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父母的互倚及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pdf

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父母的互倚及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李祖儿1,2侯金芹3陈祉妍1(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49)(3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心理与特殊教育研究所，北京100088)摘要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互倚理论探讨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在父母间的互倚与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使用问卷法对 388 对小学生父母进行调查。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1)父母的主体效应显著，即父亲和母亲的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均正向预测自己对子女的严厉管教；(2)仅父亲的客体效应显著，即母亲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正向预测父亲对子女的严厉管教；(3)父母的组合效应显著，即父母亲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均强化对方代际传递的主体效应；(4)上述部分关系受子女的性别调节，母亲的主体效应在子女是男孩时强于子女是女孩时，仅当子女是女孩时，母亲的组合效应显著。研究发现严厉管教代际传递在父母间呈现非独立互倚模式，且这种代际传递受到子女性别的调节。关键词严厉管教，代际传递，主客体互倚模型，性别差异。分类号B8441引言管教是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父母表达爱和规则的常见教养方式，强调家长对子女的监督、指导与合理限制，有益于儿童青少年发展(Chao,1994;Wang&Supple,2010)。而严厉管教(parentalharshdiscipline)是以“打骂”为主的消极教养方式。“打”通常被定义为“体罚行为(corporalpunishment)”，是指父母对子女使用肢体暴力、用物理或武力的方式攻击或控制子女，使孩子感到疼痛但并不会造成严重肢体伤害，如打屁股、扇巴掌、推搡等；“骂”通常被定义为“心理攻击(psychologicalaggression)”，是指父母通过言语或象征性的攻击行为对儿童实施的心理上或情感上的拒绝，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情感虐待(emotionalabuse)(Strausetal.,1998)，如用粗暴的语言对子女进行呵斥、诅咒、贬损、否定和打击，使其感受到恐惧或害怕，借此阻止、控制或纠正子女的某种行为(Straus&Field,2003)。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严厉管教方式虽能起到少许教育作用，但在更多方面无益于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反而会导致社会适应问题(Gershoff,2002)。同时，中国社会对针对未成年人的严厉管教行为，如心理攻击和体罚(非严重身体虐待)等行为容忍度相对较高(Wongetal.,2009)，有些家长甚至认为严厉管教是育儿的有效和必要手段。例如，一项在华南地区的大样本调研发现，在过去半年内，36.8%的青少年报告了被父母体罚的经历，47.0%的青少年报告了被父母心理攻击的经历(Renetal.,2023)。家庭是儿童青少年最重要的生活环境，严厉的管教方式无疑会增加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水平，这些压力会增加未成年人产生行为、认知和情绪障碍的风险，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产生即时的、短期的和长期的消极作用，其破坏性影响会延续至成年期至毕生(Gross&Keller,1992;Jaffee,2017)。然而，相比于围绕严厉管教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鲜有研究关注严厉管教的成因。“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是父母严厉管教的成因之一。Belsky(1984)认为，决定父母教养方式最重要的前置因素是父母的发展历史，即父母的儿时经历。具体而言，相较于那些儿时没有或较少被父母严收稿日期：2023072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SH099)。通讯作者：侯金芹，E-mail：；陈祉妍，E-mail：。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4，22(1)：9399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DOI：10.12139/j.1672-0628.2024.01.01393厉管教的个体，那些儿时更多地遭受严厉管教的个体在为人父母后更可能会对子女实施严厉管教(Schelbe&Geiger,2017)。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观察和模仿儿时所遭受的严厉管教经历进而习得严厉管教方式并在可能的场合表现出来；社会信息加工模型认为儿时的经验会被个体内化为一种认知图示，在为人父母后表现出来(Milner,2003)。实证研究同样支持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且代际传递效应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心理健康或人格特征等因素后仍然存在(Ertemetal.,2000;Thornberryetal.,2012;Widometal.,2015)。过往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通常从个体层面展开，即以父亲或母亲作为分析单元研究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然而这种思路忽视了家庭中最基本的合作育儿特征：在大多数家庭中父亲和母亲是合作的育儿团队。参考家庭系统理论(familysystemtheory)(Cox&Paley,2003)和互倚理论(interdepen-dencetheory)(Kelley&Thibaut,1978)，父母双方在育儿实践中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对方的教养中，呈现出非独立的(non-independent)模式。也即，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不仅发生在父亲或母亲个体内，还可能发生在父母间。以成对父母为分析单元可以发现父母之间的角色差异。例如，有研究发现父母的心理攻击具有代际传递效应，但仅母亲心理攻击的代际传递性随着父亲心理攻击水平的增高而降低(刘莉等,2011)。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的严厉管教均有代际传递效应，但仅母亲的儿时受心理攻击经历能预测父亲当下的心理攻击行为(宋占美等,2020)。综上所述，以父母为分析单元有助于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加深对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认识。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interdependencemodeling,APIM)是用以解决成对数据的分析策略(Kenny&Ledermann,2010)。个体预测变量与自身结果变量的关系被称为主体关系(actorassociation)，与对方结果变量的关系被称为对方的客体关系(part-nerassociation)，其中客体关系因强调成对关系中的非独立性而较主体关系更值得关注(刘畅,伍新春,2017)。另外，双方共同特征的组合(即关系内两人预测变量的交互项)对各自结果变量的预测效应被称为组合效应(combinationeffect)，其本质是一方的预测变量对另一方主体关系的调节效应(Wickham&Knee,2012)。例如，儿时被严厉管教过的父亲既可能会严厉管教子女(主体关系)，还可能允许或鼓励母亲用类似的方式去管教子女(客体关系)，甚至其儿时受严厉管教的经历还可能增强母亲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组合效应)。例如，宋占美等人(2020)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检验了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成对关系，结果支持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在父母间存在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然而，组合效应在过往研究中尚未得到关注。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可能会因子女性别而异(Belsky,1984)。一方面，男孩通常更多地出现外化问题行为或学业问题，因而男孩的父母比女孩的父母有着更多的管教需要(Xingetal.,2021)，而儿时有被严厉管教经历的父母更易被激活关于“严厉管教可满足管教需要”的认知图式(Rodriguez,2010)，以至于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在男孩父母身上更容易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普遍认为男孩比女孩更需要也更可以被严厉管教来约束行为问题(McKeeetal.,2007)，这种性别社会化的差异同样能激活父母对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的认知图式(Wang&Liu,2014)。然而，以往关于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研究却鲜有对子女性别产生的差异进行探讨。综上，本研究将以父母成对数据为分析单元考察严厉管教在父母间的代际传递以及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首先，检验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效应，包括主体关系、客体关系和组合效应(见图 1)。根据以往研究，研究假设主体关系显著，即父亲或母亲的受严厉管教经历正向预测自己对子女的严厉管教；客体关系显著，即父亲或母亲的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正向预测对方对子女的严厉管教。其次，考察组合效应，即父母一方受严厉管教的经历是否会强化另一方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主体关系。考虑到本研究是首次考察组合效应，因此不做具体假设。最后，检验子女性别在上述关系上的调节作用，依据男女自然属性差异及性别社会化差异，研究假设上述关于父母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主体关系、客体关系和组合效应在男孩家庭中比在女孩家庭中更为突出。2研究方法2.1被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于 2022 年 5 月邀请广东省东莞市某小学的 1131 名一至五年级小学生的家94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2卷长作为研究对象。在获得学校知情同意后，由班主任通过家长微信群邀请小学生的父亲和母亲参与网络问卷调研。共收到来自 745 个家庭的 486 名亲生父亲和 647 名亲生母亲的问卷。通过匹配学生学号，得到 388 对父母的有效数据，且均为非离异状态。儿童的整体平均年龄为 9.271.24 岁，男生占比为 57%。父母亲的平均年龄分别是 38.533.85 岁和 36.633.51 岁，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为 87.9%和 72.2%。受严厉管教经历(母亲)受严厉管教经历(母亲父亲)受严厉管教经历(父亲)严厉管教行为(母亲)严厉管教行为(父亲)图1严厉管教在父母间代际传递的假设模型2.2研究工具2.2.1受严厉管教经历选取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CTSPC)中文修订版(Leungetal.,2008;Strausetal.,1998)中的 2 个体罚行为条目和 2 个心理攻击条目作为研究工具。父母亲回忆自己在成年以前做错事或和父母发生冲突时被父母体罚或心理攻击的经历。量表采用5 点计分，0 代表“从不”，4 代表“总是”，个体在 4 个条目上的总分被计为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的得分，取值范围为 016 分，分值越高表示儿时受严厉管教的经历越多。在本研究中，父母亲的信度系数均为 0.80。2.2.2严厉管教行为选取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CTSPC)中文修订版(Leungetal.,2008;Strausetal.,1998)的 4 个体罚行为条目和 4 个心理攻击条目作为研究工具。父母亲报告自己在近一年内对子女实施体罚或心理攻击的经历。量表采用 5 点计分，0 代表“从不”，4 代表“总是”，个体在 8 个条目上的总分被计为当下严厉管教行为的得分，取值范围为 032 分，分值越高表示严厉管教子女的经历越多。在本研究中，父母亲的信度系数分别为 0.85 和 0.87。2.3数据处理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采用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初步分析，使用 Mplus7.0 进行 APIM 分析。3结果3.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由于父母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和当前严厉管教行为均使用 CTSPC 测量且为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当把受严厉管教经历的条目和严厉管教行为的条目视为单因子时模型拟合不佳(2=1754.20,RMSEA=0.124,CFI=0.628)，而把受严厉管教经历的条目作为单因子、严厉管教行为的条目视为单因子建构双因子模型时，模型拟合达到可接受水平(2=559.24,RMSEA=0.058,CFI=0.922)。结果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3.2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除父亲的受严厉管教经历与母亲的所有变量相关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外，其余变量两两显著相关。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的受严厉管教经历相当(t=0.52,p0.05)。以儿童性别为组间变量，父亲和母亲为组内变量进行 22 混合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内变量的主效应不显著，父母之间严厉管教行为无显著差异(F=3.09,p0.05)，而组间变量的主效应显著，父母对男孩的严厉管教行为要多于女孩(F=14.06,p0.001)，交互效应也显著(F=4.91,p0.05)，具体表现为相对于父亲(M=12.77,SD=3.78)，母亲对女孩实施更多严厉管教(M=13.75,SD=4.45;t=2.89,p0.05)。儿童的年龄、父母的年龄和学历与父母严厉管教行为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rs=0.060.06,p0.05)。表1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变量MSD1231.母亲受严厉管教经历7.202.772.母亲严厉管教行为14.204.390.39*3.父亲受严厉管教经历7.302.710.040.054.父亲严厉管教行为13.844.190.25*0.36*0.38*注：*p0.05，*p0.01，*p0.001，以下同。3.3成对分析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以父母受严厉管教经历及交互项为预测变量，父母严厉管教行为为结果变量，儿童的年第1期李祖儿等：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父母的互倚及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95龄、父母的年龄和学历为控制变量，建构如图 1 的模型。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2/df=19.59,CFI=0.960,RMSEA=0.040)。结果见图 2。主体关系上，母亲和父亲的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母亲:=0.37,p0.001;父亲:=0.37,p0.05)，而母亲的受严厉管教 的 经 历 显 著 正 向 预 测 父 亲 的 严 厉 管 教 行 为(=0.21,p0.001)；组合效应方面，父亲和母亲受严厉管教经历的交互项均能显著预测母亲和父亲的严厉管教行为，路径系数分别为 0.10(p0.05)和0.17(p0.001)，意味着组合效应显著。受严厉管教经历(母亲)受严厉管教经历(母亲父亲)受严厉管教经历(父亲)严厉管教行为(母亲)严厉管教行为(父亲)0.37*/0.52*/0.23*0.37*0.21*0.040.10*/0.01/0.25*0.17*0.29*图2严厉管教在父母间的代际传递注：虚线表示该路径的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子女性别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的路径额外报告男生样本和女生样本的路径系数，三个系数分别为总体样本、男生样本、女生样本；出于简洁的需要，未呈现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路径及响应的系数。3.4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显著2(8)=24.72,p0.05,CFI=0.076,RMSEA=0.036。性别差异体现在两条路径上，其一是，母亲主体关系的性别差异显著 2(1)=11.23,p0.05,CFI=0.047,RMSEA=0.018，具体而言，相对于女生，母亲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主体关系在子女为男生时更强；其二是，母亲的组合效应上性别差异显著 2(1)=4.24,p0.05)，在父亲受严厉管教经历较多时母亲受严厉 管 教 经 历 显 著 预 测 自 己 对 女 孩 的 严 厉 管 教(b=0.33,p0.05,CFI=0.003,RMSEA=0.002。相较于母亲受严厉管教经历较少时(b=0.35,p0.01)，在母亲受严厉管教经历较多时，父亲受严厉管教经历更能预测自己对子女的严厉管教(b=0.79,p0.001)，见图 4。2.01.51.00.500.51.01.52.0低母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母亲对女孩的严厉管教行为低父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高父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高母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图3父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调节母亲对女孩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3.02.01.001.02.03.04.05.0低父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高父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父亲对子女的严厉管教行为低母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高母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图4母亲受严厉管教的经历调节父亲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96心理与行为研究第22卷4讨论在 Belsky(1984)的教养过程模型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代际传递的视角考察了父母儿时受严厉管教的经历对当下严厉管教行为的影响，尝试回答“为何小时候被严厉管教，为人父母后可能会严厉管教自己的孩子”这一问题。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互倚理论的观点，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验证了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在父母间的非独立性，尤其是创新性地对组合效应进行考察，不仅拓展了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的应用，还更多地探讨了父母间的非独立性。同时，研究还发现了父母间的角色差异和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支持了教养过程模型中父母发展历史和儿童特征联合影响父母教养的观点(Belsky,1984)，拓展了对严厉管教成因和前置因素的认识。4.1严厉管教代际传递在父母间的互倚模式研究发现严厉管教存在代际传递，儿时被严厉管教的父母更有可能在养育过程中对子女同样施以严厉管教，说明被严厉管教经历是父母严厉管教子女的前置因素之一(Schelbe&Geiger,2017)。其次，研究发现了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在父母间的非独立互倚模式与父母角色差异。一方面，母亲被严厉管教的经历能预测父亲的严厉管教行为(父亲的客体效应显著)，但父亲被严厉管教的经历却无法预测母亲的严厉管教行为(母亲的客体效应不显著)。这一发现回应了家庭教养中父母合作育儿的非独立特征，尽管父母亲参与教养的方式或程度不同，但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活动是彼此卷入的。研究也强调了父母角色的差异。在当下的家庭社会分工模式下，母亲通常比父亲更多地投入到对子女的教养活动中，甚至存在母亲守门(maternalgatekeeping)的现象，即母亲管控和卷入父亲对子女的教养行为(邹盛奇等,2016)。那些被严厉管教过的母亲可能会不干涉甚至支持父亲实施严厉管教，而未受过严厉管教的母亲则可能不同意或阻止父亲的严厉管教行为。基于此，本研究将严厉管教的成因从聚焦在个体内展开讨论迁移到父母共同育儿的角度，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本研究考察了严厉管教代际传递在父母成对关系中的组合效应，即当父母一方儿时受严厉管教的经历越多，则另一方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性更强。这一思考是对以往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研究的推进(宋占美等,2020;Niuetal.,2018)。研究发现若父母双方均具有儿时被严厉管教的经历，则他们对子女施于严厉管教的风险更大。这一发现提示，以往仅考虑主体关系和客体关系不足以揭示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在父母成对关系中的复杂性，组合效应补充了成对关系中非独立性的理解(Wickham&Knee,2012)。具体而言，母亲儿时受严厉管教的经历既能直接预测父亲的严厉管教行为，还能调节父亲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关系(父亲的客体效应和组合效应均显著)；父亲儿时受严厉管教的经历未能预测母亲的严厉管教行为(母亲的客体效应不显著)，但可调节母亲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关系(母亲的组合效应显著)。这一发现说明母亲对父亲的影响大于父亲对母亲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当下中国多数家庭中母亲往往更具有“权力”，在教养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而父亲大多数是协助者和支持者(邹盛奇等,2016)，以至于母亲更多地卷入到父亲的教养中，而父亲则可能会以一些隐性的方式(如默许)卷入到母亲的教养中。4.2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还验证了子女性别在父母严厉管教代际传递中的调节作用。首先，当子女为男孩时，母亲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关系增强。这可能是由于 儿 童 特 质 是 影 响 父 母 管 教 方 式 的 因 素 之 一(Belsky,1984)。男女在生理上有自然属性的差异，以至于男孩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而引发母亲更多的严厉管教；男女性别社会化差异也提示社会普遍的行为常模认为对待男孩应更加严厉(Wang&Liu,2014)。其次，而当子女为女孩时，尽管母亲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的主体关系会减弱，但其传递关系会因父亲受严厉管教经历的增多而增强(组合效应增强)。这可能是因为那些儿时受严厉管教较多的父亲更加认同严厉管教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会认同或默许母亲对女孩的严厉管教。这些由子女性别驱动差异都表现在母亲代际传递的关系中，而父亲对子女的严厉管教行为和代际传递关系均不存在子女性别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母亲通常比父亲更多地承担子女的日常教养和照顾任务(Cuietal.,2016;Dayetal.,1998;Liaoetal.,2011)，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面临更多被激活的可能性和情境，因此仅母亲的代际传递效应体现出子女性别差异。本研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和互倚理论审视了第1期李祖儿等：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父母的互倚及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97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性，以父母成对数据为分析单元考察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严厉管教具有代际传递性的观点，并强调父母成对关系在此传递中的非独立互倚本质、角色差异以及子女性别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拓展了以往对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认识，鼓励未来研究和家庭教育指导实践更多地从父母共同养育的角度开展工作，同时要考虑到不同性别子女家庭之间的差异。但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虽然回忆式自我报告法是当下关于家庭教养代际传递研究的常用范式，但此方法可能干扰变量间的关系。其次，受严厉管教经历和严厉管教行为都采用父母自我报告方式且使用相似的测量工具，可能会高估研究变量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应考虑采用父母互评、子女报告或情境测验等方式以减少上述偏差。最后，研究虽从父母共同育儿的角度切入，却未考察父母个人特质、夫妻关系等影响共同育儿的因素(Belsky,1984;Feinberg,2003)，未来研究可将这些因素纳入，进一步考察严厉管教代际传递的家庭差异。5结论(1)严厉管教存在代际传递性，即儿时受严厉管教经历是当前严厉管教行为的影响因素；(2)严厉管教在父母间的代际传递呈现非独立互倚模式，若父母双方都具有儿时被严厉管教的经历，则他们对子女施于严厉管教的可能性更大；(3)严厉管教在父母间的代际传递效应与当前子女性别有关。参考文献刘畅,伍新春.(2017).主客体互倚性的成对模式及其检验.心理发展与教育,33(1),105112.刘莉,王美芳,邢晓沛.(2011).父母心理攻击:代际传递与配偶对代际传递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进展,19(3),328335.宋占美,王芳,王美芳.(2020).学前儿童父母严厉管教的代际传递:基于主客体互倚性模型的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8(3),556560.邹盛奇,伍新春,刘畅.(2016).母亲守门员效应概念结构、理论解释与研究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4149.Belsky,J.(1984).Thedeterminantsofparenting:Aprocessmodel.ChildDevelopment,55(1),8396.Chao,R.K.(1994).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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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sychology and Special Education,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Beijing 100088)AbstractBased on the family system theory and interdependent theory,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arental interdependence and themoderatingeffectofchildsgenderonthe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harshdiscipline.Aquestionnairesurveywasconductedon388pairsofschoolagepupilsmothersandfathers.Actor-partnerinterdependencemodelinganalysesrevealedthat:1)Theactorassociationsweresignificant,thatis,mothersandfatherswhohadmoreexperiencesofbeingharshdisciplinedinchildhoodengagedinmoreharshdisciplinarybehaviorstowardstheirownchildren.2)Onlyfatherspartnerassociationwassignificant,thatis,mothersexperiencesofbeingharshdisciplinedinchildhoodpredictedfathersharshdisciplinarybehaviors.3)Thecombinationeffectswerealso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