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学概论谈起.doc

(完整版)从教育学概论谈起从 教 育 学 概 论 谈 起实业总公司教育培训中心 译者提示： 译者翻译的日本东京大学堀尾先生的这篇论文，中心思想是阐述了教育学理论同教育实践的关系.堀尾先生谈的是教育，但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探讨中，我们也可以从中抽象出共性的普遍真理。译者甚至以为，其中的某些观点与毛泽东的实践论,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有一定吻合之处。自然，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搞好教育培训工作可以做为他山之石,但对于搞好其它工作也不无借鉴之处。本人就职于东京大学教育理论系,担任教育学概论的教学工作。我认为教育学概论这一论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论题，搞好这项工作的研究,对于指导教学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回忆当年，我在大学学习教育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师胜田守一先生曾在教育杂志1954年6月版中发表过题为关于教育理论的反思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阐述:“对于教育理论之贫乏，教育实践者们发出呼声已经很久了。而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却在热衷于抽象的论述和对于外国教育理论的研究，在这些问题的表面上漂浮着而不愿沉下去.换句话说，这些理论是浮在教育实践上的空中楼阁，是不切实际的空洞理论，不能回答教育实践的问题，更不能指导教育实践.这种对于教育理论现状的批判的呼声,从教育实践者那里，在不断地强烈地发出着。胜田先生本人做为一个教育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于受到教育实践者铺天盖地批评的现行教育学理论，今后该怎样构筑，做为自己一生研究的课题，并对这一访日一无是处地不断的探索。附带说一下,这篇论稿收在胜田先生最早的遗稿集教育与教育学中(1971年岩波出版社出版）。胜田先生在同一时期的其它论文中还讲了下面的观点：“对于教育科学的研究，对于人们向着人性的信赖，以及使得人类更称其为人类的精神，起着支撑的作用。我们虽然没有以教育科学做为一门技术而感到不体面，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进一步以它做为一门纯粹科学而自豪。我们面临的现实的教育问题和教育实践问题,总而言之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我们正在不断探求的科学理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探求这个科学理论的精神,很明显就是要实现一个价值，即实现人类价值。实现这一要求的教育科学研究，即使在其它研究领域可以做一些短暂逗留,但至少它的实践性却是刻不容缓的,它不能老是漂在理论上,也不能老是停留在其它领域中,它必须尽快地走到教育实践中去。”(教育的概念与教育学,教育学青木书店1958年收录）胜田先生的这些论文发表的时候,我正在大学开始学习教育学。我把胜田先生看成是自己的导师，在此我要把如何将胜田先生治学精神做为自己的治学精神，以同自己内心的虚无主义做斗争的过程谈一下。我们谈到教育实践以及教育理论面向教育现实的有效性的时候，就会遇到怎样捕捉“教育实践”这一问题.早在三十年前，这个问题就是教育史学研究、教育科目研究、教育社会学这个“圆内三个向同一方向旋转的巴形徽记”式的教育科学论争的主题之一。那时,五十岚显先生提出如下的观点：把“对于含有有组织地政治、社会营造在内的人类养成中，所起的直接和间接作用”，称之广义的教育实践。把“教师对于学生有意识的作用名之为传统意义上教育实践,教育对象的研究多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实践为中心的。但是，他是把含有“所谓广义的教育实践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实践的关系”在内的总体做为教育实践来研究和阐述的。这里，把教育实践广义化的同时，首先它还是把传统意义的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做为目标.我们不难看出,其研究如果有助于实践的话，它是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认识来实现的.我就是在研究教育学前辈的理论的基础上,把前辈们争论和推动学问研究的方法,做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教育实践中，以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为轴心的一小时一小时的课堂活动，学级和学校中的人际关系，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联系,将上述内容进行整体性规定的政策，以及社会对教育所惯有的期待等等，上面所说的内容构成了教育实践的整体构造。按照这种整体构造，将这种实践对象化的研究（学的一方经营）也与教育实践的构造相适应，具有了自己的构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教育实践被狭隘地理解，于是有了以教授、学习过程的研究为中心课题的教授学、学校教育学，这些理论都成了传授教育学的中心内容.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教育工作做为社会问题来做,我们也都有了这样的共同视点，即从更广阔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视点来看待学习.相对于教育学而言,我们将其称之为教育科学，并将其从狭义教育学中分离出来。 说到教育学的有效性的问题，它首先指向的是被从狭义教育中分离出来的、暂且被称之为“教育科学”的、做为教育实践的教育学.这种所谓的“教育学”或曰“教授法”（pedagogy），它的的确确“是介于教育技术和教育科学中间的东西”，它的具体的科学的存在形态，必然是存在于教育实践之中。上面所谈的观点是都义先生的观点。我曾谈过如下的观点：“教育科学（=教育学）,它的最终的实实在在的体现不在书本里，也不在实验室中，也并不在教育学的讲义中，它只能在直接从事教育劳动的人们的精神中体现出来。按照我上述的观点，教育学的担负者只能由教师自身来承担,教师自身的作用是比任何人都重要的.外国教育家皮亚杰先生在指明教育学滞后于教育实践时，也曾经指出：“医学只能由医生担负起来，工程技术学只能工程师担负起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常识。那么，教育学也只能由教师承担起来，而别无其它。同时，在我国有关文件中也曾经指出：“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思路和设想，掌握有关学生的身心发展、心理以及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教育学说到底就是这样的科学.也就是说，构筑教育设想的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学问的实践。学问和教育（教育学和教育实践）构成了缺一不可一个整体.”从以上论点来看，教育学是以教育实践为对象的，同时它又在实践中生存、发展着。离开了实践这条根，在实践中不能发挥作用的所谓“教育学”,是不能称其为教育学的。“教育实践是探求问题实质，从中获得真知的唯一源泉，是对所有研究的结论有无价值的最终检验。也就是说，教育实践不仅是教育学的目的，是教育学的检验标准,也是是教育科学的源头之水。”都义先生的学说一针见血地做出这样的结论.以上所谈到的“教育学”，可以称之为“教授学”，也就是“实际教育学”，更准确地说，也可以称之为“教育实践学”。通过以上论述,我们期待着做为以广义的教育实践为对象的教育科学以至社会科学,通过对于对象批判性的研究，作用于教育关系的构造,或者说注入教育关系者以教育意识，以推动狭义的教育实践。下面，我想结合我自身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史来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当初在拙作思想中的关于国民教育中的“中立性问题（与胜田守一合著）这一章节中，有关人士要求我们在里面写一下教科书的审定问题，我没有对这个具体问题做直接回答，而是以之为前提，通过把国家和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自由”观念的内核放在历史中重新审视，来完成这项工作的。这就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对审定方法的批判。我并以此为头绪,完成了博士论文现代教育的思想和构造.并且，在对于“家永教科书”问题进行了裁判的杉本法庭，我两次结合国家和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本质等方面的教育自由原理，做为证据证言进行了阐述。我以为，这种证言本身,就是我在教育学方面的实践。这些证言或多或少给了杉本判决以影响,这一点比较一下判决文书和证言记录,就会其影响一目了然。前年，杉本先生本人在日本教育学会（大东文化大会）上，做为东道主校的校长，他在大会致辞中曾经说过：对我的证言表示震惊,也表示感谢.当然,那次判决的背景是，是因为有了与教育有关的人员、法学家、以及教师们的宝贵证言，也是因为有了法律援助带来的国民对教科书问题的关心。不能过重地估价了我的证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基于专业研究人员的研究在法庭上所做出的证言，的的确确对法庭的判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推而广之,它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对教科书的审定方法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于学校中的教育关系所产生的作用,也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些证言自身对于我来说，又是一次宝贵的教育学的实践活动。而且，对于学问研究来说，通过这样的间接媒介(裁决），不要说对于广义的教育实践，对于狭义的教育实践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围绕教师自主的研究集会的参加权和在学力考试裁决上的证言,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教育学方面的实践。此后，我在研究学生的发展和学习的基础上,研究了学生的发展权和学习权问题，切实地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断地使保护学生权力的思想更加丰满起来。这期间,我正值赴法国留学中,这次留学，也使我有机会积累了对学生问题的研究,并进而深入地进行了青少年发展教育学的研究.我所翻译介绍的德贝斯的教育的阶段一书（岩波书店出版），就是这种研究工作之一。说到上面所谈到的教育学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说它是可以非常直观地用于教育实践，并在实践中马上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做为家长、保育员、教师这些教育者，对于青少年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同教育机能的关系方面多一些真知灼见，不是可以端正我们对于青少年的目光，对于我们建立起对于孩子和教育的基本态势起着重要的作用吗？现在，我进一步把迄今为止的研究综合一下，将目光指向做为综合人类学的教育学的构筑，以推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说，以迄今为止的“发展和教育为中轴，把认识和行动的历史和社会的规律性、认知和行为的组合框架的问题组成一个构图,在这个构图中提出教育实践能够把握怎样的价值这个问题。首要的是，将其放在认识论的焦点上，把发展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结合起来，以这样的工作方法推进研究工作。在这种“学的构想中，比起对于教育实践的直接贡献来，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人们对“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发展与教育的表象”中，并且在历史和社会的框架中，进行深入的追问.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我们希望这项工作对于教师和父母这些教育者，在人类学和教育学方面认识的提高会有所帮助.就我的研究来探讨以上所说的专题，我们可以看出，就如同教育实践具备了构造一样，教育学理论也具备了构造。这样，我们就必须探讨各种教育理论和各种教育实践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探求的是整个教育学理论面向整个教育实践的整体有效性问题，而绝无其它。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在探索教育学的有效性时，由谁来判定其有效性？用怎样的尺度来判定其有效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至少应该有一点自知。通过对以上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我们追求的是教育学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从学问社会学的观点把教育学和教育现实的关系做为我们研究的问题。这样的话，乍一看，教育学（广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似乎有些落后,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它不恰恰正是站在人类研究的最前沿吗？包括上面我们所说的研究程序和观点在内,综合人类学中，成为教育学看法基础的立场和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它的重要性的研究中，以及教育学自身在综合人类学的远景构图中，我们将会发现,还会不断出现需要再构筑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