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doc

论文关键词：盈余管理 测度 综述 论文摘要：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盈余管理是一大重点。本文从盈余管理的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相关评价等方面因素等方面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评价。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现状，结合具体情况提出建议和改进方法。一、盈余管理的概念 盈余管理是近来会计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一直存有许多不同意见。Schipper(1998)将盈余管理定义为：“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程序，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些私人利益”；而Healy 和Wahlen(1999)的定义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及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Scott (2000)同样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利用会计选择权（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权和会计估计权）来扩大自己的效用或公司价值的行为。这些都是从盈余管理的动机角度来定义盈余管理的，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为企业或自己牟利而采取的一种欺骗公众的行为。我国的学者陈雪洁（2002）对盈余管理做出一下的定义：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为了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或迫于相关利益集团对其达到预期盈利的压力，在公认会计原则的框架下选择最有利的会计政策或控制应计项目，使报告盈余达到预期水准。二、盈余管理测度方法 实证会计认为，企业盈利（Earnings）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已经实现现金流人的盈利，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Cash From Operations），另一部分则是没有实现现金流入的盈利，由于这部分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但没实现现金流人，故称之为总体应计利润（Total Accruals）；由于现金流量是企业实实在在发生的，企业难以对其进行操纵，因此假定盈余操纵只能通过应计利润进行，但并不是全部的总体应计利润都能进行操纵，在总体应计利润各组成项目中，有些是按照现行会计规范强制处理的结果（如固定资产折旧额），有些则是利用现行会计选择的余地调剂、操纵的结果(如人为地提前确认收人和递延费用)。因此，按照总体应计利润的可控程度又将其分为可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和非可控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两部分。而盈余管理的测度多集中在对可控应计利润的管理，其主要方法是用“可控应计利润”来测度企业的盈余操纵程度。这就需要建立模型来评估总应计利润中的可控部分。有关可控应计利润常用的计量模型主要有希利模型（The Healy Model）、迪安吉洛模型（The DeAngelo Model）、琼斯模型（The Jones Model）、修正的琼斯模型（The Modified Jones Model）和行业模型（The Industry Model）。1、 希利模型（The Healy Model）这一模型假定：(1)企业各年的非可控应计利润是稳定的；(2)估计期企业各年的可控应计利润遵循随机游走的特点。因此，从长期来说，估计期各年的可控应计利润代数和为0。其中： 年非可控应计利润； t年总应计利润；T1, 2T，T为估计期的年数; 一事件期年份2、 迪安吉洛模型（The DeAngelo Model）这一模型假定：企业事件期前一年度的总体应计利润为事件期的非可控应计利润。1 2 3 下一页 3、 琼斯模型（The Jones Model）琼斯(1991)认为，希利模型没有考虑企业规模扩大对非可控应计利润的影响，。因此，琼斯假定随着企业营业收人的增加应计利润项目会自然增加：其中： 年主营业务收入与 年主营业务收入之差； 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年的总体资产； ， ， 系数 ， ， 由以下模型在估计期回归得出：其中： 总应计利润； 估计期年份； 残差； 系数4、 修正的琼斯模型（The Modified Jones Model）琼斯在计量可控应计利润时没有考虑盈余管理对主营业务收人的影响，因为信用销售收人增加额部分（收账款增加额）往往是盈余管理的结果，于是Dechow Sloan和Sweeney (1995)提出修正的琼斯模型为：其中： 年应收帐款净额与 年应收帐款净额之差；5、 行业模型（The Industry Model）行业各年的非可控应计利润是不稳定的。但是假定对特定行业来说，影响非可控应计利润的因素是一定的。其中： I行业所有非样本公司总应计利润的中位数三、对盈余管理测度方法的评价 我们可以通过适合性及检定力的比较来评估模型的执行情况。其中适合性是由模型产生的第一类错误（即错误拒绝研究样本不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来评定。经验证明，在激励可以确定的情况下，适合性不会引起未来的盈余管理，但却会以稳定的业绩来修正（Dechow，Sloan，Sweeney，1995）。而检定力的程度通常通过检验发生第二类错误（错误接受研究样本不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的频率来确定。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Dechow Sloan和Sweeney (1995)对上述五个模型的可靠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所有的模型5种模型都能成功探测盈余操纵。然而，盈余管理在经济上似乎合理的取值却造成了检测的低检定力问题。为了给盈余管理提供高检定力的侧度，他们对琼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在测试盈余管理的过程中，修正的琼斯模型（The Modified Jones Model）效果最佳，而迪安吉洛模型（The DeAngelo Model）效果最差。此外，他们还指出，如果盈余管理的分割变量与公司业绩相关，则所有的模型都存在潜在的低适合性。因此，对于利润和现金流量处于极端的公司，利用上述5种模型估计可控应计利润均存在系统误差。Guay 、Kothari和Watts (1996)对5种模型的评价与盈余管理的3个假设有关。他们把以往研究中的管理谨慎性作为基础，进一步确认了相互关联的3个假设：(1) 业绩计量假设，即管理者利用可控应计利润的目的是更好地计量企业的经营业绩；(2) 机会主义假设，即企业管理层操纵盈余的行为是基于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利用可控应计利润掩盖失败的经营业绩；(3)噪音假设。三位学者把盈余管理的3种假设放在一起考虑，认为可控应计利润在盈利中完全是噪音，既起不到机会主义目的，也起不到业绩计量目的。他们还认为，在业绩计量假设下，可控应计利润与股票报酬或者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在机会主义假设下，可控应计利润与股票报酬负相关；在噪音假设下，可控应计利润与股票报酬无关。然而，在这3种假设下，非可控应计利润始终和股票报酬相关，且相关性一致。于是他们把各种模型产生的可控应计利润、非可控应计利润同股票报酬回归，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则说明模型区分可控与非可控应计利润是成功的，否则模型则为失败。同时，回归结果也能证明盈余管理的3种假设哪一种正确。他们选定了一个有效的市场来评估这5个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希利模型（The Healy Model）、迪安吉洛模型（The DeAngelo Model）和行业模型（The Industry Model）在考虑到这3种假设的条件下接近于无效，特别是希利模型（The Healy Model）和行业模型（The Industry Model），它们只能任意的将总应计利润分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只有琼斯模型（The Jones Model）和修正的琼斯模型（The Modified Jones Model）能对可控应计利润提供可靠的估计。四、我国企业盈余管理模式 Aharony et al.(2000)研究了中国国有企业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模式，选取1992到1995年间全部的国内上市外资股（B股）和香港上市（H股）的国有企业，共83个样本，分成16个受保护行业企业和67个不受保护行业企业。通过研究IPO前后样本企业的盈余模式，作者发现了上市后的非保护企业的盈余出现了下降，并且统计上显著。非保护产业B股明显下降。保护产业的B股和非保护产业的H股稍微下降，而保护产业的H股并不明显。另外，作者发现自从IPO以后，非保护产业样本企业的应计会计的应用少了，而它们的经营现金流量增加了。总得来说，财务包装过程中的盈余管理取决于企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和上市地。证据还表明，非保护产业的国有企业可能应用应计会计去虚增利润。 Aharony et al.(2000)认为，财务包装是中国国有企业发行外资股的关键步骤。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更加市场化，尤其对国外投资者来说。这样就导致了国企会计和组织的变革，为了在IPO过程中吸引国际投资者许多国有企业只对外公布了它们的盈利部门，而把低效率和非赢利部门避而不谈。上市企业的财务报告也必须由收付实现制转换成应计制以满足国际会计准则。该文献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比如选取的样本太小，并且时间过短过于集中。这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机会，可以尝试采用不同的模型和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无独有偶，同年，林舒、魏明海（2000）在中国A股发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一文中检查了中国A 股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企业的盈利管理行为，作者考察了同一期间A 股上市公司的收益表现，检测到这些企业在IPO过程中存在增加收益的应计项目。具体来看，在整个考察期间内，样本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IPO 前2 年和前1 年处于最高水平，IPO 当年显著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业类公司在IPO 前后运用盈利管理手段大幅“美化”报告收益的结果。本论文的样本局限于资本市场发展的早期，由于上市公司的发行制度在1995 年之后已有了新的变化，盈余管理模式基于这些变化会做如何改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两篇对IPO盈余管理的文献都得出一致的结论，那就是IPO企业会使用盈余管理作为手段来包装其上市前的业绩，但在公开发行后，盈余管理的动机都不太明显。同时，这两篇文献都采用1995年前的数据，所以其一致性也有据可查。孟焰，张秀梅（2006）植根于中国的国情，认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越严重，关联方利益转移也就会越严重。因此选取了131个中国基础材料行业的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集团公司三大关联交易方式:关联交易销售、关联方应收款项、关联方贷款与大股东利益转移的关系,并对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年度差异，关系较为复杂。同时，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程度越高,资产规模越小，关联方利益转移程度越低。五、结束语 本文系统总结了国外检验盈余管理的方法和模型，并分析了不同的检验模型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缺点。到目前为止，各种实证研究结果对如何计量盈余管理还存在争议，尚未找到一个完善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因此，在应用这些方法时应充分考虑各种模型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必须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及其应计利润特征来选择合适的检验模型。随着对盈余管理研究的深人开展，可能找到更加合理的测度模型来检验盈余管理的存在性。目前国研究主要集中在配股与盈余管理、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等领域，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涉及甚少，未来的研究方向应当逐渐转向盈余管理与管理人员报酬计划、税收、公司治理的关系等新领域。盈余频率分布模型在国内得到普遍应用，而由于该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所以只能应用于特定的盈余管理动机，如配股融资过程中针对ROE的盈余管理行为。随着国内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深人，使用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和特定应计利润模型来检验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将成为必然选择，但是只有结合我国企业