），乃至精神状态的变化（比如静坐思考）。可以说，只要我们内心感受到变化，时间就出现了。再次，时间度量根据于“靠先和靠后”的关系。靠先和靠后这两个点是什么呢？亚氏认为，其实是我们的灵魂为了能够测量事物而设置了这两个时间点，它们是两个“现在”点。也就是说，时间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灵魂测量运动，把时间创造出来了。至此，亚氏似乎滑向了一种主观化的时间观。应该说，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按照亚氏的因果追溯机制，一事物存在必有其原因，我们感受到运动是因为有时间，那么我们感受到时间又是因为什么呢？似乎只能把它归因于灵魂的作用，从而时间是灵魂感受运动的能力。亚氏的时空观保留了时空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但由于其理论突出的自然科学性质，以及“空间是容器”“时间是河流”这些颇具误导性的表达，人们还是倾向于把他的时空观理解为一种客观化的时空观。这种理解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中更被空前强化。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牛顿全面颠覆了亚氏的物理学体系；相反，在理论的底层逻辑上，应该说牛顿是亚氏的全面继承者。遵循力学原理、因果机制对宇宙作机械论描述和解释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不过是对亚氏时空观念的一个更详细、更复杂的表达。在“客观时空”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亚氏时空观的影响扩展到相对论，只不过相对论所描述的时空（比如尺缩效应、钟慢效应证明了空间、时间的相对性）更反常识罢了，那需要更专业的数学知识才能理解。（二）康德的时空观如果说科学家们在“客观时空”这一方向上深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10化了人们对时间、空间的理解，哲学家康德则在另一方向即“主观时空”方向上实现了这一深化。康德在他的巨著 纯粹理性批判 中明确把时间、空间视作人类感性的两种先天直观形式，时间是内感官的先天形式，空间是外感官的先天形式。所谓先天直观形式，就是指先天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用来感觉事物的工具，它们就像新买的计算机预装的系统程序一样；与“先天的”相对的是“后天的”“经验的”。为了避免将康德视作否认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唯心主义者的粗陋误解，我们在此先明确指出，康德讨论的时间、空间，并不是科学家通常要讨论的客观的实际的时间、空间，而是指被人的思维所把握的时间、空间的概念，或者我们干脆把它们叫作时间感、空间感。为什么时间感、空间感是先天的呢？通常，人们会认为时间、空间一定先于人的时间感、空间感而存在，毕竟是先有了存在，然后才有对存在的感知。时间、空间具有感性上的确定性而不容易被想象成一种主观的东西。我们会认为是由于我们经验到的每一个物体都具有广延和形状属性，也就是长、宽、高三维，我们才在思维中抽象出一个“空间”概念；同样，时间被感知为一维的、单向的，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因为我们很明显看到岁月更替，人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老，自然的变迁也不可逆转，所以在思维中抽象出一个“时间”概念。但与之相反，说时间感、空间感都是先天的也可以找到证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婴儿的情景。婴儿在母亲腹中是不需要空间感的，而他出生后睁眼、抓东西，空间感被迅速激发出来，这种空间感显然不是他经验了很多空间后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争论空间感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习得实际上是搞错了重点，误解了康德“先天”概念的真正意义。即便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对儿童空间感的形成节点和过程给出更科学更精确的解释，以证明空间感不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仍不能推翻康德的“先天”概念。康德所谓的“先天”是指一种“先行条件”，这种“先行”是逻辑在先，而非时间在先，是说不论人的空间感、时间感是何时形成的，它们总归要形成，而只要它们形成，就会被作为人经验一切事物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是无可否认的。人的意识世界就像一幅画卷，时间、空间构成画卷的背景，人通过经验逐渐获得的知识就是画里的内容；人通过感官接触外在事物，所得到的杂多的感觉材料被以时间、空间的形式整理为经验，经过复杂过程最终被加工成可理解的知识。既然时间、空间是一切经验都必须通过的“加工厂”，它们当然是“先天”的。康德将时间、空间问题主观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对时间、空间性质的主观化处理是解决认识论的根本难题（如何打通内在的意识与外在的物质对象）的一个策略，这样处理就能保证意识所把握的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对外在世界的客观有效性，因为康德说外在世界的秩序本来就是人的意识放进自然中去的，当然就不存在无法沟通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康德把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引向内在世界，引导我们以一种谦逊态度反思我们的理性认识能力，这就为我们的知识划定了边界。为什么不谈实际的时间、空间？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谈，我们认知的限度是被我们先天的认识工具（时间、空间）所规定的，我们不可能跳到时间、空间之外以上帝视角来审视世间万物，就像我们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拖离地面。时间、空间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一副有色眼镜，外部世界通过这副眼镜向我们呈现，我们所能认识的世界从来不是世界的本体，而是一个提供有限经验的现象世界。所以，重要的不是时空是什么，而是我们理解时空的方式，与人无关的时空不成其为时空。（三）海德格尔的时空观在康德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对时间、空间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康德从认识论角度探索时间、空间的本质，但这有着无法克服的局限。首先，认识论必定以主体（人的意识）和客体（认识对象）的分立为前提，主体与客体作为两个现成存在者始终处于相互外在的关系，认识就是能动的意识加诸被动的对象，从而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获得这样的知识遵循的是知性逻辑，这意味着始终坚持知识与对象的不可通达性，亦无法突破意识的内在性。也就是说，按照康德的逻辑，我们注定无法真正获得关于时间、空间的客观知识。其次，人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认识层面，我们生存于时空之中，领受着时空的赐予，被时空所塑造，也改变着时空，而现有的认识远不足以涵盖时空经验的多重维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11度，更不足以表达我们与时空的亲密性。海德格尔对时间、空间的思考正是由此展开。在 存在与时间 中，海德格尔从生存论、存在论出发，取消认识论确立的主体/客体、我/世界、现象界/物自体间的鸿沟，揭示人与时空浑然一体的切近状态。为了避免把人规定为认识主体的思维惯性，他用“此在”概念来指人这一领会着自身而存在的特殊存在者，以便展开人的生存的多重维度。他用“时间性”概念来指此在本真的时间领会，并强调，在使用“时间性”这一术语时，“首先必须远离一切从流俗的时间概念里涌上前来的 将来、过去 和 当前 的含义，也必须远离 主观的 和客观的 或 内在的 和 超越的 时间概念”。2372时间性并不是对时间这一现成事物（无论它被认为是内在还是外在、主观还是客观）之属性的归纳总结，而是在此在的生存过程中生成的。我们作为此在，是唯一能对自身存在有所观照的存在。当我们受到存在的感召开启灵性思维、思及人生的意义并追溯意义的源头，时间才作为存在的意义以将来、曾在、当前的形式被汇聚出来了。“先行于自身奠基在将来中。已经在中 本来就表示曾在。寓于而存在在当前化之际成为可能。”2373海德格尔把将来作为时间性的中心，此在本真的存在是向着死亡的可能性而筹划自身，因而将来是时间的源始现象，曾在以将来为视角被溯及，当前也因将来而被照亮，“我们把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2372时间并不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线性流动，而是在此在领悟存在之际统一到时。从尼采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圆性时间”观，“尼采批判传统的以物质运动为定向的线性时间观，开启了一种以创造性生命经验为基准的 圆性时间 观”。3在海德格尔那里，圆性时间是曾在、当前与将来的回环，“时间是通过对 将来/未来 的 定向 和对 将来 不断地 先行 而发动起来的这样一种三维结构”。3再说空间。海德格尔所说的空间并非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此在的生存空间。空间之为空间，即空间性，须经由世界之为世界而得到理解。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和世界概念，把人与世界的空间关系理解成两个现成存在者的空间包含关系，人作为广延较小的物体被包含在世界这一广延大的物体之内，掩盖了本真的空间性和世界性。区别于这种“在之内”，海德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空间关系则是“在之中”，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种“依寓”“居留”，是“我住下”“我熟悉”“我照料”的关系。倘无这层生命经验上的切近关系，则世界不曾显现，空间锁闭不彰。此在的空间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在此在的时间性展开中获取的。此在操劳于世，与周围事物打交道，操劳所及用具整体不断组建着周围世界，开拓着活动空间，因而空间是缘构性、生成性的生存空间。以此为基础，多重意义上的衍生空间，诸如心理文化空间、物理地理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才获得了存在论上的规定。然而，世界空间又总是人被“抛入”的先天境遇，是人无法选择的必然性。相比于时间更加突出人的主动创造的维度，空间更加突出了人的生存的被动方面。海德格尔从人的生存结构揭示时间、空间的生成机制，对自然科学的时空观造成有力冲击。自然科学将时间、空间视为宇宙的自在状态和客观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学的时空是没有人的位置的。但海德格尔揭示，人是时间性的存在，人因开启了时间，才从众多生物中蜕变为生命的存在，进而营造出如今这个生命的空间、有情的世界，人与时空共属一体，相互生成。立足人的时间性，拯救和维护心灵的空间，这是哲学所应坚守的阵地。二、时空与生命的分离与统一我们已经从现象机制上说明了时间、空间的生成，即时间、空间源出于此在的时间性生存，这便从结构上论证了时空与人的统一性。但这种分析还不够，它只是一种形式分析，还未涉及人在时空中生存状态的细节。我们一向如何生存于时空，又如何理解和参与时空的变迁？对此仍需作进一步的分析。尤其是当人类发展成为一种数字生命时，为了确定我们在当下时空中所处的位置，我们需要对当前时空的前世今生作进一步的考察。此外，前面的讨论是从生存论角度切入的，强调人对时空的主动生产关系，也即是时间开出空间的机制，而未曾着此在，意为在此存在，在此时空开放出来，人照亮存在。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12重论述空间入驻时间的机制，后者是人与时空关系的被动方面，是同样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囿于主体视角不能真正说明人与时空的统一，因此，接下来我们转而考察时空变迁的客观历史。（一）人与时空的源始统一前已阐明，时间性乃是此在生存结构整体即操心的存在论意义，是将来、曾在、当前三个维度不可分割的回环，它们分别对应“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寓于（世内照面的存在者）而存在”的生存论基本环节。时间性到时，此在的存在才显明出来。然而，时间性虽然到时，但不必本真地到时，它往往以一种遮蔽自身的方式进入流俗时间，展开自身为过去、现在、将来的线性连接，于是人的本真存在也被遮蔽。时间性在其将来、曾在、当前三个维度上都有其本真的和非本真的存在样式。本真的将来是领会着自身存在可能性而先行筹划自身；非本真的将来则是无宗旨地由当前操劳之事务的常规应付而期备未来的改善。本真的曾在是在现身情态（情绪）中洞悉自身已经在此、不得不在此的被抛命运并承担起被抛状态而重演自身；非本真的曾在则是怯懦逃避、刻意遗忘自身被抛状态，封闭自身的何所来，从对将来的非本真的期备而编织过去。本真的当前是能超脱眼下切近操劳之事务，把本真的将来和曾在作为视野纳入当前的“当下即是”；非本真的当前则是沉溺操劳于当前的事务之中，不能抽身也不愿抽身，以闲言、好奇、两可掩盖本真生存可能性的沉沦状态。人是被抛入时空中的，我们的眼睛初具神明，便发现自己已然在此；我们发出最初的惊奇，惊奇的不是这个世界如此存在，而是这个世界竟然存在，它竟如此被给予了我。惊奇不等于是惊喜，而是在承受一种“不得不”的事实，“我”虽在时空之中，却无法达成与时空的和谐，总把时空体验为一种外在的与我对立的力量。被抛从根本上公开了时空之于人的强制性、异己性、客观性，时空与其说是馈赠，不如说是难以承受之重。我们总有刻意遗忘被抛命运的倾向，害怕空虚，害怕闲暇，害怕直面自身处境，于是逃到繁琐俗务中，逃到无穷娱乐里，以便能不思，以便能不惧，这便是沉沦。我们总有沉沦于当前时空的惰性。如此看来，我们日常地处在非本真的生存之中：我们忧惧将来，遗忘曾在，沉沦当前，我们逃避本真的生存。既然时间性往往以这样一种非本真的被遮蔽的样式开展出来，那空间性的生产必然也伴随着存在之真理的遮蔽。我们的时空何时误入歧途了呢？人的生命的数字化是对时空的继续遮蔽还是使我们回归本真时空的契机呢？这需要我们对时空变迁的历史进行考察。（二）时空在变迁中与人相分离时间的本质是存在的意义，考察时空变迁的历史需要对意义载体也即信息媒介进行分析。时间始终是与人对世界的根本理解连在一起的，世界的秩序，无论是宇宙的自然秩序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归根到底是时间空间伸延的问题。而人类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作为信息、意义）总是要由某种物质载体（比如声音、图像、文字等）表达和记录，以便能够传播、交流和承继，这些物质载体就是信息媒介。人创造了信息媒介，通过媒介与他人、与他物、与世界进行互动，不断开拓自己生存的时空。媒介的每一次改进，都使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时间更加统一，空间更加紧密。但另一方面，像其他一切人类文明的造物一样，媒介一经产生，就不再是人所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而是作为中介，作为一种结构主义的产物，在与人、与世界的持续互动中发展出自主性，反过头来成为某种支配人的力量；人对媒介的依赖给予了媒介宰制人的权力。媒介从客观上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内容、规模和效率，也即，决定了时空关联的方式、深度和广度。既然人类的时间理解凝结在媒介之中，那么时空变迁的客观历史便藏身于媒介变革的历史当中。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一场时空的重新配置，是一场存在论革命。以下我们就从人类发展史中选取出一些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语言的产生。以语言划分人与动物的界限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之一。这里对“媒介”作广义的理解，不再纠结“媒介”与“载体”的细微区别。按照狭义的理解，影像是媒介，电视不是媒介，电视只是影像媒介的载体。但按照我们的理解，凡是能够承载意义关联的介质，都可以叫作媒介。电视有其特定的图像组合方式，体现特定的时空配置方式，传达出特定的信息和意义，我们也将其视为媒介。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13语言的产生决定性地推动了人猿相揖别，使得我们的祖先远古智人，一下子具备了其他动物所不能相抗的力量，从而跃居地球舞台的中央。语言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人的语言与动物的信号的差别。我们经常说动物也有自己的语言，但其实所谓动物的语言仅停留在信号的层面上，它与人类语言遵循不同的机制。动物的信号是单义的、整体的、即时的，一种声音只能表达一种意义，也不可拆分。比如一个放哨的猴子在高处眺望，它看到狮子马上会发出一种特定的叫声，看到老鹰会发出另一种特定的叫声，它的叫声是简单直接的、出于本能的。人的语言结构则要复杂得多，语言可由更小的语素单位分解组合，生成无穷的意义。更关键的是，语言可以言说不在场的事物（比如谈论记忆中远处的某个地点），甚至是现实中没有的事物（比如谈论神）；语言可以号召大家为达成一个目标而组织起来，一致行动，从而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可以说，语言打开了时间，使人不再局限于当前在场的事物，而能够对未来有所筹划，对过去有所记忆。语言编织出多姿多彩的可能世界，而对可能世界的追求，实际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体现在历史上，就是智人始祖走出非洲开启向全球的扩张之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代叫作远古语音时代。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图像象征符号的产生，主要代表是图腾、艺术和洞穴壁画。我们把这个阶段叫作前宗教的图像时代。此时，语言的影响持续深化，人类的时间意识更趋强烈，开始对生死存亡的终极问题有了明确的觉知，这也是宗教意识的最初开启。但最初的宗教性信仰多是泛神论或多神论的，不像后来的基督教那样是一神教的。我们是在各种信仰缺乏统一性、严格性的意义上称其为前宗教的。人类将对世界的理解、对自身处境的感知、对公共生活目标的刻画表达在图腾、壁画和艺术品等图像符号之中，使语言中难以成形的内容具象化，以便能够凝聚内部成员和向外部传达。这些象征图像作为一种“技术语言”，带有很强的神秘性和专业性，由有经验有威望的专业人士（主要是祭祀阶级或部族中的长者）掌握。人们依靠蒙昧的直观来把握世界，每一幅图像都是对个体眼中狭小世界的不准确的微观抽象，又任由另一个个体、另一个种群对信息进行开放性的解读，因而信息是晦涩的、模糊的、多译性的。这里并不存在一个中心化的编码系统，也不存在统一的解码方式。于是，这是一个时间高度私有化、空间高度异质化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区隔的时空。第三个标志性事件是文字的发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群居空间扩大，政治体系也初步确立，图像因其模糊性已不能满足人类更高强度社会交往的需求，信息和意义的传输需要被明确化，于是文字应运而生。文字是语言的身体，文字的出现使得语言可以被视觉直观，更利于传播；语言的可编码性也大大增强，推动语言系统更趋复杂和完善。文字系统不再像过去图像符号那样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而是具备相当的确定性，意义、言语、解释之间的关联被一个个具体的文字符号框定，成为由理性支撑的点位。作为一种强力的信息和意义载体，文字极大增强了人类信息和知识经验的传播效率，在时间、空间的公共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为强势文明的扩张提供了动力。文字真正造就了人类的历史意识、时间意识。文字产生以前的所谓历史，通常以诗歌、史诗形式口口相传，通过这种语音传播的方式不可能将它们传到距离很远的地方，传播中信息也往往失真，而且随着人们的代际更迭，过去发生的事情很难得到可靠的记录，即使有记录也往往只是唯一版本，这样的历史并不能帮助人们积累知识。而有了文字以后，过去发生的事情被记录在文字里，通过考古还能够得到更多历史版本，于是，过去这一时间维度也即历史真正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历史藏在文字里，解读历史释放的是丰富多彩的可能世界，是可供借鉴的时空经验。第四个标志性事件是时钟、地图、时刻表的发明。它们是时间、空间被标准化、公共化的标志，是自然科学和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现代世界的特征。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的时空特征作了细致的研究。“所有的前现代文化都有计算时间的方法但是，很显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计算，总是把时间与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通常是不精确和变化不定的。如果不参照其他的社会空间标记，没有人能够分清每天的时间。什么时候 一般总是与 什么地方 相联系，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14或者是由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来加以区别。”415时钟的发明，使得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它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的统一尺度，这种尺度如今早已将全世界范围内的时间标准化。地图则体现的是空间的虚化。“在前现代社会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 在场（presence）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 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 可见形式 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416至于时刻表的发明，它体现的是对时空秩序的规划。比如一张火车运行时刻表可以表明火车未来什么时间到达什么地点，它是一种对未来的许诺，乘客和货物根据这种许诺被纳入复合调整的时空隧道。时间、空间的虚化和相互分离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机制，带来生产力的不断飞跃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一系列现代性问题。由于时空虚化、时空分离，时间、空间都成为独立于人的直接生命体验的、可依照外在的特定目的（可以是少数资本家的目的，可以是某些强权者的目的，也可以是某些技术精英、知识精英的目的，总之不会是一种普通大众的、普惠性的目的）规划和配置的东西。这种中心化的、技术主义的时空配置方式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力，现代性的丰硕物质成果正建基于此。但是，这一进程也逐步把人类引向一种虚拟化、脱域化的生存状态。原先熟人社会里对人的信任转变为对基于理性计算的庞大社会系统的信任，“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信任模式，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是建立在对 知识基础 的模糊不清和片面理解之上的”。424没有人真正理解科学技术的可靠性，没有人真正全面地掌握现代社会运作的逻辑，但所有人都被绑架在现代性这趟不知驶向何方的高速列车上。社会信任的基础走向瓦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便利了，但心灵的距离却更远了，人类面临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窘境；感受力的丧失、社群意识的淡化、心灵空间的收窄，都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人类社会长期演化中培育出来的各种传统、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在被连根拔起。（三）基于数字重建时空与生命的统一的可能将时空拉回到现在，我们会发现自己仍身处“现代性”之中，但正在迈向“后现代”，这一“后”意味着“超越”和“转机”。带来这一转机的是人类生存的彻底、全面的数字化。如果我们延续上述思路为当今时空寻找一种标志性媒介的话，那它无疑是数字。数字重塑时空、重塑人性的预期，极其强烈地影响着我们此刻的行动。数字实际上远非新事物。从媒介历史来看，数量表达无疑是一种语言，数字符号无疑也是一种文字，时钟、地图、时刻表也无疑是数学思维的产物；从思想史来看，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就已开创数学形而上学，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也正是数学物理学。我们一直处在不同形式数字逻辑的强力影响之下，但数字真正取得它的统治地位却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只是到了 21 世纪，数字才不只作为世界的抽象本质而是作为世界本身显现出自身。数字时空的出现依托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自 20 世纪末信息革命兴起以来，不过短短几十年，人类就已经置身于数字化的海洋，社会管理和社会生活全面数字化，数字融入到每个人的基因里。人作为数字时空的结构环节，作为数字本质的揭示者，成为数字生命。在数字时代，人的存在有四种位格形式。作为线上的你有两种位格形式：一种是美国学者埃里克 查尔斯 斯坦哈特在 你的数字来生 一书中所讨论的被作为一个程序上传到云端的你，当这个文件运行时，你便以数字形式逼真地存在着；另一种是不同的机构根据从社交媒体等获取的你的信息，通过特定的算法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整合出一个你。作为线下的你也有两种位格形式：一种是身处数字时代的你；另一种是在不久的未来，可能被复制到某台超级计算机，或者是所谓“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非历史学的年代概念，而是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其命名本身就突出表达了人的历史理解的时间性三维结构。如今我们身处“现代”，但“后现代”或“超现代”的“未来”时间维度却提前到来，迫使人们积极思考和行动以抢占未来时空。原文为：“There are some possible future human civilizations in which any human brain-process can be perfectly recorded from birth to death,millisecond by millisecond,at the biomolecular level of detail.”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15某个生命有机体上的你的意识。当然，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的数字生命是指身处数字时代的你。数字技术正在模糊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甚至将虚拟转化为现实的延伸，生成了与物理宇宙共存的平行宇宙。平行宇宙丰富了生命的意义，人可以在平行宇宙间随时切换，在异质的时空中自由腾挪。数字技术使人获得上帝般的力量，让人头脑中所想可视化地即时实现。我们看到，在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中，风险的因素和转机的因素并存。一方面，它们依然可能是吉登斯所揭示的数字时空逻辑的延续和强化，数字作为技术手段被既有权力结构垄断而宰制人，人并没有因为技术的便利而更加自由；时空分离的问题也在功利计算思维的统治下进一步加剧，数字时空与生命相外在。但另一方面，当人类已经普遍注意到危机的存在并试图消除它时，就可能出现转机。近年来人们依托数字技术，努力探索人类社会新的连接方式，“区块链”“去中心化”成为科技前沿乃至公共讨论的焦点，它们有望颠覆传统的权力结构，把人们从数字霸权的宰制中解放出来。基因工程、物联网等大数据工程的扎实推进，使得整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取代旧神连接世间万物的超级数字大脑正在生成。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也已取得重大突破，这将进一步模糊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虚拟”或将不再作为本真的遮蔽，而是变成真正的“现实”，为重建人与时空的亲密性，重建人的归属感提供了契机。生命时空辩证法的合题已经初步明朗化：正题：基于生命的源始时空统一反题：基于无灵魂肉体的时空分离合题：基于数字生命的时空统一在正题阶段，人的生存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狭小的活动空间将人束缚在具体事物的周围，时间感的产生依赖于对空间内事物的观照，这是一种源始的时空统一。此时人已初具灵性，肉体的愚钝开始被打破，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肉体被禁锢，人的欲望尚未被充分释放。这是处在幼年期的天真懵懂的人类。在反题阶段，超越肉体的限制，获得征服自然的强力是主线。这是一个以交付灵魂来换取力量的过程，肉体的欲望被充分释放，但灵魂逐渐失去安置自身的合理位置。体现在历史进程中，是科学技术登上知识的神坛、西方工业文明席卷全球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扩张。在机械论唯物主义中，灵魂变成某种物理原子，人作为原子服从物质的机械法则。时间、空间从人的本真生命体验中被抽离出来、被虚化、被标准化，成为异己的时空。这是人类的青年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向外探索，事业有成，却背土离乡，身心疲惫。在合题阶段，主线则是回归对灵魂的观照。前一阶段人类过分发展生存的手段，却没有同步修正自身的目的，因而数字异化为宰制人的工具。如今，在前一阶段得到充分发展的物质基础上，万物的数字化连接已成为现实，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肉体和外在资源的限制，专注于对自身灵魂的观照。此时的灵魂已经是一种数字灵魂，数字不再作为工具，而就是目的本身。此时的时空完全与数字同构，完全出于人自身的目的，人与时空基于数字而重回统一。这将是人类的成熟期。这一合题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使用数字技术。人与时空的连接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越发紧密，原则上我们可以拥抱任何一种技术，不必因畏惧不可控的未来而裹足不前。我们要抵制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异化。我们要适时调整我们的目的，防止人的生命属性被异化的外在时空劫持，从而建立人与时空本真的统一。三、真理、生命的分离与统一当我们论及本真的时空与异化的时空时，就已将真理置于视野当中了。真理主宰生命、无处不在，又难以把捉。且无论我们是否觉察，追求真理的行动已经被赋予了道德上的优先性和神圣性。我们寄望于通过对数字生命之真理的探求来揭示和应对当代人面临的生存问题，仿佛当人类完全将自身交付给数字，就能获得像上帝一样的强力了，数字生命便与真理相同一了。但数字真理能回应我们的期待吗？我们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感受到与真理的切近统一呢？如果真理本身已被遮蔽，我们寄予厚望的数字真理又如何才能跳出传统的窠臼呢？这需要我们反思传统的真理观念并追问真理的本质。（一）真理作为知识证明的根据西方哲学自古把真理与存在相提并论，认为存王清涛，娄丙功：数字时代时空、生命与真理之思116在即事情本身，真理即对存在之事情本身的领会。巴门尼德首次将存在与听取着存在的领会即把握在思维中的真理“同一”起来。他说：“存在与能被思维是一回事。”人作为能领会存在者、能思维者，由事情本身所引导而追问真理，由此开辟了以真理为导向的西方思想道路。能领会存在之真理虽是普遍之人性，但以真理为导向却是西方独有的思想道路。这是一条知识论形而上学的道路，今日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皆循此道路走来，并且受科学世界观的影响，现代人的思想早已深刻地被知识真理所形塑。言及真理，人们从常识观念出发首先想到的是科学的知识、可靠的知识、有根据的知识。追求真理之路之所以会发展出知识论问题，与真理寻根溯源、要求证明的本性是分不开的。我们不妨从人们对真理的常识理解入手来解说这种特点。一般认为：1.真理是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它由全部正确命题（判断、陈述）构成；2.命题的正确与否要通过证明（即推理）才能判定，唯有通过了证明，命题才有“根据”，才获得其正确性的“充足理由”，才可“理”解，才有“意义”；3.证明的方法则是看命题与其对象是否“符合”。证明的最小单位是命题（判断、陈述），命题是对事实世界的描述。命题可分为判断式命题（即假说、综合判断）和形式命题（即逻辑、分析判断），相应地，证明可分为假说内证明和形式内证明。形式命题及其证明构成了关于形式的知识，逻辑学、数学是其突出代表，它们是思维的规律，具有先天的可靠性；判断式命题是人类后天经验的表达，扩展了知识的范围。将两者结合，即是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既保证知识的必然有效性，又保证知识的经验可扩展性，构成了确实可靠的科学知识的整体。如若我们继续追问形式命题（分析判断）的先天可靠性的根据为何，康德的回答是，人类作为认识主体，普遍拥有时间、空间两种先天的感性认知形式。人类会把感性认知形式加诸客体，因而所把握到的客体就其形式而言是一致的，形式命题具有普遍有效性。如若我们再继续追问形式命题与判断式命题结合而为可靠知识的根据，也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根据，康德的回答则是，先验自我的先验统觉将概念范畴必然地运用于客体，先验统觉是一切概念范畴普遍有效性的根据。康德的先验哲学可以说是认识论哲学的最高成就，康德最终把世界的统一性根据也即知识的可靠性根据托付于先验自我，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有效性提供了极为详细的证明。我们这里不讨论这种证明是否充分，从其证明过程就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真理体系寻找根据、要求证明的特点。真理体系这种寻找根据、要求证明的特点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也深刻融入人文科学领域。物理世界经验的可决定性、可推导性延伸到社会形态、意识形态中同样适用，只要它有“根据”，只要它能够通过理性法庭的公开审查证明即可。于是，人们可以用几何学导出伦理思想，用透视法表达艺术经验，用神经科学解释意识活动，用人性假说设计社会制度，用数字统计建构评价体系。现代人视若生命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亦是根源于真理文化的可证明性和可理解性，因为在证明体系下，违背社会公义的个别目的是藏不住的，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可证明的范围内决定相信什么，每个人都被要求为自己的行为的价值合理性和合法性作出证明。基于普遍的个体理性，现代民主制度就被确立了。因而真理不仅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据，也是人类社会人文知识的根据，是价值的根据；不仅知识的正确与否依赖真理标准，社会生活的善恶应否也依赖真理标准。现代文明的整体结构都建基于可证明的知识真理之上。如果真理之路只是专属于西方的独特思想道路，那它与其他文明本无高下之别，但凭借伴随求真过程而衍生出的知识生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